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张清华评论5：评西川：《令人生畏难以把握的诗人》（总240期）
张清华评西川的诗
北师大张清华评西川：令人生畏难以把握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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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前年为了选定一个诗歌奖项的颁奖地点，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讨论，有人提出在天坛举办，诗人西川坚决反对，评论家唐晓渡至今记得，他的理由是：“咱们作为诗人，不能僭越。”
如果我能因此而不朽
我甘愿做一个诗人，痛苦一辈子，
或者快乐一辈子
在麦地温和的黄昏一直向前，
走近那道灰色的高墙和但丁握手
此外不和任何人相遇。
——西川《云瀑》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向诗人西川颁发聘书。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供图
11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向诗人西川颁发聘书。继欧阳江河之后，西川成为北师大第二名驻校作家。入校仪式之后，举行了主题为“向着无边的诗与思想之路”的西川诗歌学术研讨会。
在1980年代的北大，西川是与诗人海子、骆一禾齐名的“校园三剑客”；随着时代环境与自我追索的变化，西川的诗歌风格在1990年代以后呈现新的样貌，近年来更是日趋散文化。在北师大文学院院长过常宝看来，像西川这样至今坚持诗歌创作并保持巨大影响力的当代诗人并不多见，而国际写作中心主任张清华更认为，西川是一位“令人生畏、难以把握”的诗人，“在他的诗歌里，思想的复杂性和文本的复杂性，语言的复杂性和技术的复杂性都是显在的。诗人在诗和思、破和立、庄和谐、雅和俗、表达和消解之间穿梭摇摆，非常丰富，是一位在探索之路上开拓前进、从不停歇的诗人，特别值得我们敬佩。”
诗人西川
作为诗人，不能僭越
前年为了选定一个诗歌奖项的颁奖地点，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讨论，有人提出在天坛举办，诗人西川坚决反对，评论家唐晓渡至今记得，他的理由是：“咱们作为诗人，不能僭越。”
每个诗人或许都对自己的本分有不同界定，但西川，显然是格外自律、自省的一个。唐晓渡总结为，“西川有他作为老式知识分子的地方，写诗可以夸张，但在读书、做人问题上不能虚言，内心要有所警惕、有所敬畏。这是我们当代所稀缺的东西，也是西川特别迷人的地方。”
西川自校园诗人出道。1984年4月，在北大第二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上，这个叫刘军的英语系大三学生在3000人面前朗诵了自己的创作《秋声》。在“让我咀嚼这秋声吧/像一匹老马/咀嚼散发着土香的草料/像蔚蓝的天空/咀嚼消逝的雷鸣”的回环中，台下掌声雷动，他因此获得了创作第一名和朗诵第二名，更重要的是，他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是可以写诗的，而且写了之后是能够赢得掌声的”。
两年之后，“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奠定了西川的江湖地位。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是《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马群忘记了飞翔/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他的哈尔盖与海子的德令哈一样，令许多中国人第一次知道某个地方，可能一生都不会去到，却又念念不忘。
也因为此次盛会，在日后的当代文学教科书中，西川往往被列入“第三代诗人”的章节中。但事实上，西川多次表示自己有别于“第三代”：“骆一禾、海子和我，我们对诗歌的要求要大于流行概念中的‘第三代’对诗歌的要求。”即便同样警惕抒情，但相对游走草莽的第三代强调的是民间立场、口语写作等，西川与他的同道们的诗歌理念仍更显得精英：“我们既不‘诗到语言为止’，也不‘反文化’……不是‘第三代’的概念能框得住的。”西川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他的自律与自省，不仅在于不从众，也在于永远敢于打破过去的自己。在北师大入校仪式上，学生现场朗诵了《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与《十二只天鹅》，这也是各类诗选最常使用的“西川代表作”。但西川自己却在多年前，就以一个中年人的眼光，批评此类少作“多愁善感”、“煞有介事”、“矫情”等。唐晓渡记得，西川曾坐在他家的地毯上，评价自己当年的作品“不道德”：“这个道德是写作的道德，是一个诗人思考自己如何配得上写诗，让他的整个生活、他的思考、他的阅读、他的思想能够配上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福春回忆，西川199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中国玫瑰》，但他收到的赠书，起码有1/5的部分被西川进行了修改：“几乎每一页都有改的地方，剪下来再重新贴上去。”在西川后来的描述中，这部处女作是“一本没有必要存在的诗集”，而唐晓渡费尽口舌，才从西川处得到了一本未改过的版本：“我没有看到有人像他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现在的诗人更不会了。他真的把金子当金子，把写诗当炼金，而现在首先就把金子当了垃圾。”
北京师范大学驻校诗人西川入校仪式现场
从白毛到黄毛
用西川的话说，1980年代不写诗的人有病，而到了1990年代，还在写诗的人才有病。在他自己，危机来得更早一点，在1989年：3月海子卧轨，5月骆一禾病逝，“我们仨”里只留他在人间。
当时西川尚未出版自己的诗集，但他首先开始整理海子与骆一禾的遗作、佚作，使这两位青年诗人的作品能够系统存世。他的追忆文章写得不多，且多介绍，少评论。在一些海子粉丝看来，西川的叙述显得冷漠无情——或许是他们没看过西川如何评价自己。
海子仿佛开启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非正常死亡的诗人序列，接连好几年，都有相识的诗人放弃了这个世界。这撼动了西川，他大学毕业后在新华社当记者，左手新闻报道、右手诗歌写作，并行不悖，《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就是他工作行走途中的感悟。但几年里他一直接触到死亡，乃至走在西安的路上，都有人从楼上跳下，落在他的面前——那个原本动辄心忖“如果是里尔克会怎样写”的年轻而骄傲的诗人，发现面对现实，任何一种写法都无力。“那种高级的审美实际上没法和中国的现实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西川曾说。
1990年代文艺全面退潮，连活着的诗人，也不再写诗。多多当了教授，芒克开始画画；舒婷最新的诗集出版在1991年，然后彻底在文联当了一个散文家；避居海外的北岛虽然间歇还有新诗问世，但当下的读者可能只记得他的朦胧诗，和新世纪以后的回忆散文。
西川没有放弃诗歌，只是相比青年时期动人的飞扬的诗情，他把自己的尴尬与迷茫也带进了诗歌里，或者说，找到了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位置。通常认为西川写作的分水岭是1992年，诗人自己也曾表示：在此之前他“努力要当一个好诗人”，之后则是“不拒绝当一个烂诗人”。
在一些西川研究论文中，提到他的转型如断裂，“从一开始的‘纯正’、‘澄明’走向含混的‘不确定性’，这种创作风格上骤然出现的沟壑令接受者或无所适从，或惊叹，或感慨……”但诗人的“好”与“烂”，看起来更像是西川的自嘲。在某一类审美标准中，转型后的西川水准大不如前，但在一些学者看来，反而是诗人的创作观念大大超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汪剑钊看来，挑战读者的阅读趣味，本就是西川自觉为之。“有的诗人非常自我中心，有的是自我开放的。西川属于后者。他对自己的写作是有所期待的，这种期待使他敢于打破自己已有的成就，对读者的固定趣味，偏要挑战一下。这是很可贵的。”
而在诗人吕约看来，她警惕于西川的《十二只天鹅》，喜欢的反而是《黄毛》，“白毛到黄毛，正是30年西川转变的意象。”
吕约认为，西川的早期作品以白天鹅与仰望星空为代表，诗人不面向生活，而更愿意在静止的状态下去仰望、寻找一个完美的形象，“这个形象可能就是他理想的自我”。而近些年，西川开始“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开始运动、漫游”，对现实的形形色色发生兴趣，染成“黄毛”的县城青年就是其一。而在仰望之时，人不需要语言去交流沟通，语言是多余、是死物；而进入现实，即便动荡不安、丑陋残缺，但可以使语言重新复活。“这不仅是西川自己的历史，也是当代诗歌变化轨迹的浓缩。”吕约说，“从寻找一个无限，变成和有限交流。”
诗人王家新也提到西川的转变，是“死中求生”，“到了一定份上，他完全重新开始。这种创作精神非常难得，也非常罕见，中国诗人太容易自我满足了，也容易迎合时代，或者某种时尚。但是西川这一点让我非常佩服，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今天才能够走下去。”
新时代的新诗意提炼
西川北大英语系出身，在诗人之外，他具备另一个身份：翻译家。自成名始，西川就不断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近年来更频频担任国外大学的访问学者，曾获合国教科文组织阿齐伯格奖修金、德国魏玛全球论文竞赛十佳等。张清华谈到延请西川驻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国际化”：“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最具有国际影响、最具有国际化性质的诗人，也是外语最好，最有能力参与国际交流的诗人，这样的角色在中国的诗人当中还不是很多。”
关于西川的国际影响力，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黄怒波的“中坤诗歌奖”的前身“帕米尔诗歌之旅”最初组织时，请来的外国诗人不是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西川直言“你们请来的外国诗人都太差了”，而黄的解释是，自己不认识外国诗人，只能通过使馆邀请。自此西川包揽了邀请嘉宾的任务，丹麦皇家学院院士彼得·劳格森，美国普利策奖得主、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第二代垮掉派领袖安妮·沃德曼……欧美当代重要诗人纷纷来到中国。
但国际化之外，未必所有人都知道，写现代诗之前，中学时期的西川就开始学写古体诗，还曾向《诗刊》投稿古体诗作，虽然未得回音。2007在纽约大学访问时，在每天办公室与住所的往返之间，西川反复吟诵《秋兴八首》；2009年他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任教时，又开始重读《史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吴思敬认为，西川最可贵的，是在充分把握当下国际诗歌动向的基础上，还能衔接古代传统，“我听他谈起中国先秦的思想家、谈起中国古代诗学传统的时候，觉得他是非常内行的。因此，他的诗学思想既比较完整，也带有他独特经验的独创性。”
除了写诗、写散文，西川也画画、写书法。西川年轻时本想当画家，1993年，他由新华社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认为，西川后期作品的驳杂，可能与他和当代艺术的接触有关：“当代艺术的观念，对于当下生活的进入，有时候会采取极端的方式。”
而诗人欧阳江河则以“博物馆性质”来概括西川的驳杂，“那样一种写作，有地方志、器物志、地理志、游记、博物志、历史志……所有东西的综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瓒也介绍，西川本身爱好收藏，虽然不是花高价买古董的人，但他还是乐意去潘家园，借着过去的东西，想象曾经的故事与生活，“我曾经被邀请去看他的收藏，很多很多，每一个的故事他都能讲给我们听。”
2000年左右，周瓒与西川在大连开会，她发现西川随身带一个卡片机，到处拍街景，“我印象非常深，西川是对生活非常热爱的，在这样质朴的意义上，他在写作上从绝境中突破，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博物学家、一个集大成的诗人和作家。”
在西川的诗里，欧阳江河最喜欢《小老儿》。这部写在非典之后的长诗，读来竟像这个时代的太平歌词：“小老儿并非杀人不见血。小老儿带头吃大蒜、喝板蓝根。小老儿带头阅读加缪的《鼠疫》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小老儿为知识分子发明小老儿形而上学和，小老儿隐喻。小老儿反对把小老儿变成一个太便宜的话题。小老儿号召人们：‘别出门！’小老儿启发被关禁闭的人们反向推导出自己是有罪之人。小老儿让人发愁，让人记住自己是一个人。小老儿让人看到生活之外。小老儿的目的已达到。小老儿要走了。小老儿舍不得走。小老儿喜欢快刀斩乱麻。但小老儿又粘粘糊糊。”
欧阳江河认为，这是西川的现实主义诗学方案：“西川在这里捕捉和提炼了跟这个新时代有关的新诗意。”他进一步解释，古代诗人的诗意与他们的政治命运感有关，比如流放、对抗等，但在这个时代，原有方式的意义失效或已成为陈词滥调，而西川这样的诗人，则提炼了新的诗意、新的复杂性和新的诗歌伦理学。在文本上或审美上对诗歌考量的那些标准，对西川无效，“西川是一个庞然大物，你拿那些更容易得到大众认可的标准去套他，是套不住的。他在捕捉这些新政治意义中的新诗意，其中的颠覆性是我特别特别敬佩的。”
欧阳江河与西川是30多年的朋友，用他的话说，交情按照古代传统，“是桃园结义性质的，换生死帖的”。虽然盛赞西川在新时代里开掘的诗歌新空间，但两人最常见面的现实空间，却不过西川车里的区区之地。外面是北京四环的车水马龙，车里的两个诗人——有时候捎上翟永明则是三个——身在封闭空间，心情愉快，永远不记得聊了什么，但总希望再堵一会、再聊一会。“两个人像孤魂一样的处境。我们中国的诗人，我们活生生的同代人，在具体生活意义上，真实肉体生活上，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所以我和西川的交往，是让我特别感慨的。”欧阳江河说。
【附西川诗二首】
《十二只天鹅》
那闪耀于湖面的十二只天鹅
没有阴影
那相互依恋的十二只天鹅
难于接近
十二只天鹅——十二件乐器——
当它们鸣叫
当它们挥舞银子般的翅膀
空气将它们庞大的身躯
托举
一个时代退避一旁，连同它的
讥诮
想一想，我与十二只天鹅
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那闪耀于湖面的十二只天鹅
使人肉跳心惊
在水鸭子中间，它们保持着
纯洁的兽性
水是它们的田亩
泡沫是它们的宝石
一旦我们梦见那十二只天鹅
它们傲慢的颈项
便向水中弯曲
是什么使它们免于下沉？
是脚蹼吗？
凭着羽毛的占相
它们一次次找回丢失的护身符
湖水茫茫，天空高远：诗歌
是多余的
我多想看到九十九只天鹅
在月光里诞生！
必须化作一只天鹅，才能尾随在
它们身后——
星座导航
或者从荷花与水葫芦的叶子上
将黑夜吸吮
《黄毛》
“文明”和“进步”竟然首先呈现于小流氓的头顶。这四个流里流气的男孩，这四个游手好闲的男孩，这四个混混，这四个瘪三，他们的黑发染成黄毛，颜色由深而浅。
他们在街上一字排开，朝前走，身后跟着三个女孩。阳光明媚。这三个女孩把时髦带到这穷苦的镇子上，把支摊卖橘子、香蕉的大嫂和大姐衬托得丑陋不堪。昨夜我看见他们，在小饭铺里喝酒。他们是小镇上睡得最晚的人。他们是小镇上最浪漫的人。韩国的风、日本的风，吹得他们变了质，他们成了不满现状的一伙、瞧不起别人的一伙、不能与环境打成一片的一伙。
今天上午我又看到他们，从街这头溜达到街那头，然后又溜达回来。而这条街上，无非两家饭铺、一座小学校、一家旅馆、一间邮局、一家药店、一家鱼店。鱼店老板在不动声色地宰杀一只白鹅。三个女孩中有一个女孩确有些姿色，但她的青春看来只能交给这黄毛中的一个。小流氓自有小流氓的福气呵。小流氓自有小流氓的难处。
张清华：优秀作品必备文化品质和精神深度
“是否具备文化品质和精神深度，是一般文学作品和优秀文学作品的高下之分。”9月6日下午，在“首届鲁院西南班”培训讲座上，北师大教授、博导、著名文学批评家张清华引用了多部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反复例证了这一观念。
张清华认为，最近获“茅奖”的作品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就是一个最新最好的文学范本。张清华说，长篇小说往往注重当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当时的国企改革，又如大地震等，或反映重大问题，但一阵风过后，作品很快被时间消耗、消磨掉。
《蛙》是一部关乎国家大计方针这一重大题材的长篇小说。如果写不好就会写成问题小说。但《蛙》处理人的生命价值、伦理文化问题上，把个体生命价值与国家伦理、普世价值纠结在一起，将问题丰富化、复杂化、文化化。不管西方人的眼光如何看待，但如果不实施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很难想象，今天中国人口会膨胀到多少个亿。恩格斯说过，悲剧就发生在历史的必然要求和现实无法实现的矛盾之中。《蛙》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高度上，较好地处了生命个体和国家伦理的矛盾和冲突的种种关系。
文化品质还要与地理文化接通，与“物质”接通。杰出的艺术使大地成为大地。古希腊神庙虽然倒塌了，但那些残垣断柱至今仍令人震撼，它们瑰伟、壮丽，曾经见证了2000多年前人类的诗意和神性。梵·高活着的时候，只卖出一幅作品。但作为一位世界杰出艺术家的地位，少人所企及。像他的作品《农鞋》，画面上只有一双破旧不堪的高帮皮鞋，晃眼一看，可能令人感到不美观，甚至乏味。但这双鞋的主人却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并曾经行走在大地上。透过这双“农鞋”，人们可以想象出它的主人、一个农民风风雨雨、劳碌奔波的艰难的一生。
沈从文的近百个中短篇小说，成为了关于湘西这片土地人情风物的百科全书。因为他的作品与湘西这块土地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他笔下的妓女、小偷等底层小人物，从来都不是人们常识概念里“坏人”，他们一样具有美好人性的一面。从单篇作品上看，沈从文的小说艺术手法不算达到很高的造诣。但他的多篇作品之间形成了相互修饰和补充，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虽然，沈从文后来不再写小说，但他仍然是现代中国一名不可代替的重要作家。
没有老舍，我们对于老北京的风俗风情、社会生态无从生动地了解。那个年代的老北京将活在老舍的作品中。
王安忆迄今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张清华认为没有哪一部比她的《长恨歌》更为重要。上海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是冒险家的乐园，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是中国现代历史形成的缩影。如今，人们从蒋光赤、施蜇存、张爱玲等作品中，可以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生活找回那段远去的历史。《长恨歌》写一个美丽女人坎坷不幸的一生，包罗万象地再现了上海历史烟云下的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作品中无论人物命运如何变换，但始终无法摆脱“上海芯子”。譬如“上海人”意识与乡村文化的无法兼容，导致主人公命运不断波折。从文学、文化的角度看，《长恨歌》提炼了一个现代的文化命题，从而使让上海更成为上海。
贾平凹1993年的《废都》，当时被认为是一部肮脏的作品，庄之蝶被看成文化界的西门庆，但如今回头过来再看《废都》，让人感到庄之蝶甚至还有几分纯洁。《废都》以历史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古都西京（西安）为地域背景，抓住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市场由于消费主义、物欲的逐渐膨胀，从而导致文化人开始走向堕落、溃败的现实。如果说当时中国文化才开始走向堕落，那么当今中国的许多文化人已经彻底堕落，而且还乐在其中或对于堕落麻已经变得木不仁。可以说，贾平凹的《废都》，当时就预见了当下到现今的中国文化的现状。
刘震云最近获“茅奖”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写一个农民的史诗，写一个人被骗的一生，表现的是一个身为农民、身中国人的不幸，作品具备了文化品质和人文主义的特质和高度。
李洱的《花腔》是一部反映中国现代史的最为尖锐的作品，可以改名为《葛任之死》，是一部反映以集体名义消灭个人的历史悲剧，作家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和高度，讲述了个人在历史动荡中的命运。
张清华认为，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正因为具有精神的深度而变得更丰富、更复杂，对于精神深度的探索，才使得一般作品成为优秀作品。
作为“作家中的作家”格非，其作品《傻瓜的诗篇》，它以精神病院为场景，通过“精神病人”和“精神病院医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角色互换，提示了人类的无法摆脱的精神困境。格非的早期作品《敌人》，似是在写一个家族灭亡的故事，反映的却是一个怪圈似的文化和精神命题。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真正的、实在的敌人，而且是自己制造的、假象的敌人、想象中的敌人。
张清华以自己多年来对于精神病院患者的观察、了解和交流，从中窥探到精神病患者与艺术家、诗人有一种天生的隐密的关系。一些精神病患者，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思维叙述上，很快会陷入逻辑混乱，但对于艺术，对于诗歌的探讨时，却表现出超常的见地。精神分裂者与伟大的诗人没有分裂。
诗人简介：
张清华，1963年生于山东，诗人，文学、诗歌评论家。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美》中所说的“美不是干渴的口，也不是伸出的空虚的手，却是发焰的心，陶醉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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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王恩荣（微信号：a1026874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