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寓言时代
——《发现》第29期：山东石棉《这些草活着是为了被割倒》主持人结语
韩庆成
山东石棉来流派网较晚，但发帖量大，半年多时间就成为元老会员，这反映了他饱满的创作热情，也体现了他与其他会员积极交流的心态，而这两点，正是中国诗歌流派网很多会员越写越好的一个原因。
从我选的39首诗作看，山东石棉的作品水准比较稳定，好诗很多，不成熟的较少。征评挑选的这首，并不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所以选它，是因为它比较鲜明的干预性，是因为这种干预性成功采用的寓言表现手法。
关于这首诗，多位特约评论员、网络批评家以及作者本人，都做了精到的阐述，该说的基本都说到了，我就从宏观角度简单谈谈这首诗的“寓言性”对当今干预诗歌的启示。
干预诗歌的共同点是写事件（时事、时事背景或具有时事背景的事物），以诗人身份和公民立场对事件做出反应。干预诗歌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种是直接抒写，直抒胸臆；一种是借助隐喻、寓言等方式，间接表现。前者的代表作有北岛献给遇罗克的《宣告》《结局或开始》、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黄翔的《长城》、舒婷的《风暴过去之后》、顾城的《永别了，墓地》、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徐敬亚的《别责备我的眉头》等，后者的代表作有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曲有源的《北方无竹》等。在直接表现的干预诗歌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的时候，重回寓言时代，就成为干预诗歌不得不面临的选项。
回顾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可以发现，我们是从一个连寓言也不敢有的样板化时期艰难走出来的，在千篇一律的假大空颂歌的尾声中，终于出现了黄翔、北岛们首先以寓言、隐喻方式发出的另类声音，这种声音在70年代末以“朦胧诗”之名得以爆发，实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化转变。紧接着，这种现代化转变的新诗潮，发出了它更为直接强劲的声音，以叶文福、曲有源为代表的直接的“干预诗歌”横空出世，拉开了新诗潮以民智启蒙为特点的大众化之幕。朦胧诗的小众和干预诗的大众，在全方位的维度上，在思想与艺术的双重层面，均达致了中国现代诗的最高峰，并引领、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上现代化路途。
干预诗歌特别是直接干预的诗歌在80年代初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作为一种妥协，朦胧诗在“三个崛起”理论的背书中，渐为主流接受，成为新诗潮的代名词，并在接下来几年，被第三代消解了崇高伟大担当等使命意识的回归个人内心的诗歌迅速取代。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的干预诗人，在高压和消解的现实境况中并没有良知泯灭，在一度转暖的气候下，干预诗歌在新世纪之初借助网络复活，在下半身、垃圾派、新批判等作品并不高尚甚至“低俗”的语境中，蕴藏着干预的良心冲动，这与早期站在道德与真理审判台上的干预诗歌有所不同，后者更多秉持的是一种揭示和指证而非审判的立场，在时事和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发出了诗人在场的声音。
当文字管控日趋严厉，并从时评、小说延展到诗歌，《这些草活着是为了被割倒》与《阳光中的向日葵》、《北方无竹》一脉相承的寓言式表达，便成为干预诗人在历史的轮回中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这或许是北岛、叶文福们不曾料到的，也是大多数良知未泯的诗人不愿相信的。但我也看到仍在用各种调门盲目唱赞歌的诗人群体，这说明诗中的“这些草”，不但“草民”中有，诗人中也并不缺乏。
他们不知道自己最终也将被轰轰而来的割草机收割。
2016年12月22日于皖南·老街书馆
《这些草活着是为了被割倒》
山东石棉
绿地上，草长得很高
都绿，都不开花
互相推挤，向阳光献媚
它们有与生俱来的手段
它们喝水的姿势是雷同的
它们讨好虫子的语言
千篇一律
有虫子为其中一株
唱赞歌，有虫子
为不幸死去的几株哀伤
阳光铺过来
一层，又一层
热闹的景象会持续下去
一直到秋天
割草机轰轰地开过来
（选自中国诗歌流派网论坛原创诗歌栏目2016年7月16日）
永远的心灵净土
——滴撒诗歌奖答谢辞
韩庆成
尊敬的徐敬亚先生、杨黎先生，
尊敬的“滴撒诗歌奖”评委会方文竹先生、盛敏先生，
尊敬的各位朋友：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尊贵的朋友们跨越南北地理，来到全国最不知名的省会城市，出席一个最不知名的诗人获奖作品的颁奖仪式和研讨会。徐敬亚先生亲手颁奖，杨黎先生宣读获奖词，是对他莫大的鼓励！
2006年夏天，在我疏离诗歌17年后，我在新浪开了博客。也许是那时已隐隐感知这种疏离带给心灵的疼痛，我在博客的自介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写的最 多的是诗，最痛惜的是诗歌的没落。渴望有一天能寻回山水间属于诗的那方净土。”转眼，6年过去了，我个人经历的介绍几易其稿，这段话却一直未变，一直安静 地在它的位置上注视着访问这个渺小博客的每一位客人。
我把这段话视为心灵的告白。它时时提醒我，无论我们置身的世界如何污浊，都应呵护这份内心的洁净。
所以，当我时隔20年重新写诗的时候，我的感觉既像久别回归，又像从未分离。
“滴撒诗歌奖”这顶桂冠对我来说有些过于沉重。因此，在最初被提名时，我曾请辞。今天，我仍然相信，她并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这个荣誉理应属于每一位滴 撒同仁，属于每一位在这样的年代还在写诗的人——在我的身边，他们被斥为傻逼、窝囊废、神经病。包括我本人，也偶被我的商界朋友列为谈资和笑柄。如果一定 要把这个奖项与我个人联系在一起，那么，我愿意把她看作是对我回归诗歌的鼓励，是对我提出诗歌应当干预时事、应当为被欺凌者说话、应当肩负担当责任的理念 的肯定，是对我近一年来想为诗歌做点事情的努力的褒扬。从这样的角度，这个奖对我来说既是一份喜悦，更是一个鞭策——我将更加乐意为小人物写诗，为现实中 一切不公正的事情写诗，用诗歌说话，用诗歌说“不”。我坚信，这个社会需要诗人发出这样的声音。生活中需要这块永远不变的心灵净土。
在这个时刻，我愿意与朋友们分享这份责任与光荣。
谢谢各位！
2012年12月9日，合肥
真实而自由的诗歌写作
杨四平
与第三代诗歌追求“诗到语言为止”有明显的不同，或者说更进一步，韩庆成的诗歌写作表明，他正在追寻“诗到口语为止”。
尽管都是用口语写作，但韩庆成没有停留在那些十分琐碎的个体日常生活或者说“生活流”上面，没有以“私人化”的日常生活细节的隐秘来博取读者的好奇 心，没有以自曝“己丑”来渲染陌生化并试图以此达到文学性之目的，更没有一个要对抗此前写作如朦胧诗写作的英雄化、崇高化、意象化和书面语化的明确目标。 虽然韩庆成的诗歌写作几乎都是写凡人，但又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写那些凡人本来就很平凡的或者一开始就很不凡的举止，写这些凡人的压根就不算什么的丰功伟 绩，写他们卑微的生活经历，写他们的公众影响力，写他们不想看到结果，写他们与公权力之间的矛盾、紧张，乃至牺牲。他们惨痛的经历，在网络时代，在新传媒 时代，像揭锅盖那样被揭开后，其热度和传播度，迅即上升为社会热点和敏感点，使其成为网络“名人”而不胫而走于大街小巷，引发公众的愤怒和反思，其核聚变 的效能使得某一个人的某件事情发散为疼痛的“中国经验”。也就是说，韩庆成没有写凡人凡事，而是始终关注凡人的不平凡事件。这与当年的第三代诗人几乎都是 清一色的大学生不同，韩庆成是一个在社会底层游走的诗人。他的写作资源部分来自读报看电视浏览网络，但更多的是与他在社会上的复杂经历有关。你想想，媒体 上的海量新闻令人目不暇接、过目即忘，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报道引起了诗人的关注，并迅即赋诗，这说明，这些被报道的事件触动了诗人的心灵，与诗人的记 忆、经历、文化和精神世界息息相关。韩庆成的这些诗与当年“墙头诗”和“诗报告”十分相像，用诗来报道社会上正发生的时效性很强的事件，只不过这些事件不 是政府性的重大事件和工作中心，恰恰相反是一些令政府为之头疼的十分棘手的难题，是政府不愿看到其被大力宣传的事件，也就是说，韩庆成关心的不是政府关心 的，政府关心的当然也就不是韩庆成关心的，韩庆成关心是社会上关心的，是知识分子关心的，是真实的，所以，它们与我们当代诗歌史上的那些恢弘的政治抒情诗 写作完全不同；但其产生的社会宣传效果依然是不可小觑的。如果把它们放在“长时段”里，从社会文献的角度来看，它们又具有“立此存照”的“诗档案”功用。 也就是说，韩庆成的这些诗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韩庆成的这些诗，既不同于战争年代的“墙头诗”、“诗报告”，也不同于和 平年代的政治抒情诗，甚至还不同于反体制的第三代诗歌，而是介乎它们之间的一种处于混生状态的新型纪实性诗歌。
韩庆成的诗歌无拘无束、尽情挥洒。当年，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胡适提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诗怎么写”，戴望舒和艾青都主张新诗的 “散文美”。口语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对待口语和如何使用口语，以及发掘口语中的诗性，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理想状态的“说话的诗歌”。可以说，韩庆成 把口语的诗性精神发挥到了令人赞赏的地步。从文学创作上讲，率性而为，纵情潇洒，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因为自由既是写作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的至高境 界。也就是说，通过以诗化口语来写这些口语化诗歌，韩庆成步入了写作与生活的自由境界。不管韩庆成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他的诗歌写作达到了把诗歌语言的 “器”与“道”统一在他的这些诗篇里了。这种统一是在解决了“字本位”与“音本位”、“工具论”与“本体论”之间矛盾过后的统一，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也许 有人认为这样的写作不严肃，不严谨，过于自由散漫，是所谓的“非诗”。显然，这是对自由体新诗的误解，也是对口语化新诗的误解。口语不是诗，但是用诗化的 口语写出来的诗就是诗。所谓“诗化的口语”就是那些把“言”与“文”统一起来，把思想与形式融合起来的口语。这是“活口语”，而不是“死口语”，更不是 “死书面语”。
因此，我们在谈论韩庆成的诗歌时就不能把所谓的内容与形式分成“两张皮”来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谈它们写了什么样的疼痛的“中国经验”，也不能只 谈它们是如何使用了自由的形式和文体，而是要把这两方面，把真实与自由，更确切地说，把这样的“一体两面”糅合起来谈。尽管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是极其困难 的，但是在宏观把握上，在解读韩庆成诗歌的意愿上，我们应该不能忘了这个“大方向”，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把丰富的诗歌简单化、平面化。我想这是大家都不愿意 看到的结果。
作者简介：
杨四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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