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保守主義的思想之根：從伯克到柯克（上）

美國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最持久的民主實驗。

無論是，

外敵侵入或恐怖襲擊，

內戰或世界大戰，

大蕭條或經濟衰退，

總統暗殺或政治醜聞，

敵對文化或大眾媒體，

她都得以倖存。

它是世界上最強大、最繁榮、最令人羨慕的國家。

爲何美國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

是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嗎？

是她擁有一群勤奮、創業的能人嗎？

是她有幸具有地處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地緣優勢嗎？

或因其具有堅韌的國家意志力？

為什麼美國人享有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自由、機會和繁榮？

歷史學家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在《美國秩序之根》一書中，

給出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答案：

那是因爲美國

不僅是自由之地和勇敢者的家園，

還因爲

她享有秩序之下的自由（liberty）。

這個自由（liberty）根基根深蒂固，

它是近三千年前由希伯來人種下的，

他們體悟到

一種“在上帝之下具有道德目的的存在。”

此後希臘人以他們的哲學和政治自我意識，

鞏固了這個根基，

接著羅馬人用其法律和社會自覺，

滋養了這個根基。

此根基與，

基督教對人類責任與希望的理解，

以及對人類救贖的理解，

密不可分，

然後與中世紀的習俗、學術和勇氣，

結合在一起。

最後，

此根基被兩項偉大的法律和自由社會實驗所豐富，

一個發生在在倫敦，英國議會的所在地，

一個發生在費城，美國《獨立宣言》及和美國憲法的誕生地。

因此可以說

柯克的敘述可稱為五個城市的故事——

耶路撒冷、雅典、羅馬、倫敦和費城。

支撐現代保守主義思想的根源，是所謂“有序自由”（ordered liberty）理念。

讓我們來著重介紹兩位偉大的自由和秩序的捍衛者：

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他是18 世紀晚期的英國議員，

是美國權利的堅定支持者和法國大革命的堅決反對者；

和

羅素·柯克 (Russell Kirk)，

他的開創性著作《保守主義思想》(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年)

在美國“催化了一場自覺的、毫不掩飾的保守主義運動”。

還有兩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也值得我們討論：

法國歷史學家、《美國民主》的作者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和

英國歷史學家、著名的自由倡導者阿克頓勳爵 (Lord Acton)

他們構成了19世紀保守主義的知識橋樑。

埃德蒙·伯克

儘管相隔近 200 年，伯克和柯克享有很多共同點，

包括

對習俗和傳統的尊重、

對意識形態和激進主義的厭惡

以及對審慎政治及政策的信念。

伯克於1729 年出生於都柏林，父親是位成功的律師，但並不富有。

他在 15 歲時就讀於三一學院，成爲一名聖公會教徒。

他最喜歡的英國作家是

莎士比亞（Shakespeare）、斯賓塞（Spenser）和彌爾頓（Milton）。

他偏愛的古人是，

維吉爾（Virgil）、西塞羅（Cicero）、荷馬（Homer）和尤維納爾（Juvenal）。

1750 年春天，伯克移居倫敦學習法律，

但進了文學界，不到 30 歲便成了文學界名人。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出了數本著作，

如《對崇高與美麗之起源的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在該書中，伯克挑戰了啓蒙運動所提倡的嚴格理性主義。

他很清楚：人類不能忽視藝術或政治熱情。

他贊同法國哲學家帕斯卡（Pascal）的觀點，

即“心有理性無法瞭解的原因。”“the Heart has reasons that the Reason cannot know.”

詹姆斯·麥金托什爵士（Sir James Mackintosh， 1765 – 1832，蘇格蘭法學家，煇格黨人政治家和歷史學家）

比較了伯克與莎士比亞后說，

“伯克話中所蘊含的政治和道德智慧比任何其他作品都豐富。”

1765年7月 罗金厄姆侯爵（the Marquis of Rockingham）當選首相，

他立即任命伯克作為他的私人秘書

同年12月，伯克被選入下院，開始了他29年之久的議會生涯。

他反對英王喬治三世在美國和印度的殖民政策，

他强烈譴責法國大革命

因而成為國內和國際知名人物。

凡有司法不公之處，伯克都會因此而變得偉大。

伯克的若干講演，

關於向美國徵稅、

關於與美國殖民地和解

以及《致布里斯托市行政司法长官书》（A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都是爲了向喬治三世、議會和公眾説明，

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是多麽愚蠢，

以及強迫美國人民接受英國的政策會面臨何種危險，

雖然這些雄辯並沒有奏效。

他確信英國已經失去了這些殖民地，

他是最早支持美國獨立的政治家之一。

與此同時，他仍堅定地相信和支持英國君主制制度，

儘管他并不支持每一位君主。

在《致布里斯托市行政司法长官书》中，

伯克闡述了民選代表對其選民有何義務的哲學

遺憾的是，現代美國國會政治中並沒有實踐該哲學。

伯克說，選民的意願對他們選出的國會議員雖有分量，

但，

議員本人的公正意見、成熟的判斷以及脫昧的良心，

議員的責任，并不來自討好選民，

也不應從法律和憲法條文中硬搬，

他的責任來自上天（Providence）對他的託付，

他對此托付深負責任。

議員對選民所虧欠的，

不限於他的勤力，

還應包括他的（獨立）判斷力； 

如果他為了取悅選民而犧牲這個原則，

那才是對選民真正的背叛，而不是為選民服務。

柏克反復提及“上天”，

這是理解柏克保守主義的一條重要線索。

“真正的政治原則，

是那些擴展了的道德原則。”

伯克如此說。

伯克的政治學，

可以説，

就是倫理學的分支，

這使他與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

和政治中權力至上的現代觀念

截然不同。

伯克的基本政治原則

基於古典和基督教的自然法則，

源自上帝，

並被“好人”通過“正確的理性”而感知。 

人們會說，

對埃德蒙·伯克來說，

宗教是唯一的東西。

在他的《對法國革命的反思》中，

伯克認為宗教處於文明社會的中心，

沒有宗教，社會就無良序和舒適，只余混亂。

“宗教是公民社會的基礎”，

伯克在《反思》中寫道，

“也是一切美好和舒適的源泉。”

歷史也是伯克思想的另一核心，

因為歷史揭示了人類在時間演化秩序中的神意。

伯克認為，

歷史教會了公職人員“節制”這個基本美德，

並要求他們在行使權力時受到約束。

從古羅馬時代到現在，

歷史對那些通過革命尋求徹底改變的人，

都提出了明確的警告。

伯克同意這一觀點，

“社會確實是一種契約”，

但與霍布斯和盧梭不同，

他認為契約是

上帝與人

以及

與全部歷史（過去、現在和未來世代）的契約。

伯克的一生都在阻止革命的發生。

他預見到了美國革命，

但無法阻止它的到來。

他預言，

如果不及時進行改革，

愛爾蘭也將重蹈美國的覆轍，

結果果真發生了。

他預言說，

法國大革命“將把歐洲撕成碎片，

直到被武力和主人征服”，

這句話也應驗了。

他並不認同

啟蒙運動那種自鳴得意的樂觀主義，

并不是所有的變革都是好的變革，

傳統不是個可以被輕易拋棄的東西。

他支持根植於社會制度的漸進變革。

他對

斷頭台上和流淌于巴黎街頭的鮮血，

感到震驚，

他決心不讓法國的愚蠢行為在英國重演，

他要喚醒整個文明世界，

“以應對雅各賓主義的威脅”。 

他特別抨擊了

法國大革命者提出的“人權”的謬論，

因為他看出了，

這個抽象概念中隱含著一種擺脫責任的强烈願望。

正如哈耶克在近兩個世紀後所說，

“自由和責任是密不可分。”

1688 年的英國“光榮革命”，

更多的是改革而非革命，

伯克堅持認為。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

將連根拔起人類社會，

首先導致無政府狀態，

然後導致獨裁統治。

他說，法國大革命是對人性的可怕誤解，

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瘋狂”。

英國國會對法國大革命曾有許多誤解，

輝格黨領導人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居然說：

法國推翻路易十六和

和此後實行的“人民民主”

是“進步和自由的勝利”。

爲此，伯克寫下了英國政治哲學最傑出的著作之一

《法國革命反思》。

他以此方式向人民直接表達了他的内心關切。 

當法國革命者，

在不停地談論抽象權利時，

伯克闡述了他對“真正的人權”的理解：

即人民有權在基於法治的公民社會中生活。

“每個人都可以獨立為己做事，

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權利”，

他說，

“每個人都有權為己謀利，

並有權獲享受社會爲他所提供的服務”，

只要不超越公平原則。

伯克說，

在這種合作關係中，

“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但並非享受同樣的東西。”

他堅持認為，

必須謹慎地定義自由。

“對人及其自由的限制，

必須參照他們享有何種權利。”

現代保守派和現代自由派之間的

巨大鴻溝

彰顯于對“權利”概念的理解。

現代自由主義者

是雅各賓派抽象權利概念的驕傲繼承者，

他們徒勞地追求完美。

爲了追求烏托邦，

他們時刻都在尋找新的權利。

現代保守派支持伯克的觀點，

認為真正的人權植根於習俗、傳統和信仰，

變革雖必不可少，

但全面的變革改變必將導致災難。 

可以說，

伯克和法國大革命者之間的本質區別

是神學意義上的。

伯克對人性的基督教理解，

與丹東（Danton）、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和所有雅各賓派（Jacobins）恰恰相反。

對於大革命者而言，

基督教是迷信，是敵人。

對伯克來說，

“基督教是人類最大的善和既定秩序，

它構成了文明的基礎。”

無論個人的所屬教派如何。

相比之下，

法國革命領袖丹東尋求的是

社會持續不斷地發酵，

他要製造一口“大油鍋”，

讓社會的所有雜質

都在其中“燃燒殆盡”。

可伯克宣稱，

公正的社會不應是個沸騰的油鍋，

而應是一個“精神共同體”，

由人與他的上帝之間的盟約組成。

有人指責柏克說，

他雖然為美國、愛爾蘭、印度和英國的受壓迫者

持續發聲幾十年，

但他仍然捍衛法國的舊政權，

這似乎“背叛了他對自由和正義的熱愛”。

但伯克為美洲殖民地發聲，

與他對法國大革命者的抨擊，

兩者并不矛盾，

因爲他遵循了相同的原則。

無論是何種情形，

道德自然法則和政治審慎，

都是抵抗暴政

和抵抗不公正的最佳策略。

無論對國王還是對民眾，

都應如此。 

宗教、習俗和法律

對於維持秩序和維繫公民社會

不可或缺。

概言之，

伯克主張維護英國憲法，

及其傳統的分權制，

他認為這是整個歐洲

“對自由和秩序最友好的製度”。

用羅素柯克（ Russell Kirk） 的話來說，

伯克要維護的，

是“更大的文明憲法”。

在伯克的著作和演講中，

處處可見

無論是指導公共還是私人生活，

都高度依賴於傳統和習俗；

他堅信，

只有在上帝那裏，

人才能找到平等， 

他致力於保護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 

反對教條主義式的折騰。

正如伯克所言：

“如果任憑幻想或漂浮時尚的支配，

無原則地隨意、隨地和隨時改變國家的狀態，

必將打破英聯邦的整體性和連續性。

其結果是

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聯係中斷，

人類將與‘夏季的蒼蠅’無異。”

柏克所闡明的上述信念，

構成了現代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基礎。

對于那些堅持意識形態高度統一的狂熱精英們，

伯克的上述信念

是對他們發出的嚴厲警告。

“對法國革命者來說”，

伯克說，

“個人的意志、願望、祈求、自由、辛勞甚至鮮血

都不算什麼。

個性被他們完全排除在政府計劃之外。

國家就是一切。”

柯克贊揚道，

伯克的思想，

“是在激進主義思想的大海中為我們建立的安全島；

是保守主義的全面防綫，

能讓保守主義在我們這個時代

永遠矗立。”

本文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創始人和首任會長

Edwin J. Feulner 

2008年的同名文章的改編而成，内容有所增減

译者：夏海宁

《艺术三万年：

一部人类艺术创造力跨越时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