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张清华评论3：评冰虹的诗与谈近五年诗歌（总236期）

 -----张清华评冰虹的诗

张清华的评

在冰与火之间

        ——评冰虹的诗

张清华

在这灼热的国度里

语言必须有阴凉

——耶胡达•阿米查依：《情歌》

1.

我是带冰的火焰

是雪天中翱翔的火鸟

当群星拢起灼热

我正随灵光穿梭

我是透明的火焰

黑暗和风霜不能覆盖的颜色

残月中夜莺的欢歌

奉献给最寂静之地……

这是属于天空和大海的语言，“带着透明的火焰”的“群星拢起灼热”的语言。它通体光明、澄澈、滚烫、温暖，带着它耀目的“黑暗和风霜不能覆盖的颜色”，席卷起人间的凡尘和忧愁，带着那尘世的灵魂向着洁净安详充满爱意的天国飞升。一切犹若歌德《浮士德》结尾：“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这歌者手握着她语言的光芒，引导着被黑暗和寒意侵占太久的景致，朝着光明进发。的确，它是具有超度性的语言。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我几乎从未见过有着如许持续而丰沛的情感含量的诗歌。也许这是处于“自发”状态的“个人”的写作，完全是出于不可遏止的爱力的驱动而写下的诗歌。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似乎很难再见到这样的诗人——她不只是以“诗人”的姿态、也是以“人”、或者“爱人”的姿态进入诗歌的。正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她的诗歌才葆有了这样单纯、质朴、澄澈和优美的性质，当然也因此而具有了迷人之魅。我没有见过冰虹本人，也无从知晓她的履历，只是大体知晓她任职于大学，有很好的学养。但单纯从文本得出的印象，使我对她是一个“情感本位”的诗人深信不疑。自从波德莱尔以来，情感作为诗歌源泉的时代似乎已成为了历史，世界的黑夜加上无意识的幽暗，使诗歌变成了粘稠的噩梦和坚硬的黑铁。情感还能够单独支持一个人的写作吗？也许在无数纯洁的人心，在私人的秘密世界里，还存在着这样天真和至纯的语言，但作为一种“写作”，情感不可避免地被抑制、污染或者放逐到了红尘之下、黑箱之中。

一个单靠情感写作的人能走多远？打开她的诗，我想它的读者们肯定也有这样的担心。可是看看这位写作者的自画像就知道了，她一直兴奋地兀自不可遏止地飞奔向前。这首标明《BH》的诗，无疑是她个人的一个自白。从她的诗里，我看到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抒情者，一个令人惊叹的生命，一个怀抱着火焰与冰雪的奇人，一个单纯至极、丰富至极的歌手，一个一路奔跑着撒播鲜花、爱和柔情蜜意的信使，留下虹一样绚烂、冰一般剔透的词语。或许整体上，它也可以看作是一首漫长的不断延伸变奏着的情歌，仿佛《无穷动》旋律中的一个个片段，无止无尽，自动绵延，随意粘结，可分可合。我甚至疑虑，一个人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热情燃烧，可以有这么持久的耐力，这样不可动摇的信念？

这样的动力与源泉来自哪里？

2.

以闪光的碎片组合成一束七彩弧光，在宽广的晨曦里迤逦绽放。事实上，不妨可以将这个抒情者看作是一个“虚构”，是她整体上要建立和描画的一个形象，这是有十足的文艺复兴气象的、类似提香或波提切利笔下人物的形象：丰满、自然、健康、性感，摇曳多姿，有如泡沫中诞生的爱神，或者身披鲜花的仙子一样的人物，她不断用她健康的、奔涌着的生命激情随时随地抚爱着亲人、引导着众生。可以说，她虚构了自己的爱情——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富有，只是为了显现那爱的博大，和永恒的不息之力。之所以作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我看到她将一切自然与社会的事物与际遇都拟人化了，变成了“爱的隐语”。比如——

而当你浮出海面，请把你的甘露

播给这朵瞌眼欲睡的暗花吧

星星正歇在海上，点燃你

爱的双眸，再把你的画笔

拿起，对着我夜的身躯微笑！

对着我微笑吧。让你的灵魂安歇在大海里

用你神秘的声音对着我耳语，叙述美人鱼的爱情

再用你银亮的湖光为大海洗涤黑暗

就用你眼睛的柔辉给我做月光吧……

这是《给镜湖》中的诗句。持续的力量犹如大海的波涛，宽阔，柔情，这是自然的力量，或者至少是她学习自然和理解自然的结果。说它博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纤细与扭捏，作为“小女人”的想象并不适合冰虹，这是我乐意肯定她的原因所在。也许只有“以爱为宗教”的情怀，才可以实现这样自在和坦然的表达，才可以做到单纯但并不简单，细腻而绝不忸怩。健康的诗歌来自健康的人性，来自对自我的健康而美丽的期待和信任。即便她要表现一点悲情或者伤怀，也是这样的充满牺牲与泰然的：“而死神/面对我体内的火焰悄悄退缩/它窥视着，并且越离越远……//其实我最爱大海之蓝/如果它真的爱我/就带我去海的碧波”（《死神的拥抱》）。你真的没办法不欣赏这样的句子，这样的豁达境界和坦荡襟怀。

一个奇迹！——我想，这是一个奇迹！它和当代诗歌的历史谱系之间，与各种运动着的观念诗歌的潮流之间，都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也正是因此而显现了它的价值。词语如此单纯和美丽地完成了它的表达，凭着本能，能指，在透明的玻璃或者空气般的空间里，完成了它们流光溢彩的旅行。当我单个地拿它们来审视时，也许会注意到它的随意即兴之处，但一旦整体相加，它们却天衣无缝地连缀在一起，像一串枝叶纷披的花环，一束晶澈灿烂的珍珠，互相映照，彼此摇曳。

想象力是它们的生命力所在，它使单纯的世界里呈现出七彩的折光。这是蓬勃的、活泼的和集合了青春与成年的奇妙的想象力，是它使这部诗集的意义产生在光明的情愫中，而不是无意识世界的深渊里。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反现代”的姿态：不带阴暗和偏执，拒绝幽晦和暴力，呈现着“冰”与“虹”的晶莹与光明的性质。它的意象世界呈现了单纯与丰富的矛盾性质：花园般绚烂，丛林般繁密，大海一样澎湃，但也像空气一样透明，自然一样直观，呈现为奇思的发散与情愫的的聚合的统一。“这是十三月，我多活出的月份/水蓝的地，金黄的天，嫩红的枝芽/古老的月亮——摇落了幽谷的雾岚//在我必经的海岸/你的眼眸格外地含情/正像我最唯美的梦幻”——

哦，我的十三月

黯淡变成了发亮的语言

凄楚的花树有了微笑的脸

闪光的月份啊，它的唇边

撒落了最生机盎然的鸟语

和女儿们最温柔的迷恋

“我终于走过了十二个月的冰线/来到这里/月辉的温馨悬在天地之间”……这生命中“多出”的一部分，居然可以这样来表达——“十三月”，多么直观又充满妙想的一个创造，在常识的边界处，它胀破了我们经验的茧壳，将一个也许是隐秘的个人经验，处理到如此单纯与美妙的境地。

3.

月夜

她化作一只火狐

在你的血液里游走

亲爱的，请带她去

那秋日青色的山岗……

这也是火焰的语言。一只黑夜中的《火狐》，它的幽暗已被什么照亮。你会感叹，“她丰沛的情欲如此健康美丽”，因为这“体内的火焰”同时也渴望着“大海的蔚蓝”，它们构成了冰虹诗中的稳定的张力与自我控制。就像我在开头所引的耶胡达的诗句一样，她明白一个诗艺的辩证法，从内部即设定了燃烧与冷却的平衡，设定了“冰”与“火”的对抗，以及持续的抵消和平衡，以此实现二者的胶着与复调的协奏。事实上，也只有在与冰或水的冷却作用下，这火焰才会放射出诗意的光芒。

因此，当我们要强调她与流俗的区别之时，也不要简化她的热力与丰富。某种程度上，它的纯洁同作者“性别”有着内在的关系。我曾说过一个观点，“女人永远比男人更纯洁”——意思是说，即便是女人表达的情欲，同男性世界的表达相比，也是纯洁和高贵的。如果这个意思可以借用，那么我想说，这些不光是属于天空的语言，不光是冰雪般纯净的情感意绪，它们也属于“火”，充满着“欲”的意味，但这绝对是健康的欲，同样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一般的本能与天然意味。

无独有偶，我在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中也看到了类似的表述。这位叫做安•芭•斯尼陶的女性批评家，为女性写作中的“色情”气质作了十分到位的辩护。她认为在男性的“色情文学”中，所表达的是一种富有侵犯性与演示性的过程，然而在女性的叙述中，“性是沉浸在心甘情愿的、浪漫的氛围中的，是暗示的而不是演示的”。“女主人公的身体充满活力，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歌唱”。这仿佛就是为冰虹所说。在很多情况下，女性欲望的展示是通过对“女性主义”的归属来建立其合法性与美感基础的，简单说，是由于“主义化”了，所以欲望的表达具有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这当然没什么错，因为它是造物主的意志，天理使然，是上天对女性偏袒和庇佑。冰虹当然要享受这样一种优待，但我想说，她冰一样透明的语言和意识，更有效地控制了这“火”的力量，使之升华向隐秘的美，成为照耀她性别花园的温热的光。就像这首《凌波而行》，：“你是否见到了/这凌波而行的花朵？/奥菲莉娅般洁白”——

在暗夜的湖泊，水一样透明

燃着来自春天的温柔

“偶尔，她会醉卧于月光/令夜色明朗星星颤栗/摇曳天空的梦波”。 火与冰的交融与平衡，在这里演示的是多么自然而然。还有这首《鱼翔水》，它可以说是“耶胡达式”的表达的范例，内部是“灼热的国度”，但外部却保持了合适的“阴凉”：“今夜/我的梦又爬上了月亮的藤蔓/贴紧了你明月般的心房/如鱼翔水，充盈着生命的能量”——

这清澈明朗的梦乡……

花香隐约  我的玫瑰正开得嫣红

在你必经的路上

这样的“欲望书写“确不太像是“女性主义”的观念产物，它只是来自健康与自在的本能。女性主义也许带上了太多偏执化、对立性的情绪，带上了对另一个世界的有色眼镜。但在冰虹的诗中，你不会看到一丝对另一个世界的哀怨或忿怒，反抗或逃避，看不到小女人的幽怨，或者臆想症的偏执，有的只是伊甸园式的天光与酮体，“史前”的天真和爱欲。甚至在“母性”和“女人”之间，她也保持了美妙的多面与平衡。这不能不令人吃惊！

                                                     于北京清河居

张清华的评

张清华谈近五年诗歌：或许语言新的可能性正被打开

文艺报张清华2017-08-27 13:13

诗人总是能够对于一个民族的语言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反过来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现实。诗人的职责已无法成为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拯救”，但可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对称”，以客观的衬映与诚实的对应来彰显变化的时代。

语词与经验现实的对称

——近五年诗歌观察的一个角度

张清华 | 文

在最近的五年中，汉语写作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简言之，可以归结为“语词与现实的对称”。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的界限即意味着我们世界的界限”一样，如果世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语言也一定会有相应的表现，反之，也只有语言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才意味着世界真正发生了改变。

这意味着，诗人总是能够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反过来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现实。如同罗兰·巴特所说，在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诞生的时候，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是一个样子，等到他们谢世的时候，则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当然，语言不可能是凭空变化的，他们的实践之所以有效，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敏感地意识到、并且恰如其分地处理了——他们所身处的历史之变化。

从这里出发，让我们来观察这个五年中汉语诗歌的某些新变。或许语言的新的可能性正被打开。

在我读到多多的几首诗时，再度感到了语言上陌生的震撼。他的词语显示了一贯的张力，一种试图“撕开”汉语固有弥合力的破坏性，这是很多人想做而难以做到的。汉语中深厚的文化沉淀和美学惯性，在使我们的语言成为世界上最深厚成熟的语言的同时，也使其深陷于文化的定势与板结之中。这一点，早在“第三代诗歌”运动时期就已被许多人意识到，但真正能够对汉语中这些根深蒂固的语义构成实践意义上的冲击的人则少之又少。多多这些年的诗歌，一直以他独有的冷僻、精警、陌生和坚硬给人带来震撼和启示，虽然从某种意义上，他的语言也并非是“完成性”的，与当年海子长诗中所传达的同样是一种撕裂的、横空出世的、试图“重新创世纪”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所产生的“拟喻”力量，要远大于其实际传达的力量——说得直白些，其让人“看不懂”的，要比“看得懂”的多得多，但即便如此，它也同样具有巨大而奇异的效力。这当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却是惟一通向语言的创世纪、通向新的创造可能的途径与方式。

多多

这涉及到了极端复杂的诗学问题：文化——语言——表意——诗，这几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在这里交汇一起，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要讨论这些问题，需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那样庞大精微的思辨与理论分析，方能说得清楚，我们只能在外围提出一点点可供思考的角度。当我们看到某种“破坏性的表达”的时候，反而看到语言的天幕上出现了一丝让人惊异与醒目的光亮或闪电，更形象一点，用多多早年的一首《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中的诗句来说，便是“把砍进树林的光，磨得越来越亮……”但这样的状态并不总是如约而至，更多的时候如泥沼中出现的一座断桥，它让我们爬出了固有的困境，却不知最终要走向哪里。这是问题的另一个向度与可能。

或许从更简单些的角度，可将问题看得更清楚些。在语言中使用某些“策略”，可以使表意过程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几位旅居海外的诗人笔下，语言似乎出现了新的意义疆域。杨小滨的一组以“主义”或者“指南”、“后……”、“伪……”等为标签的诗歌，都足以给人带来新鲜感，这种写法在近些年臧棣的诗歌中也同样大量使用，但相比臧棣诗歌中精密的晦涩与观念化的细节，杨小滨的语言中有更多的诙谐跳脱，更多鲜活的在场感。他的一首《愤怒鸟主义》或许就是一个例证。此诗单是标题的含义就颇有游移感——是“愤怒鸟”加“主义”呢，还是“愤怒”加“鸟主义”？一个来自芬兰、流行于全世界的动漫形象“愤怒的小鸟”，似乎是全球化或网络时代带给我们的一种无法回避的流行符号，但“主义”则是更加古老且带着权力意味的经典文化标签，因此这首诗所带给我们的想象前提，便有了类似于“后现代”的荒诞与丰富。其中的诗句也由此而更具有诙谐与多义的意趣，诗中历数了各种争斗的鸟类，鹌鹑、乌鸦、喜鹊、鹦鹉，它们的欢乐与愤怒、群居与争斗缠结于一起，亦如人类一样，无论是怎样的状况都同处一种扰攘的困境之中：“微笑更像合谋，死也要叫春”，“横眉怒目，洒一地冤魂，却是满腹虚无”……这些看似都是在说鸟，但又无一不是在说人，它们确乎比一般的比喻或拟人都更加充满歧义与混搭的“后文明”气息：“不舍身很难，鹌鹑在美景中/令人心碎，也能聊博一笑。/愤怒没理由。”

杨小滨

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堪称在语言实验与扩展方面的一个例子，但又不能仅将其放入语言的范畴来谈，而必须结合另一个关乎“中国经验”的话题。2012年夏在北京由旅美学者李陀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夫妇主持，举办了关于《凤凰》的小型讨论会，所谈的深度与重要性却值得留意。在与会者发表了对于该诗的意见之后，欧阳江河还“从善如流”地增加了谈议李白等古典诗人，以及郭沫若诗中出现的凤凰意象的部分，使该版本的《凤凰》增加了两个章节，这使得这首重要的诗歌更获得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谱系感”，使其主旨更有了历史纵深。

《凤凰》一诗有一个重要的“前文本”——装置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徐冰在2008年开始创作、在2009年完成的两只用城市垃圾和建筑废料等装配而成的巨大的凤凰，其大小分别为28和27米长，8米宽，重12吨，完成后吊装于北京东三环一带巨大的CBD建筑群中，白天远观，所见是两只五色斑斓的凤凰，在夜空中，则因为灯光的照射而幻生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当然，靠近审视，它们却仍是一堆废料和垃圾，所有斑斓富丽的景致都是由色彩与灯光制造出的幻觉。显然，创作者是要用这样一个现代的“材料与形制的悖反模式”，创造出一个文化隐喻，以展示对于时代的思考：从全人类的意义上，它可以看做是对于“后现代文化”的一种讽喻；从民族与时代的意义上，它可以看做是关于“当下经验”的形象概括，总之是关于“现代”、“时代”、“后工业”等文明与文化范畴的一个整体性喻指，即，它全部的美感与形式都来自于它的粗鄙、拼装与幻感，来自于它“内外之间的悖反关系”——外观越是宏大，内部越是空洞；外观越是美妙，内部越是粗鄙；看上去越是神奇幻异，实际却越不值钱。同古代文化中“凤凰”的传说与意象相比，同郭沫若当年对于涅槃中再生的凤凰——关于“未来中国”的壮美想象相比，徐冰所创造的凤凰中显然有巨大而潜在的文化忧患与“文明批判”的意义。

徐冰用城市垃圾和建筑废料装配而成的凤凰

显然，欧阳江河的《凤凰》是基于徐冰的《凤凰》的激发，作为一个互文性的文本而诞生的，但某种意义上欧阳江河的《凤凰》却使得前者获得了意义的拓展和升华，他“从思想的原材料/去取出字和肉身”，用他一贯擅长的思辨性分析，打开了“凤凰”作为历史、神话，作为文化与文明隐喻的复杂内涵，也通过打开概念、设计者、建筑工人、诗人与预言家，资本家与购买者等完全不同的参与角色与角度，展开了这一符号的巨大的价值悖论，赋予这一先行获得了形制与材料的“艺术作品”以精神和灵魂。

要想说清楚作为诗歌文本的《凤凰》，如同欧阳江河阐释装置艺术《凤凰》一样具有难度，我可以举出其中一些“箴言”或“格言”式的句子，来显示作品本身的思辨性与概括力，显示其不俗的“整体性与碎片性同在”的思维表现力。比如：“劳动被词的臂力举起，又放下/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飞，或不飞，两者都是手工的/它的真身越是真的，越像是一个造假”；“人类从凤凰身上看见的/是人自己的形象/收藏家买鸟，是因为自己成不了鸟儿/艺术家造鸟，是因为鸟即非鸟/鸟群从字典缓缓飞起，从甲骨文/飞入印刷体，飞出了生物学的领域”；“如果这样的鸟儿都不能够飞/还要天空做什么？/除非心碎与玉碎一起飞翔/除非飞翔不需要肉身/除非不飞就会死，否则，别碰飞翔”……这些句子足以显示出欧阳江河非同凡响的概括力。这些句子或者言说的角度，展开了“凤凰”这一事物纵横捭阖的全部的意义扭结，也给读者斧砍刀削出一个词语与想象的广远而多维度的世界。

最后一节是必须要引的，与海德格尔所说的“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一样，《凤凰》在我们时代的落成，完成了一个确立：关于这个躁动的、虚浮而脆弱的时代，关于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关于这人群的日渐迷失的信念与未来，它的出现虽不能说是一种救赎，却是一种自我的描述与确认。“凤凰把自己吊起来/去留悬而未决，像一个天问……/大地的心电图，安顿下来……”读到此，仿佛真的有了一种“安顿感”，它似乎真的确立了这座装置艺术的凤凰的意义根基，也与装置的凤凰一同，给了这个时代以命名和阐释，使这个无名的时代有了一个名称：“神抓起鸟群和一把星星，扔得生死茫茫。/一堆废弃物，竟如此活色生香。/破坏与建设，焊接在一起，/工地绽出喷泉般的天象——/水滴，焰火，上百万颗钻石，/以及成千吨的自由落体，/以及垃圾的天女散花，/将落未落时，突然被什么给镇住了，/在天空中/凝结成一个全体。”

欧阳江河

的确，如同徐冰将成千上万的材料的碎片凝结于一体，生成了这辉煌富丽的凤凰形象一样，在这一刻，成千上万的词语的碎片，这无边的意义的碎片，也被欧阳江河神奇地凝结成了一个全体。尽管我们确乎已经处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但某种“有限度的整体性创造”也似乎在两个《凤凰》的文本中间隐约闪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艺术和语言的奇迹与奇观。

诗人的职责已无法成为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拯救”，但可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对称”，以客观的衬映与诚实的对应来彰显变化的时代。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语言的苏生，诗歌新疆界的生成，以及最低写作伦理的标立。它既意味着，传统或固有的某些美感的合法性正在丧失，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语义体系的悄悄改变与建立。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8月25日6版。

诗人、评论家简介：

张清华，1963年生于山东，诗人，文学、诗歌评论家。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亦涉猎诗歌与散文写作。其诗歌批评文集《猜测上帝的诗学》，攀援理论而不被奴役，在大势和个体、论辩和随感之间，展示出批评语言的精妙平衡。

主编《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十二卷，出版有学术著作《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天堂的哀歌》《文学的减法》《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当代小说的叙事叙事及美学研究》《穿越尘埃与冰雪：当代诗歌观察笔记》《猜测上帝的诗学》《窄门里的风景》《狂欢或悲戚》等十余种，散文及学术随笔集《海德堡笔记》《隐秘的狂欢》，诗集《我不知道春雷是站在哪一边》等作品多部。

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批评家奖，第二届“当代中国批评家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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