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论写作：金汝平：写作的秘密（1--50）（总5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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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汝平：写作的秘密

(作者：金汝平)

1．

有一种关于书的书，有一种关于写作的写作。有时，写作来自于人的激情，焦虑，失落和莫名其妙的忧伤，来于人探求万物和自身奥秘的巨大冲动，偶尔，写作不过是试图揭示对写作的认识。它必然是片面的，局部的，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写作的理解，那么，坐下来，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开始吧！”。并非故意设置障碍，而是那些写作时的障碍无处不在。多少人在这种障碍前徘徊，退缩，止步，又有几个人迎头赶上和它肉搏一场？对写作障碍克服的程度，决定一个文本失败或成功的程度。而每一次写作，又有陌生的，诡异的，庞大的，更难以克服的障碍，等等他去克服。写作的痛苦与愉悦，就这样融为一体，让写作者不能自拔。

所在杰出的大脑里充满奇思异想。凭借语言的魔力，这奇思乱想就长出美的翅膀。从时间中掠过。从破空而来的阳光和一滴虚静之水中掠过。也从读者们难以言诉的精神快感中掠过。写作者，有福了。这不就是灵感的恩赐？

3．

某种“写作状态”，对于写作者至为重要。它需要等待而无法制造。我羡慕那些忙完工作和琐事坐下来就纵横书写的人，又不能不怀疑其有效性。莫非仅仅是摆出某种写作的姿势？不，必须通过思想而写作，通过写作而思想。对于我，思想和写作是同一回事。

思想；刀刀见血的思想！然而，真正深刻的思想，必对旧有的存在秩序构成威胁，构成挑衅，也必把思想者逼到岌岌可危的悬崖之上。一旦踏空，粉身碎骨。朋友，你敢这样吗？

4．

加西亚·马尔克斯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为平生得意之作，艺术上超越了《百年孤独》；鲁迅则选择《孔乙己》而不是《狂人日记》及《铸剑》为自己短篇小说的代表作。确实，写作者和读者的立场，导致了评论作品时的偏离和差异。有时，这种差异乃是巨大的，甚至咫尺千里！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怪诞：一个作家觉得自己越写越好，读者却觉得他越写越差。不可回避的分歧产生了，作家与读者又该怎样对话？或者各说各的话叽叽喳喳？

5．

唐代贾岛慨叹：“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说明两点：第一，贾岛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和对语言无限敬畏；另一点，也证明了贾岛作为一个优秀诗人而不是大诗人其创造力的有限性。是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不会轻而易举从天而降，诗也不会像春日的花朵和冬日的雪触手可及。但遇上李青莲苏东坡呢？遇上莎士比亚惠特曼呢？

6．

文学是寂寞的，文坛却是热闹的。在这个据说被人遗忘其实并没有被人遗忘且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舞台上，戏还在继续，只不过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罢了。这些形形色色“热”虽然短命，却让文坛熙熙攘攘，喧哗不断。不能对所有的热一概而论。有的类型的热显示了文学蓬勃的生机，作品神奇的魅力，也证明了它在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但目前文坛上的“隐私热”却让我们冷眼相看。

其实“隐私热”也不是什么新花样新玩艺儿，只是随着商品大潮滚滚而来，在目前这个物质和精神冲突异常强烈的时期，更加赤裸、更加极端、更加肆无忌惮罢了。君不见，情意缠绵的女才子，如诉如泣地说着自己的初恋故事，美其名曰为“表现真实的人生”；君不见，治学严谨的学者，戴着近视镜钻入历史的黑洞，在那里挖掘死去作家的奇闻轶事、传说笑话，也号称“史料丰富”。徐志摩与陆小曼、钱钟书和杨绛、辜鸿铭和陈寅恪、鲁迅和梁实秋……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而不是文化上的成就），成为不少学者沾沾自喜的“学问修养”，说不定因此还能混个教授当当。前些年诗人顾城的杀人和作家三毛的自杀，也引起了整个新闻界、文学界不正常的关注，纪念文章连篇累牍，但很少有人涉及其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死者“沦落”为小市民茶余饭后津津有味的谈资，像一道鲜美小菜。

又花哨，又时髦，又无聊。隐私就这样有意思吗？让千千万万的人知道还配叫隐私吗？隐私和一个人的创造究竟有多大关系？文学的不朽不是对个人隐私的超越吗？当我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不能不意识到我们的心理确实有点儿病。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对他人会有过分膨胀的兴趣，没有尊严的人会把隐私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这个时代物欲的横流、金钱的威力，更让多少人大脑发昏发热。“金钱就是上帝”，只要能卖一个好价钱，管他隐私不隐私。于是，男人隐私，女人隐私，绝对隐私……在这样一个狂热贩卖各种隐私的氛围中，有人义无反顾 “暴露”，有人又兴趣盎然 “窥探”， “窥探癖”与“暴露癖”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构成了人们普遍的弱点。越是有人把小脑袋冒着油汗贴在窗玻璃上，就越是有人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货色抖露出来，各得其所。你要表示不同意见，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叫喊：“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管不着！”

确实谁也管不着。但我们有冷眼相看的权力：文坛“隐私热”，既玷污了人类自尊的标志之一———隐私，又以它的浅薄、庸俗和无聊损害了文学。

7．

当时文坛上就叱咤风云的作家，不是庸常之辈；那些死后才从时间的废墟深处挖出来的天才，一般来说更具有非凡的创造力，文本闪耀的幻美之光，更取悦后来者好奇的眼睛。而这迫使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不被时代理解，寂寞一生。写到这里，我想起卡夫卡、本雅明、爱伦坡、狄金森、索德格朗，还有我们古代的陶潜、杜甫，曹雪芹。还有我们的穆旦、海子。

“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结合

神的故乡鹰在言语

秋天深了，王在写诗

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

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海子在今日名满天下，而1989年3月26日，年仅25岁的诗人就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那时，海子又是谁 ,什么王在写诗？簇拥而来的乌合之众们，一哄而散吧。所谓被扼杀的天才复活了，不过是被再一次，再二次，再一百次扼杀。人们却用 “热爱”、“崇拜”、“欣赏”、“理解”、“研究”的种种名义。生前的寂寞，死后的热闹，这是天才的宿命吗？

8 ．

不必惧怕同行的忽略与蔑视——“文人相轻”，但珍视同行者之间战斗的情谊——“文人相亲”。还用举更多例子吗？歌德与席勒，马克思与恩格斯，鲁迅与瞿秋白…… 此刻夜深人静，天街小雨疯狂的诗人们醉酒后更疯了，互相抚摸，嬉戏，频频举杯，点头哈腰，互相吃奶。请看，一个骨瘦如柴的青年诗人被一个雄赳赳的中年散文家举了起来，但不会抛进深不可测的黑夜之海。或许，写作者的互相关注互相鼓励，乃是一种伟大之力，支撑着这些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不合时宜的家伙们，点燃火炬，奋然前进：把写作进行到底！

真理往往在陈词滥调之中。陈词滥调在最初，也是新鲜、奇妙的，只因一再重复，被无数庸才用无数唾沫淹没了。于是，真知灼见沦落为大众的常识，真理之光也随之黯淡。让我们寻求那些更奥秘，更陌生，隐匿于万物深处的真理吧，发现它们，说出它们，让它们也变为陈词滥调，再等待一代又一代后来者继续这一永恒的厄运。

与真正的创造相比，过分引经据典，不过是才能贫乏的标志。表面上看起来博古通今，通知渊博，其实正掩盖着精神上的依附性，像一种爬行动物只能匍匐在别人开拓的道路上面，这个大师这么说，那个伟人那么说，除了抄袭别人的见解，自己就是个哑巴，不，哑巴还能有力地熟练地打着手势，而这些精神上的鹦鹉，只能吱吱呀呀地可悲地重复别人的语言。身上长着华丽的羽毛又有什么用?

用语言揭示生存和世界的所有奥秘，用智慧和才华抵达万物的真正本源，这是每个作家梦寐以求的理想，但也仅仅是理想而已。它表达了作家试图摆脱个人局限而跃入自由王国的焦灼渴望。事实上，无论阅历多么丰富，体验多么深刻，学识多么渊博，才能多么巨大，作家都不可避免地置于较为狭窄的天地中，处于时间和空间相交叉的特定的某一点上。这残酷地注定了他不能汲取人类全部生存的信息和资源，他只能在那一特定的点上说出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另一方面，古今中外传统的压迫和历代大师天才们的遗产，都使他意识到创造的艰难。在这样一种难以言诉的困境中，他真正的、启示性的发现只能是有限的、片面的、零散的，但这些发现渗透着作家的血肉和悲欢，因而异常珍贵。所以，我喜欢有深度的作家甚于有广度的作家，如果说，前者像“井底之蛙”，他因井底那幽晦、密集的黑暗及微妙的光亮，获得对天空独特的领悟和认识；那么，后者就如同“蜻蜒点水”在生活广大的水面轻轻掠过，留下起伏不定的浅薄痕迹。前者的狭隘导致了深刻，后者的广阔则带来了表面。谁都知道，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必须从下面挖掘、开采才能触及的。它们陌生、隐秘、玄妙，不为我们理解，但它是代表人类本质的可怕的真理。正因为它可怕，在某种程度上威胁了我们生存的根基，我们才无意间埋葬了它们，隐藏起它们，压抑着它们。但它们并没有消亡，只是以更曲折、更间接、更险恶的方式主宰着我们。作家对它们执着的探求，就成为严肃的工作和艰辛的劳动。卡夫卡、鲁迅和博尔赫斯等人都是如此。他们都是人类灵魂深处的不倦的探险者，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灰暗平庸又恐怖的生活竟然奇迹般地培养了卡夫卡，我们从他虫子般的呻吟里听出了先知的启示；鲁迅则通过对败落农村的描绘和对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深入剖析，无情地撕裂旧世界的假像，使之呈现出“吃人的筵席”的狰狞面目。至于博尔赫斯那些迷宫般的小说或随笔，正是一个玄学家面对这混乱、动荡的现代世界茫然无措的产物，他把小说浓缩到寓言般精粹的程度，又更加复杂、多义。这三位作家都在丧失某种广度的同时，获得难以企及的非凡的深度。当然，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歌德等少数深度与广度兼而有之的大师，我们只能表示敬畏和诧异：与无数芸芸众生置身其中的世界相呼应，他们的作品本身构成另一个容纳肉体与灵魂的大世界，这真是奇迹。

人间的悲哀无所不在。写出一部被悲哀深深浸透的书，作者是快乐的。“我写故我在”，写作的重要使命与职责之外，写作还是我们寻觅快乐追逐快乐享受快乐的一种特殊方式，像一群孩子嬉戏着捕捉绿草地上的蝴蝶。让我们祝福快乐的作家，在那些不朽的书里，他们不朽了。但写作的欢乐总是混杂着写作的焦虑，反过来，也是如此。当写作巨大的焦虑完全剥夺了写作的欢乐，放弃写作就成为必然。否则，那不是自我折磨自我虐待自我摧残自我毁灭吗？有些人偏偏喜欢这样，又有什么办法？顺其自然吧。

对于一个严肃的作家，不存在终点，不存在完成；真正的写作不过是一个无止境的漫游，从一个起点到另一个起点，再到另外的起点……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局外人看到书斋中的那个人是平静安宁的，他喝着酒抽着烟，偶尔把目光投入暮色苍茫中淡然一笑，然而写作者知道，他内心的挣扎以及语言的搏斗是多么残酷，多么惊心动魄。只有这样的历程才能保证写作的价值。无论是小说、诗还是表面随随便便的随笔，都是和人们的精神密切相关，和永恒相关。

写作的艺术就是修改的艺术。修改一直伴随写作的全部过程。反复的构思，长久的酝酿，提纲，构成了“前修改”，写出以后的删除，增加，补充，大规模调整，重新组合，对字词推敲，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挪移，都是完成一部作品必不可少的环节。它构成“后修改”。诚然，某些灵光一闪的小诗似乎空中来空中去，可遇不可求，妙手偶得，但更多文本唯有依存呕心沥血的修改才最终显形。它成为一个自足之物，超脱于作者之外。“必须修改，再次修改”，幽暗的房间里，回荡着作家焦虑的呼声。

修改，深化了作家的思想；修改，提升了作品的高度。一个没有历经过修改的作家，就像一个没有历经战斗的士兵。他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吗？

中国古典诗人的“炼字”是一种修改，拜服于 “一字师”，也是一种修改。所有严肃的作家，都不由自主患上这种固执的病。且难以治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被他写了多少遍，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命运的演变，性格的演变，不能不越出大师精心的设计和预想。当代诗人多多宣称他的每首诗至少写作60遍，这是夸张而我相信这夸张里残酷的真实。请看，这种“受虐狂”式的写作癖已把多多由胖子折磨成一个仙风道骨的瘦子了！果戈里毅然毁掉《死灵魂》第二部，乃是修改的极端 ——把不满意的东西投入毁灭的火焰中。无独有偶，卡夫卡的遗嘱就是把他的许多作品烧掉，只有毕生挚友深知其珍贵无比的价值才背叛了卡夫卡。结果五花八门：有越改越好的，有越改越坏的，也有把一部好作品改得面目全非彻底报废的。

我看见，还有一种绝对的修改，它乃是出于对完美之物最疯狂最贪婪的渴望。它将否定写作，取消写作，写作的意义死于虚无。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在他的《琐事集》的引言中如此表述：“你一定要当心，不要对文体思考得过多，我的和蔼的知心朋友说，要不然你会像那些过分挑剔的人一样，一遍又一遍润饰，后来什么也不会剩下。”而当修改作品到什么也不剩的恐怖时分，我们最完美的作品就是一片空白！

善于思想，精于表达。

对于写作者，这两方面无从规避。

而在中外古今浩瀚的文学中，我更多看到的是这两者的隔绝与分离，是这两者的不平衡。

有的作家过了思想这一关，过不了语言这一关。

有的作家过了语言这一关，又过不了思想这一关。

有的作家在这两方面都羞愧地低下头。

而老子、庄子、韩非子、尼采，纪伯伦、歌德等大师，以不可思议的创造力把思想与语言，统一到一个又一个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本里。他们也由此进入精神的不死之城。

善于思想，精于表达。这乃是所有写作者应该毕生追求的大境界。只是难啊，“难于上青天！”

一个表面上沉默的人，沉默是表相。他的内心里，肯定有众声喧哗，有自我和自我尖锐的对话。只是坐在茶馆里的我们静静凝视着他为我们倒水、冲茶，再倒水，倒水。水在杯子里就变为杯子的形状。一旦被火煮，它就沸腾！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不，请易朽的我们，与草木同枯的我们，竖起第三只耳朵，倾听这水的呐喊，水的倾诉，水的雄辩，水的杀机四伏，水的惊心动魄，水自己吞没自己自己刺穿自己的青铜之声。如果你把水的声音写在白纸上，写在早春静悄悄的大地上，你就是诗人。而诗人的内心某个小小角落，从无人抵达，从无人知晓。潜伏在那儿的一只猛兽饥饿时是沉默的，吃人时也是沉默的。只为等候一瞬间从天而降的一声枪响，天使就回到了故乡!

某人某一天问我怎样才能避免风格上的重复。我想了想说：“第一，你要变为精神上的一条蛇，不断蜕皮，不断变异。这样你就会感知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你也是新的，但前提是，你能不能变为一条蛇。第二，厚积薄发。惜墨如金。少写。十年写上三首诗，肯定不会重复，哪怕这三首诗还是烂诗。”

其实，这两句话也是说给我自己的。风格上的重复，写作上的惯性，已让我越来越蔑视自己了，真是才华有限啊，真是黔驴技穷啊，真是对不起李白、杜甫、李商隐啊 ——“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只能用这句话安慰我自己。

“既然一切知识都是偏见。一切理解都是误解，既然诗无达诂，既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然大狗叫小狗也叫，既不争论就意味着思想的死亡，既然许多文化名人在装，装模作样，怀孕的老鼠也可以冒充大象插一根葱从我们的十字路上横穿而过，既然西伯利亚寒流滚滚但冻不死我们长城之上翩翩飞舞的小蜜蜂口吐格言和警句，既然两个考古学家为一个甲骨文如何念打了一架鼻青脸肿后来互相点头哈腰，既然此时此刻，你我闲得蛋疼坐在时代舞台的最后一排, 让我们对那些不知道的东西，大放厥词高谈阔论吧，发出哈哈笑声……”

——某一天，某个自称为热爱“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者如是说。于是我们谈论了许多哲学家文学家但因为分歧太大争论起来，谁也无法说服谁。

你酷爱的诗人正是他不屑一顾的。

你崇敬的大师正是他强烈否定的。

你认为的必读书他认为不值一看。

你相信的事实而他以为是谣言。

或许，多元化就意味着标准、尺度、准则、权威丧失。意味着对秩序、等级、层次的颠覆和瓦解。今天，“多元化”这个概念本身具有恐怖的力量。否则你就是一个专制主义者。

歧义重重的多元化。难以把握难以反驳的多元化。混乱加混乱，抵达混乱的极限。而在这种混乱的精神语境和氛围中，你的写作究竟要捍卫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抛弃什么，排斥什么，确实，“一种可怕的美早已诞生”，每个人都不得不困惑，不能不迷茫了。

写作，注定是从困惑开始。对抗困惑，反击困惑，超越困惑，最后又陷于更大更多的困惑之中。正如布莱希特所言：

“一切事物隐没在黑暗中,

另一些站立在日光之下。

人看见了在光明下的事物,

而黑暗中的一切没有被看见。”

把看见的说出来，再沉思冥想那看不见的。对于一个写作者，也就够了。但真的够了吗？无人回答。

把空白的纸铺开在书桌上。

久久难以下笔。我相信：这就是许多作家最隐秘也最普遍的痛苦。

像一场战斗遇上强悍狡诈的敌人，一个作家的写作遇上障碍。

这障碍五花八门因人而异。有人被自己一部集大成之作彻底掏空，他衣冠楚楚，但早已知道自己是一具空荡荡轻飘飘的躯壳，必须吸纳新感觉新体验,他才能再次崛起。现在他要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有人深深感到多年形成的极端可怕的思维惯性与语言惯性，无孔不入束缚着他，制约着它，禁锢着他，“风格”已成陷阱，“自由”不过是一个名词而非动词。确实，信手涂抹填满一堆白纸是轻而易举的，但这又有什么意义？更多情况下，词不达意，或者一些意义找不到和它对称的词，弄得作家头痛眼花，茫然无措，心乱如麻，最后搁笔仰天长啸：“老子不写了，喝茶去，吃酒去，出门一笑大江横，遇见一堆毛毛虫。骑着害群之马游荡去！”

只要是一个作家，且认真对待自己，写作的障碍就无法逃离。有时，这写作障碍会把一个作家活生生毁掉。又把另一些作家逼入绝境，“置之死地而后生。”旁观者一厢情愿地认为写作不过是一件技艺活儿，越干越熟练。而置身其中的写作者摇摇头，苦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作家，捕捉灵感；商人，捕捉商机；新闻记者用更灵敏的尖尖鼻子捕捉着吸引眼球的新闻事件；站在冬日的蓝天下抽烟，散步，你捕捉着什么？或者什么在捕捉着你？

无话而说，却说得津津有味，这乃是一个作家的才华啊。面对这个宇宙，我们又有多少话要说？且古人已经把许多该说的话说尽了。

聒噪多年以后，你终于懂得，充当一个静静的倾听者是智慧的。但除了天簌之音，还有什么值得倾听？所以, 又禁不住聒噪起来。尤其在酒后，一瓶子烈酒烧得你热血沸腾。

“闭上你的乌鸦嘴！”黑暗中万物沉静，高地上扫过浩荡的风。

谁都有一个天真无邪的童年。那时，我们远离幻灭与虚无，远离困惑与迷茫。但它和春天的燕子呢喃着倏忽飞走了！

有多少成熟，就有多少苍凉。混迹在红尘里，厮杀在名利场上，挣扎在时间绞肉机里，我们都被一种无形之力异化为一个个怪异的、四分五裂的 ,互相对峙的、难以捉摸的自己。当早晨起来洗脸、刷牙，朝着镜子苦笑，皮笑肉不笑：“镜子中这个垂头丧气的家伙就是你吗？不是你，又是谁？”

当我们这样疑问且试图回答,某种严肃意义上的写作，就有了坚定的基础。写作，不论题材，不论形式，不论古今中外，归根到底，乃是对自我和万物的研究和探索。了解自己是困难的，唯有了解自己才有可能了解他人，否则只是妄想。这种对自己持续的、固执的、勇敢无畏的研究，危机四伏，甚至让人难以承受。它把多少天才逼到精神崩溃的中心和边缘。“人是怎样一个矛盾个体”，法国的帕斯卡尔如此慨叹，他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卡夫卡的所有小说，笔记，片断，书信，都是他日复一日无情研究自己精神现象的产物，。它们的紧张、冷酷和苦闷甚至难以卒读。恰恰和他的生存困境构成有机的不可替代的联系。兰波的《地狱一季》隐藏着一个诗人对疯狂而又非理性的青春期的某种反思，某种忏悔——所以命名为骇人眼目的《地狱一季》，基本上围绕着一个人而写。为自己而写，自己也成为一个最热情最认真的读者。“从个体到达整体，从个性升华为共性”，不，只要我们细细察看自己的内心，就会发现整体，也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整体对个体的压抑，压抑，控制，完全能够扼杀个人生命的活力。

一丝不苟研究自己就够了。毫不留情大胆无畏地研究自己就够了。当然，要把它准确坦率地呈现出来。

存在的困境中，谁都有一颗心，但早已伤痕累累。对，就研究这伤痕累累的心吧。

这本身也够荒谬的。荒谬构成了我们更深刻的真实。我以为，作家的职责，作家的使命就在于此。于是，我写下了我的诗。

21.

出于某种难以抑制的本能，人总把自己热爱的事物加以美化，又妖魔化自己反对和厌恶的东西。此乃“爱憎分明”的根源。一旦拥有成熟的智慧，他必质疑这一切，尽力摆脱“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善即恶”的形而上学的僵硬思维。因为生活中更多呈现的是难以下道德判断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我们就在这里挣扎、抗争、又妥协、忍耐。没有一个人比你想象得更简单，没有一个事物比你想象的更单纯。茫茫黑夜，谁都是一只眼睛微笑，另一只眼睛流泪。善中有恶，美中有丑，花朵里有虫子，那表面强悍的恰是最脆弱的。自古多情空遗恨，从来擒贼不擒王。色易守，情难防，借刀杀人，杀人如麻却被称为“英雄”，种瓜得豆，舌之柔软胜于坚硬之牙，存在的繁复、混乱、怪诞和诡异，打垮一切对它的平面书写，片面书写，优雅书写，而大象作为整体，从不会被任何一个盲人摸来摸去。有人提倡慢生活但脚步如此匆忙，把心掏出来就再不能放进肚子里。但悟到这一点时，我们已老了。一个有思想的“废物”，终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人的真实，永难寻觅。它为什么要被寻觅？活着吧，活着，平静地活着吧，但连骨灰盒里的骨灰也不是平静的。风停了，又下雨了。近来的每一天，为什么都是阴天。

“除了天才，我一无所有。”这句话是谁说的？朋友，在孤独的骄傲中塑造自己吧，完成自己吧。

22.

一种是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另一种是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在审美尺度上，那些“闲适”类小品很难具备真正的“大文章”带给读者的强大冲击震撼力以及内在持久的影响力。

这也就是梁实秋林语堂等人无法和鲁迅相提并论的原因吧。有人翻白眼颇有微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学趣味，你偏爱的也是我无动于衷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如此罢了”。

我懒得回答。鸡同鸭讲，鸭同鸡讲，冬日太阳懒洋洋。

没有创造力建立自己独特而鲜明的风格，你只是一个平庸的写手。被文坛接纳，受大众欢迎，任批评家鼓吹，甚至大获文学奖，仍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平庸。

建立了自己独异而鲜明的风格又陷落其中难以自拔，不断消弱自己文本审美的力量，最后窒息自己珍贵的才华。这乃是重复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悲剧：“江郎才尽”。

风格：寒光闪闪的双刃剑。

一方面呈现自己，另一方面束缚了自己。

我们透过古老的浮云看见，有多少作家，被自己的风格囚禁，变成一个焦灼不安、茫然无措，垂头丧气的精神囚徒。何时才能用新的野蛮之力，把这监狱的黑门铿锵打开？

许多作家被迫退隐江湖金盆洗手。另一些作家深深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腐朽与死亡”，又束手无策，只好遁入社会、政治、文化或经济或其他领域寻觅一次重新发展的机会而往往成功。这就是所谓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吧。

超越。超越。再超越。但说来容易做来难。以这个绝对次尺度衡量：几乎每个作家都是伤痕累累的失败者。几乎每部杰出作品都渗透着失败的悲凉。

包括伟大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包括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川端康成，包括李贺，陆游, 包括莫言,张承志，张锐锋和残雪。当我们翻开惠特曼《草叶集》，亢奋中有厌倦，厌倦里有欣喜，欣喜中也有失落，无奈 ——这漫无边际郁郁葱葱的诗歌的草叶，开遍美洲大地，洋溢着多少蓬勃的生机，但看得太多，也不能逃避“审美疲劳”！

确实，每一个作家的全集都让读者疲倦。除了研究者，很少读者会把它们读完。

而这种绝对尺度也必须质疑。当我们洞察了上帝的全能和每个人的有限性。

能够建立起自己独异而鲜明的风格就是不同凡响的。如果无法突围，我们理解。

马拉美宣布：“世界的存在是为了一本书。”,为了完成这一部永恒之书，每个作家奉献出自己的某个故事，某个章节，某个句子，某个标点，某句话。然后消隐于历史的黑洞深处。

有意思啊，作家的怪癖。

“人不可无癖，以其无深情也。”，既然对文学一腔热血情有独钟，作家又怎么能没有怪癖 ?

关于作家的怪癖，大众也津津乐道。但背后显示的是某种低层次的“窥探癖”。为了安慰空洞的心灵，为了打发无聊时光，炒了炫耀自己的一知半解。有时更是为了贬低作家、嘲弄作家、否定作家：“看，这家伙竟有这么多我们没有的臭毛病，还获诺贝尔奖大发横财呢？”

而细细了解作家的怪癖，有助于深化对作家和文本的多重理解。

作家的怪癖首先表现在各各不同的写作行为中。为尽快突入如鱼在水鸟在天的自由挥洒的写作状态，每个作家必提前做一番准备工作。正如一场大规模战役，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灵感不会轻易而来，它要求我们主动出击而非苦苦等待！于是，以种种古怪奇特的方式，作家刺激自己的大脑，活跃自己的思维，唤醒久远的记忆，捕捉万物的渺茫之音和自己精神上每一丝轻微细小的颤动，写作从此开始！我要激扬文字！究其实，这乃是一种看不见劳动的劳动，看似不工作的工作。再加上某些作家与生俱来的孤僻个性，便产生了所谓 “写作怪癖”。

鲁迅长期保持着黑夜写作的习惯。“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听见它的一声尖叫，每个守夜人的思想汹涌起惊涛骇浪。鲁迅笔下的人物在旧中国杀机四伏的黑夜里，无声地活，无声地死，吃或被吃，这是不是与鲁迅在黑夜里睁开第三只眼紧密相关？海子常从黑夜写到第二天早晨，被呼啸而来的火车粉碎之时，他才告别这恶魔般的写作习惯，和血腥的死亡融为一休。在黑暗里写作的人，往往成为黑夜的祭品。而普希金在秋天才更加情思激荡，这一点或许暗暗影响了他诗歌的典型气质：优美，轻快，明朗。又带着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悲哀与忧伤。

某个作家喜欢钻进妓院写作，另一个诗人嗅着烂苹果的香气才能下笔，或每天骑着小毛驴四处游荡寻找诗句回来再拼贴为诗，也各有各的理由和意味吧。真相难以探询，传闻捕风捉影。对于“写作怪癖”，我们未尝不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作家整体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文本中留下隐秘的蛛丝马迹。固然 ,这些光怪陆离的“写作怪癖”，并不能保证作品的成败得失。倘若不是李白，哪怕喝下三斤茅台，你醉眼朦胧哼出的也是一串烂诗。且随风飘向地中海, 随风飘向美女颤微微的奶！

25 .

多少文学青年，喜欢把写下的东西给别人看。然后睁大眼睛，等待着来自他们的“批评指正”。对于一个诗江湖上闯荡了二三十年的老诗人，如此幼稚可笑的举动，就免了吧。他知道：他的杰出之处在哪里，毛病又在哪里。就像病人知道他的肉体哪儿难受，哪儿不舒服，哪儿痛。残酷的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小病可以治愈。大病必须开刀。绝症只能等死。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也深深体验过一个写作者内心深处巨大的绝望。自由，自由书写不过是祈求，是奢望，是梦想，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而他注定要在“镣铐中跳舞”，哪怕跳得再美妙再潇洒也跳不出镣铐。这镣铐是什么？就是一个写作者与生俱来又最终无法克服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一个作家的才华, 就是在这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局限性中,呈现又丧失的。悲夫。

26.

用没有故事的故事，没有情节的情节，来书写一篇小说，仍有可能别具一格大获成功。但离弃了没有细节的细节，它美学意义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27,

没有眼光欣赏伟大的作品，就没有能力和伟大的作家对话。那么，在文学这个竞争异常残酷的领域，你就永远等着被淘汰吧，被抛弃吧。只要是严肃对待写作。我们就不能不置身于文学史的巨大繁复多元的整体秩序之中，然后寻求自己的位置。哪怕这种位置是想象中的。谁愿意呕心沥血写上一辈子，被大家不屑一顾呢。与伟大的天才们对话。这就是我们写作的野心，也是坚持写作的强烈的驱动力之一。否则我们早就甩手不干了。

28.

和屈原喝酒绝对无聊。只因为他“世人皆醉我独醒”，我们都头重脚轻东倒西歪目光迷离胡言乱语了，你还如此清醒又有什么意思？不，要饮酒，找李白。找苏轼，找阮籍找杜牧，找刘伶找陶潜，再热情呼唤李清照。“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李清照自有一种超凡脱俗的英气。好啊. 。美女顶起半边天，喝酒掀翻李青莲。

29 .

鲁迅有大爱。大憎是大爱的某种形式。《祝福》。《故乡》。他悲哀的是活在这无爱的人间。他永站在被侮辱被压迫的人们一边。这一点上。他就是一个以笔为刀的侠客。因毛泽东的激赏。他才被广泛接受。否则他极有可能被埋没。且不论他的全部著作。《记念刘和珍君》这一篇千古美文。就足以压倒多少现代文人！从传播学角度看。毛泽东对鲁迅成为经典作家至关重要。他的宣传和利用。都极大地推动鲁迅影响深入民间。否则。鲁迅会作为一个孤独的天才。孤独着。不会有太多读者。传播者极端重要。海德格尔等的评论发掘出荷尔德林。没有加缪。萨特等人的反复探讨。不会有今天的卡夫卡。卡夫卡实际上是读起来很费劲的作家。尤其是他的长篇。

30 .

从事某一种职业，或献身某一个事业，不同人自有不同动机，不同意念。写作也不能例外。

鲁迅试图用文学来改造“国民性”，这种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兼有的启蒙态度，构成了鲁迅身上“作家”与“精神界战士”的奇异融合与某种内在冲突。他为此也陷于深刻而痛楚的矛盾之中。有时，“作家”压倒“战士”，《野草》以其不灭的审美价值承受住时间严酷淘洗，有时，“战士”又压倒“作家”，他的一部分随感因时效性太强而湮灭于我们的遗忘之中。有人迷恋“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如波德莱尔、戈蒂叶，如王尔德，如李商隐和早期何其芳、废名和中国当代作家唐晋，我们不得不为那些精美、优雅、幽邃、神秘而又弱散着衰败而颓废的芳香的“艺术品” 心醉神迷，惊异无比。

这些迥然不同的写作动机和写作理念，导致作家美学上的极大差异。啊，陌生的他人，陌生的异教徒！同时，不同作家呕心沥血写下的文本也呈现出不可混淆的特征。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抗议，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嘲讽，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秋波暗送眉目传情，一些作品却对另一些作品充满蔑视和敌意。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对此，我们抱以宽容的淡然一笑，否则，文学的百花园岂不是一种单调，一片荒芜，一片苍凉! 人类的精神之花也彻底灭亡！

英国作家奥威尔毕生努力,是让“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应该承认，他干得不错！他把敏锐犀利无孔不入的洞察力集中在当时影响时代甚至引导时代前进或后退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之上。对“重大问题”的探索，迫使他的写作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死死纠缠在一起，永不分离，美学因素居于次要位置。他揭露谎言，他挖掘真相，他关注二十世纪人们被权力暴力所践踏所奴役的屈辱、卑微、孤独与痛楚，通过西班牙内战和苏联血腥大清洗，他预言了当时就猖獗一时的“极权主义”对自由民主的巨大危害，这危害将在未来更加严重，个体的消失作为螺丝钉进入庞大集体。《1984》《动物庄园》，与其称为反乌托邦的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道主义者对黑暗未来先知般的启示，索尔仁尼琴和许多东欧的地下作家也属于同一类型，只是他们带着冷战时期“非黑即白”的极其简单化的思维特征。

与这一类作家相比，另一些作家有意规避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侵袭与骚扰，他们反抗对于外部世界的包罗万象的宏大叙事，拒绝演绎某种教义或反对某种教义，由表及里，由内到外，以幽灵一样的诡密与恍惚，轻盈与飘渺，遁入自我比迷宫更迷宫的内心，且并不回返。法国普鲁斯特的《追忆失去的时间》，用我的话来说， “把一地鸡毛写成史诗”，但对于众多读者，它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甜蜜的折磨。甜蜜的折磨之后，就是读者的发疯！

确实，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恰是我们热爱作家最强大的理由。作家之间的互相排斥、互相误读，隔离，正是他们捍卫自我独特性的前提。我们不能要求福楼拜是巴尔扎克，芥川龙之芥是夏目漱石，我们不能要求泰戈尔拥有易卜生那种叛逆的激情，也不要求陶渊明对田园的赞美具备曹操的悲歌慷慨，巨人的头颅不能因侏儒的仰望而被砍掉，一只鸟不能复制另一只鸟的叫声，哪怕它叫得很怪异，很吃力，很难听，作家们美学上的背道而驰，直接抵达的却是人类精神百花园的壮美风景——赤橙黄绿青蓝紫。

此时，我也在写作，写了整整一个上午。

有时奋笔疾书，有时低头沉思。有时饮酒,有时抽烟。

弹烟灰的姿势很潇洒。弹骨灰的姿势很难看。

我问自己：“你写作的动机你写作的理念是什么？”

“它，它们，驱迫你写下什么东西？”

“那超出你写作动机和写作理念的幽晦之力，非理性之力，混沌之力又来自哪里？”

一个写过二十本书的作家，倘若不能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更新，再写一本书，也只是多了一本书而已。对于他的总体评价，意义无法增加，甚至还在减少，消弱。因为他给读者带来失望——饥渴的阅读期待落空了。

写作确实是越写越难，就像登山。拥有新的思想，还要拥有新的表达。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以整个生命的血与肉，跨越这两道杀机四伏的鬼门关。胜利者寥寥无几伤痕累累，失败者的成堆尸骨就在脚下。不能不深深慨叹：“文学，真是让人悲观的事业，你就像和一个无形的巨人搏击。”但反过来想，：“这世界上有什么事业是一帆风顺的，轻而易举的，是不让人悲观的？”

又是一个春天了。春风，隐隐喚醒每个人内心深处沉睡的猛虎，狮子和龙。阳光如此充足而温情，且拿起笔来，我们的武器就是笔，仅仅是笔。请倾听垂死的叶芝青春的声音从爱尔兰遥遥飘来，激荡着英雄主义的气概：

“冷眼看待生与死，

骑士们，前进！”

世事突兀，吊诡，错综复杂，总在人的意料之外。文学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无名作者，我们没想到他写得那样好。一个所谓“著名作家”，我们也没有想到他写得这样坏。而这一切多少学者、研究者、评论家，读者和自以为是的“权威”早已习以为常。顶多事后装模作样地反省一下，就不错了。现象仍在继续，且更严重；无名作者继续无名，著名作家更加“著名”。作家的命运，是古怪的。作品的命运，同样古怪。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充满多少成名的庸才，埋葬的天才！承担着这宿命，写作者，努力写吧。

慧眼才识英雄啊！哪个领域不是鱼龙混杂?诗人尤其是好诗人,是需要辨认的。杰出的小说家和评论家也不倒外。他不像美女那样光芒四射从群众中耀眼而出。他只是潜伏在时间的幽暗中完成着永不能完成的自已。幽灵般的作者。幽灵般的读者,他们互相寻找着又难以相遇。当时里斯本的人们绝不知道那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就是葡萄牙乃至世界上的大作家佩索阿。本雅明的才华如今谁敢否认？而他的教授职位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曾被法兰克福大学否决，“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它却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经典。被学习。被研究。被讨论。

33.

“反抗绝望”，乃鲁迅思想中的核心思想。他的文学及生活由此展开，显现。鲁迅，抓住了一个真理。谁没有一夜夜的辗转反侧和流不尽的泪水及无泪之泪为自己生命中“严重的时刻”作证呢。而被绝望摧毁的人，也极少。更多被折磨且践踏的人们，承担绝望也反抗绝望。人的意志，人的本能驱迫他这样做。绝望的幽黑深处，也隐匿着希望之光，虽然是微弱的。反抗绝望是沉沦在绝望中的人们的严肃的选择。从政治的屠宰场逃向自然的青山绿水，是一种选择。从酒绿灯红逃向高高山上一座庙，暮鼓晨钟了此残生，是一种选择。

真正的绝望走以自杀为终结。所有自杀的人，我们都无法理解，只为我们还活着。所有活着的人们，心与心之间，何止一墙之隔。写作，乃反抗绝望的一种形式。必陷于更深绝望，写作者还在写，他反抗这更深的绝望了。吃喝嫖赌，杀人放火，又何尝不是如此？确实，绝望是存在之罪。反抗绝望是对自身的拯救。

34.

对许多我们并不理解的事物，我们轻易地评论，或者下判断了。对我们自以为深入了解的事物，我们更是大放厥词高谈阔论，死亡才会封闭我们的嘴。沉默，永恒的沉默属于死者。众声喧哗的世界，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活着的世界。除了把语言变为文字,我们无事可做。，这是一种享受还是一种苦役？反正我们会坚持到死。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精神必是其支撑、是其核心，依赖于它、融合于它，非现实主义的技巧可能爆发出它的巨大能量，把非理性的氛围与理性的澄明，把梦境与生活的现实，把象征、暗示与写实融合在一起。这样坚定饱满的现实主义精神就在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技巧中，击打着我们的神经，叩问着我们的灵魂。否则便不可避免地流于晦涩，空洞无物，甚至成为一件花哨的皇帝的新衣。作者就是通过现实主义精神完成了对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那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多元的解剖。有时，这解剖是愤世嫉俗的，直指目前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恶与罪过；有时，这解剖又带着一丝困惑的、迷茫的色彩，凡此种种，都在表面层次上类似于疯人的胡言乱语，深层次里却透露出一个思想者穿越时代的明亮的思想之光。理性以“胡言乱语”的方式呈现，健康以“有病”的方式被指证，世界的荒谬由于显形，并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一个作家，当他用穿越时代的理性之光去照耀自己的内心和部的事物时，他的作品就来自于无聊又高于无聊。它表达了作者的爱与憎、苦与乐、理想与失望，也渗透一个人发现这个世界的奥秘时那深深的快乐。读这样的作品，我们也是快乐的。

以最终形成的“文本”来判断，每一部作品，都完美呈现出布罗茨基所称道的“必然性”。是的，就是这般样子了，他人没有理由删一字，加一词，更不能随心所欲改编一番。那不是对作家极大的不尊和轻佻的自以为是吗？如《红楼梦》《离骚》《战争与和平》《荒原》《理所当然》，还有我们唐诗宋词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你能把李白的《将进酒》删一句吗？把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加两句吗？它们已被历史证明了难以限量的精神价值和美学上的非凡魔力，从而以“必然性”的面貌留传至今天。但从写作实践中得知，作家在具体的、反复的、艰难的书写中，充满了巨大的偶然性。它的支配与操纵，也常常让作家放弃固有的写作意图，调整，重新组合，再度审视，甚至非理性的意念纷至沓来。文本内部的断裂与瓦解，游离与凝固，都处于变化之中。可能一个天气的阴沉不定，一场疾病，一场车祸，一场小小头痛或中风，一场与妻子或丈夫的吵闹，都会改变作家的情绪，而这一点必对他此刻的写作造成影响，正能量，或者负能量。于是，文本呈现出向未知蔓延、扩散、挺进，深入的迹象。在小说中，该死的人物活了，该活了的人物死了；在诗中，某个片断变为核心，某个意象变为符号，某一个词写错了就让它写错吧，这何尝不能构成陌生化？神奇性及荒诞性？又有什么不好。

这时，作家的作品就像是一株正在成长的树——突然长出许多枝条，又突然坠落了许多叶子，只在于，吹来一阵风。树已不复是昨天的树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他的小说中占据着特殊的重要位置。因为当时哥伦比亚政府封闭了他出访巴黎的《目击者报》，迫使他的生活处境极为困顿。本来想把上校写成一个喜剧式人物，但物质与精神的危机，最终驱迫他以悲剧的浓烈氛围贯穿全篇笼罩全篇，小说的基调大变。小说的企图与最终的结果，分离了。实际上，这就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统一。

波德莱尔完成《巴黎的忧郁》后，给个朋友写信时，更是坦荡地承认：“可是，说真的，我的羡慕不会给我带来快乐。一开始做这件事，我不仅发现自己与那位神秘的光辉的榜样不仅相距遥远，而且还写了些截然不同的东西（如果可以称之为东西的话），这种偶然的产物，也许除了我，谁都会以此为荣，可对于一个把准确地完成自己的计划当作诗人最荣誉的人，却是一种极大的羞辱”。

死鸟摆出一种飞翔的姿势，但它已不能飞翔；有些诗人装腔作势摆出一付先锋的样子，但早已无法先锋。先锋的一个明显特色是“超前性”，这意味着“短暂性”，一旦先锋唤醒大众的活力并且成群结队簇拥而上，一旦先锋的观念成为同时代的共识，被承认，被模仿，被追逐，被复制，先锋的价值将开始失落，但它前驱者的功绩记载于史册之上。一个写作者先锋过。这已是他的光荣。这就够了，不必苛求他成为大师。难上加难的是，不断先锋，继续先锋，永远先锋。但纵观世界史，纵观那些灿若群星的写作者，谁有这样雄伟的、浩荡的、怪异的创造伟力。

闲来无事，又一次重读鲁迅，“……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唉，有了周树人，我们就不伟大了。

对于一个活在中国当下的写作者，鲁迅的书该是必读书。归根到底，阅读鲁迅并非为了解鲁迅，认识鲁迅，而是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如此说来，鲁迅的书乃是一面精神上的镜子，它会映照你他是一个什么样独立的个体！此刻月光如水。一个美女也着鲁迅。那弯弯眉毛，那黑黑眼睛，那细细的腰肢，哈，上帝的女儿有着魔鬼身材但被鲁迅那嬉笑怒骂的狂野文风卷进思想的汪洋大海……

从根本上说，文学之根是生长在生活的土壤上，但这并不等于文学就绝对地、被动地反映生活。事实上，文学一经作者主观经验所渗透就开始游离生活，并上升为一种自足的实体。　　古希腊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可以引申一下：“被文学把握住的生活已非生活本身。”我想作家内心肯定有某种刻骨的、透彻的绝望，他深深领悟到活跃的、流动的情感一旦被文学固定就面目全非。而生活被文学捕捉之时也不得不变形。正如同用色彩去复现宇宙间的万千奇景，用声音去模仿天地间的神秘天籁一样。文字，作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素，它本身就和现实存在极其微妙的关系。结构主义的创始者费尔南·德·索绪尔认为语言和现实并没有绝对对应关系，调整的意义是由它与同一系统中的其它成分的关系造成的。这种词的“自指”特征，意味着作为符号和客体的不和谐不一致。因此，文学在运用词语建筑自己的世界时也肯定与客体拉开了距离，这是不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的。极端地说，不是生活创造了文学，而是文学创造了另一种生活。这另一种生活和现实有所联系又截然不同，互相对应又互相背离。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类似于白日梦，许多人在那里流连忘返，就是因为它呈现出我们在现实之中难以寻觅的美丽风景。它是对不完美的现实生活的某种补充、某种修改、某种超越。聪明的人涉足文学把它当为镜花水月，美妙而虚幻，获得审美的欢欣、感官的陶醉、精神的解放，而不少人却在文学里寻找什么真实，想从书中全面认识生活，这真是找错了地方。“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的说法，经不住推敲，因为生活的教科书就是生活本身，只有生活本身。在文学里窥测真实人生的面目，像水中捞月一样。陶渊明把田园生活写得如此恬静、淳朴和美丽，那只是他特定时期特定心境的幻化的结果，而农村实是有另一番荒凉苍老的风貌，以为诗人表现了农村之真实是幼稚可笑的。但丁的《神曲》更是作者宏伟浩大的想象力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神秘产物：地狱、炼狱、天堂也仅仅具备象征的、神学上的意义。即使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巴尔扎克，我们常被引导着从他的《人间喜剧》中去认识、了解当时法国社会的种种情况，其实当时很多人就指责他对法国社会的描绘不真实。说到底，文学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谎言，作家通过对谎言的精心编织，把自我的情感、思想、梦想包容于内，然后游离生活本体。也许，文学的价值就表现在这谎言的别具匠心的表达之中。　　可能正是这种原因，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才专横地把某一类诗人驱赶出他的理想国。他认为诗人与最高的绝对的“理念”存在隔了三层，不过是自然的影子的影子，抛开其狭隘的偏见不说，这个观点入木三分，他凭借着惊人的直觉洞察了文学的本质。

同样是吃奶，婴儿和婴儿能一样吗？同样是读书，人和人能一样吗？

有人把一百本书读成一本书。有人把一本书读成一百本书一千本书。

有人把书从后往前翻，有时，风吹哪页读哪页。

有人只读书里一个巨大的疑问句，像高悬头顶的镰刀。

有人读着读着就走进书中，成为书里的主人公。

有人读书用第三只眼，不，用他的肚脐眼。

我们必读宇宙这无字天书。但离大彻大悟仍有永不能迈出的一步。

精神永不凝滞，精神永不满足，精神永远饥渴。那每天试图有所发现的眼睛，总会有所发现。哪怕是发现这雪白墙上，突然多了个小小黑点。哈，这是反人类、反美、反革命的苍蝇，又被我的一声咳嗽惊飞到空中。------精神永远饥渴。只要还活着。确实，人的一切趣味、一切癖好、一切行动、一切事业、一切收获与奉献，都是为了驱逐孤独，反抗孤独，击溃孤独，我们最终仍沦陷于孤独的无限之中。坐在窗前，看一看今天能写出什么，或写不出什么。哈，只要能孕育出，不，生产出一个精神上美妙无比的怪胎，我这个垂头丧气的老男人就会手舞足蹈笑逐颜开。此刻，一只麻雀掠过铁栅栏一闪而逝，一柄刀对红苹果的解剖，无声，无血，隐隐作痛，宁静散发恐怖主义的炸药味，浓烈，呛人，“创造，创造，创造的恶魔必把他俘获的创造者，葬送进这片白纸的不毛之地”。

爬到天花板练习傲卧撑。再打一套太极拳吐纳阴阳之气。今天阴沉沉的孤独中，我，发现了一些什么？又给予它什么样精确、明晰、强有力且意味深长的表达？

我们日日粗制滥造，但自认为勤奋多产著作等身。我们早已江郎才尽，但又自以为敬畏文字惜墨如金。人，总是用形形色色的言语为自我的行为辩护且振振有词。一切阐释都带有阐释者自身无法逃离的烙印。他的立场，他的角度，性别与阅历，疾病与癖好，都会为他的阐释带来特异的“个人性”，从他者的阐释中偏离而去。这已近于一种本能。对于本能，善与恶的理念已经失效，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但夜深人静之时，大梦初醒之时，当我们独自面对赤裸裸的自己，内心定是迷惑，错乱而虚弱的。强大乃是一具面具而已，必脱落于尘埃之中。对自我的怀疑、拷问及清醒的认知，由此产生。但更为重要的是，改造自己，超越自己，在自我的废墟上重建自己，但我们能做到吗？写作，不过是拷问自我的一种古怪形式。也是我们试图回答自我的一种对应形式。答案永远否定着答案，颠覆着答案，所谓“标准答案”，必随风飘散。

一部名著总是隐匿着诸多奥秘。它说不清道不明，正因为如此才对我们产生了神奇的巨大的吸引力。引导我们走近它，探索它，解释它。许多研究者，特别关注作者的写作动机：“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什么启示了他？刺激了他？或者伤害了他?他写作的内驱力来于什么地方？”读者的猜测源于一种对隐私强烈的窥探欲，这无可厚非。作者为了获得关注，轰动效应，名声、利益等等，也会别有意味地谈及它的素材，人物原型，情节来源，灵感的闪现，其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扑朔迷离，难以分辨。甚至带有明显的谎言——费劲吃奶的力气生产出这样一个精神婴儿，谁不想让他引人注目惹人关爱呢？

写作动机的存在，无疑是一个重要现实。它直接导致了一部作品的诞生。英国小说家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及《1984》，如今大受欢迎。而他当时的写作动机极为明确，单纯，甚至失之于简单化，宣传外，概念化或功利化，那就是为了“击破苏联神话”。这是奥威尔历经血与火的西班牙内战后，对苏联神话的彻底幻灭的一个结果。虽然我们后来可能从中读出更多的意味、更多的哲学、更多的启示。实际上，《1984》已超越了对苏联黑暗专制的无情揭露，成为警告未来世界的一声沉闷的钟声。众所周知，《老人与海》，海明威是在遭受了许多评论者“江郎才尽后”嘲笑后的发愤之作。“你说我才华枯竭了，不，我就证明给你们看看老子还能继续向前，向前，再向前”据说只写了两个多月时间，一部杰作横空出世了！正是批评界的冷酷、无知、误解、敌意,驱迫着海明威“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悲壮的胜利，又何尝不是更悲壮的失败？然而，“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语言有时具有令人惊悚的预言性。最后，一声枪响，这位文学英雄倒在文学看不见硝烟但搏杀无比惨烈的战场上。

当然，写作动机绝不能保证最终作品的成败得失。数不胜数的业余写作者们也不是所谓的“无病呻吟”。写作动机也驱动他们成群结队拿起笔来：有人母亲病逝了，写下一首泪水汪汪的哀悼诗；清明回家扫墓，写下一篇情意绵绵的抒情散文。然而，创造力的丧失，让他们的书写匮乏了美学上的意义。写下时就已经消失了。陈词滥调，乃文学最大的敌人。只有少数诗人作家，才能战胜它。让我们为这样的勇士致敬吧。且学习他们、追随他们，并超越他们，成为更杰出的勇士。冲锋在文学的战场上高举战旗猎猎飞扬。文学无情，无道无情。创造无情。仅有写作动机是远远不够的。

猫头鹰代表我沉思。我代表猫头鹰打盹。思想毒果鲜艳，硕大，唯思想者独自品尝。没有一颗大脑能够忍受日日夜夜思想的酷刑。思想，不是名词而是动词。　　　漫步在小路上，站在悬崖边，或一堆老屋的破砖烂瓦上，对着旷野和大海，对着一阵此起彼伏的狗叫声，思想者产生了思想。惟有他自己才会深深体验——思想，撞击思想者的秃脑门，就像石头撞击大树上垂挂的丧钟。“不能再想了”，这恰证明了想过，且反复，持久，痛楚，艰难地想过。思想的苦刑让思想者倍受折磨，倍受蹂躏。“不能再想了”，但愿这放弃，这厌倦，这豁然开朗的彻悟，给思想者带来轻松的快乐！然而他能做到吗？月光，这刺向黑暗的刀。思想者像奄奄一息的垂死者，把头垂落，更低，更低，他睡着了。

走着，走着，不走了，这算什么钟表啊。跑着，跑着，不跑了，这算什么长跑运动员啊。写着，写着，不写了，这又算什么鸟作家？放弃写作，有无数理由。最大理由乃是彻底丧失对文学的激情与爱。坚持写作，也有更多堂皇理由。最大理由，乃是一个人的灵与肉都充溢着对文学的痴迷之爱，狂暴之爱，非理性之爱，它已上升为一个人的本能。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吧。但仍有那些诡吊的逻辑为此辩护：不写也是写。不跑也是跑。不吃也是吃。不睡也是睡。不打也是打。那么，所有活着的人都死了，而那些钻进骨灰盒的骨灰都红光满面活着，西装革履地活着。算了吧。算了吧。这堕落成诡辩的机械的教条的“辩证法”！艳阳天里艳阳高照。你再次钻进文学绞肉机里。绞肉，绞骨头，绞指甲。“闭上眼睛，你要清理你的内心”，不，多年后那读者耳朵里迷人的袅袅歌唱，乃是你钻进绞肉机绞灭自己的幽幽哭泣。

看云是一种学习，饮酒是一种修炼。挑水劈柴，无非求道。在空气中比划也是写字，四处浪荡才能写诗。疯狂是一种智慧，理性是一种束缚，世人皆醉我独醒是一种自恋。问天是一种姿势，自古天意高难问，说破英雄惊煞人。古来圣贤皆死尽，小猫咬烂空酒瓶。黑煤窑在山西爆炸了，国民党在台湾完蛋了。割掉的花白胡子会再度长出随风飘舞，割掉的大好头颅却不复归来插进自己两腿深处。毛毛雨打湿了毛毛虫，武大郎变成拿破仑。“对活人泼脏水，朝死人唱赞歌”。而诗人唱不出的挽歌，被一个牧羊人对着一群披着羊皮的羊唱了又唱，他，唱不出内心浩荡的悲凉！

八点．东天高悬红太阳。准时进入与语言的肉搏。先和语言搏杀，再和酒搏杀——只为和我们搏杀的女人还没有生下。一汪惨绿死水里我们就要被溺死了，稻草在哪里？人在生命不可制服的局限中的垂死挣扎，在艺术家眼里，就是一首诗，一曲歌，一幅绝美的画。

在变幻无常的宇宙中，在日复一日的生存中，在闪电和雷霆、正义与邪恶之间，在青春的骚动、疯狂与更年期的死寂沉闷之间，在希望和它必然的破灭之间，诗人常常有一些短暂、飘忽、朦胧而又强烈的“瞬间感受”，它如果不被诗人以鲜明的语言固定下来，就会转瞬即逝一去不返，而这对于人类的精神发展无疑是一种损失。于是，我们看到古往今来许许多多异常珍贵的“片断诗”，泰戈尔、歌德、勒内·夏尔,诸多大师天才在这方面表现出色。

“诗片断”的写作表面看起来是容易的、轻松的，它不需要呕心沥血的构思，不需要严密的结构支撑起诗的大厦，似乎可以在诗人的茶余饭后信手拈来一挥而就。但辩证法告诉我们：成如容易却艰辛。大多数“诗片断”之所以承受不住时间的考验，承受不住阅读的苛求，就是因为它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平淡无奇，更谈不上铭心刻骨。其实，“诗片断”的写作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它要求写作者兼具生命体验的深刻性与极端高超的语言驾驭力，否则，它将随风飘散。甚至不如一缕风，能给我们带来肉体的快感。当一个诗人能够以生命的重量加强他诗歌重量的时候，我们说他成熟了。但成熟、审美意义上诗人的成熟不会和年龄上的成熟同时到来，它要求太多东西。

什么是“书卷气”？这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它在不同作家中的呈现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鲁迅的散文有“书卷气”，但历史事件的穿插，典故的精心组织，并不能掩盖鲁迅极其鲜明的性格和一针见血的独立思考能力。周作人文中的书卷气，却常常让我们不得不捂住鼻子，它更多散发着一种来自“苦雨斋”的清冷与霉味。到了晚期，周作人更是成为受人指责的“文抄公”，以抄书当作文，乃才华的枯竭。又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听风听雨喝喝茶抱着孙子哂太阳。

适当的、别具一格的“书卷气”有助于增加散文的趣味。对于现代诗，“书卷气”则是需要消除，需要驱逐的东西。因为它阻止了我们心中最原始、最深刻、最本质的情思的表达，或者让这种表达发生异化，歪曲，丧失直指人心的力量。

传统的幽灵依然缠绕着每一颗活生生的心。在影响的焦虑下才可以自觉地写作。

高手就是高手，就是让他变低一点都高不可攀；庸才就是庸才，哪怕他顶着眩目的桂冠昂起小脑袋。在这茫茫尘世，谁又能理解谁呢?要求知己理解是奢望，要求群众理解是愚蠢。奢望与愚蠢之间，是我们多么寂寞又骚动不安的一颗心！某朋友问我：“你这日日醉酒四处游荡，还有时间写诗吗？”——“朋友啊，写诗需要的不是大量时间，它只需要天才。”这是一个狂妄而傲慢的回答吗？不，我知道它来自真诚。

诗人简介：

金汝平，山西阳曲县人，1963年生，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为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有诗集《乌鸦们宣称》《独角兽》《骚动的黑》等，著有诗集《阴的无形之力》、散文诗集《歌声唱给白骨精》、评论《关于诗及诗人的随想》等。

编者按:

好的理论也是诗的眼睛，它能提升我们写诗和欣赏的高度。今天在《诗眼睛》平台的《理论园地》之名家论坛，金汝平的写作论，欢迎赏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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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眼睛||论写作：金汝平：写作的秘密 （1--50）（总5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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