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世纪诗歌，学术界评价不一。一种意见认为它为诗坛带来了繁荣的迹象，甚至其繁荣的新变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诗歌转型更为深入与显豁；另一种意见则断言它只是上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延伸，非但没提供出新的审美趣向与思想质素，而且使诗歌的处境愈加边缘化。
其实，诗坛的确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处，热闹喧嚣背后是本质上的沉寂，且不说限于诗歌圈内的“热”和社会关注的“冷”反差强烈，单是诗坛内部那种“事件”多于、大于“文本”的娱乐化倾向，创作自身那种形而下的性感、垃圾叙事，就令人忧虑不已。可是，诗坛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一团糟，相反倒有许多希望的因子在潜滋暗长。或者说，商品经济大潮将文学卷入困境的同时，也为纯净诗歌写作队伍提供了一次机遇，它决定那些仅仅把诗当做养家糊口工具的诗人，必然耐不住清贫的冷板凳而“逃离”和“转场”，更凸显出了把诗作为生命、生活栖居方式的真诗人的风骨。而郑敏、王小妮、王家新、于坚、臧棣、西川、潘洗尘、伊沙、朵渔等一大批一直坚守在诗歌现场的优秀诗人，既瞩望人类的理想天空，又能脚踏实地地执著于“此在”人生，以宁静、超然的艺术风度传达“灵魂的雷声”，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正代表着新世纪诗歌的主体精神走向，读者从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启示与希望。
新世纪诗歌的突出特征是“及物”的对话意识逐渐细化。诗人们悟出虽然诗没直接行动的必要，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中过于贴近时代高调的“大词”书写和疏离人类的高蹈的“圣词”书写，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于事无补的，诗若不和现实、芸芸众生“对话”，其生命和前途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们有意识地走“及物”路线，向日常、世俗化世界敞开，诗中常充满浓郁的人间烟火之气，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象、事态和情境，鲜活、蒙眬地闪现，仿佛演绎的就是人们身边已经或随时都可发生的一切。如《女校友的日志》(白鹤林)是小人物“历史”碎片的拼贴与展开，“有一个我们的女校友名叫李维娟/她一直就在东汽厂默默工作/她当体育教师的老公，在地震中走了……她们现在一直很快乐地生活着/他们的女儿很听话、很乖”。诗如实记录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一段平凡的经历、一个悲惨的故事、一种坚韧的气质，却在客观冷静的走笔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世界还欠我一个命名》(潘洗尘)乃诗人心理念头的瞬间滑动，作者是用善良、痛苦、血乃至生命奉献的好人、诗人，却“只求这世界还我一个简单的称谓/这称谓/只须从一个孩子的口中呼出/——父亲”。简单的生存愿望，因暗合着人类情感和经验的深层，触及了生命中最柔软也最深重的精神伤痛，最能击中人心。《年年春风里》(马嘶)借助西南地区俗称“土狗子”的蝼蛄的似断实连的内心独白，传递卑微、弱小者的灵魂隐秘，处境的艰难、生活的沉重和亲情的温馨回味搅拌，接近了小动物确切说是人类生命的本相或本质。很多作品表明，诗已告别宏大叙事的模式，而多在世俗生活土壤里淘取情思“金子”，对平常人生活和思想的观照，折射着诗人们的“平常心”。即便与庄严、宏大题材遇合，诗人们也努力从个人视角出发，表现个体之人在特殊“背景”下的反应，带有一定的平民化色彩。诗人们这种对世界和心灵的感知方式，把诗从虚无缥缈的“高空”拉回到了踏实质感的人间“地面”，变得朴素自然。可喜的是诗人超常的顿悟、直觉力，保证他们捕捉的诗意一般皆能突破事物的表面、直接意义，显示出深邃的智慧和人性化思考。如《尊重》(靳晓静)展示了诗人12岁时手指被菜刀划破出血的场景，更从母亲的话“你没尊重它/所以它伤了你”，悟出许多道理：创伤并不可怕，人都是在创伤教育中走向成熟的。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光辉照亮后，玉成了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新时期诗歌“及物”的深细化，进一步打开了存在遮蔽，驱散了乌托邦抒情那种凌空蹈虚的假想和浪漫因子，更具真切感和包容性，也使若干年前重建诗与现实精神关系的困惑迎刃而解。
与及物意识伴生，很多诗人学会了精神担当，使写作伦理在诗中大面积复苏。不可否认，如今的诗歌娱乐、狂欢化倾向严重，网络写作更潜藏着伦理下移的隐忧。与之相反，大量诗人精神上扬，特别是经历了非典、海啸、雪灾、地震以及奥运、新中国60华诞等一系列大悲大喜的事件后，更懂得了承担的涵义。他们对城乡底层的持续关注，对地震、雪灾中人的命运和苦难的抚摸，非但加强了诗和生活的广泛联系，恢复了人的生存镜像，充溢着人性、人道之光，有时甚至具有针砭时弊的社会功能。如在《表达》(郑小琼)中，“她抬头看见，自己数年的岁月/与一场爱情，已经让那些忙碌的包装工/装好……塞上一辆远行的货柜车里”。诗从个人视角出发却传达了“非个人化”的声音。“钢铁”与“肉体”两个异质意象的铐合，外化出青年女工忙碌、寂寞而悲凉的残酷现实，令人震撼，其对人类遭遇的关怀愈衬托出底层百姓命运的黯淡。《五月的咏叹》(雨田)宣显着人类大爱，一种人性的抚慰和精神的担当。大难过后灾民尽管眼睛“充血”，箫声“哽咽”，但“并不绝望那个从外地打工回到山村的人/他从废墟中挖出的那把镰刀和锄头已经磨得闪闪发亮”。地震可以摧毁房屋，却毁不掉民族向上的精神信念，他们从痛苦和废墟中毅然站起的身影，重新诠释了顽韧和希望的含义。《听一场报告会的意象速写》(叶延滨)写道，“那些永远正确的词语是工蜂……工蜂是英勇上阵的士兵/正穿过透明的墙体，从主席台/飞向四方，像一个成语/飞蛾扑火”。台上假大空、台下嗡嗡嗡，台上台下一点不“接轨”的会议场景如今比比皆是，诗以对这种害人的形式主义及其背后官僚主义习气的微讽，获得了介入生活的批评力量。田禾的《春节我回到乡下》简直可视为“问题诗”，“四婶做泥瓦匠的儿子/和她在城里擦皮鞋的儿媳妇/被票贩子的假车票/滞留在广州火车站了……”典型细节的叙述凝聚着乡下人艰辛、盼望与焦灼的复合心态，更引出相关的社会问题：底层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力无法保证，连买车票、种子与化肥居然也被坑骗。诗对残酷现实的揭示令人愤然。还有《这些……》(娜夜)对环境污染造成生态灾难的凝眸，《麻将国》(宋晓贤)对国人日常生活的透视，也同样富于伦理承担的警醒功能。
“及物”仅是一种题材立场，文本成功最后必依赖诗艺自主性的建构，因此新世纪诗人的技艺思想更加自觉，他们注意各个艺术环节的打造，注意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转化的表达，从而处理生活的能力普遍提高。具体手段一是依然在意象、象征的路上出新。如《谁像傻子一样唱歌》(王小妮)中，诗人在物的凝视里竟有一种物化的冲动，当窗外“一座城市有数不尽的人在唱”时，那开花的水莲却十分安静，“我和我以外/植物一心把根盘紧/现在安静比什么都重要”，这里的花和人彼此可以互换，水莲不事张扬的内敛、简单与安静，正是诗人的象喻。牛庆国的诗以意象独创引人注目，他多次写驴的意象，《饮驴》已走出形象粘连，获得形而上的旨趣，“生在个苦字上/你就得忍着点”，那驴分明成了忍辱负重、在苦难中挣扎的一类人的化身。二是适度向其他文类扩张的文体互渗。诗对生存、现实与外部世界的深入，注定仅仅调弄意象、象征不如深入表现人性、人情更实际，于是不少诗人自觉挖掘叙述性文学资源，把叙述作为改变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如“九十三岁。她像一盏煤油灯/被一阵风吹灭了光明”，“又要回广东了，她把五十元钱塞在我手/说：‘用老年人的钱，会长寿，好运……’”(许强《婆婆》)无涕泪横飞的悲情抒放，无直接表达怀念的字句，就是煤油灯、窗户等稀疏的意象也毫不起眼；而婆婆塞钱的动作和婆婆走后诗人的心理“事态”，却成了结构诗的主角。行为事象的散点叙述，节制而别致地表达了对亲人的依恋、怀念和悲痛，叙述性和行为意象的强化，使婆婆的性格也得到了一定的显现。《抱着白菜回家》(路也)题目就是一种事态，叙述更俏皮，“这棵大白菜健康、茁壮、雍容/有北方之美、唐代之美/挨着它，就像挨着了大地的臀部”，细碎心理的流动使诗类乎于有一定叙事长度的独幕剧，诗间对土地、淳朴和自然的亲近，同高档饭店、轿车、穿裘皮大衣的女郎对比，凸显了诗人返朴归真的渴望和对异化的都市文明的抵御。当然，这种诗事态叙述背后的生命支柱仍是情，其叙事也是情绪化叙事、诗性叙事。三是以朴素的文本姿态，契合、贴近表现对象，这既指诗中的物象、事态和情境，也指语言的返璞归真、清新自然。如“希望生在战乱年代，而你/是草莽生涯的将军。佩剑，战骑，杀气……以笔为剑，以诗为马，以军阀/攻城掠地之势，将我的心夺去”(施施然《战乱年代》)，想象虚拟的“过程”里不乏梦幻情调，但细节的准确性，本色质感、洗尽铅华的“独语”流动，仍保证了诗和表现世界的清晰生动，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时间简史》(江非)以倒叙方式观照农民工的一生，“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十八岁出门打工/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简单的句式、泥实的语汇，经诗人“点化”后却获得了无技巧的力量，对人的生命与情感旋律切入，逼近了乡土命运的悲凉，显示了诗人介入复杂微妙生活能力之强。
诗人们在实现诗的自由本质的同时，都能端正态度，确立、坚定一种严肃、清洁的诗歌精神，这是新世纪诗歌最本质化的精神烙印。诗的别名是自由，它应在心灵、技法与语言上不受任何羁绊。新世纪诗坛众语喧哗，人气兴旺，一定程度上抵达了这一理想境地。心理的、历史的、社会的、审美的、哲学的、感觉的……每种向度均获得了生长空间，不同时段的诗人皆能恣情地施展才华，抒情个体的绚烂拥托出一片个人化的文学奇观。每位诗人都有自己个性的“太阳”。于坚的组诗《海上》自然大气又有细节支撑，拙朴戏谑又不失敏锐的力量，极富原创精神；蓝蓝的《我的笔》似乎能穿透现实的迷雾，直抵生活的核心，沾着现实承担的悲悯情调；雷平阳的《集体主义的虫叫》多向化的语义追求，将诗变成了一种现代经验的体味，传达了人在自然声音面前的恐惧和敬畏；冯晏愈发知性，伊沙机智如常，李轻松讲究情感的浓度与深度……诗人们多元化的风格绽放，意味着写作个体差异性的彻底到位。最为可贵的是多数诗人在突出个体差异性的过程中，都能不约而同地深入当代，有策略地“及物”；把诗视为精神家园，把它供奉在心灵的殿堂，以虔诚的心态写作，一丝不苟，绝不敷衍，生怕因一丝的粗心、草率而损害诗的健康和尊严。他们置身于物质欲望的潮流中而又能拒绝其精神掠夺，置身于日常生活的诸多琐事后又能以脱俗的勇气出乎其外，保持独立的思想空间，致力于日常生活的精神提升。如李琦至今还保持着一种习惯，那就是抖落尘埃、洗净双手，然后坐在静谧的桌前，享受写诗的安详，每写完一首诗都像经历大病一场的感觉，因为她把写诗当做了自己的宗教，当做了一项神圣的事业。王小妮也很好地协调了诗与生活的关系，在家庭平淡庸常背后保持一颗诗心，在身边的生活海洋里寻找诗情的珠贝。“米饭的香气走在家里/只是我试到了/那香里面的险峻不定/有哪一把刀/正划开这世界的表层。//一呼一吸地活着/在我的纸里/永远包藏着我的心”(《活着》)，诗对凡人俗事、卑微生活细节的抚摸，已由恬淡平静的顿悟取代了诗人早期诗中的纯真清新之气，蛰伏着“纸里包不住”的理想之火。就是世纪初“下半身写作”的中坚朵渔，2003年后也逐渐“从身体缩回心脏”，把诗作为生命的寄托和良知的武器，“像一枚光明的钉子 嵌入/城市肉体的深处 揭示着/空洞、冷漠和卑微的真相”(《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在敛静、节制而低抑的语词下面，蛰伏着诗人的精神疼痛。诗人们这种精神立场，无形中使诗摆脱了工具论窠臼，成为忠于时代和灵魂的自由书写。
新世纪诗歌没解决经典文本和大诗人匮乏的老问题，还面临着命名综合症、艺术泛化、情感冷漠等新问题的困扰。新老“问题”纠结，使它出离沉寂的低谷还任重道远。但我相信有正确的精神走向支撑，只要它深入反思，有针对性地取长补短，走向真正的繁荣就为期不远了。(罗振亚)
附:罗振亚谈21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障碍
罗振亚：非诗伪诗垃圾诗，别再折腾了——谈21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障碍
作者：罗振亚
进入21世纪后，为使诗歌从“低谷”的残酷现实中“突围”，诗人们通过书写方式变革、现实介入、文本打磨等一系列自外而内的尝试，开始了重构新诗在文坛和读者心中形象的努力。但是，由于新诗形象存在问题的“积重难返”，由于诗人们重建诗歌形象的方法并非十分得当，也由于当下生活尚未给诗歌生长提供更多可能，21世纪诗歌形象的重构没有在短期内把诗歌引向人们希望的那种境地，其负面价值或者说重构的障碍也不容忽视。如今的诗坛一方面热闹而有生气，甚至不时还有一线“辉煌”的假光闪过，但一方面诗的命运远未走出低谷和边缘，还透着一股内在的悲凉。
21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最大困惑仍是有分量作品少的老大难问题，并且在拳头诗人的输送上还远远逊色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多次提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主要看它能不能拥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就像郭沫若、徐志摩之于20年代，戴望舒、艾青之于30年代，郭小川、贺敬之之于五六十年代，舒婷、北岛之于70年代那样，他们都支撑起了相对繁荣的诗歌时代。回顾新时期的诗歌历史，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尚有西川、海子、王家新、翟永明、于坚、韩东等重要诗人胜出，20世纪90年代至少也输送了伊沙、侯马、徐江、西渡等中坚力量，而诗界整体艺术水平提高的新世纪诗坛呢？在它的风格、趣尚迅疾流转的过程中，别说让人家喻户晓的，堪和马雅可夫斯基、洛尔迦、艾略特等世界级大师比肩的诗人，就是那种襟怀博大、诗魂高迈、极具终极追求的，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几乎没怎么显影。而“群星”闪烁的背后没有“太阳”，多元并举的同义语是缺少规范，拳头诗人和经典诗作的匮乏，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诗坛怎么繁荣。这个时期的诗人，理想都很高远，像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第三条道路、低诗歌、下半身写作、中间代等诗歌群落，均有自己很高的目标定位，可惜的是创作常常在理论之后爬行，难以抵达希望的高度。
归根结底，影响新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核心是写作本身问题严重。有些诗人或者在艺术上走纯粹的语言、技术的形式路线，大搞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实验，把诗坛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竞技实验场，使许多诗歌迷踪为一种丧失中心、不关乎生命的文本游戏与后现代拼贴，绝少和现实人生发生联系，使写作真正成了“纸上文本”。像一度折腾得很凶的“废话”写作，像“口语加上回车键”的梨花体写作等等，不过是口水的泛滥和浅表的文字狂欢，有些诗作抛开那老旧拙劣的比喻和飘忽的意识自由联想，几乎没有什么。这种形式漂移，使诗人的写作过程缺少理性控制，生产出来的充其量是一种情思的随意漫游和缺少智性的自娱自乐，更别提什么深刻度与穿透力了。至于无节制的“叙事”、意象选择和构思上的艺术泛化现象，也是很多作品的通病，它们和大量底层诗歌、打工诗歌都急切面临着艺术水准的提高问题。或者在情思书写上完全深入到了日常化的琐屑之中无法自拔，无暇乃至拒绝精神提升。不能否认有些诗人始终在探寻着诗歌的本质，像马铃薯兄弟的《木质的K》、宋晓杰的《惊蛰》、李少君的《鄱阳湖边》等，就通过对生命、人生、宇宙等抽象命题的凝眸，在抒情传统的基础上增添着诗歌新的理性内涵。但更多的作者将个人化写作降格为小情小调的抒发，将诗异化为承载隐秘情感体验的器皿，而对灾难、疾病和贫困等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却施行“搁置”，生存状态、本能状态的抚摸与书斋里的智力写作合谋，使诗难以贴近转型期国人的灵魂震荡和历史境况，为时代提供出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向度，最终由自语走向了对现实世界失语的精神贫血。如下半身的贴肉写作，“垃圾派”与生理需要无异的精神排泄，和数不清的无难度日常生活呈现，吃喝拉撒、饮食男女、锅碗瓢盆等毫无深度、美感的世俗题材攫取，自然难寻存在的深度、大气和轰动效应，它们事实上也构成了诗性与诗意最本质、最内在的流失。
21世纪诗歌书写形式革命日渐暴露的弊端也需警惕。不论是民刊还是网络，的确“藏龙卧虎”，但时而也是藏污纳垢的去处，用于坚的话说，它最高尚纯洁、最深刻有效，也最恶毒下流、最浅薄无聊，“阴阳两极被全面释放”。民刊如火如荼地发展，使那些不为主流刊物认可的好诗浮出地面，但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好诗被发掘出来的同时，一些非诗、伪诗、垃圾诗也鱼目混珠地招摇过市，破坏了民刊的声誉。民刊的同仁化，既造就了不少风格相近的诗歌团体流派，又由于人际关系的圈子化因素带来选稿的随意而潜藏危机，一些并不优秀的诗歌混入使诗坛不再纯粹。多数民刊的即时性和短暂性，使其生存能力偏低，虽能够增进诗坛的活气和热闹，却不利于相对稳定的大诗人产生。网络写作固然便捷，增加了诗坛的平等氛围，但是“网络诗歌”的自由、低门槛和消费时代的急功近利相互作用，也把它变成了“鱼龙混杂”的所在，无厘头、快餐化、段子式的拼盘铺天盖地，粗制滥造的“垃圾”、赝品充斥各个网站，游戏、狂欢的自动化倾向明显。据传一个网名叫“猎户”者发明了一个自动写诗软件，将不同的名词、形容词、动词，按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平均每小时写出417首，不到一个月就造了25万首诗，且不说其速度惊人得可怕，单就抽离了兴、观、群、怨的功能承载而言，他全部的目的只是自娱的“产品”，恐怕已经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诗。也就是说，从大量的网络诗歌中读者根本感觉不到诗人灵魂的深度和艺术的美感力，写作即兴性和高速化，造成的过分直白、冗长、散化的表达，使诗歌不但无法整合语言和经验的复杂关系，就是和诗歌原本的含蓄凝练要求也相去甚远。特别是屡见不鲜的恶搞、炒作、人身攻击更使网络伦理下移，不时被某些人当作释放人性“恶”的平台。所以对网络诗歌要学会甄别，保持清醒的评价。
另外，21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事件化倾向又有所抬头。诗歌向流行文化、大众时尚乃至消费经济靠拢的“变通”，向社会、现实生活的渗透，不乏令人欣喜的因素，但这种诗歌泛化说穿了就是一种媚俗的挣扎，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诗性的大面积消亡，使诗歌自由独立的精神属性日渐萎靡、缩减，所以对之该充分注意。如今，一提及当下诗歌，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梨花体、羊羔体，想到裸体朗诵、诗人假死，想到多得让人叫不上名字的诗歌奖项与诗歌活动，这不能不说是让人悲哀的事情。特别是出于文学史的焦虑，这十余年玄怪的命名综合征越发严重，什么“70后”写作、下半身写作、“80后”写作、中间代写作、垃圾派写作、低诗歌写作、新红颜写作等等，连绵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频繁的代际更迭和集体命名，反映了一种求新的愿望，但也显现出日益严重的浮躁心态，其中不少就是一种低级的炒作，它们极其不利于艺术的相对稳定性和经典的积淀与产生。因为，在诗歌的竞技场上最有说服力的永远是文本，那些事件大于文本、事件多于文本的现象应当尽早划上休止符。
可见，21世纪的诗歌形象重构如今还说不上特别成功，与真正的繁荣期尚有一段距离。这种形象重构，基本上出离了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审美与思想境域，不能说它把诗坛带入了生态最佳的发展阶段，但也不能说把诗坛引向了最差的狂躁时期，它虽然存在一些必须消除的偏失，但也提供了一些艺术趣尚和情感新质，只要诗人们能够在时尚和市场逼迫面前拒绝媚俗，继续关怀生命、生存的处境和灵魂的质量，在“及物”的基础上，注意提升抽象生活的技术、思维层次；同时注意张扬艺术个性，强化哲学意识，协调好当下现实与古典诗学、西方文化资源的关系，避免在题材乃至手法上的盲从现象，像学会快起来一样让写作慢下来，在优雅的心态中宁静致远，那么21世纪诗歌就会无愧于时代与读者的期待。
附诗:
怀念父亲（组诗）
罗振亚
一．夏夜
田边 阵阵鲜脆的蛙鸣旁
蹲着他和月光
烟锅一闪一闪
几十年的岁月被依次照亮
倾听玉米拔节的梦
一任金黄色的风
醉醺醺地漫向远方
童话砌成的小木屋
已容不下儿女们膨胀的青春
和日渐成熟的太阳
红头绳含泪的哄骗
再也系不住小孙子的渴望
星星睡了
他却仍在冥想
梦太多了
那个风干已久的秘密
正在使心叶公开膨胀
田边 他和月光
蹲在阵阵鲜脆的蛙鸣旁
二．巴掌•木棍
为了把房檐和那群飞翔的梦
装进我野心膨胀的童年
一只只雏燕
把命运的泪跌满了他黄昏般的双眼
又狠又重的一巴掌啊
印上我清醒的腮边
从铅字排成的日子里逃出
偷偷操起那把瘦弱的弯镰
一捆捆玉茭 使他
与沉默的木棍一同把我追赶
我跑走了 跑走了的
还有那个星光呜咽的夜晚
在巴掌和木棍之间
我默默地长大
从柳叶似的乡村
走进城市的梦幻
可他却遗憾地走了
带着旷野里我再也听不见的呼唤
于是 我把一株松树
作为他的记忆栽在窗前
那树干一样的木棍啊
那巴掌一样的树冠
三．我的父亲啊
身后的山轰然倒下
我只能站起来独立行走
杜鹃声里
跪着的阳光
怎么也追不上踉跄的风
窗前老榆树的疤痕
烙在六月十九日的额头
四．六月的风也不能帮你清清喉咙
短脖子的春天还没打一声唿哨
就让北飞的雁阵叼走了
窗外贫血的丁香
咋一下成了病房的颜色
爸 趁着日头还在树梢上没被咳落
我扶你起来坐会儿吧
把郁压住的气吐出去
总比憋着舒服一些
再说 咱也唠唠说不完的嗑
房前丢了又回来的黄狗
屋后已经返青的麦子
爷爷打开的褪色的书
还有村外那条回不去的小河
今儿不说城里的楼了
不就是房子上头还是房子吗
远看就像一堆火柴盒
年轻人还得每天进出哪
也别管小区里的老教授
斯斯文文地绕弯子
老家谷子地里橙黄的年成
市场里挤喳喳的脑袋
精明到灯泡儿也照不真切
更甭怕脚下的布鞋弄脏屋子
小河烂泥里开白花
文化人不抽烟
心肺说不定还是黑色
爸 你说八十年
是不就像咱屯子里的老牛车
那可站过饿得发昏的中午啊
那天 你牵着我双手的惊吓
还有高粱一样淳朴的姐姐
既然六月的风
也不能帮你清清喉咙
咳嗽 还是咳嗽
沙曼街的灰尘
正在把台安县的影子埋没
夜深了 爸
你太累了 就好好歇歇
五．和老爸聊天
爸 起来吃点饭吧
话音未落 发现
他遗像里的嘴角向上翘了翘
冬天 我在耐心学习孤独
被流放他乡的这几年
您就是它和疾病轮班陪着
谁说阴阳分属两界
您走之后的梦里
咱俩常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那年夏天日头真毒
东北土路也开满刺眼的白花
您递给我半个消暑的西瓜
至今我口里总有香甜的味道
有一回我在村边摔得天悬地转
您愣是铁着心不肯搀扶
还说 是爷们永远不该跪着
我站起后再没有弯过腰
爸 虽然明代的解学士不想说话
如今的书和遍地庄稼一样泛黄
放心吧 咱家门前的那几株竹子
世世代代都将姓白
六.再与老爸聊天
当您冰冷的身体接近火焰我的泪腺已被自己烤干
从此后 您将只是
几捧白骨
一块石碑
和碑前可有可无的月光点点
再不用擦屎端尿
妈妈身上的斑斑掐痕
姐姐肩膀的拳拳咒骂
还有您自己累的满头大汗会同折磨您三年的“老年痴呆”
萎缩成记忆中那个普通的名词
安分而又遥远
您说过一辈子短的是人生长的叫苦难
人要遭的罪有定数
您刚用八十年把它度完
这一走是解脱
妈妈和姐姐也能重新
触摸太阳的温暖
但随后的中秋圆月
却被踩碎得遍地黯淡
听不到您熟悉的咳嗽
看不见您背手的悠闲
家人都很不适应
西瓜和月饼寂寞地对望
桌上多出的碗筷
空对着墙上主人的照片
爸 您一生在平原劳动
如今住进了青山绿水间
有亲人们的爱和思念壮胆
您到哪里都不要害怕
该钓鱼时钓鱼
该看山时看山
如果有来生
我会从众人中一眼把您认出
然后还做您的儿子
听您喊“振亚，扶我起来”
即便是瞬间的幻觉
哪怕是梦里的灵光一闪
七．黄昏笛声响起
听不到犬吠鸡鸣
看不见桦林渔舟
也没有农人归去来兮
甚至田边起伏的平原绿
王维和陶渊明的故事
被砌进娱乐城的时髦吟唱
搅拌在钢筋水泥里
白衣老者
独坐黄昏
笛声的利器刺向天空
残阳如滴
没有度数和颜色的日子
一如可饮可弃的白开水
茅台就着金骏眉
不比大葱蘸小烧儿惬意
两腿的人是植物
高原雪菊家在西域
南国椰林的滋补雨水
更喜欢三角梅的艳丽
生出翅膀的高铁动车
甩掉了跑平道路的轮胎
城里的工资仍长速缓慢
两眼瞪得溜圆不断调大镜片
梦话照样萎靡
安定片还是找不准安定的曲儿
黄昏 笛声响起
失魂者回到家门前
目光如炬
夜的边缘
半明半暗
城市的牧羊人
走出的村庄远得记不起名字
天地弥合
一座天然的墓地
半睡半醒之间
一只燕子飞来
一只燕子飞去
梦游的人已把前脚举起
黄昏 笛声一出
灵魂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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