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没有远方的远方出发
——曹谁《亚欧大陆地史诗》序言
霍俊明
我们的诗人在经历过频繁转换的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的时候是否内心深处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变化甚至剧烈转捩？时代给诗人的写作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质素？而时代转换时我们的诗人是否有足够的心理和强大的诗行来面对？时代转换确实有些像是从深夜向凌晨的悄悄过渡，更多的人并未觉察到二者之间正在发生的本质性的变化，更多的时候我们学会关掉手机和闹钟，在各种梦语和自我蒙蔽中来面对时代的变化和自我减损。然而诗人却恰恰就是那个在午夜和凌晨的转折点上，翻开时间指针背后表盘的那个修检员，就是那个精神的游荡者和不安灵魂的寻溯者。由此，在时代匆促转换而人们都不去看“远方”的时候，诗人该如何面对日益含混的世界以及内心？这是我在阅读完曹谁诗歌之后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因为很少有写作者能够面对这个问题，而曹谁是一个例外。
读完曹谁的诗歌之后不久我再次踏上了西部高原，我承认这是一次难得的机缘。那时，高原的落日并未落尽。在拉脊山4800米海拔的高度，我缺氧的内心也得以领受了一个诗人的磅礴激情、写作雄心以及精神远游。而此时，远处的牦牛正在不紧不慢地吃草，而落日即将吞进白天的最后一丝光线。黑夜这一伟大的元素性存在正在降临，我在此时想起曹谁的诗。
在当代中国谈论“现代史诗”以及相关的写作精神多少是一件吊诡的事情，甚至这会被很多人认为是“不靠谱”的事。而我更认可“大诗”这一写作概念和抒写向度，因为“史诗”绝对不会在每一个时代都发生。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倒是当下写作长诗几乎已经成了一个潮流，这尤其在当年的那些“第三代”诗人那里有着相当明显的呈现。而我们会意识到在一个生活、阅读、写作和精神都不断被“同质化”的今天，诗人之间的区别度正在空前可怕地缩减。换言之，平淡乏味的时代同时挤压出每一个诗人的“小”来。我认为当下的中国就是适合写作“小诗”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诗人的精神被集体碾平了。而曹谁却是一个“异数”，他向一个没有远方的远方出发，他在一个拒绝“大诗”的时代写作“大诗”。这是一个在巴别塔尖倾心于伟大元素，目光深瞩于亚欧大陆地带的歌者。我相信曹谁一直试图在接续一个伟大的传统，从中西方的史诗到诗人海子在当代的短暂努力。我不知道曹谁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当年的海子在写出系列长诗后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是应者无几，诗坛一片沉默。甚至更为可怕的在于这种沉默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在当下的时代不仅写作这种“大诗”存在着难以想象的难度，而且在诗歌传播和接受生态上来考量已经很少有读者具备足够的知识、情怀和耐心来读这样庞大的诗歌。曹谁的诗歌以及他多年来所倡导的“大诗”或者“第三史诗”（按照曹谁的说法第三史诗或者大诗是在原始史诗和文人史诗后、在没有神性故事和华美韵律的自由诗时代的史诗，其特征是“内在冥想以构造世界形态、外在抒情以维系诗歌本质”）则像他身后的高原一样使得他有着迥别于他人的精神气象和诗歌版图。曹谁的诗歌我一直都想说说我的观感，但是面对着一个有着庞大的写作版图（专注于亚欧大陆地的抒情和史诗性抒写）和精神远方的写作者（比如他所构筑的“大诗主义”），我则怕难以找到合适的路径进入。而在我看来曹谁带有当下中国诗人少有的传统性和异质性。而这种两种质素的结合在当代青年诗人那里几乎不存在。各种声称叛逆、先锋的声音倒是一直不绝于耳，而像曹谁那样同时具备了回溯和前瞻能力的写作者确实显得弥足珍贵。曹谁诗歌精神的传统性更多的时候体现为一个个体经验和想象层面的，换言之如果一个诗人以已经被消耗一空的符号和空洞无物的隐喻来抒写所谓的传统和惯性的依稀遗留，那么这样的诗歌话语方式无疑是极其可怕的。而这也只能是企图僵尸复活一样的痴人说梦。而在曹谁这里，我所说的诗歌精神的传统性的一个基本的基调和动因就是对当下中国生活和精神状态盲目的现代性集体冲动的反拨与矫正。我们应该放眼看看当下的时代，经济的时代图腾确实在很多方面带动了我们的步伐和某种憧憬，但是可怕的也在于我们同样目睹了一些伟大的精神和元素性事物的被迫取消和彻底地宣告结束。
基于以上观感，我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这是一个没有“远方”的时代，而曹谁却朝着那个自己心中所憧憬的“远方”前行。
时代加速向前，精神加速向后，正是在这种不停地撕扯中诗人所呈现的就必然是残酷的现实和不断被强行拉远的“过去时”。而诗人所能做到的就是“减法”般的工作，不断去除事物和现象的枝蔓，不断呈现事物本来的面目，尽管最终可能只是面目全非的事实。而在一个被不断拆毁的时代，曹谁是一个倾心于精神和元素重建的诗人。他对于废墟和茂盛荒草的发现与抒写则呈现了杜甫式的绝望与凄然，“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在一个“去地方化”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通过地理空间和文化区域来发现具有“方言”归属感的写作。
值得注意和提醒曹谁的是“大诗”或“第三史诗”的写作肯定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为这种类型的写作调性在当下甚至当代成了稀缺之物。而我想追问的是，这种“大诗”现在是否还具备民族性和本土性的阅读共识？因为当年海子、骆一禾、昌耀等人的“大诗”写作至今来看应者聊聊。而包括曹谁体现在《亚欧的陆地史诗》中的这样的“大诗”写作不能避免的就是文化的地理空间以及元素性。而元素性写作如果只是凭借一般意义上的“抒情”和宏大的结构来构架的话显然会遇到浮泛和空洞性的危险。通过阅读曹谁的诗我们能够看出他对这种危险性的尽量规避。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一般意义上的宏大性的历史叙事往往会消泯掉诗歌的温度、情怀以及语言的质感，因为在不自觉中就会出现那些被消耗无数次的庞大的词语和意象以及象征体系。而曹谁的诗歌特有的抒情调性以及具有强烈的个人想象能力和创造力的诗歌话语谱系显然是有别样的温度和生命延宕膂力的，他在“大诗主义”中所提出的用“内在冥想以构造世界形态、外在抒情以维系诗歌本质”应该是基于此。
由曹谁这样青年写作者的诗歌我越来越留意到诗歌写作中的“个人性”问题。每个人在自由和开放表达个体情感的同时，一部分诗歌也因为过于窄促的阅读空间而丧失了倾听者。也许我们仍然可以在精英立场上强调诗歌是献给无限少数人的事业，但是好的诗歌与重要的诗歌、伟大的诗歌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提请诗人们注意的就是应该在个人与周边事物甚至更为广阔的与现实和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感受力中综合性地呈现诗歌的成色。诗是个人的，但又不止是个人的。而曹谁则在个人和历史以及现实之间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榫接点。也就是说曹谁的诗歌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个体的体温和内心漩涡的波澜翻卷，与此同时我们又能够在他大量的诗歌写作的空间和时间的结构上不断与历史性和现实状态的事物发生对话甚至摩擦。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曹谁的诗歌具有着当下比较罕见的召唤结构。这种召唤结构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让我们重新面对曾经伟大但是却已经被我们集体性遗忘的事物和情怀。所以，当曹谁在2008年辞职远游的时候，当他一个人背负着心灵的热望勇猛而孤独地在西藏和新疆等地用数月时间不断行走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一颗寻找人类曾经用伟大元素构筑的伟大国度的个人梦想以及对一个已经没有远方时代的再次出发与寻找。也许，这注定带有了悲剧色彩和失败者的宿命，因为这已经不是李白杜甫的时代。李白一生数次翻越秦岭，杜甫更是一生漂泊动荡，而这种与“远方”相关的行走诗学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旦当这种精神作为资源和想象力的依托转化为诗歌话语的时候，其诗歌的特异性就不能不是显豁而独存的了。
我坚持认为经历了中国先锋诗歌集体的理想主义“出走”和“交游”之后，诗人的“远方”（理想和精神的远方）情结和抒写已经在1990年代彻底宣告终结。尤其是在当下的去除“地方性”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远方”。坐着飞机、汽车、轮船，我们只是从一个点搬运到另一个点。一切都是在重复，一切地方和相应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一切都在迅速改变，一切都快烟消云散了。需要提及的是，我刚才说到的诗歌中的“远方”还必然指向了历史烟云深处。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伦理化的底层和民生抒写热潮中，诗人普遍丧失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换言之，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一样的社会现场的一层浮土，让我们看不到任何真正关涉历史和情怀以及生存的体温。而更需要思忖的是为什么近年来本土诗人将视野都投在了青海、西藏和新疆的这些远方？因此带来的诗歌的“远方”与当年的“远方”是一样吗？“远方”是否又被旅游观光手册式的写作所消费和消弭？而曹谁却是追寻这种远方和瞩目于亚欧大陆（在他看来亚欧大陆曾经是人类曾经的共同家园，从巴比伦向西到犹太、埃及、希腊，向东到波斯、印度、中国）的“少数者”。而这种“少数者的梦想”就是记忆的力量，诗歌的力量。巴什拉尔说“哪里有烛火，哪里就有回忆”，而对于这些民族诗人而言哪里有火焰，哪里就有词语。而词语与火焰不论是淬炼再生的关系还是焦灼拆解的关系，都不能不让一个现代诗人反复思考、盘诘和追问。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中说，在诗歌中回忆具有根据个人的追忆动机来建构过去的力量，它能够摆脱我们所继承的经验世界的强制干扰。确实，回忆的“链锁”把此时的过去同彼时的、更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有时链条也向幻想的将来伸展，那时将有回忆者记起我们此时正在回忆过去。通过回忆我们自己也成了回忆的对象。这种立足于现场、反观过往、遥视未来的记忆的能力体现在像曹谁这样一些“少数者”不同时期的一系列诗作之中。
既然说到远方和亚欧大陆地，那么就不能不谈论这种精神地理与曹谁的个体精神和写作之间挣脱不开的关联。而在这广袤、安寂的高原、土地和那些元素性的事物上，在诗人心灵之上的是永恒的夜幕中静静闪烁的星群。在渺小与伟大、短暂与永恒、人性与神性、狭仄与高远中，除了仰望灿烂的星群，倾听那来自一个个曾经多灾多难而又无比冷寒且神奇的大地与山川草木的声响，还能有什么值得诗人反复吟哦？可以说在曹谁的诗歌中，这些想象中的“远方”景观是在多样繁复的个人情感和地域文化以及更为遥远和庞杂的历史谱系中同时展开的。而与这些相关的地域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名词所涵盖的意义，它们在此刻已经幻化成一种令人心生敬畏的伟大的居所。而这对于长期生活在现代化漩涡中的人来说都无异于是一种梦想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绚烂多彩的童话般的景象。这些景象是那么直接又那么不容置疑地在顷刻间就攫住了人们的灵魂。在诗人的发现性和创设性的审美视阈中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地方性知识和历史中无处不在的亡灵却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多的新奇和陌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能够吟诵和飞升起来的诗歌在顷刻间让我们回归到人类的本初体验和情怀。任何个体在此刻都会情不自禁地返回到人类最初的生存景象和永远的甚至忧伤的“怀乡”的冲动之中。因为此刻神、人、自然、文化、历史、民族相圆融的伟大力量已经降临并氤氲开来。诗人内心深处的渴念、敬畏、孤独、安宁、遥想都是与草原、戈壁、雪山、大海、山寨、冬夜、星空、旷野以及更为高迥的元素性事物在瞬间的契合。曹谁不断在生存场景和地理学场域中设置大量的精神积淀层面的戏剧性、寓言性、想象性、吟述性和歌咏性的场景。这成为了诗人们连接历史与现实，民族与时代的一个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这也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历史和现实层层褶皱深埋的真实内里。实际上这些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一起“虚拟”“再生”的景象，实则比现实中的那些景观原型更具有了持久的、震撼的、真实的力量和可以不断拓殖的创造性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曹谁的诗歌一贯呈现出来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是一种在时代和写作中的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扩大和加深问题的手段，是自觉延宕真实指认的“极限悖谬”，是到达历史真实、个人真实和虚构真实的有力和有效的途径。这种想象力显然是将历史个人化、家族化、真实化，不断用真实的巨流冲刷惯性知识虚幻的尘埃或宏大历史叙事虚假的色彩，还原出与生命、生存更为直接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而全球化和城市化正是以取消地区特征、文化区域和地理景观甚至个体思想方式的“地方性”差异为前提和代价的，这是就凸显出曹谁诗歌的意义。
尽管曹谁的诗歌有时候因为明确和明显的主观意图和“大诗”构架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诗歌的肌质、语言方式受到了些许影响，但是平心而论我想对于任何读者而言，在这个时代所稀缺的是在阅读中完成一次陌生化的而又神圣的无以言说的朝圣之旅。俗世的情怀在一首首关涉人本初性的源头、自然的伟大、宗教的玄秘、静穆的神性、人文的力量、文化的根系的再次出发中获得救赎。曹谁作为一个“少数者”的发声方式以及对于没有远方的远方的寻找和发现，印证了这样一句话——只有少数者中的少数者才能完成高迥的升阶之书。
霍俊明简介：河北丰润人，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著名诗歌评论家和诗人。著有《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萤火时代的闪电》《“70后” 批评家文丛·霍俊明卷》《陌生人的悬崖》等评论集。主持“中国好诗”第一、二、三季的组稿编辑工作，主编历年的《天天诗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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