宋太宗经略幽燕失败后宋廷文武矛盾的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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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于北宋兴亡》

唐宋往往并称，但是两个前后相沿的朝代却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幕——文武关系的严重失衡，文人的权力急速扩张，而武人的权力骤然紧缩。宋朝也因此成就了中国传统社会文治政府的典型。

《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是一部从“崇文抑武”视角系统梳理北宋治国实践、揭示北宋兴亡的宋史作品。“重文轻武”通常被认为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点，但实际上北宋一朝十分重视军队和军制的建设，有宋一代养兵高达126万，为中国历史上所少见，但是在处理文武关系上，北宋统治者却表现出“崇文抑武”的特点，并且一以贯之的执行了一百六十多年。崇文抑武国策的长期贯彻执行，虽然造就了北宋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但是也导致了文武关系的严重失衡。10—11世纪，北宋处在一个多国竞争的国际体系当中，内部文武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导致北宋无法应对多国竞争体系所带来的外部挑战，并最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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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时，太宗入宫虽然不过一年多，但帝位已得到极大的巩固，新朝法纪也已树立起来。就在同年的四五两个月里，又有值得庆贺的喜事发生：割据两浙的吴越王钱俶和盘踞福建漳泉地区的陈洪进先后献土臣服。

眼见太祖制定的“先南后北”统一方略中的平南任务业已完成，太宗便开始着手筹划第二步北伐的行动。可以说，一旦灭亡北汉并收复沦陷数十年的燕云十六州，不仅可以彻底解决来自北部国防线上的巨大威胁，而且在享受统一大业果实的同时，天子的威望也会如日中天，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直面天下，名垂青史。于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太宗与臣下商议了有关北伐的事项。

在当年十二月的一天，太宗亲临演武场，登上“讲武台”，观看了飞山营军士操练攻城机械——投石机和连射弩，史称：“上将伐北汉，先习武事也。”一时间，甚至连各州赶到京师准备参加科考的数千名举子们，也被暂时打发回去，以便朝廷专心于军务。

宋太宗像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初，太宗亲征北汉，大将潘美、崔彦进及崔翰以下诸将都加入了出征行列。在宋朝大军的猛烈围攻下，北汉防线如摧枯拉朽般被瓦解，太原城迅速暴露在宋朝大军投石机和连射弩的打击之下。据说当日攻城射手达数十万之众，数百万杆箭“顷刻而尽”，太原城头飞矢如雨。与此同时，猛将郭进利用地形优势，大败契丹援军。到五月初，太原终于被攻破，北汉国君刘继元投降。当战火硝烟逐渐散尽时，宋太宗在众多扈从的陪伴下踏入敌国都城，兴奋之下，他亲自写出了《平晋诗》和《平晋赋》等诗文，以纪念这意义非凡的日子。

北汉的迅速灭亡，使太宗获得了极大的鼓舞，极度兴奋之下又匆忙做出了乘胜攻辽取燕的决策。当时，朝廷大军在灭汉过程中虽大获全胜，但作战多日，将士疲惫，实已呈现强弩之末之势。所以，当听说天子的新决定后，诸将大都不愿继续出征，“然无敢言者”，只有殿前都虞侯崔翰支持这一行动，认为机不可失。于是，太宗亲率数十万大军从太原转向东方，向幽州进发。最初，沿途辽军守将及地方官纷纷开城投降，但当大军抵达幽州城下时，却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顿兵多日不能获胜。七月上旬，契丹援军赶来增援，双方遂在城郊高梁河发生激战。交战的结果是宋军全线溃败，太宗皇帝只得下诏班师。当时，为了止住军兵溃逃的乱势，太宗命令崔翰殿后弹压，才使军容稍整。据说，太宗在亲随护卫下，连夜逃跑，才免遭劫难。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宋军惨败的狼狈景象。

第一次北伐就这样结束了，北汉固然被灭，但与契丹交锋的失利却使大宋朝堂之上笼罩了一层阴影，而在围攻幽州时发生的一件事，更令太宗皇帝衔恨不已。

燕云十六州

第一次北伐幽州失败后，当朝文官集团的重要人物都开始对主动出征行动持反对意见。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年底，在杨业雁门关大捷的鼓舞下，太宗一度又想乘机攻打幽州，但当向翰林学士李昉和扈蒙等人征求意见时，他们都一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北方戎敌为寇的事自古就有，主动征伐固然指期可定，然而劳民伤财，不如养精蓄锐为上策。天子听罢深以为然，遂打消了再次北伐的念头。在结束强兵悍将为所欲为局面的形势下，新近崛起并掌握了朝廷大权的文官们，是不愿意再看到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到武夫们的身上，兵戈厮杀这样的事，既非其自身所长，也与自己长期遵循的以中庸与仁义为核心的儒术治国原则相距甚远。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执掌朝政的大臣们更喜好太平气象，而对北伐没有多少热情。所以文官们对天子抑制武人的行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不断出谋划策。

“将从中御”，可以说是太宗朝深化抑制武将举措的重要产物。太宗即位后，因对武臣们有更深的戒备心，遂逐渐干预甚至控制他们在战场上的一切活动，这在当时被称为“将从中御”。太宗在给出征大将设置监军的同时，赋予监军们更大的监督权，于是统军将帅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在天子手中。与此同时，太宗在每次军事行动前还亲自设计作战“阵图”，作为锦囊妙计授给将帅，借以控制武官的举动，其中最有名的是“平戎万全阵”。

雍熙元年（984年）前后，知雄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贺令图及其父向朝廷上奏反映：契丹国主已死，国母听政，大将韩德让专权，主幼无知，其内部动荡不安。因此，他们建议朝廷乘机北伐，以收复幽州。当时，文臣宋琪、李至等都反对主动出击，但太宗这一次却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而倾向于通过收复幽州等长城一线，来解决北部国防上一直被动不利的问题。

科举考试图

雍熙三年（986年）三月，在太宗一手策划下，朝廷大军兵分三路北伐。其中东路军主帅为曹彬，从雄州北上，直逼幽州；中路军由田重进任统帅，从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攻夺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西路军从雁门北上，攻击对方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和应州（今山西应县），这一路的主帅为潘美，副帅就是杨业。按照天子的意图，曹彬一路应缓师而行，以声言攻打幽州为诱饵将契丹主力吸引到幽州城下，然后由中、西两路军深入到幽州侧后翼，最终形成对幽州的合围之势，一举收复这座重镇。

但太宗君臣始料不及的是，辽国得到宋朝用兵的消息后，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反应，任命前次在幽州高梁河战役中大败宋军的将领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为统帅，征调国内各部兵马南下迎战；萧太后与少主则亲自坐镇二线，调遣军队作为后援；其主力设置于幽州一带，采取重点打击和各个击破的应战策略。可以说契丹人已做好了反击的部署。

形势既然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曹彬只得下令回师。结果，宋朝军队刚掉转头尾，辽军就立即追杀过来，东路北伐军顿时混乱不堪。骁勇、快速的辽国骑兵部队在大败曹彬指挥的大军后，又迅速转而向西，准备对另两路宋军实施打击。此时，太宗皇帝已获悉十万主力惨败东线的消息，惊惧之下，立即下诏中、西两路军火速班师。

第二次北伐全面失败后，太宗皇帝用兵的自信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当时，文臣中的当权者又对北伐进行了激烈的声讨，这就使太宗彻底放弃了主动进攻的战略，转而趋向全面防御的考虑。

二度北伐之后，抑武方针的继续深入贯彻，已使国家武装力量中的武将人员完全化为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队伍。太宗实在应该说是宋朝第一位好儒之帝，在他的大力提倡下，到第二次北伐活动结束之后，以提倡儒学为宗旨的文教事业已经兴盛，相比之下，只会挥动兵戈的帝国武官们则愈益受到冷遇和排挤，其作用和地位也越发遭到世人的轻视。曹彬、潘美这些早年曾领兵剪灭南方僭伪政权的大帅们，经过两次北伐的检验，已被证明无补于国事，只能令其尸位素餐去。而大批骁勇强悍的武夫们，也只有让他们在封闭的军营中消磨时光，以渐渐软化他们体内强烈的阳刚之气。太宗一朝，不仅武将渐渐感到无用武之地，受到朝野的轻视，即便是喜好谈兵，或性情尚武的文臣，也终于发现自己与朝廷乃至于自己承担的角色存在了距离，从而失去了大展宏图的机会。柳开就是这样一位代表人物。

太祖朝进士出身的文官柳开，是一名身心熏染了不少武勇气息的士人。他生于五代末年，其家乡河朔地区，自中唐以后由于兵火不息，民风颇为强悍，百姓习武蔚然成风。柳开虽出身富豪家庭，但受到当地风气的影响，也喜好谈兵舞剑，与豪杰交往。雍熙四年（987年），柳开回到京师，因为本性尚武，不甘心从事于地方文官的案牍琐事，于是来到皇宫门前向天子上书。在这封上书中，柳开声言愿效死北疆。

雍熙四年中，正是第二次北伐失败后的第二年，当时朝廷上下笼罩在一派恐辽的悲观情绪之下，契丹军队气焰嚣张，出没河朔各地，烧杀抢掠，根本无视宋朝驻军的存在。在这样的时刻，竟然有文官自愿上前线任职，太宗皇帝自然十分感动。于是，天子下诏：文臣中凡有懂武略、善兵器者，允许他们改换武职。

柳开来到河北后，积极从事武装组织活动，并向辽国展开了分化瓦解工作。经柳开察访后，获悉一名真定（今河北正定）籍的汉人白万德已做了契丹将官，麾下统领有七百多名边兵，他因家乡在内地，所以常与故里亲戚往来。柳开利用其亲属做他的工作，以裂地封侯的条件要求白万德做内应，以配合朝廷大军夺取幽州。在柳开劝说下，对方表示愿意配合。然而，当白万德在同年年底派使者前来约定出兵日期时，柳开却已被朝廷调任到南国的全州（治所在今湖南全州）任职，这一计划遂因一场人事调动而告寝。

以后，柳开虽然身上挂着武官的头衔，但依然做的是地方行政官的职事，并且长期在没有什么战事的内地任职。在不文不武的岗位中忙碌，岁月不知不觉已然蹉跎过去。值得注意的是，很有可能因为柳开性情过于豪爽，处理事情的方式又与寻常文人有较大的差异，所以他在地方做官时受到了不少的指责，以至于在当时竟流传有关他丧失人性的一些说法。有传说柳开在全州时经常传令将俘虏的蛮人押到宴席前，当着属官的面命令士卒剥取俘虏的肝脏，当热腾腾的、充满鲜血的人肝端上桌时，他竟用佩刀将人肝切割成小块，涂上食盐，然后饱餐一顿。以后，他改任知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仍然嗜食人肝，每听说邻州有罪犯被诛杀，立即就派健卒跑去挖取死者的肝脏。这些出自百年之后的记载，其真实性很令人怀疑，但类似的流散多年的传言，却反映了士大夫们对柳开的偏见，是何其之深。而他之所以成为人们眼中“性凶恶”的怪人，恐怕主要还在于他身为文士却尚武习兵的原因。

当天子在朝廷高扬“崇文抑武”大旗的时候，当大批儒臣在道路上将武将们的车马挤到狭隘的街巷里时，一个希冀用武功来立身、发展的文官，自然就是不识时务的倒运者。柳开真应该抱怨生不逢时，假若他能早生几十年或数百年，很有可能会成为名垂青史的儒将。柳开最后死于地方官任上，官衔不过是正七品的如京使，仅仅刚够得上中级武官的边沿。而与他同时科举入仕的同年们，在文官的道路上大都一帆风顺，有的已官居执政，有的也具有了封妻荫子的高位。在他们眼里，柳开实在只是一位举止可笑的人，其官运不佳，则为咎由自取。然而，柳开个人的不幸，已使大宋优秀的知识群体遗弃了传统的“投笔从戎”的观念，并通过他们承担的宣教天下的身份，将这种认识传播给广大社会，从而腐蚀了民族精神之中的阳刚成分。于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民谣从此唱遍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