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理论园地：庄伟杰《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总413期）

理论园地

TO BE

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

(作者：庄伟杰)

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

——以阿尔丁夫·翼人代表性长诗《沉船》为例

◎[澳]庄伟杰

身后是现实里高原逶迤的巨大背景，面前是意念中河流蜿蜒的生命绝唱。此刻，坐享阿尔丁夫•翼人传来的那首千行抒情长诗力作《沉船》

，【1】脑际里依稀浮现出那位长期生长于青藏高原的撒拉族诗人的挺拔形象。他如同天神的子民，站在高地上，迎着风的潮头放歌。时而用星星当种子，在天堂的入口处耕耘心田，或者发出“被神祇放逐的誓文”，映现出孤独的悠长和清晰的身影；时而沿着梦的密道，在诗性智慧和真理之光照耀下，用心灵运来天河之水，飘逸出太阳、大地和灵魂的回声，乃至挟带着悲悯荡漾的波纹……令人从中收获到一束束“神秘的光环“谛听到“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发现诗人总是把律动的诗意符号填满每一个空间，把蓝色中的无限澎湃传向四面八方……

诗者总是在诠释着诗者，好比英雄造就着英雄。巡视诗者翼人已推出的多部诗集，感知这些不同的命名不仅意趣横生，而且诗意盎然。就像高原巨石垂下的飞瀑珠帘，哪一条都可以用来编织历史，哪一片都可以用来安顿心海。这种带有宗教般的虔诚和生命姿态，一如呼啸声中的熊熊光焰，驱使着诗人挥动有力的手臂，以诗性的目光，投向那片巍峨连绵的高山，投给碎片似的混沌世界，从而告别世纪的“沉船”，重新调整以情感为风，以智慧为帆的精神航道，在航行中去表现一个时代的现实和现实之上必然呈示的人类精神图景。

上阙：横流的气势与岁月悲歌

在笔者看来，真正的诗者，都有其独特的精神吐纳方式。究其源在于，诗人应当从诗的本义出发寻求诗的真谛，自觉营造一种诗美和传达方式的特殊景观，它意味着诗人必须不断地调整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唤回对生命、对历史、对现实、对世界最深厚的激情，在整合自我、民族和世界经验的基础上，让自身的船帆不至于滞留在干涸的小河里，而是穿行于开阔的河道，展开“有意味”的灵魂探险之旅，以生命为本，以自由为舞，挺进历史最深层的一隅。这是初读《沉船》时给笔者带来的一种深刻启示。

细心赏读翼人笔下这部长诗，深切地感受到诗人深藏在字里行间的情感意绪，时而如一股雄风扑面而来，时而如一阵暴雨泼洒而来，有时像一团火燃烧，有时似一片云流动，忽而宣泄着涛声似的情绪，忽而笼罩着烟雾般的忧思。读诗的过程，仿佛与诗人“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默读刻骨铭心的时间”（1），自在地行吟在岁月河流般敞开的臂弯里，并且目睹到诗人那双“忧郁的眼睛正在穿越／远古的传说和久远的往事”，或者徘徊其间，凝视许久，发觉“却没有逃遁的船只／唯有在空旷的原野

在风中／扬起倔强的头颅”（5）。

通览这部命名为《沉船》的长诗力作，整体印象颇为强烈。歌咏性的旋律、超现实的画面感、象征性的意符、浪漫式的激越，交相错落且有机地结合起来。无疑，这是一首沉郁而又腾挪跌宕的长诗，从题名《沉船》可见一斑。作为一部“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的长诗，诗人在开篇特别引用了大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句：“我在寻觅一个瞬间／一张在夜间的树林里／奔驰的闪电和暴风雨的脸／黑暗花园里的雨水的脸／那是顽强的水，流淌在我的身边”。看得出，这也是一首与时间（瞬间）、人类（脸）、自然（水）、存在（在）和个体生命（我）相关联相呼应的诗，确切地说，是一首吟唱我和世界对话和呼应的大诗，或如“一场劫火使神性勃然于世界之上／以鹰为伍以河为伴”而律动的歌。也许，诗人最本真最心灵化的表达方式是歌，因为真正的语言必须以歌的形式留存下来。诗人深谙其中三昧，于是深情地道出：“是颂辞

是悲歌／是风暴  是雷电／是钟声

是晚礼祷……”（14）

面对世界似是而非是，生命彰显无常，“触击沉默的土地

挥泪如雨”，诗人依然满怀豪情，“以一种潜在的力，合拍浪漫的诗歌”（15），仿佛无数朵浪花汇成内心的河流。因而，翼人诗里大量出现的是大自然的元素：太阳、月亮、河流、星空、山坡、大海、船队、灯火、化石、孤堡、墓园、戈壁、花草、麦穗、牛羊、马、风、雨、鸟、鱼、鹰……以及自己心灵的阵痛、泪水、欢乐、梦幻、幸福……无不尽情展示。因为置身其中，“我听见了世界以外的声音／在这陈腐的土地上／有我同样的脚印同样的歌”（13），然而，环顾混沌的世界，试问有谁“何曾有过同时绝唱一首歌／也何曾有过双脚同时跨进一条河的经历”（15）。灵魂这首歌，唯有在词的旷野挣扎呼唤。正因为如此，歌声并非都是令人陶醉的，“它不属于我沉寂的河流／而只是一种遥远的对视”，甚至“沿着空谷

 回响／一种凄清的旋律”（32），就像遥望中的大片风景忽隐忽现，哪怕阳光照样普照着茫茫尘世。而在此岸与彼岸间反复追逐，诗人敏锐地察觉到世事沧桑、现实严峻，而命运如同时间一样残酷，歌声里同样也有绝望、也有狂乱，也有切肤之痛。在第22诗节，诗人面对沉默的土地，透过凝重的诗性文字，企图去破译“存在的背后”的种种遭遇和无奈，为生存际遇作证——

哦，沉默的土地啊

那是从遥远的马背上启程的儿子

亘古未曾破译这现实时间的概念

或有更多的来者注视：存在的背后

所蕴含的哲理被轻柔的面纱遮去

或是老远望去河岸的大片风景

在绚丽的阳光照耀下

步步陷入深渊

或是在绝望的瞬间谛听到

狂乱的马蹄声被血红的彩霞映照

或是世纪末新年的钟声吹圆了明月

便匆忙归巢便退至入潮

或是在小溪的脉管里陡然吹进一股

抖动的寒风将残酷地毒打着黑色的河流

 将在痛苦中遥望星空

了却寂寞的回声

敏感的诗人，总是把诗歌作为一种思考方式，而且总是处于诗性的状态，时时用诗眼观察，处处用诗心思考，并从寻常事物中发现别样的诗意。当诗人以美学家的目光打量一枚矗立的麦穗、废墟中长出的一枝荷花、一幅跳动的画、一对恋人、一棵树……“乞灵于酒

乞灵于河／穿过生命  穿过痛苦

 穿过死亡／穿过新月下崭新的／街道、工厂、广场、宫宇和楼房”（20），便开始歌唱，同时声称：“河流

 生命的绝唱／万象众生的意念”（37）。直面巨大而空旷的原野，仰望辽远而苍茫的上空，诗人以自己独特的发声方式，歌唱着伤感而美丽的一切：“世界的象征宛如血色宛如黄昏／宛如废墟中长出的一枝荷花／以最动人的笑脸

 四面捭阖／呈现出无数血腥的花朵”（37）。同时带着莫名的钝痛发出呐喊的心声：“试问何处是我美丽的家园／何处是我肥沃的土地”（19）。诗人既若即若离地感受到尘世的残酷，又若隐若现地流露出对生命的热爱，对家园的寻找。“湿润的眼睛早已化作蒙昧的花园／在期待和迷恋中

 返回／幽幽的灵魂深处——／叩伏于母亲的营地／在旭光中向内陆挺进”（56）。于是，他以一咏三叹的形式，借“沉船”这个负重的载体，歌唱家园，歌唱生命之河，歌唱大自然中的人性与神性，歌唱一切应该歌唱的。因为“唯有生命的体验创造奇迹／唯有诞生或死亡

 在爱的阴影下／流淌成长长的谣曲”（2）。诚如圣琼•佩斯所言：“诗人不由自主地同历史上种种变迁联系着。在他的时代悲剧中，对任何事物他都不会感到无动于衷……因为他是伟大的、新的——这是他重新发现自己的时刻。”【2】

佩斯同样说过：“对诗人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他能体现自己时代历尽创伤的良心”。【3】

翼人正是依赖时代的良心才得以维持其痛楚的歌唱，确切地说，他的歌是哀歌、是悲歌、也是圣歌，是关于时间存在、自然存在和人的存在之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自己所处时代悲剧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要弹响一曲如此沉重又如此神圣的岁月悲歌，谈何容易？这取决于诗人的内在定力、诗性智慧和语言爆发力。《沉船》以横流的气势运思妙想，结构篇章。全诗给人一气呵成、气脉贯通之感，其所传达的精神气场，应该博得我们的掌声。记得笔者曾经说过，诗歌应该展示气象，那是对物象中生命感的撷取。这种气象源自于天地自然之气，给人以流动而鲜活、充盈而隽永的富有生命力的感觉。诗歌应该具备气势，那是呈现生命和精神的一种形式。诗歌之势，如阴阳二气在互为作用中相摩激荡。“气势生乎流便”，意指势是源自气的流动和变化。气势是诗人内心外化的力量或精神姿态，在往复回环中通过语言符号构成一种视觉张力。气势的生发流注，是诗歌慑人心神，动人心魄的缘由。【4】

当然，翼人诗歌并非是在传统的抒情中取得气韵和气势，而是在现代意识中获得创造性直觉把握的力度和厚度，追求主体感悟的整体效应。在《沉船》中，诗人用自己的言说方式和历史想象力，以真诚、弥满而大气的书写，以敏锐

、激越而动人的力道，以浪漫、悲悯而充满忧患的质感，把岁月、历史和时代生存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显示出某种巨大的整合能力。“长河呵，当思想的船只沉入深深的河底／属于我的船只得搁浅在何处？”（3）可见，“沉船”这个比喻性的意象，所带来的质询和诘问，包裹着诗人对存在、对岁月、对生命理解的磅礴之气，而给读者留下的是沉雄苍凉之感和恢宏悲壮的声音。

值得一提的是，由56个诗节（段落）组合的这首长诗，其本身构成了一种潜在的撞击、纠结和交织呼应的关系。那里面有对灵与肉的体悟、有对生与死的喟叹，有对光明与黑暗、存在与虚无的感慨，有对神圣之物的道说，有对琐碎事物的叙说，有对无从逃遁的时间与人性的幽微，有对难以磨灭的斑驳记忆和历史画面的浓缩。它们原本散落于世界各个角落，但在翼人笔下，统合到一个舞台上，共同构筑为奇妙对应关系的诗意空间。诗人以存在去书写虚无，以瞬间去指涉永恒，以此在去言说不在，这是翼人诗歌的辩证方式。他咏叹着周遭或身边包围我们的琐碎之物，且怀抱一颗悲悯之心。悲悯生、悲悯死、悲悯爱，悲悯天空和大地，悲悯命定中一切活着之物。这让笔者想到一位著名作家所说的“文学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人生基础。而这一‘基础’中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悲悯情怀。”【5】

而这，恰恰是这首长诗的基调或精神底色，也是它引人关注和值得不断探讨的缘由。可以肯定，诗人是以悲悯情怀来传达内心盎然的声音。这声音，不仅属于他所处的时代和民族，也同样是属于人类的。

下阙：神秘的光环与存在之思

走进翼人的诗歌世界，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词——神秘，仿佛粼粼波光掠水而起，在诗行字词间闪烁或荡漾。确切地说，其诗歌创作与神秘主义思潮悠然心会，这是诗人对人生与命运、历史与现实，乃至存在与梦想、瞬间与永恒的独特体验、理解和感悟使然，又与二十世纪以来持续高涨的西方神秘主义诗学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有关。

应该说，神秘主义是东西方共有的特殊而重要的文化资源，而作为一种审美思潮，一直贯穿于人类思想史上。在探索自然、心灵和生命存在的奥秘中，神秘主义一旦将神学与诗学勾连互动，运用一种玄妙幽深的言说方式，可以展示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诗意体验和智慧把握。

阿尔丁夫•翼人作为中国西部高原上崛起的一颗诗星，从踏上诗歌写作之旅起，一路向前探寻。他豪情万丈，喜欢天真烂漫式的自由、奔流和延展；他热爱头顶的蓝天，盛秋的麦穗，以江河流动的方式，一路汹涌前驱，或以语感的流速张扬浪花，在词的燃烧与流泻中律动心灵的颤音和彻悟的纹理，呈现出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光环。评论界谈论他的民族书写、个性书写和史诗性书写居多，发现和探讨有关他创作中出现的神秘性书写鲜有论及。其实，无论是从神秘主义思潮在当代复兴的大背景，还是中国诗人作家对于自己生命中神秘体验的敏锐捕捉，都可以感受到翼人对于神秘主义文化的独到发现与体悟。难怪乎当他被邀接见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时，这位总统高度称赞翼人享誉伊斯兰世界的《黄金诗篇》，是“诗的黄金。虽只寥寥数语，却传达出无尽的星空都遮蔽不住的神秘……”。

“神秘”一词源于希腊语，其原意是闭上眼睛和嘴巴，把秘密放在内心，不要泄露出去。《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使人摸不透的；高深莫测的”。可见，中西词源学都认为神秘的本质特征乃是一种不可言说或触摸的感觉。如此神秘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往往伴随着心理暗示及丰富的想象和猜测，同时与人的个性气质、心理素质和生命体验有关。长期生长于西部神奇土地上的翼人，天生似乎就擅长于捕捉生活与生命中的独特感觉去发挥自身的艺术审美想象，甚至结合大量的直觉、梦幻、预感、象征、意识流、蒙太奇等艺术手段，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神秘而多彩的诗歌世界。

自然家园，常常是一个诗人情感和灵魂扎根的处所。以此观之，翼人诗歌神秘的梦幻与感觉、情绪与想象更多的源自于广阔的自然。在那片富有传奇色彩的高地上，在天堂的入口处，起伏着一种连绵的姿势，生动着一种蔚蓝的表情，弥漫着一种不羁的自由，流淌着一种素洁的淳朴，大自然从来就为神秘主义创造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文人的诗性思维素来与大千自然息息相关，才有那“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如果说，翼人对自然神秘性的读解是得益自身文化的传统，那么，诗人的自然神秘性书写则是同生命体验相互交融的。尽管这种感知方式并非完全是传统文人倾向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移情式自然观，却与西方象征主义的契合论强调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主体颇为相近。可见，翼人对自然神秘的种种表现，是中西思潮融汇的结晶体。

只要我们静心凝视，便可发现，在《沉船》这首长诗中，对于自然纷呈异彩的神思，似乎笼罩着一层浓厚的神秘气息。“此刻

 碧空如镜／苍鹰的蔚蓝之上留下深深的划痕／而人的走向依然是河流的走向”（3）；“你攀沿河之树梢

 心为之所动／除了行尸走肉其间没有任何蜕化／观河者悠悠

 桥头的风景悠悠∥太阳独自蹲在沉默的渡口／没有垂柳

 也没有幽静的湖泊／造访你

 初萌的情思”（6）；“即便一只黑狼的嗥叫／撕破长夜星空

其无数／久远而神秘的呼唤”（18）；“或许是晴朗的天空／唯有几朵烈日的笑声

悬在中天／有着自命不凡的开阔地／收获青春、命运和梦幻”（25）；“即使／这样的时辰再度降临／风蚀的河随风旋转／水，升为云／泥土踩成苔藓”（40）。这些自然景物的描写生动而传神，诗人把风物缥缈的意识及复杂难言的心境融为一块，产生一种独异的感觉。具体地说，自然不再只是被看或被欣赏的对象，也不只是单纯地成为陪衬或铺垫的背景，而是携带着生命、情感和色彩，成为一个独特的符号，有的甚至与写作主体构成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关联。诗人对自然的这种感觉与想象，实际上是揭示了世态万物之间具有某种内联的互通和感应关系。而这，恰恰是西方象征主义所追求的艺术旨趣。

有时诗人借对自然神秘的感觉与梦幻、情绪与想象寄予自己对于生命归途的思考，对于精神家园的寻找，即赋予自然以人的精神意志。第38、39诗节中，诗人对“河流”的书写活灵活现，“像是河流日夜从我的胸脯流过／像是不速之客午夜闯进我的家门∥我被突然吵醒／惊呆的眼睛朝天／就这样／我被悬挂在半空／站立成一幅活人的眼睛∥注定了生命之河／沿着河流的走向雀跃于我沉思的头颅／注定了死者的葬仪将在某个黄昏来临”；“

于是，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河流弯曲

 生命之河不断延伸／以及那些征战的白骨／裸露于汗血马咆哮的哀鸣声中”；第27节的“这是河流的走向／荒原敲击者荒原∥我便叉开双脚站立于岸边／遥望盛秋的麦穗低下头颅／疏朗地滚过大片荒芜的土地／却不知竟有几多忧伤／几多梦幻与我同在∥此刻，悠远的钟声依然驻足于斯／像是我爱情的双脚涉过黄昏的河岸／本能地体察牧羊人孤独的夜晚”；第42节诗人以满怀虔诚的期待吟唱：“现在我又看见／道路两翼开满无数鲜花／企望某一天摘取星辰艳丽的花朵／贴紧胸膛

 以示世界的爱／永恒无边

 我在想／倘若它真是一朵理想之花／那将是天底下最美的事了”。这些精彩纷呈的关于自然神秘的感悟与想象，读之扣人心弦。或用意象说话，造意奇特；或用出彩细节，动情叙述，有点梦幻色彩，并将西部的粗犷、荒凉与悠远，化成内在的美学形式。有忧伤、有梦幻、有孤独、有遥望、有沉思、有企冀、有跃动、有理想的光焰。“河流”也罢，“花朵”也好，都有了活脱脱的性灵与灵魂，那是生命神秘而又神圣的源地的象征，是与诗人心灵相通的生命风景。

对神秘的感觉与想象的展现，在翼人那里，常常透过对于生存境遇的冷静书写。生存境遇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实际遭遇，是最真实最现实的生活境况，最能反应特定时代与人的存在隐忧和命运意识。在这部长诗的第12节，诗人是这样咏叹的：

或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是灵是肉

 现实或是梦幻 

在广阔的疆域

骑上棕色的马往返于生死之地

莫名的忧愁油然而生

而我的子民们将在绝处逢生

一脚踏进终究未能敲开的门窗

    想必是一条求生的路

纵然红红火火

纵然启谛于母腹骚动的胸膛

    呼啸而来

 呼啸而去

结果一条必经之路封锁黎明的晨曦

    倒是一派壮观

 红白相间气吞山河

    ——绿色的大自然

 收敛了

太阳的荣华与富贵

以及我们所迈进的第一步何起何落

何尝不能望而怯步又何尝不是

海中捞月而自叹兴喟

通过这节诗，看得出，诗人并非浅表地写生存境遇，而是试图用诗和哲学重新建立起一个异已的世界，那些生命中曾经历的，连同灵与肉、现实与梦幻交织的“存在”，在诗人动情的叙述中变成存在之诗。有趣的是，作为一个亲近自然的歌者，诗人始终静默如山，他喜欢“站在岸边”，去“思索着河流”。但又唯恐星空中有巨大的翅膀覆盖漫漫长夜，“使萎缩躯体在大山的背后／被沉重的脚印战栗”。于是，为了“感知到一方净土／在河水中洗礼”。我们仿佛看到诗人用一只翅膀飞行，用另一只翅膀呼吸，而那些深隐于生命中的美好期待，则萦回于一颗跃动的诗心，驱使诗人以朝圣者的姿态，尽可能“悠闲的走过河岸”，去领略一片栖息地的存在。但在暝色中眺望，“而西风已过／并未露出更本质的白昼。”面对此种境遇，犹如置身于没有灯火的空旷世界，“纵有蟋蟀的脚步声却听不见回声”。即便如此，诗人依然是清醒的。当夏日的涛声漫过长夜一次次吹向耳边，诗人想告诉睡意朦胧的人们，“是你们将我倾慕的影子绑走”。然而，人世沧桑，只要存在就是永恒，就是“唯一的空前存在”，哪怕我们短暂的一生，“只不过是这存在的／一种例外，驱赶低垂的头颅”。但诗人的性情是达观的，他唱道：“昂扬在浩荡的洪流中／一如既往在杂草丛生的地带／充满着理想、信仰和山坡上的牛羊群”。至此，诗人恍然顿悟到了什么，“抑或我感受到了什么，一种意念的诱惑”。透过这些诗性文字的背后，我们可以从中领会到，在“人的存在”之中，有着许多微妙而难言的人生况味。

如果把梦当作艺术品来欣赏，那无论是正剧、悲剧或喜剧，都应有它的艺术美。梦由心生，梦能彰显人心，诚如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梦“代表良心的声音”，它能帮助我们走进一个人的灵魂深处，由此而构成的情景同样非常神秘。翼人在《沉船》中布满了诸多不尽相同的精彩动人之“梦”。或梦境萦绕，或虚中有实，或虚实相生，颇具神秘的艺术魅力。诗人面对生活之原野放声咏叹：“我精神之海神灵之海／如若魂牵梦绕竟是梦／我将附会于你的痛苦／鼓舞来者／编纂时间的幸存者”（19）。可以说，在这部长诗中，诗人自如地驾驭着梦的无比威力，在自由变化中灵动书写，恨不得用梦生发的力量将我们引入一个理智所不能接受的世界，并且通过不断的闪现、更迭或变形，让自我与世界，让世界与我的梦产生谐振。

有时，为了“殊死的惊心动魄，还原最后的一次葬仪”，诗人以一种充满矛盾张力的口吻发声：“似梦非梦，似狂笑似悲歌／一阵阵飘起爆裂的马蹄声／隆隆之声

 一阵越过一阵／由远而近  由近而远／一切幻化为无

 幻化为有”（16）；有时，只因鸟儿的鸣叫声，“依然守候苍白的脸／依然做着飞翔的梦”（17）；有时，因为久远而神秘的呼唤，“梦。远离故土”；有时，为了超然于河谷之源和生命之上，选择了凄残的夜晚，让“生命之真实超然于灿烂的星空”，以及“无与伦比”的梦幻；有时，意识到时间是永恒的、土地是永恒的、人类是永恒的，“且在梦中擅自闯入他人的空间”；有时，叉开双脚站立于岸边，遥望盛秋的麦穗低下头颅，疏朗地流过大片苍朽的土地，“却不知竟有几多忧伤／几多梦幻与我同在”。这些奇特的梦，都是生活的折光。诗人运用心灵感应的方式让人触摸到某种神秘之美。难怪乎格哈•德•奈伐尔说过：“梦是我们的第二生活”。它好像一个大吸盘把现实生活化为诸如梦幻、幻象、幻影、形象等各种不同的形态，在特定的语境中，隐晦而神秘地呈示出来。

综上，我们通过对翼人在《沉船》中有关自然神秘的种种表现，无论是感觉与想象、还是情绪与梦幻，总是充满着激情与沉思，弥漫着悲情色彩与神秘光环互为交织的一种存在之思。难得的是，翼人在诗歌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神秘主义思潮悠然心会，并在无形之中借助诗的艺术形式加以精彩书写和尽情展示。同时，对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变幻莫测展开自己的思考，让营造构筑的这部长诗带有一种神秘美的色泽。可以断言，探析翼人诗歌世界中的神秘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去理解中国当代新诗的某种特质，去感知一种新的写作姿态，去发现部分另外的世界。当我们撩开他那“神秘的光环”，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其真诚的翼人，但他不是一个玄学式的诗人，他喜欢写自己真实的心灵里的画面或情绪的变化，且在无意之中为中国当代诗歌的神秘诗性表达添加了令人赏心悦目的一笔。因此，与其说翼人是一名相当出色的抒情诗人，不如说是一位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立马昆仑”是因为翼人作为西部诗歌“昆仑诗群”的代表性诗人，其身上洋溢着一种浪漫式的英雄（主义）气质，而神秘主义乃是其诗的重要审美品格。而这，恰恰是翼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它得力于诗人冷峻的沉思和充满自我陶醉的语言爆发力，并写出了他所处场域中最为纯粹的诗篇，也许看起来是近乎散漫的恣肆汪洋，但在整体上具有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和思辨力，而其神秘理念和感受，不是非理性的“魔咒”，而是诗人心灵深处的神性与外在因缘碰撞而产生的某种神秘体验，是想象力与梦幻合流的诗歌奇观。

余音：翼人的诗歌与西部诗意

谈论阿尔丁夫•翼人其人其诗，脱不开谈论西部诗歌。有人认为，西部诗与朦胧诗同时出现于诗坛。当朦胧诗被后新诗潮所代替，西部诗依照自身的规律发生了重要流变。今天，我们所谈论的西部诗人、西部诗歌、西部诗群落这些概念，尽管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艺术嬗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但西部诗的艺术精脉和凝聚力，应是基于大西北独特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景观，是基于其独特生活美学和诸如粗犷、苍凉、悲壮和高远等诗歌美学，并表现出独特而丰厚的具有中国现代意识的诗歌精神，无论是西部家园与形而上的体验境界，还是历史感与生命形式的西部精神，抑或是其所形成的西部意象和西部风格的审美特征。如果我们把西部诗与“朦胧诗”加以比照，可以看出，前者更多地指向人与自然、人与地域的关系，而后者则着眼于人与人、人与时代的关系。

倘若说西部恢宏博大的自然精神与文化精神已然渗透到诗人们的血液灵脉之中，并与西部诗人的个人气质及艺术信仰达成同构关系，酿造成西部诗歌风格与审美认同，那么，无论是古代边塞诗人提供的传统诗风的滋养熏陶，还是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直接浸染，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西部诗风，应是诗人向西部荒原找回心灵的自由空间，同时获得“内在存在的深层维度”的力与美的表现。哪怕西部作为一个广阔的地理空间，介入每位诗人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深度是不尽相同的。但必须承认，西部诗歌风格主要见诸诗的内在特质，因为读者总是由诗的语言唤起阅读兴趣，诗的语言姿式是一种诗意的诱惑。以此来观照人们经常提及的西部诗人昌耀，便可发现，这位被认为其诗歌精神具有普通时代意义的诗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创作的所谓向悲剧性的生存体验突入，却失去了语言节制，在磕磕绊绊的诗句里，竟看不出汉语诗性的光色和丰韵，他似乎只知道有“纪伯伦诗意的小鸟”，却混淆了诗与散文的文体界线。可见，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真正的西部诗风应当是以大气及摇曳多姿的语言风韵作为一种标志。我们之所以为唐代边塞诗所震撼所折服，就在于那些奇突精彩的诗句充满气势，自成气象。苏东坡自喻诗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大致指“气”的自然气势而引出语言的千姿百态。何况诗本身具有独特的“舞蹈式”语言姿态。我们从专注于长诗创作的翼人主要文本中，除了隐约可见其“创作实践已纳入屈原开创的‘史入诗’空间史诗传统并深具当代特征”外，同时发觉其诗在冷静叙述过程中所具有的语言节奏和韵律，以及在张扬中所表达的西部气韵、浓郁的审美情趣和特异的西部情调。特别是在《沉船》中挺然跃动的横流气势和岁月悲歌，弥漫的神秘光环和存在之思而彰显出的西部气魄。

由此可见，作为一位神秘主义诗人，作为西部诗歌独特的“这一个”，翼人的精神投入、写作姿态和种种艺术的探索，不仅以汗水、心血和智慧献给了这片土地，而且为西部诗歌乃至当代汉语诗歌增添了独异的一页。他呼唤“至深”，

倾心于“大诗”，沉醉于诗之“大气象”，诚如博尔赫斯所期待的“注定要歌唱的、将深深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之类的史诗的声音”。【6】

当我们从历史文化体验方式、个体生命体验方式、审美意趣体验方式这三重维度来加以审视，翼人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诗人既能避免表面化的西部特色书写，也能避免功利性因素而让生存或生命得到有力的质询，灵魂状态得以展示，语言深渊得以举起，诗人的良知得以唤回，人性的深度得以彰显，又因民族的文化心理与人类的现代意识之投射，而呈现出郁勃的、富有个人特质的生命气息，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明确追求的神秘主义诗美境界，同时突显了西部精神境界的盎然诗意。

诚然，无论是对于百年汉语新诗，还是对于每一个诗歌探索者来说，汉语诗性和智慧，永远是一座开掘不尽的宝藏，总在等待着另一种抵达。尽管岁月会老，但诗心可以不老。立于永远的风中，哪怕风时常有看不见的吹动，只要诗心如莲，无风也会自开。对于翼人而言，名字中那个带有动感的词——翼，意味着这位高地上的歌者，注定要张开双翅凌空飞翔，注定要在怀抱万物中俯瞰环顾而盘旋或啸鸣，甚至注定要如勇敢的鹰化身于天地与河流的冲击力。或许，在翼人的生命谱系里，诗和远方，就在西部高地那一片无边的蔚蓝里深藏着。只要身在、心在、魂在、风韵在，相信他是属于这片蔚蓝的，相信世界也是属于这片蔚蓝。当岁月风生水起，当苍穹变得清澈高远，当诗人拐过人生的那道弯，一旦为明天插上腾飞的翅膀，并且化腐朽为神奇，那么，在时光的河流里航行，无论是溯流而上，还是顺流向前，只要拥有一颗清澈见底的诗心，就能成为最理想的诗意引擎，让自己骨子里脱俗去尘的意境，扎根厚土，高出尘寰，因为，“谁能料想这悲壮的一幕／闪耀着灿烂的幸福之源∥放浪于母亲升起的穹顶”。如是，当可以遗世独立的圣洁大美去完成未来的诗篇，并且，“将被长久地悬挂在没有标记的旗杆上／呼唤来者

 呼唤所有生命的船只”（55）。

走在永远的路上，只有开始，没有终点。虔诚的诗者如同祈福者，始终都在攀援中前行，都在没有终点的语词中航行。《沉船》已缝满了特定时代记忆的补丁，而今背负着新的历史担当，新生的船只已再度启航，无论是横舟江河，还是立马昆仑，沿着既定的线路，诗者翼人正在走向更深更远更迷人的神秘地带——

因为，最美的风景，往往出现在最好的时光中；最美的诗篇，应该孕育于最高贵的灵魂。

                          2017年初春写于泉石堂

注释：

[1]长诗《沉船》，阿尔丁夫·翼人著，张智中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诗集《沉船》全文经典回放于《诗选刊》2016年第4期。

[2]转自刘小枫等著：《流亡与栖居》（星座学术文丛），第12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3]转自邹静之：《广大爱心——读冯文权的几首诗》，《三月风》1995年第01期。

[4]参见庄伟杰：《用精气神重建汉语诗歌逻辑》，《中国诗人》2015年第1卷。

[5]曹文轩：《文学应给孩子什么？》，《文艺报》2005年6月2日。

[6]博尔赫斯：《诗人》，《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

 [作者简介]庄伟杰，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语言与文化研究》主编。

（此作品转载于搜狐文化智岚JASON视文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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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愁予诗歌的当代性意义及其启示 

 庄伟杰

作为一位在大陆长大、在台湾成长、之后旅居海外（美国）的现代主义诗人，郑愁予以自己的“愁予风格”所形成的艺术魅力风靡海内外，其深远影响，庶几成为当代华文诗歌界一个跨越中西文化的有意味话题和典型现象。于是，无论是从传统和现代、还是东方与世界，抑或是人类与当代所构成的纵横坐标系中观察或审视，可以说，郑愁予诗歌为我们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譬如，郑愁予诗歌的写作姿态与生命精神、时间意识与现实关怀、题材分类与整体诗意、空间位移与浪游情怀、民族性与现代性以及其中隐约可见的宗教元素，乃至某些相关的美与美感、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艺术的文化性与价值观等伦理与实践所生发的论题，在今天当可视为一个生动而精彩的个案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例证，让我们可以从诗人多样性的诗风窥见其诗学总体建构的意义，了解其诗歌艺术成就对华文新诗发展的价值作用，辨析其诗作的诗意内涵与当下时代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能为当代诗坛带来诸多方面的有益的启示。

诗是一种存在之光，诗意是人生的理想状态。因而，诗作为语言艺术的极致，“提供的不是常识，而是启示”（王家新《人与世界相遇》）。而作为一种审美表达，正是通过诗人关乎生命体验的思考，才让人在悠悠岁月中领悟到人生的波澜壮阔与瞬息万变。惠特曼在《草叶集》序言中指出：“人们希望诗人表现的，不只是这些不能说话的实物所固有的优美和庄严，他们希望他揭示出沟通现实与他们的灵魂的道路”。从郑愁予诗歌中我们发现，诗人总是在用灵魂发声或抒写，那是一种优美而从容的心灵舞蹈，一种流淌着割不断的悠悠清韵，一种特定时代内在精神的反光和折射，即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色彩斑斓、美丽如梦的艺术世界。当我们从思维方式或艺术观念上加以观照，可以看出，郑愁予诗歌艺术之所以能保持恒久的生命体温，在华文世界里广被接受和肯定，起码的显示出两大方面的意义。其一，作为一个用汉语（母语）语言文字来表达现实处境与诗意诉求的诗人，注重外来诗歌的试验和输入固然相当必要，却不能因此而忽视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表现技巧和传统。只有坚定而理性地走出自己总引以自豪、并乐于固守的自恋式的写作误区，大胆地取他人之所长，在充分吸收中灵动地加以熔铸新肌，且在不断更新自我中求异求变，才能真正自觉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艺术新天地。其二，从诗歌缘情的属性来看，只要给心灵带来激情与抚慰的诗歌，就能让人感动。这不仅需要感人的情愫、还需要物我相融的意象、富有张力的语言及精巧的结构，尽可能地站在特定时代的审美高度，全方位地从人类文化史的发展规律认识上和对人类诗歌在审美意识的通感体验上，作出具有精神性、思想性、创造性的实践。缺乏这种胆识和勇气，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存、经验准备和强大的思想力量，就不能走出陈旧封闭的思维模式，就不能直指人心或打动人心，就不能与读者沟通和对话，从而丧失了诗歌艺术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其美学思想和诗歌艺术实践常常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感性与理性浑融凝聚。所谓“自觉”，体现在诗人对诗歌艺术在本体语言、形式美感、精神实质、文化内涵等多层面、多元素、多视角的探索、思考和吸取中，这是一种富有文化特质的、主动的、理性的、有意识的积极探索。“不自觉”乃是指在特有的艺术观念理想所形成的潜意识中，在表现上尽情自如地驾驭语言文字，灵活而自由地把握自己的审美感觉状态，自信而练达地抒写精神性的畅想与创造性的意识自觉。因此任何单纯抽取式的阐释或仅从写作技巧上的研究，都不能完整而富有诗性生命感地对诗人及其作品进行评价与定位。对郑愁予诗歌艺术的认识同样如此。因为在诗人笔下，即便是寻常巷陌也写得极不寻常，字里行间流淌的大多是一股灵性、一缕情思、一种神韵，是经过心灵过滤、感悟和铸造而凝成的“诗意的栖居地。”

诗是语言艺术的高度呈现，其真情实感、可歌可泣作为精神品质固然可以感人，但不具备必要而独特的话语方式，难以发人深省和耐人寻味。正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由此可见，诗歌之美关键在于语言视觉美感的创造。其形式、风格必然建立于本体规律和新语言表现上。从某种程度上说，郑愁予诗歌应属于声籁华美而柔婉的风格。著名诗评家李元洛认为，郑愁予的诗多运用阴柔性词汇。因为风格与词汇是分不开的，在语言上，阳刚美的形成得力于阳刚性的词汇，阴柔美的形成得力于阴柔性的词汇。词采豪壮，富于力度，多表示激烈的动态，是阳刚性词汇的特色；辞华秀润，音量轻柔，多表示平和的静态，是阴柔性词汇的表征。① 流 沙河先生则以为：“他的文字典雅，多有旧体诗词之美。”② 在笔者看来，郑愁予诗歌除了着重于对阴柔性等语言、词汇的运用外，还在于整体构成的韵律、节奏、色彩和结构等诸多要素和关系的纯美及唯美性的直觉把握，而且善于捕捉与之相关的丰赡轻灵的意象，从而达到视觉美的新语境创造。总揽其诗作，时常出现“红莲”、“街道”、“贝壳”、“星星”、“江城”、“思妇”、“窗扉”、“晚云”、“徽雨”、“雏菊”、“流星”、“酒楼”等可感性的意象，同样不断流露出“落漠”、“孤独”、“纳闷”、“黑暗”、“错误”、“乡愁”等感伤性的词汇（或称表意性意象）。诗人最具代表性的诗作如《情妇》《如雾起时》《水手刀》等，或细笔轻愁，如疏柳淡烟；或绘声绘色，似闲花落地；或低回婉转，若银瓶乍响。让人在赏心悦目之际，获得一种美感或者沉思。正是这种带有创造性的书写，呈现出他诗歌艺术的特有视觉美感和魅力，也体现出他的才情个性与精神品位。从其诗作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炼情造境的图式意象，也能看到他如何吸取中国的传统意识与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完美地加以融合的艺术清醒。他的那首被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的不朽名作《错误》，让我们通过这扇心灵的“小窗”，获得许多深刻的启示。对于这首难得的当代诗歌珍品，我想化用鲁迅那句表达与瞿秋白相知相识的名言赞叹之：“诗人得一杰作足矣，斯世当与同怀视之。”每当读到类似的不朽的经典诗作，的确能获得一种心理（审美）的满足，好比高山流水觅得知音，或如我们欣赏到唐诗宋词中的名篇佳作，其所构成的诗思共鸣，宛若穿越了浩渺的文化时空的审美对话。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岁月不断嬗迁，好诗常读常新。实说实话，每回读《错误》这首诗时，给予我个人的感受都会有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震撼。诚如著名学者陈思和所言：“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阐释，越是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性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③ 对这首诗至今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或认为写母亲的等待是这首诗的主题，或以为这是写倦守春闺的“闺怨”诗，或当做是写“妻盼夫归”的爱情诗，或则理解为寄托海外游子无家可归的流浪情怀等等，即便诗中的意象选择如“江南”、“莲花”、“东风”、“柳絮”、“归人”、“过客”、“马蹄”等的巧妙组合，足以让人沉浸在浓厚的古典氛围中，但诗作恰恰是以现代人的感觉和艺术方式来加以诠释和传达的，是诗人借“古典”之酒杯浇今人心头之块垒。依照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哲学认为，人的需要有几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生存需要，然后是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一直到最高的层次——自我实现的需要。在不同的境遇中，人的现实需要与精神需要是不尽相同的。读这首美丽而动人的《错误》，的确让人获得无尽的“美丽”的感受。“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堪称掷地有声的妙句。其中蕴含着强烈的漂泊感和游子情怀，让即便有着相同境遇的人也能读出许多滋味来。诗人这种发自内在情愫而流露出的漂泊离愁，实际上是特定时代人们普遍的失落心理，同时直逼追问现代人的存在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漂泊的过程，而流浪（如“达达的马蹄”）就成为人的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存在方式。是怀乡感，是悲剧感？是现实形态，是人生形态？因而具有了多重性的意蕴内涵。在生命与历史的流变中，诗人缱绻的思绪仿佛是穿透情感距离所造成的迷雾迢遥而来；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错位又使人对“家园” 存有的那份久违的感觉多了一种迷幻和玄奥的色彩。由此可见，当我们阅读欣赏一首诗的时候，首先使我们惊目动心的，不是像小说或散文里所展现的复杂纷纭的人生画面，而是一颗聪慧而坦然的心灵，在瞬间启开时所透出的情思智光。我们得以走进这经由心灵展开而跨越时空的对话，或者去聆听作者对人生、对存在、对命运、对爱情、对世界、对自然的诗意倾诉和精神诉求，并获得深刻而丰富的人生启示。要臻达这样的艺术效果或境界，诗人必须具有自由而超拔的心灵，进而方能跳出生活，静观人生，观照生命。

郑愁予的心灵正是这样的心灵。从他那些形式很现代，但骨子里却传统得很的、且渗透着  强烈人文情怀的诗作里，我们看到，这位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初就引人注目的“浪子”加才子式诗人，在诗歌表现主题上，除了擅长他最拿手的爱情诗和山水诗之外，又有以自己童年和青少年在大陆辗转南北的经历为背景的书写，或追忆往昔生活、表达乡愁情结，或潜藏着对世态多变、人情冷暖的哲思，甚至隐含着某种超越民族的自由博爱的人类意识。无论是早期的“我心想着那天外的/陆地——”《想望》中那种因时空纠结与错落所浸透的对于“梦土”的无限眷恋，还是“漂泊了很久，我想归去了”的《归航曲》流露的那种漂泊在外的寂寞而无奈的心绪；无论是《相思》中企冀轻轻地“把梦剪断/你一半，我一半”的那份轻轻低回中传达的脉脉温情，还是《边界酒店》中那伸手可触及的“一步即成乡愁 ”的迷幻醉意；无论是迷恋山海，在大自然怀中寻求一种皈依与安宁的《北峰山》《岛谷》，还是礼佛参禅中以冷静的目光看待人情世态的《梵音》《度牒》《偈》《定》……皆是以敏锐的心灵去寻觅氤氲的诗意，极力透过历史与现实的云层，去窥视背后深远的天空，并浸润在自己深厚真切的情感中，然后通过纯净优美的文字，让语词之花摇曳焕彩，由此升华为对于人性与命运、生命与存在的深切思考或追问。

灿烂的诗意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如同在路上感受到生命的恍然跃动正是美丽的“错误”，追求诗意的栖居正是灵魂的漂泊。“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可以说，诗人以其特有的“愁予式”笔调引领我们进行了一次轻松愉快而又充满人生况味的诗歌之旅。走进诗人为我们展示的精神空间，人生的忧愁、漂泊、困顿、美丽、眷恋和欲望所引发的意绪情怀，完全可以在诗性智慧中找得美的慰藉。同时，从诗人提供的那些富有暗示和象征意味的一系列意象中，我们发现，其诗作往往贯穿吻合着人类善美的精神和语言艺术美的心理与体验，既弥漫着古典诗歌的气韵，又充盈着现代意识，即具有古典与现代交融的美感，充满着中西文化不同而同的意趣。这应是他诗歌艺术在表现内容、观照方式和语言形式上高度统一的美学特征。

诗歌作为艺术的最高形式，满含着创作者的主观意识。而诗歌之美，融化于构成诗歌的每个元素之中，所有元素之美则生成为诗歌生命之美。美是一种向度、一种气息、一种格调。因此，诗歌应独立于现实生活的“精神性”以及艺术本体性。具体地说，诗歌是源自于诗人的现实生活、思想情感、文化涵养和时代背景，是诗人对世界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独特审美判断、思考与吟唱。但它又应远离诗人、越过现实，直奔人类集体无意识而自立王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和解读郑愁予诗歌，不仅只是诗歌的意象图式和语言技巧的艺术特征，而应是传统的、本土特质文化和当代诗歌文化超越时空、跨越中西的审美理想与价值选择的一个特殊现象。它不仅属于郑愁予本人，也属于当代汉语诗歌史。作为一位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其作品所透射而出的艺术生命力，“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艺术经验”（李元洛语）；其开拓的幽邃而深广的艺术天地，对当下华文诗歌应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资源。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也是中国的、现代的，因为美的创造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强烈的主体意识、自觉的创造精神。诚然，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诗人与诗歌亦然。功夫在诗外，善搭空架子的漂浮技巧是对生活的背弃，只有那些内心中真正具有诗性气质的人，才能凝视和发现生活中的美，才能将人生和宇宙的空间升腾而出的诗思，融汇在自己描摹的对象之中，抑或笼罩于历史文化的顶空。诗意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它得益于一个人的生活体验、生命意识和文化精神，诗的书写无非是调动全部的感觉，自然率真地展现出诗人自身独特的心灵世界，并在对文化与精神的不断超越中诗意地安居。而这似乎又是郑愁予诗歌艺术给予我们的另一种深刻启示。

二00九年冬日急就于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注释：

①     参见李元洛：《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②　流沙河：《台湾诗人十二家》，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

③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序言（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刊载《华文文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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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诗意空间延伸(庄伟杰)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2月28日09:39 来源：中国作家网 庄伟杰

台港澳地区暨海外华文女性诗歌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况且目前学术界对此也甚少关注，这给批评与阐释带来一定难度。首先，台港澳地区与海外是两个有 别的概念，有其复杂性；其次，许多诗人本身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处于流动性状态。再者，由于地域或文化上的差异，使人在诗学立场、写作心态、文化转换姿 态、语言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譬如：台湾与港澳地区、海外的澳大利亚、北美与东南亚诸国又各有千秋，不尽相同。就文化转换而言，北美与澳大利亚诗 人的诗歌创作虽然摆脱了本土中国的制约，却仍以中国形象的身份出现，东南亚地区的诗歌创作则是回溯向上。

进一步分析，由于传统中国女性处于边缘地位，无法像男性一样去参与各种社会文化主流，况且在文学传统里，女性诗人的声音也相对微弱。相对于男 性，女性诗人往往具有双重的边缘性。此外，在地理位置上，海外华文诗人本身已地处边缘；从诗歌自身的处境看，诗歌同样处于边缘的现状。

　　让我们先把视线聚焦于台港澳地区的女性诗歌。就诗歌的整体风貌来说，台湾较之于港澳更加繁荣和多样，即便与大陆诗歌比较，也绝不逊色。台湾的女 性诗人在特殊文化空间中成长，是以坚持女性诗歌写作线路和接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双重姿态登上诗坛的。“老牌”诗人如蓉子、林冷、胡品清、罗英、彭捷、晶 晶、张秀亚等人的作品，传达出与当时主流诗体并行的女性声音。她们可谓是在感觉世界里寻找诗情的人，自觉地经营着诗的艺术，呈现出各自的艺术情趣和诗风。 到了上世纪70年代，由于受台湾乡土文学回归的影响，依恋乡土和家园情怀更多地构筑了女性诗歌的新天地。张香华、陈秀喜、洪素丽、朵思、宋后颖、叶翠萍、 梁翠梅、万志为、杨笛、亚微等人在乡土诗歌回归期颇有代表性。她们有意识地开拓和追求，为女性诗人的写作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此外，冯青、夏宇、钟玲、席 慕容、方娥真、古月、涂静怡、零雨、江文瑜、庄云惠、斯人、曾淑美、琹川、罗任玲、林明理、丘缓、颜艾琳、紫鹃、刘叔慧等堪称是台湾女性诗人中的活跃分子 和中坚力量。她们激扬女性主义精神，在张扬女性意识的同时呼唤女性的群体觉醒；既有对女性躯体写作的叛逆，又能通过女性身体部分与生理经验的描述，来表现 女性独特而隐秘的生命体验；既有对女性语言书写的自觉，又能对女性话语加以重建，对父权语言与男性神话起到颠覆或解构作用。台湾诗坛上向男性中心领域挑战 的“诗的复仇女神”夏宇，作为充满后现代意识的诗人，其对男权话语进行解构的文化策略，最具创意和震撼力。《蛀牙记》《也是情妇》《某些双人舞》《考古 学》等作品，特别是《下午茶》那令人瞠目结舌的描写，有意识运用污秽语言来嘲讽男性的话语，其颠覆力度和挑战意味给人以惊世骇俗之感。

当然，大多数台湾女诗人还是希望“把爱的关怀对象扩大超越‘自娱’创作格局，呈现出向上的飞跃的美丽姿态”。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吴菀菱、侯 馨婷、林岸、林思涵、何雅雯、廖之韵、叶惠芳、佳娴、林婉瑜、江月英等女诗人，则以活跃的创作姿态为台湾女性诗歌增添了生机和活力；或思想前卫，注重表现 内心感觉、心灵困境和生活情趣，具有鲜明的女性色彩；或诗思敏锐，既坚守诗歌本体，又充满现代与后现代的探索精神，对女性的潜意识心理，包括性爱、身体与 欲望均有充分的表现；或把笔触伸向生活中细小的经验和事件，表达自我内在的生命感思和人生体悟。而作为新时代的“80后”台湾女诗人，佼佼者如崔舜华、林 禹瑄等，她们的陆续崛起无疑为台湾女性诗歌带来了新元素和色彩。无论是通过网络平台，还是以纸质文本呈现，她们爆发的能量、自我塑造的风格以及所展现的带 有当代独立自主的女性特质的诗风，都值得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台湾女性诗歌不同群体及不同代际的异同和特点，可窥见台湾诗歌的艺术流变轨迹诸多启示性 意义。整体而言，台湾的女性诗歌写作，与大陆相比，有在不同文学环境和社会风雨中孕育出各自鲜明的形象，也有在同一民族身份与性别身份的文化书写中，贯注 女性的生命波动乃至共同的精神血脉。

相对而言，香港诗歌的发展历程在整体上较为缓慢，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降，香港诗坛在诗人群体的形成、艺术风格的发展、诗对现实的锲入，以及诗 对母体传统的继承等层面，才开始走向自立乃至自觉的新的发展阶段。其诗人队伍的主体主要由三方面组成：有本土成长的老中青稳健力量，有南来即来自内地的新 诗人，有台湾、澳门或海外移居或寄居的“外来”诗人。香港女性诗歌的整体力量较为薄弱、女性诗人也屈指可数。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诗坛的有西西、钟玲玲 等；亮相于80年代的有胡燕青、吴美筠等，她们均属香港本土女诗人，仍然处在男性主导的话语权力的边缘。南来诗人中，有一群活跃的女诗人值得关注，梦如、 舒非、蔡丽双、夏萍、路羽、李剪藕、晓静和在内地已经蜚声诗坛、以写爱情诗风靡一时的林子。“在表现艺术上，不同于某些本土女诗人有现代和后现代倾向。其 中林子是诗媪，而蔡丽双是后起之秀的代表”(古远清语)。近年来有文榕、廖书兰、井蛙、马俐、萍儿、陈荭等陆续登场，她们以女性的视野、经验和话语，在委 婉的心灵倾诉、价值诉求和诗歌世界里，呈现出与男性诗人迥然不同的别样景观。而被誉为“富有诗意的小城”的澳门，尽管文学空间始终敞开，诗歌写作看似自由 度极大，实质上是在自生自灭的境况下曲折而持续生长着。澳门诗歌既有不同于香港诗歌的特色，两者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有趣的是，在这座名为MACAU的 诗意小城，诗歌写作几乎清一色是男性的天下。澳门诗坛现代女诗人堪称寥若晨星，能说得上的除林丽萍，林玉凤、谢小冰等则以写旧体诗词为主。

如果说，当前的大陆诗坛，女性诗歌势头甚猛，甚至有与男性诗人平分秋色的态势，说明女性诗歌不仅日受重视，而且在不断冲击与改变女性写作处于 “被看”的境地，而台湾女性诗歌在自由延伸中拓展了自身的言说空间，由于先行飞翔并始终坚持女性写作路线，已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流向的话；那么，香港及 澳门的女性诗歌与海外华文女性诗人在写作路向、审美意向、价值取向以及整体力量方面似乎较为接近。香港女性诗歌与海外女性诗歌由于同处于中西文化相互碰撞 和交融的地带，传统的典丽和现代的感觉交相辉映，构成了女性诗歌既迷茫又清醒，既古典又现代的风格特征。同样的，在海外女诗人中，无论是人数或作品的数量 都大大少于男性诗人，但她们的写作姿态和立场与男性诗人相对平等。由于她们是有时代影像和移居背景的特殊群体，其创作特色也必然从海外诗歌多层面的比较中 反映出来。从性别角色看，女诗人的作品有不同于男性诗人作品的特色；从时间维度看，上世纪80年代及之后移居海外的女诗人自有与前辈不同的创作特色；从地 域文化看，从大陆移居到非母语异质土壤的诗人，与海外出生和成长但仍以华文为母语的诗人各有不同。由于海外女诗人是海外华文作家中最为分散的群体，加上在 高度商业化社会中的生存处境，女诗人作品发表的机会和空间微乎其微，能结集出版的则属凤毛麟角。

旅居英国的虹影是一位敏锐而充满激情的超现实诗歌书写者，更是一位“胆大包天”的女诗人，她说：“你们男人把女人看作猫不过是作为一种宠物，玩 弄对象，既然如此，那么女人为何不能对男人这样呢？”如此这般的口吻乃是对男性世界够大胆的颠覆。现居瑞典的女诗人张真则豪迈地宣称“女人不属于国家和教 会”，并说“唯男子与小人与猫难养也”，简直是“离经叛道”。而移居美国的姚园、施雨、施玮、虔谦、陶宁、小君、冰花等则在独立的内心世界与诗的对话中依 然坚守美丽的家园。在跨文化的流散书写中，她们的诗歌已经从一种情绪记录和身份认同中向诗意、诗境方面转移，或建立在抒发个体情态的精诚与细微处，或试图 在现代意识上开启新的思路和空间。无论是情感浓烈还是情绪平和，无论是唯美典雅还是朴素冲淡，她们的诗歌当可视为多元语境中呈现的另类精神图景，或者说是 在中西文化交融地带培育出来的清新自然的诗歌花朵。在澳大利亚的华文诗人中，女性诗人较具特色，但人数还是有限。西贝、子轩、如冰、罗宁、王云梅、王燕 妮、曼嘉、郑枫、璇子、陈尚慧、胡涛等皆各呈姿态，她们大多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且于八九十年代出国的，很难用现代、后现代、先锋、传统、民间等术 语来贴标签。由于她们的经历迥异，如今又置于异质文化圈中，应该说她们的作品往往是各种主义派别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在加拿大的索菲、于蕙之，在日本的林 祁、燕子，在荷兰的池莲子、梦娜，等等，她们的诗歌富有个人性的表达才能，既是对母语的热爱，也是一种美好的心灵诉求。此外，东南亚诸国华文女性诗人中较 为活跃者有新加坡的淡莹，菲律宾的谢馨、施素月，印尼的晓彤、袁霓、茜茜丽亚、明芳，泰国的梦凌、陈雨等。她们是在椰风蕉雨中成长起来的歌者，对于她们的 诗歌创作，需要站在更为广阔的现实、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她们的诗歌创作，既有别于其他海外国家的诗人创作、又不同于台港澳地区的女性写作，当属于 另一种情状：既有寻根的愿望和激情，又有深沉的民族认同意识；既有鲜明的南洋本土风情，又有浓郁的中国情结。这些女诗人仿佛是植根于南洋土壤中生长的热带 植物，让我们看到汉语诗歌千姿百态的诗意空间的无限绵延。

立足于跨文化时空观察，台港澳暨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大陆诗歌，作为汉语诗歌的写作共同体，尽管各有千秋，但每个诗人的思维触角在伸向不同地理、 文化和人性的底部来呼应世界，并以此获得一条通向汉语诗性智慧的心灵道路。由是观之，行走于往来的路上，女性诗歌的命运和出路取决于诗人自身，重要的是不 应在丧失自我的前提下与男性诗歌共享和承担现实世界的一切。就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性诗歌而言，如何“赋予文字新的生命，创造一种诗的语言，乃是当前诗人急 需之务”(淡莹语)。具体地说，这种带有创造性的言说方式的建构需要新型的思考方式和存在方式。诚如虹影在《形象》一诗中的表达：“我征服峰顶/记录浮云 /古堡上空，群山莽然升起/再次成为一个运动……”

  诗人简介：

庄伟杰，著名诗人、评论家，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澳大利亚国际华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闽南人，现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语言与文化研究》主编，暨南大学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论文校外评审专家。系澳洲华文诗人笔会会长，澳中文化基金会荣誉主席，中国当代诗歌奖及海内外多项诗歌、文学奖和大赛评委。曾获第十三届“冰心奖”理论贡献奖、中国诗人25周年优秀诗评家奖、第三届中国当代诗歌奖批评奖等多项文艺奖。作品、论文入选两百余种年选等各类重要选集，有诗作选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等大学教材。出版专著18部，主编各种著作70多种，发表350余篇学术论文和文艺评论。是海外新移民诗群发起人和代表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