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情结与乡土地标
——我是阿色诗歌研讨会主持人结语
韩庆成
民国情结，越来越多地出现于新世纪以后的当代诗歌中。就一位诗人而言，写民国的诗一般不会很多，像我是阿色这样来流派网半年的时间里就写出几十首，是个特例。当然，我是阿色并不是一位以量取胜的诗人（诗人往往也无法以量取胜），通观他的这些民国情结诗作，通过不同场景、不同角色、不同事件的冷静叙述，再现了一幅晚清-民国-当下的蒙太奇式画卷，并以这种超时空的对比穿越，意图唤醒读者某根神经的应有颤动。
既然是民国情结，就有必要探究这种情结的诱因：为什么在物质较为发达的今天，一些诗人（包括知识分子）会回想民国，怀念民国？仅仅是如某篇文章中说的“乡愁般缅怀”吗？仅仅如常见的民国题材诗歌表现的那样是对一去不返的农耕文明的怀念吗？我看未必。更重要的因素，似乎应从被正统教科书遮蔽、歪曲的一面来寻找，或许正是这被遮蔽、歪曲的一面，以及这种遮蔽、歪曲行为本身，唤醒了诗人的神经律动而令诗人不能自已。
有部民国专题片《先生》说到了痛处：“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先生犹如华夏的背影，渐行渐远。”蔡元培、胡适、晏阳初、梁漱溟、陈寅恪……伴随先生们离去的不是如雷贯耳的名字，而是一种“渐行渐远”的精神。
有人这样总结民国和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北洋时期：尊重，觉醒，骨气，生活优裕；抗战前期：尊重，优抚，学术成就；抗战时期：尊重，困苦，艰苦卓绝，大师辈出；新中国时期（49年—76年）：打击，灭绝人性，思想禁锢，无人格，无骨气。由此得出结论：民国时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有人感叹说，民国可以随便办报纸、办杂志、办出版社，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有人对“万恶的旧社会原来这个样”“大吃一惊”：民国时期的工人工资比今天高多了，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高于当时上海市警察局巡长和卫生局科长的月薪。一个农民工的年薪可以在汉口买一亩地。
还有一些人不懈地在为旧社会的地主翻案，从方方的《软埋》，到秦晖的《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再到我是阿色的《要么说地主可恨》——起初我以为是声讨地主的，看完才知道原来是在赞美地主，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满地的甜瓜 黄瓜 西红柿 茄子
父亲眼巴巴地看着
舔嘴唇 咽口水
爷爷是这里的长工
低头干活
不说话
父亲起一个大早起
走了十多里的河滩路
看来
只能饿着肚子原路返回了
那片瓜田越来越远
父亲
听到身后有人叫他
要么说地主可恨
地主擓着竹篮追上来
喘着粗气
孩子 那么多人在跟前
我能让你吃吗
而正统教科书中的地主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几乎都十恶不赦，所以他们的后代在新社会受到《低保户》中描叙的不公正待遇也就理所当然：
哑巴跟了石头叔后
村委会
取消了他的低保户资格
对于这样的决策
大多数的村民态度一致
饱暖思淫欲呀
石头的爷爷
成份高
当过地主
如果仅仅是为地主翻案，我是阿色诗歌的民国情结就会太过狭窄。我所看到的，是他的诗在一个更为宏大、深刻的背景上，表现了一位诗人冷静的思考和淡淡的忧伤。无论是通过小人物表现大题材的《历史的天空》、《民国》，还是把大事件融入小场景的《中药铺之1908》、《镜像》，乃至表现日常情色生活的《浮尘记》、《花船》，等等，都贯穿着这种民国情结的思考和忧伤。这是我是阿色诗歌区别于一般民国题材诗歌的魅力所在。
如《历史的天空》中“穿补服的前清官员/训斥完下跪的农夫/刚刚/解散一群面无表情的人”所写的封建性和奴性之未变，《民国》中“洺河滩的牛没有变调/苦荬菜吃起来/依旧是宣统二年的味道”所写的生产/社会秩序之未变；《中药铺之1908》中“进进出出的病人/垂首 神情淡漠/带来大街上的雪花/夹走一包一包疗效未明的期冀//皇帝死了 要变天了”所写的朝代之变，《镜像》中“她和它们 玩蹄印 抓阄儿/互换羽毛/嘲笑晚清的皇帝”所写的民心之变，这种似变未变、未变有变的微妙情景，正是晚清变民国最初时分的社会境况，这是有别于民国变共和国的残酷和血腥的一种平和境况，这也是我把《隆裕皇后》放在韩选第一首的原因——
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月
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民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
清帝的退位诏书昭告天下
之前之后的事儿
不消细说
这位满族的皇室女子
能记住就把她记住
隆裕皇后称为隆裕太后似乎更准确些，这个昔日的皇后无所作为，当太后以后也只有这么一件事被诗人“记住”。但历史往往就这么“偏心”，有人一辈子处心积虑要做伟人而不得，有人只做一件事就已名垂青史，隆裕正是以她关键时刻顺应民心、敢于放弃的决绝，以她不陷生民于水火的大悲悯而被“记住”。在我看来，她比那些个加冕或自诩的“民国之父”，要宽厚得多，仁慈得多，也伟大得多。因为有她，民国以及由“先生”们所代表的对自由、民主、科学、包容的不懈追求得以提前到来，人们得以提前感受到“唯理想至老不灭……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守拙、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的大家风采。
在韩选56首诗中，我是阿色以“洺河滩”为地标的乡土诗是另一个主题。从民国之后的洺河滩上，我看到更多人为的苦难在这个一以贯之的乡土地标发生。在作者常常使用的历史穿越、比对中，不少作品有着或明或暗的民国情结底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与前述作品有着相似的忧伤、悲悯情怀和个性化思考，通过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自然而然地流泻出来，这使得我是阿色诗歌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标签。
2017年8月26日于合肥
存在的真相，是一个时代最大的诗性
——简述韩庆成诗歌的基本特质
南鸥
我时常感叹，我们要感谢历史，感谢历史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复制的辽阔的原生资源，感谢巨变的时代，让我们的心灵在短短的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上百年，甚至是几个世纪的演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创作忽略了惊心动魄的当下性存在，我们写下的文字是失重的，是苍白的，是没有血质的，是大可怀疑的。而作为一位真正意义的诗人，我们的心灵就是在犯罪。
记得我在诗学随笔《诗学梦语》中开篇就谈到诗性：在我看来，“诗性”是诗人的语言与心灵、思想相互辉映所展示的一种奇异的光泽和精神的力量，它既体现在诗人对语言的自由驾驭之上，又体现在其人文精神的开掘与引领之上，既是诗人的一种语言冒险，又是一种心灵与思想的穿越与飞翔，一种对存在的高度主体性的语言自觉和精神演绎。这是我冒昧地对“诗性”所下的定义，但显然我今天强调的是后者，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向度与质地，是一个时代存在的真相。
那么，什么是我们时代“存在的真相”呢，就是生命主体性的高度沦陷，就是从精神到肉体被阉割、被占有、被剥夺、被奴役，就是一个时代的伤口、病症以及我们昼夜都听到的灵魂发出的那些凄厉的叫声，就是人的灵魂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的挣扎、绝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就是鲜活生命无限逼近刀锋的生存。如果我们无视这个真相，那我们所有的文字都是失重的、苍白的，都是没有血质的，都是大可怀疑的。谁揭示了这个真相，谁就是时代的诗人。
纵观诗人韩庆成的创作，诗人视野开阔、题材丰富，而对“存在真相”的强烈关注是诗人所有文本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和唯一的精神向度。在当下诗歌现场，诗人韩庆成是一位极具“现场感”的诗人，在当下麻木、荒谬、庸俗、无序的诗歌现场，他以其独立意志和一种强烈的“真相意识”让诗歌保持着应有的温度与血质，捍卫着一个时代最后的良知。而这一切首先来自于诗人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诗句：
我每天做着同一件事情，就是把身体上的某个部分
剥离出来，然后扔掉
我没感觉到这很残忍，尽管有时候会显得枯燥
习惯以后，这点枯燥与得到的解脱相比
微不足道。像
剥离愤怒，剥离泪水
——《剥离》
在诗人看来，我们每天都在把身体上的某个器官剥离出来，显然，不论这样的剥离是主动地还是被动的，都是诗人主体性的觉醒。而正是诗人获得了这种生命主体性的觉醒，诗人的所有文本才获得应有的理性的支撑，文本中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等文学的基本元素才那么真实、厚重、清晰、可感，才演绎为一种诗性的力量。
很多黑暗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它发生
而最黑暗的时刻
最短命
——《月全食》
是的，诗人是渺小的，是卑微的，是无辜的，面对每天重复降临的黑暗，诗人只能发出“很多黑暗/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的哀叹。但我们的诗人是警醒的，因为诗人看到了黑暗，我们诗人正在揭示这样的黑暗。
猪
让我们听见了屠杀
——《猪》
是的，只有我们像猪一样被屠杀发出惨叫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是活生生的生命。无论是生命自我意识的麻木，还是主体意志被阉割，这都是何等的荒谬，都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我知道雨还在下
那就下得更粗暴些
如果不够，就让泪水
流得更汹涌些
——《雨水》
是的，除了让泪水像粗暴的雨水一样汹涌，我们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其实，泪水柔软而疼痛，隐藏着无声的力量。透过诗人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一个时代的生存险景昭然若揭。
《中国人物组诗系列》是诗人韩庆成近年着力抒写的大型人物系列组诗，组诗中无论是汪家政、唐福珍、王树杰，还是药家鑫，每一张面孔，都是国人的痛，都是时代最深的伤口，都是被植入时代记忆而永远无法剔除的病毒的原体。作为时代的见证者，诗人用悲愤的笔触切开了一个时代最深的黑暗，裸出惊心动魄的深渊般的伤口。
记得我在2006年写下的《倾斜的屋宇》一中就谈到了“诗歌精神”和“当下的诗歌精神”，现在看来其实质就是对一个时代的存在真相的揭示、发现、指认，就是揭示人的灵魂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的挣扎、绝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而这种对存在真相的揭示，才是一个时代最大的诗性。
无疑，诗人韩庆成是一位真正意义的诗人，因为他活在存在之中，他把全部真相作为自己思考与抒写的唯一场域与触点。他写的是时代之诗，他是一位时代的诗人。
2012年12月8日于贵阳
诗意性的乡土情怯
——读韩庆成《城市和乡村的边缘》有感
吉斌
在诗歌创作中，“乡土”、“家园”这些意象，是一种泥性的衍生物，混合着水牛的鼻息和青草的香郁。自然、天籁，有着亲近大地的根须和伸向天空的触角。
屋后的一棵棵枣树，村头的一汪汪小水塘，还有一望无际的田畴，都在诗人韩庆成的诗歌里，沉吟、歌唱，低徊不已。
《城市和乡村的边缘》诗集的出版，是韩庆成诗歌之旅上的一次梳理和超越。《青杏》、《老屋》、《小女孩》、《水阳江》，诗人记忆中最隐秘、也最执拗的血脉开始脉动，故乡天籁下蛙鼓、唢呐，豆黄的窗棂、远去的雁阵，都在韩庆成诗歌创作中幻化为清丽的诗句。
“当翩飞的侯鸟／把故乡的气息写满天空／乡思／久久地久久的凝视／每天每晚（《乡思》）牵引着诗人青涩的目光，重叠情感的张力，也让乡土叙事获得了更加悠远绵长的况味。
韩庆成将这部诗集分为“原语”、“怯情”、“散章”三辑，前两辑既有诗歌创作时序上的分类，也有诗歌艺术创作技巧上编年排列，后一辑，短歌漫板，依然窥见诗人写作才情。
诗人诗意地游走在城市与乡村的空间转换的场景中，“无法逃避你的温柔／每一次小别／你浓情的目光／像金属的细线／牵动我的脚步／我的每次心动和回首。”《新居》朴实的诗行，记录着诗人，对故乡安静、美好生活的眷恋。
在此种意义上说，诗人是有福的，借助诗歌这一艺术，更容易弥合文字与心灵间的距离，寻找到激情与神秘的源头。
诗人们总在祈愿着神的光芒，但高高在上的不是神，恰如叶芝所说：“归根到底，能听见宇宙歌唱的地方是你从时间、地点、家庭、历史等方面已经扎根或决定扎根的某一条街，某一个社区。我们所做所说所歌唱的一切都来自同大地的接触。”
韩庆成诗歌的灵动与超逸是建立在对本真生活的热爱，“是从地面往上生长的天空。”他将身躯俯向大地，去叩问每一片草叶上的灵魂。读韩庆成的诗，感受到他对于日常乡土生活细节的敏感与热情。他深知那些凡俗的物像、家常的情镜中所蕴涵的恒久的意味，他同样知道琐碎与细致、庸常与平淡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异质……在白描式的叙事、蒙太奇的剪接或者戏剧性的架构中，终以一种朴素的生动，在城市与乡村时空交错中文化的行走和诗歌意义上的自由遐想。
韩庆成在宣城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他的现代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缘于他八十年代紧跟新诗发展潮流，他创作并收录在此诗集里的《关雎》、《葛覃》、《卷耳》、《桃夭》、《汉广》等诗歌应该是他那个时期的代表作。
韩庆成诗意性的乡土情怯，给我们阅读带来了别样的乡土人文的愉悦，期待着他的下一部诗集早一点问世。
（原载2011年11月18日《宣城广播电视周报》读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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