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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一方面不断以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发现与认知（来路），另一方面作为生命个体又希望能有一个诗意的场所来安置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去处）。这一来一往两个方面恰好形成了光影声色的繁复交响或者镜像，也让我们想到一个诗人的感叹“世事沧桑话鸟鸣”。各种来路的声色显示了世界如此不同以及个体体验的差异。但是，问题恰恰是这种体验的差异性、日常经验以及写作经验在当下时代已经变得空前贫乏。是的，这是一个经验贫乏的时代。这种经验贫乏不仅指向了个体的日常经验，而且指涉写作的历史累积成的“修辞经验”。技术、资本、速度、城市以及媒介所形成的权势经验以及对日常经验、写过经验构成了双重遮蔽，甚至遮蔽程度是空前的。
时间的砧板敲打，秋风如刀。“一卧沧江惊岁晚”，杜甫如是说。面对日常的我、精神的我和往昔的我，诗人如果只是挽歌式的回忆不免会使得诗歌沾满愁绪，从而重新蹈入浪漫主义泪水涟涟、伤痕累累的老旧套子中。解决这个危险的一个途径，就是诗人应该具有预叙未来的能力。这是深层的自我审视与辩难。是的，诗人应该具有重新认识自我的能力，以及从“日历上撕下的骨灰”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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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完成一场场的“精神事件”。由此，写作就是自我和对旁人的“唤醒”，这甚至构成隐喻意义上“元诗”的基点。但是，这一时代的诗人更愿意充当一个观光客，充当闹哄哄的采风团的一员，欣欣然地参观各种旅游景点，而自以为有点文化的则迈进了寺院和博物馆。但他们并不是用笔记录，而是更乐于让手机和相机来完成这一工作。而于此境遇下还能安心写诗且有所为者，则必须是具备了特殊视力和听觉的人。快速交通网络时代，诗人的“行走能力”几已丧失，但是仍兴致勃勃地制造出了大量的“伪地方诗”、“伪山水诗”——甚至更多还披上了民族和宗教的符号化外衣。
无论是一个静观默想的诗人还是恣意张狂的诗人，如何在别的诗人已经趟过的河水里再次发现隐秘不宣的垫脚石？更多的情况则是，你总会发现你并非是在发现和创造一种事物或者情感、经验，而往往是在互文的意义上复述和语义循环——甚至有时变得像原地打转一样毫无意义。一首诗的意义在哪里？一首诗和另一首有区别吗？由此，诗人的持续性写作就会变得如此不可预期。流行的说法是每一片树叶的正面和反面都已经被诗人和植物学家反复掂量和抒写过了。那么，未被命名的事物还存在吗？诗人如何能继续在惯性写作中还能在电光石火的瞬间予以新的发现甚至更进一步拓殖？不可避免的是诗人必须接受经验栅栏甚至特殊历史和现实语境的限囿，因为无论是对于日常生活还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而言，个体的限制都十分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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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总会怀有写作“纯诗”的冲动，但也不能拒绝“介入”现实的责任。但是在诗学的层面二者的危险性几乎是均等的，而对于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之诗、物化之诗、时感之诗、新闻之诗以及公共题材写作，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大量的同质化的垃圾。诗人有必要通过甄别、判断、调节、校正、指明和见证来完成涵括了生命经验、时间经验以及社会经验的“诗性正义”。而具体到不同时期的诗歌写作，“诗性正义”因为“当代经验”的变动以及自我能动性而在不断调整与更新。
正如一根带锯齿的草，诗人在测量着风向和风速，也在验证和刺痛着踩踏其上的脚掌。诗人不只是在寻求世界的“异质感”，也是在寻求历史风物踪迹和精神世界深隐的“真实”。真正的诗歌并不是看起来怪诞和目迷五色，而应该是朴素的，甚至在特殊的历史和诗歌文化语境下，“朴素”也可能成为一种先锋，“求新成癖的时代，朴素更令人陌生。”（陈超）由此，诗人既是一个遥指历史的人，也是现场的指认者。诗人可以直接回应、自明自身，也可以采用深潜的障眼法。经验与超验、智性与直觉、抒情与叙事在一个具有综合能力的诗人这里是不可二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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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变形，过滤和转换，这是诗人的要义。这提醒同时代的诗人同行们，生存景象乃至时代景观以及具体的空间、物象都只是诗歌表达的一个媒介。最重要的在于选取的角度和选定的事物是否能成为时代和个人的“深度意象”，从而投射出整个时代的神经和人们的精神面影。面对着一个生活和文化的地方空间，个人写作有时候容易被吸附进去。可靠的策略是“去风物化”，即将风物和物象转换为心象和精神景观。反之，写作的“风物化”会导致封闭和符号化，比如我们一想到“江南”就是小巷、石桥、落花流水、烟雨蒙蒙，庭院里有花，有写在淡淡信笺上的愁苦……。
诗歌在分歧中仍能取得共识，尤其在社会转型的节点上有效地介入公共空间和公共理性与维护诗的自足性、独立性并不是冲突的。诗歌能在“少数人的写作”与“多数人的阅读”之间取得有效平衡。从诗歌的功能来说诗人予以见证具有必要性——比如米沃什所说的“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其时代的证词”，但是那些暂时逸出、疏离了“现实”之外的诗歌并非不具有重要性。最关键是诗歌表达的有效性。诗人在“现实”“时代”“历史”“祖国”等“大词”面前的“转身”“沉默”也是一种“介入”的态度。即使诗人处理这些“大词”，也最终应该落实到具体的事物那里，“我的祖国是任何一个摆着一张书桌的地方，那里有着窗户，窗户边还有一棵树。”（茨维塔耶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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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更难的还是在“日常”中写作，这要求诗人具有更高的发现能力，比如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这种打通性更为关键的是“个人”在日常中的位置以及精神的完型。如果只是历史知识的掉书袋或者只是自我的日常流水账，那么诗人和诗歌就同时死亡了。不可能完成的，真实而又白日梦般纠结的那一部分需要在诗歌里现身。这不仅需要诗人以“分身术”对日常经验、历史过往经验以及写作内部经验的拨正，而且需要诗人具有深度意象的凝视能力以及对日常甚至自我的语言转化能力，从而重新融合后形成修辞学意义上的震惊效果与“新质经验”。
诗人一方面不断以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发现与认知（来路），另一方面作为生命个体又希望能有一个诗意的场所来安置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去处）。这一来一往两个方面恰好形成了光影声色的繁复交响或者镜像，也让我们想到一个诗人的感叹“世事沧桑话鸟鸣”。各种来路的声色显示了世界如此不同以及个体体验的差异。但是，问题恰恰是这种体验的差异性、日常经验以及写作经验在当下时代已经变得空前贫乏。是的，这是一个经验贫乏的时代。这种经验贫乏不仅指向了个体的日常经验，而且指涉写作的历史累积成的“修辞经验”。技术、资本、速度、城市以及媒介所形成的权势经验以及对日常经验、写过经验构成了双重遮蔽，甚至遮蔽程度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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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写作或秋天黄昏般的写作总会到来的，一个诗人在往昔的激动和燥热中停歇下来，看着喷薄又将迅速熄灭的落日他不得不接受一个宿命——不安与宁静相伴，生存与死亡并置。这直接导致的写作结果就是知性、精神性、冥想性和自审性质素的增强。随着中年经验在写作中不自觉地加强，一个我与另一个我之间由猝不及防到慢慢开始的磋商、对视、不解以及诘问。自我与自我争辩，产生了诗。在诗人凝视或者跳动的眼光所形成的取景框中，中年的近景和青春的远景彼此交叠。这时出现的是对“另一个我”的焦虑或者反动，无论是疲竭还是主动应战。据此，诗人要通过与此前不同的写作策略来完成精神成长史——在很大程度上“儿童性格”与“精神成人”构成了诗人精神的两面。
“词与物”的关系不只是单纯语言学意义上个人的修辞能力，更与考古学层面整体性的写作秩序、惯性思维、意识形态甚至政治文化（比如重复、套用、效仿）关联。但具体到写作实践（所见、所读、所写），这并非意味着诗人由此失去了“现实测量”层面的写实性或者呈现能力而成为扶乩者式的看似神秘实则无解的“纯粹知识”“纯粹超验”般的文字玄学。无论诗人是天才还是朴拙的普通人，都必须说“人话”——“精神并没有声音，因为有声音的地方就有身体”（达·芬奇）。尤其是在诗歌自身提升以及阅读能力普遍提高的今天，蒙人的诗或自欺的诗基本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从这方面来说，诗人更像是“望气的人”，于山川河泽、莽莽草木中生发出精神端倪和气象。与此同时，这一特殊的驻足凝望和辨别的时刻正是生命时间、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叠合。
“草根诗人”引发了什么
霍俊明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平行或天然的疏离关系，但是一旦诗歌和“大众”发生关联，往往就会成为一种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这又进一步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公信力。而公共生活、个人生活以及写作的精神生活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诗人如何站在生活的面前？一首诗歌和私人生活、时代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
随着自媒体以及大众化影像平台的参与，“由下而上”诗歌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媒体更多的时候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围观”的社会事件。时下媒体对草根诗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进一步甄别与反思的，一定程度上，社会和大众需要什么样的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诗人会被“塑造”出来。反过来，如果一些诗人没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悲剧命运以及能够被新闻媒体转换为点击率的文化资本，他们何以能够在一夜之间传遍整个中国？而与之相对的，一些常年默默写作的诗人仍然处于被公众和社会认知的“黑暗期”。
围绕着余秀华等“草根诗人”所生发的各种观点、立场不仅显示了移动自媒体时代诗歌在生产、传播、接受和评价等方面的新变，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阶层的人通过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诗人所显现的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人们争相关注的并不是诗歌本身，而更多是诗人身份、苦难命运以及底层的生存现状。如果这种身份和相应的生活经验能够被转换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知识”则是有益的，如果这种身份只是成为社会和新闻学意义上讨论的热点或者噱头就得不偿失了。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的“非专业”诗歌写作群体，确实构成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新生态。这种自发的、原生的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大众写作”有别于以往的学院派、民间派和知识分子等“专业诗人”的写作美学。那么，这些“非专业诗人”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和“美学的发现性”呢？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草根诗人”现象为代表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但是，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局限，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与此同时，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了“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他们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
全民狂欢式的热议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让我们重新理解诗歌批评的多元化、公信力以及标准和底线。围绕着“草根诗人”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大众批评”之间出现的差异甚至矛盾，显现了文学批评生态亟需矫正和引导。对于大众如此热议的“边缘文体”需要审慎分析，不要急于肯定或否定。确实，很多“草根诗人”的诗歌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当然一些诗歌中所体现的私人生活、隐秘情感和社会身份也满足了大众的窥私欲望。很少有人真正静下心来阅读这些诗作，而更多热衷于评判和发言，看客心理、围观意识、猎奇心态，窥私欲望都在草根诗人现象甚至文化事件中得以上演，这并非是真正意义对诗人和诗歌的尊重。在媒体上，显然，诗歌之外的部分被放大了，比如余秀华被贴上的“脑瘫”、“农妇”、“底层”的标签，成为了“新闻标题党”的兴奋点。
草根诗人现象所引发的问题和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如何维护诗歌和诗人的尊严，如何引导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不是沦为娱乐、狂欢和消费的事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新生态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评价草根诗人等文学现象需要历史的、美学的、艺术的和人民性的观点相融合，而不是断然割裂并在一点上极端放大。历史上被铭记的诗人往往既具有美学的创造性和历史的重要性、时代的发现性。无论在哪个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
草根诗人的背后：诗歌标准、身份伦理与现实见证
霍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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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近期余秀华等“草根诗人”的诗歌美学缺乏基本的共识，而关注其背后的产生机制以及相应的诗歌生态则至关重要。而由微信自媒体刷屏进而扩展到整个媒体空间和话语平台，以余秀华为代表的“草根诗人”现象既涉及诗歌的“新生态”，又关乎新诗发展以来的“老问题”。由余秀华、许立志、郭金牛、老井、红莲、张二棍等“草根”诗人的热议大体与自媒体生态下新诗“原罪”、诗人身份、“见证诗学”和批评标准(业内批评、媒体批评和大众批评的差异)相关。
一
面对缺乏“共识”的激辩，面对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新诗，亟须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问题。
在一个精神涣散和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已很难有文学作为整体性的全民文化事件被狂欢化地热议与评骘，但诗歌却是例外。吸引人们眼球，饱受各种争议，不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恰恰是诗歌和诗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和指责、攻讦。这就是“新诗”的“原罪”，因为从没有类似情况发生在古典诗词那里。中国新诗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出现。即使从美学上谈论同一首诗，也往往是歧义纷生，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普通读者对诗歌和评论标准的疑问。总之，诗人和诗歌的“原罪”已经成为横亘在每个写作者和阅读者面前的问题。甚至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对诗歌的解读(误读)又形成了集体性强大的道德判断。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平行或天然的疏离关系，诗人不在“理想国”之内。但是一旦诗歌和“大众”发生关联往往就是作为诗歌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这又进一步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公信力。我们更多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将一首诗和一个诗人扔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去检验，把他们放在公共空间去接受鲜花或唾液的“洗礼”。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很多时候诗歌是被置放于社会公德和民众伦理评判的天平上。而公共生活、个人生活以及写作的精神生活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诗人如何站在生活的面前？一首诗歌和个体主体性的私人生活及广阔的时代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
二
我们必须承认，随着自媒体以及大众化影像平台的参与，“由下而上”诗歌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这种特殊的修辞方式通过极其真实的细节、画面和人物、故事重构了诗歌与现实及时代的关系。“大众”自媒体和公共媒体更多的时候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即使关注也是侧重那些有热点和新闻点的诗，而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的社会事件。“媒体报道”对“诗歌现实”也构成一种虚构。时下自媒体以及其他媒体对草根诗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进一步甄别与反思的。一定程度上时代和大众需要什么样的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诗人会被“塑造”出来。
从社会学和情感心理方面来说，这些诗人背后对应的身份、阶层和苦难性的命运肯定是值得同情和关注的，而对于文学的历史法则来说，又避免不了美学和历史的评价。也就是在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在美学话语和历史话语之间我们如何能够获得一种话语的平衡？余秀华、许立志等“草根诗人”在传播中反复被强调的恰恰是他们的社会身份。“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上被强化的也是诗人的不同工种。那么诗人的社会身份被强调甚至放大的过程中，体现了公众平台和读者群什么样的阅读心态和评判标准？在自媒体阅读、大众阅读和媒体人那里争相关注的并不是诗歌本身，而更多是诗人身份、苦难命运以及底层的生存现状。实际上这也没错，为什么诗歌不能写作苦难？为什么打工者不能用文学为自己代言？如果他们的身份和相应的生活经验能够被转换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知识”，那么这个问题还是成立的。如果这种身份只是成为社会和新闻学意义上讨论的热点或者噱头，就得不偿失了。
三
2900个县城，三亿左右的工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的“非专业”诗歌写作群体，确实构成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新生态。这种自发的、原生的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大众写作”有别于以往的学院派、民间派和知识分子等“专业诗人”的写作美学。那么这些“非专业诗人”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和“美学的发现性”呢？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草根诗人”现象为代表，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这大体印证了米沃什的“见证诗学”。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当然，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局限。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中现实的难度，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来自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了“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大多当下的各种诗人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米沃什对二十世纪的诗人就批评过他们缺乏这种“真实感”，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些话却仍然有效。所以，文学没有进化论，有的只是老调重弹却时时奏效。
全民狂欢式的热议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让我们重新理解诗歌批评的多元化、公信力以及标准和底线。围绕着“草根诗人”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大众批评”之间出现的差异、龃龉甚至矛盾，正显现了文学批评生态亟须及时矫正和正确引导。
大众如此热议诗歌这种“边缘文体”，需要审慎分析，不要急于肯定或否定。确实很多“草根诗人”的诗歌方式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当然一些诗歌中所体现的私人生活、隐秘情感和社会身份，也满足了大众的窥私欲望。很少有人真正静下心来阅这些诗作，而更多热衷于评判和发言。看客心理、围观意识、猎奇心态、窥私欲望，都在草根诗人现象甚至文化事件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上演。这并非是在真正意义上对诗人和诗歌的尊重。而从媒体批评的角度，显然诗歌之外的部分被放大了，比如余秀华被贴上的“脑瘫”“农妇”“底层”的标签。也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遭际”“故事”“苦难”“传奇性”正在成为“新闻标题党”的兴奋点和爆点。而媒体批评所选择的诗歌也是具有新闻话题性和符合眼球经济的，比如已经被传播得滥俗化的那首诗《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而余秀华的两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都没有收入这首“代表作”。
草根诗人现象所引发的问题和值得深入反思的地方很多。如何维护诗歌和诗人的尊严，如何引导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不是沦为娱乐、狂欢和消费的事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新生态中亟待解决和正确引导的话题。评价包括草根诗人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应该是历史的、美学的、艺术的和人民性融合的观点，而不是断然割裂并在一点上极端放大。历史上被铭记的诗人，往往既具有美学的创造性，又有历史的重要性和时代的发现性。无论哪个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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