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人间”的诗篇
——聂权诗歌简论
向卫国
当代汉语诗歌，从“第三代”起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格局。在一片繁华的景象背后，诗歌在整体上也许既不像少数诗人所认为的那么伟大和成就非凡，当然也不是像另外一些人所说的一无是处。无论具体的评价如何，诗歌有一个根本的命运却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它的无用。因为无用，诗人在整体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每一个时代和社会的闲人；也因为无用，使得坚持这无用的诗人成为真正的人，从而成就了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道德——在虚无中坚持，在无意义处言说自认和自创的意义，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道德，却是更高层次的道德精神。正因为如此，当代汉语诗歌发展的各个方向都有这种具备大写人格却活在最虚幻的文字世界之中的诗人形象，北岛、多多、杨炼、欧阳江河、海子、骆一禾、王小妮、杨克、臧棣、伊沙、雷平阳、陈先发、余怒、东荡子、黄礼孩、梦亦非……他们在世俗层面上的社会地位也许还不如当代政治体制中一个小小的科长，但在精神层面上，他们都是时代的王者，具有不可辩驳的精神引领和道德标杆意义，因为他们在不可能中坚守着某种可能性，在语言的虚拟世界为人世的真实世界建造着未来，以镜子般的存在，既映射出人世的丑陋，也指引着可能的方向。
在这个还可以拉得很长的名单中，生于1979年的聂权只能算是一个后来者，但他以自己同样的坚持和对生命的极尽关怀与悲悯，正在逐步地走进这个诗歌圣徒的行列中。读聂权的诗，我感到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当代诗歌所展开的无数个形而下的技术和形而上的思辨方向上，再次将目光投向苦难的人间，让诗歌从种种抽象、高远、虚幻的观念或者修辞或者纯粹的想象与虚拟空间，返回到大地和大地上的种种人类际遇，尤其是那些人间的可怜者、无声者、不幸的惨死者……从对其诗集《下午茶》的阅读来看，我觉得聂权的创作题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对现实人生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命运的观察、记录和感同身受般的心理刻写，这些人中，有弃儿、理发师、流浪狗（显然也是人格化的）、杀猪匠、战俘、学生兵、太监、即将灭绝的鱼类、遭矿难的工人，还有在地球的某个角落正被做成人肉筵席的黑人，等等。这类题材显然是聂权写作中最重要、占据比重最大的部分。
比如，《理发师》写诗人“少年时”见过的一个理发师正在工作中却突然被警察带走，不知所踪。诗歌中，理发师的镇静和理性，警察的漠然和略带黑色幽默的对话，活现出了中国在某些特殊时期的政治生态。小人物的命运总是被一种莫名而无形的力量所影响和支配着，这种力量并不是来自那些警察，他们其实也是同样的小人物。这是隐形的意识形态还是显性的权力在起作用？或者二者其实是合二为一的，不能加以分别的。《三峡大坝旁》则写到了长江中一种俗称“江猪子”的“形同白鳍豚”的鱼类因为大坝而无法洄游到江的上游，每到产卵季节，便只能“前仆后继地撞死在/突然矗立无法逾越的水泥上”的悲壮命运。诗歌只写出了事实，却并没有直接提出任何具有政治性和道德性的追问，但答案却包含在无言的真实中。这也是聂权诗歌一贯的手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今日较为流行的“非虚构”文类在诗歌领域中的表现。《流浪儿》和《流浪狗》分别写的是人和狗，但在诗人的眼中，他们并没有区别。流浪儿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也许是他模糊的记忆中美丽的妈妈形象，“然后蜷缩在她的肚腹中睡去，像/依偎着她/也像仍然在她体内/舍不得出生”；而流浪狗却“伏在一个即将要发出惊呼的/姑娘脚下/嗅她的气息”，“有着/令人难以言说的眷恋的神态”，也许是因为想起了“它在过去，和一个人依依不舍的温情”。诗歌中的流浪儿和流浪狗的表现是多么的神似，他们只有共同的不幸命运，却没有人与动物的分别，而造成他们的这一命运的原因也是相同的，都是由于人类的罪孽。这样的诗歌显示出的是一种不动气色、不容置辩的批判力量，当今社会太需要这样的一种力量了。
聂权诗歌对现实的关注，有时也通过历史题材来间接地表现和反向性地提出追问。《原子弹坠落到广岛》，对于如同“一千个太阳同时爆裂”的人类之恶，以及无法用语言书写的“战栗、惊骇”，诗人写这首诗就是要提醒人类不要让它走向“仿佛永无止境/仿佛永不会消失”的无底深渊，而至今，世界的和平和平衡却依然要依赖着一种相互的核威胁来维持，这是多么巨大的反讽和对人类自身的讽刺啊！《学生兵》写一个被日本军官砍下来的学生兵的“年轻的头颅”在地上滚动，依然还保留着脸上的惊恐。但诗歌的第二段却突然转用第一人称的口气，学生兵开口为自己进行辩护：“我只是一个学生兵”，“我只是不小心”在干活的时候溅起了一枚石子，砸着了那个日本军官的眼镜，为何就招来了杀身之祸？这是多么无力而孱弱的辩护啊！这一段，诗人的意图也许只是为这个无辜惨死的学生兵表示同情，但学生兵的自语式提问，却暴露了一个民族共同的性格弱点，他的话语里面没有丝毫的抗议和反抗意图，只是简单地诉说自己的委屈：看，我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学生兵，我已经这么乖了，为何我还要死？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小战俘》中，这首诗里的小战俘成为了几个日本兵在“饭后的无聊”时光，作为娱乐节目而上演的杀人表演的对象，但这些战俘无论活着的还是被选中成为刀下之鬼的那个，都没有丝毫表示，只是木头一样的存在。《雪落下》再次写到“三四个日本军人”却能够将“一千多名中国人”按顺序砍杀而没有遇到任何反抗，连日本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俘虏都老老实实坐在地上，一个接一个/被砍死”“我想如果一齐动手，就是踩/也把这几个兵踩烂了，可是/他们就是一动不动”。面对此情此景，不仅日本人不明白，诗人说，作为见证者的那场大雪，“它至今也想不明白”。但我想，诗人是明白的吧，只是他已经不愿意说了，数千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统治和中国特色的文化所制造出来的顺民，以及从来只关心自己的小家，而从不过问尚未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社会噩运的铁一般冰冷、自私的民族心理，怎能不承受如此的悲惨命运？诗人写它，不正是为了揭示、警醒、预防吗？可是即便到了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接受和理解呢？至今，我们的国人主要还是把这样的写作者，看成是专门揭自己的短，或者污辱自己的民族、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吧，以至于多数的写作者都不能不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进行适当的隐藏和扭曲，以避免不必要的人生麻烦。
历史永远不仅仅是现实的镜子，它有时候就是现实本身，甚至现实相比历史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无数次的历史悲剧重演之后，我们难道不会怀疑，人类真的需要那个所谓的“历史”吗？为何有了那么多的历史和哲人的思考，以及相关的巨著，我们人类却从来没有真正学到任何经验、吸取过任何教训呢？诗人的那首《下午茶》中所写到的在非洲某处仍然存在着的食人习惯，是那样的令人惊悚，凡正常人听到就会恶心、反胃，但却又是铁一般真实的存在着。而那些食人者，会不会正是被某些国家供奉良久的朋友或曰“国际友人”呢？会不会正是因为某些抽象的原则，就纵容他们吃人而全世界都装着没有看见，只要他们吃的只是自己人就可以了？还会不会，仅仅因为他们会给自己的国家投票，所以就必须支援和保护这些食人者？诗歌并没有提这些问题，但它所揭露的事实本身，应该就包含了这些问题在内。面对这样的事实，谁还能够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盲目的乐观主义？谁还能够一世安眠，却不会夜夜被恶梦惊醒？
好在，世界毕竟还有另一面，诗人还可以从别处获得一丝美好的慰藉。对诗人聂权而言也是这样，他的诗中不时还会出现一些对自然之美的感受和虔诚讴歌。如果说现实题材往往让人心生无限哀痛，有可能让诗人对人世厌倦而绝望；大自然却又给诗人带来一种美的抚慰、一种在苦难人生过程中唯一值得眷恋和反复体验的特殊对象。也许正是后者让诗人的心灵在被深渊般的绝望所侵蚀和噬咬之后，得到了些许安慰和平衡。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自然”不是仅限于自然景物和天象气候等等，而是更广义的自然，包括了自然人性的内涵在内。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是就是人性与自然的相通，人的优越品性总是一种自然流露，并表现在对自然的欣赏以及人与人的相互依恋。
在纯粹的自然对象中，比如他写到“那轮红色的月亮/它竟然那么大那么圆/散发与现实对应的/梦境一样的光彩——”（《浮桥上的月亮》）；写到铜铃山的美景，有“亿万年不停歇打磨它们的流水/用给予它们的形状/展示着自然的伟力”（《铜铃山半日》）；在《混沌间》，诗人感受到春天的“绿色会在天地间盛大地铺开”这种最简单的神秘；《海口三月》中，诗人看到了“三角梅静静地开/随处开/不分春夏秋冬地开/宇宙洪荒里天荒地老地开”，这种在中国南方最普通又最奇特的花，让诗人感受到“安静的万物中藏着生命”的自然之力与美。
但在聂权笔下更多的还是一种自然的人性之美，他擅长于将自然物和在其中生长着的人的生命结合起来，展示世界的美好一面。比如《春日》这首短诗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多么美好的春天的人生图画：“我”种花，三岁的小儿子浇水，忽然，这个小东西“咯咯笑着，趴在我背上”。诗人用他感受到的这“让整个世界瞬间柔软”的“无来由的善意”，感动了所有的读者，也仿佛感动了全世界。而《星光菩萨》却是另一番人生况味：一个白天戴着“高帽”、剃“阴阳头”，被特殊的时代指认为“坏分子”的人，夜里却还能够得到来自另一个人的“一丝一丝的疏软和体温”，感受到“悲悯的星光如清凉的菩萨”，照耀着时代的“大悲伤”，也照耀着个人的“小幸福”。正是这一丝丝人性的温情和来自天上的星光之美，支撑着一个命途多舛的民族走过一道又一道人为的历史之坎，迈过一个又一个貌似不能自拔的苦难的深渊，坚持存活至今，壮大至今。这才是真实而坚韧的“人间”啊！正如诗人在《人间》一诗中所描绘的：
太阳竟能这么大、这么白，几近平行地
放出了我能看到的灿烂人间
远处的楼群、近处的朦胧小巷、草木
各种姿式的人们和奔跑的小狗
都从它的混沌怀中，涌出
日涌人间流
看不见的、黏稠的人生的平凡与悲欢
正回旋、涌动
一如往日。一定有一位老人
正在小巷中起身，离开尘世
在他隔壁，一个面容还丑的婴儿
呱呱坠地。一定有一个修鞋匠
落日中紧闭着如灰布衣裳的嘴唇
挑着担子走回
一定有屠夫早已幡然悔悟，低声长叹
却因自己是父亲
卸不下风尘，扔不掉那屠刀
这是一幅怎样真实的人间画图啊！就是那正在逝去的老人，那呱呱坠地的婴儿，那修鞋匠，那担负着父亲责任的屠夫，是他们“看不见的、黏稠的人生的平凡与悲欢”，构成了一个在日光涌动不息、山河与楼群的混沌一片中，模糊而又确凿、朦胧而又各自清晰、喧闹无比而又从不会惊扰和扭曲宇宙的大寂静之悲喜人间！
2018/2/2
作者：
向卫国，供职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文学批评家，诗歌研究者
“一个人在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
——读聂权
霍俊明
在北京七月的暴雨和闪电中我不期然间读到了特朗斯特罗默的一句诗“一个人在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而这句话正好对应于近期我一直在阅读的青年诗人聂权的诗。在一个浑身长满了病瘤的困窘年代，诗歌整体的精神气息也不能不是分裂和彷徨于无地。聂权在他近几年的诗歌写作中正逐渐形成和叠加成这样一个诗人形象——在黑灰的人间他怀抱着秋风和霜雪彳亍走在迷茫的路上。他的诗歌中不乏温情的抒情基调，但是整体上而言这是一个在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的人。在此语境下，显然“疾病”是作为一种精神想象方式和生存体验方式同时显现的。这不仅关涉个体的命运，而且还必然与诗人的个人化的历史重述和现实想象能力相关。尤其是后者，在这个时代丧失了精神难度和语言良知的写作语境中显得更为重要。在聂权这里，时代和个体的双重“疾病”抒写尤为突出。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聂权的诗歌就无可厚非，他的一部分诗歌因为抒情主体位置的过于显豁而使得诗歌空间有时候会显得有些窄仄和局促。甚至有些诗歌在节奏上也显得有些拖沓，比如《奔跑》。当然，可贵的是聂权已经注意到一定程度上的伦理化写作在这个时代具有某种必要性的同时也必须提醒自己和其他诗人注意的是这种写作趋向所带来的问题和陷阱。这种关涉社会和人心“疾病”的抒写方式一定程度上会带有某种“新闻体”的话语功能。这种话语方式的好处是语言和情志都带有体温和人间烟火色，但是稍不留意就会坠入伦理学的辩护者的角色，或者不自觉地充当了所谓的半吊子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环境保护者的角色。而聂权的诗歌令人惊喜的是提供和发现了这个时代仍然存在的一些模糊和幽暗地带的秘密和隐痛。
随着新世纪社会和文化的双重激荡和转型，诗人心态、精神境遇、生存状态以及写作姿态不仅发生巨大转捩，而且作为一种潮流和运动的先锋诗歌已经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空间与可能——尽管在某些诗人身上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先锋”情结和相应的写作实践。或者按照葛兰西的说法这一时期的“有机知识分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今天，空间已不再是客观和“均质”的，而必然表现出一个时期特有的精神征候，甚至带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性。昂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就此提出“空间的意识形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诗歌自身生态的转捩，“无个体”时代再次来临。地方诗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除根”过程。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安、孤独、痛苦和无根的彷徨不纯然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离开“出生地”而再也不能返回和立足的结果，而在于“地方性知识”丧失过程中我们无以归依的文化乡愁。我们被迫在诗歌想象中寻找文化地理版图上的基因和血脉，寻找我们已经失去的前现代性乡土的成长期的摇篮。聂权的写作恰恰是对自己精神出生地知识的记忆和恢复。聂权的很多诗歌都指向了山西土塬的家族和往事，而这种带有精神传记和命运“本事”的写作特征正是一种无法挽回的被迫从“出生地”除根和剥离的宿命性挽歌。由此我们可以由此追索聂权诗歌中的空间结构和分布状态。作为1970年代末期出生的诗人，聂权正是发现了时代空间的秩序以及空间等级之间的不可僭越的性质。每一个空间都集结了一个社会群体，不同空间之间的博弈甚至争斗已经成为常态。空间就是一种权力分布和社会结构。而由群山、土地、村庄、街道、小巷、出租房、故居、老房子、窑洞、土塬、公交车站、城乡结合部、早点摊、城市、医院、公园、服装城、矿山这些伦理化的空间我们听到了沉重的喘息之声。而越是如此地理学上的精神漫溯，聂权的诗歌越是承受了时间以及社会的难以想象的重压。面对时间自身，聂权的一部分诗歌是内倾性的。他不断在时间的单行道上向内心和昔日时光探入闪电般的叩击。与此同时，越是不断对身边之物和时代渊薮予以查看，聂权越是在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越是寒冷，诗人越是希望找到一种劝世良药和精神的安慰剂。尽管聂权的诗歌中不断出现微尘、浮云、死亡、疾病、贫穷和痛苦，也有对一些人世的旁观心态和怀疑眼光，但是整体上而言他一直在宽慰自己用暖色调来补差时代冷酷单一的质地，比如《年前的人家》、《不忍》邓。而怀有一颗“不忍”之心是多么重要！正如当年波德莱尔的城市街区的游荡和波西米亚的密谋者的乌烟瘴气的小酒馆一样，聂权在这个时代的空间里不断耐心而苦心地寻找那些暗沉之处。这个时代人们只是热衷于谈论身体、性欲和城市的交通与水质污染，而“革命者”已经委顿成高档会所里莫谈国事的“哈哈哈”的调笑或者充当了网络江湖的公知和正义的化身。当然，聂权应该提醒自己注意的一点是当下的诗歌写作尤其是带有一定程度的道德判断和伦理化色彩的写作路径是很容易被诗人之间的同质化写作所抵消和覆盖的。再有，全面敞开的新媒体和微阅读的@时代使得诗人的想象力和现场感受力以及来自现实又超拔其上的“现实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入木三分》、《崩溃》中的新闻和诗歌的两个文本之间对比性的结构。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当底层写作的伦理化在这个时代已成为主导性趣味，那么如何才能使得一首诗超越同题材的诗而不堕入同质化的写作命运？
聂权的一部分诗歌是激愤的，也是悲悯的。这是一个有怕有畏、有爱有恨的写作者。甚至说聂权的眼里和诗歌是不揉沙子的。这样当然会使得他的诗歌具有生命的热度、求真意志以及“新青年”式的一团火气。当然其中带来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诗人的写作始终是绷紧和紧张的。而诗歌写作显然不仅需要全面的语言才能，还需要随着经验和想象方式变化而对写作予以调整甚至校正。如果一直紧绷着写作，这有可能使得诗歌的趣味单一并且使写作路向有单向度的不断窄化的可能。在近期的聂权的写作中我已经注意到了他适度的调整。正因如此，对于一个自觉和审慎的写作者我们没必要不抱以期许，而不是在伦理和修辞上吹毛求疵或不以为然。值得注意的是聂权诗歌里的白描能力以及戏剧化的手段。他的诸多诗歌都是借助于一些具有强烈象征性和蕴涵精神势能的场景和细节来表达戏剧性的冲突，比如亲人的亡故，寺庙里垂垂老矣的“不敬”的老人，恐惧于夜色的牧羊人，春联背后的贫穷和憧憬，仿佛让世界充满了温暖的小小的一片窗外的阳光，小巷里平淡的生和死，不能扔下屠刀却又心有不忍的屠夫，狂热过后午夜歌手的孤独，胆怯、慌张、羞怯又竭力掩盖泪水的山村母亲等等。戏剧性冲突在诗歌中的现身正印证了这个时代的吊诡性、戏剧性、分裂化和不可思议的现实悖论与不可预期的唐突现实。为此，诗歌成为聂权的一种记忆方式，一种用“老旧”和“逝去之物”印证自我和当下的一种写作本能。回溯历史和介入当下是相互打开的，同时历史和现实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我在聂权的一部分诗歌中还是时时看到诗人企图将一条河流切割成两个部分，两岸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当下。如果聂权能够再拓展一步，再深入到繁复的难以厘清的历史和现实的莫测的旋流中，他就会发现伦理化的草木之下还有更深的陈暗物质值得发掘和勘测。我们只是历史和现实当中可以被忽略不计的部分！如果我们可以让写作变得强大那么诗歌的胃就应该具有更为惊人的容留力量，从而能够同时吸纳橡胶、煤、铀和月亮。聂权的这颗“塞着草根的粗糙的胃”是否准备消化更多的时代的杂物和阻梗之物？
聂权是一个踏实的写作者。我也希望他用坚实铺就一条可靠的词语之路时也为我们设置几个缓坡、沟壑、陷阱和洞穴。在将我们的视线拉回到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现实的同时也拉伸到远方以及头顶上飞机与佛陀同在的高空。希望聂权于实在可靠的描写和叙事中在诗歌的空间和精神宽度上再超拔和进一步拓殖。这仅是个人观感，也未必值得当真。这是一个被掏空了内脏的守望和回望前乡土性的稻草人——一个名副其实的“病人”。他一个人在时代的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他已经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他所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本事”世界和想象空间。而随着对诗歌和人生的进一步理解，聂权给我们呈现出这个时代和生命自身更多的立体声部的时候我们将再一次做好倾听的准备。继续上路吧！
2013年7月12日深夜，八大处晒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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