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理论园地：谢冕篇《诗歌，是善的化身》（连载1）（总703期）

王恩荣主编诗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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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1932年1月6日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曾用笔名谢鱼梁。汉族，中共党员。1945 ——1949年在福州三一中学就学。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谢冕1948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中央日报》、《星闽日报》、《福建时报》等报刊发表诗和散文等。5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以及诗歌理论批评。著有学术专著《湖岸诗评》、《共和国的星光》、《文学的绿色革命》、《新世纪的太阳》、《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合著）、《1898 ：百年忧患》、《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十余种，以及散文随笔集《世纪留言》、《永远的校园》、《流向远方的水》、《心中风景》等。谢冕还主编过许多大型丛书，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0卷）、《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2卷）等。专著《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

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并兼任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主编。

谢冕评喻言的诗：诗歌，是善的化身

谢冕

喻言的诗少隐曲，多率直，似乎无意于托物言事那种委婉的表达。从名字上看，“喻言”与他诗集的风格是接近的。因此，我私下揣摩，“喻言”可能就是作者起名的用意所在。

喻言的诗，兼有喻世、警世、醒世的意向，他通过亲历或感知的人生万象，为我们勾画出周遭生活那些并不明亮甚至有些阴暗的层面。他为自己选择了观察和体验现实生活的特殊角度，即他认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角度。换言之，即大体采取了非正面的视点。

现实中有正面也有负面，如何选择视点，因人而异。在喻言的笔下，现实生活中活跃着浑浑噩噩的人群，这其中有“他们”，也有“我们”和“我”。他的批评锋芒不仅对着他人，也对着自身。他的冷眼观察中，包括对自己的审视。

他对社会负面的批判，涵括了对自身的批判。所以，要说他旨在揭露，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对自己的揭露；要说他愤世嫉俗，他不单对准他人，也对准自己。这就是我所看重并予以肯定的当代的“喻世明言”。

喻言叙事的基本方式是讽喻，尖刀般犀利，让丑陋无处藏身。例如“派对”，此乃社交场合常见的场面，但他笔锋所至却无情而透彻，聚会常见的温情脉脉不见了，隐现出的是满怀“敌意”的坏心情：他们高雅地品酌杯中的红酒，“心里暗骂那一对对渐入佳境的狗男女”。

“玩枪的男人”也有这样的激愤：“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牙齿装备成美国”，“每个人都充满横渡台湾海峡的冲动”，而他们瞄准的假想敌可能是这些人的上司、情敌、邻居和同事，“也可能是孜孜不倦散发情色手机短信的朋友”。他们面带微笑却心怀别意，各自盘算对方：“那些表面上形同陌路的家伙，心怀叵测的武器早已装满阴谋的子弹”。

接着看“选择”，选择本来可以是随意而多向度的，但当选择都成了无可选择时，那就是绝大的悲哀了。在“选择”中，他的行文显现出相当的冰冷：“我的牙齿本可以撕裂血肉，如今只可以咀嚼未烤透的牛排；我的拳头本可以击断你的肋骨，如今只能在沙袋上发泄”，他遗憾于所有的“选择”未能如愿的落空：“今天，我只能作为一个诗人，/用文字欺骗你们”。这当然是反话，他是在运用反讽的力量宣泄内心的无奈与愤懑。

喻言的诗风近于诙谐，但远远说不上轻松。读他的诗一般不产生快感，尽管他很想酿造一些轻松的气氛，如在“糖尿病时期的爱情”和“舌尖上的诗歌”中那样，那些爱情和诗，一般也不表现出轻松。

读他的诗，一般会因他的批判性而心情沉重，特别是涉及自身内省的那些诗章。他说自己的内心住着一头豹子，因为这世界给他很多恐惧：“锋利的爪尖划过，紫色的伤痕布满心房”，他用简洁的语言反顾自己的生命历程：“我的少年羞涩、胆小/我的青年腼腆、怯弱/我的中年世故、圆滑/用诗歌抚平起伏的情绪/用文字表达愤怒/我的一生都用善良装扮自己”。(《我的内心住着一只豹子》)

而他“内心的豹子一直躁动不安”。这里有他对自己坦诚的揭示和批判，也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真诚。尽管他总在自己感到无奈时搬出同样无奈的诗歌揶揄自己、揶揄诗歌，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诗歌依然是他的归宿。

在他的叙述中，作为负面生活的对应物是诗歌，是个善的化身，诗歌始终是神圣的。不然的话，在经历了一番人生的苦斗后，他不会在满心无奈中寻找早年热衷的诗歌来抚慰自己。

余光中谢冕谈废话体诗：我们要维护诗的尊严

作者：光明日报

4月20日，在北京大学聘请余光中先生“驻校诗人”仪式和“余光中、朱炳仁、谢冕对话：《乡愁》会《云彩》”两项活动的间隙，光明日报记者对余光中、谢冕两位先生进行了专访。

余光中：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谢冕：北京大学教授，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

诗歌没有衰落，但创作式微

记者：现在诗歌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不如以前了，您认为这个时代，诗歌衰落了吗？

余光中：诗在这个时代好像被冷落了。我知道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时北京的《诗刊》印20万份，非常流行。那时诗歌是大众化的。但现在，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喜欢体育就看体育报，越来越小众化。具体到诗歌，比较广义来说，一般人喜欢听流行歌曲，流行歌词就是他们的诗了。他们要不要更高层次的诗呢？也许不需要。所以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拿唐诗宋词来说，也有白居易的民谣体，李白的许多灵感也来自乐府，乐府就是民间流行的歌。我的诗，还有郑愁予、三毛的诗被谱成了歌。还有很多人在写旧诗，很多人在读唐诗宋词，所以整个加起来，我不认为诗歌是被冷落了。英国有6000万人，在英国，诗一般就印500到800本，如果能印到2000本就要偷笑了。在台湾地区，单本一种诗卖到1万本的诗人有二三十位，我的诗选这么多年销售5万册，郑愁予比我销的还多，席慕容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上百种文学奖，这个不能叫小众化。

谢冕：正像余先生所说，上世纪80年代大陆出现了许多优秀青年诗人，现在看来，我对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写作，持肯定态度，他们的诗不错。之后，很快进入90年代末、新世纪，我不是特别满意，现在是写诗的人很多，但写得好的不多，好的诗就更少了。我可以这么说，这么些年，让我感动的诗，海子以后就很少，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很多诗，但几乎没在我脑中留下印象。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不清楚，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诗人间接经验不够，他们读古代的、国外的、当代的优秀作品不够，甚至有人很狂妄地说不取法于任何人，这很要命，优秀的诗人不学习前人、不借鉴前人是不可能的；二是新的概念化写作正在形成，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同题诗会，每个人的诗读下来，都差不多，有独创性的太少，这是我对眼下的一个评价。现在诗社、诗集很多，诗歌节、评奖也非常多，但只能说是热闹，还谈不上繁荣。

余光中：我在港台地区担任诗歌评比的决审委员，我们几个委员也是往往觉得诗不够好，经常是第一名从缺，第二名也从缺，表示我们的抗议。

尊重艺术，好诗还需时间考验

记者：当代华人诗坛为什么出现作品数量多而质量不高的情况呢？

余光中：为什么诗不好？就是因为大家不认真写，一挥而就，认为有灵感就写得好了，结果有几个共同的毛病。一是句子太长，我们古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最多也就是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10个字，“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11个字，了不起了，后来新月派有10个、12个字。现在有的诗则是20个字、25个字一行，连副刊都很难把它排版出来，可是到第三行，又5个字，这一长一短，毫无章法，违背了人类的呼吸规律。你有自由不尊重古人的和外国人的规则，你没有理由不尊重自己的规则吧。就说打球，都要有规则才能打，游戏都有规则，艺术难道就没有规则吗？真正的艺术家是自己发明出一套规则来，自己可以遵守，也便于后来者遵守。

谢冕：对，现在很多诗没有章法，其实诗歌是最讲规则的文体。

余光中：第二个毛病是回行太多，一句话第一行没讲完，到第二行，第二行也没讲完，到第五行才讲完，就是断句断得不对！不断地回行，引起误会。第三个毛病是细节太多，从头讲到尾一共28个细节，主题在哪里，看不清楚。这三个大毛病不克服的话，根本成不了气候。

谢冕：现在诸如“今天我去找你，你妈说你不在”这样的诗，很多，别说回行了，根本谈不上是诗，甚至比普通的说话还要糟。

记者：前一阵，网络上有一位自称诗人的，他写下诸如“妈妈，我饿了，妈妈，我没钱了，妈妈，我写诗了”的句子，他认为这也是一种诗歌，引起很大的争议。对此，您怎么看？

谢冕：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网络上的大量写作，不需要编辑，自己就可以发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个事情，我们不能简单地反对他，因为每个人都有写作的自由。但是，牵扯到写诗，还是要必须考虑你写的是诗。“诗”和“不是诗”有很大的差别，两者没有界限让我感到很不安。我昨天还看到一首“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诗在网上走红，引起许多套写“真热啊，真的很热很热，非常非常的热”等等。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我尊重大家的写作权利，另一方面，我们要维护诗的尊严。诗，是很美丽的，是表达美好情感的。我要告诉这些年轻人，诗不能随便写，这是对诗的不敬。不知道余先生是否同意？

余光中：我完全同意。每个人都可以上网发表诗，但另一方面你发表的是不是诗？还是有艺术标准在那儿衡量的，不是你一高兴就一挥而就的。从文学史看，某一位诗人，在某一时代很叫座，可后来就衰退了。像龚自珍，梁启超就说过，当年自己很崇拜龚自珍，但后来看也不够好了。不过，像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传到现在，还是新的，是万古长新的。所以，诗还是要靠一点时间来考验的。

对青年诗人的几点建议

记者：余先生，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诗？另外，两位先生对青年人的创作有什么建议？

余光中：我当初为什么写诗？因为我不满意上世纪30年代的诗，也不满意上世纪50年代的，所以我自己来写，写自己喜欢的诗。那么我写的好不好呢？不是我自己认为好就好的，而是要有公论才行。一个作者总是幻觉自己昨天写的诗最好，否则他不就是退步了吗？但这是幻觉。我有些诗写好了不发表，摆在抽屉里，过两个月觉得还兴奋，就是不错。所以，不要急于发表。当然，有的诗越改越糟，有的诗越改越好。

谢冕：青年人要创作，第一还是要多阅读。多读《再别康桥》、《乡愁》这样的一些好诗，包括戴望舒、艾青的诗，胃口不妨大一些，多读一些外国的好诗、中国的古典诗歌，有了对前人的学习，才可能结合自己的情感体验进行创作。我也建议中学课本要多选诗歌。

余光中：巴金讲过一句话，就是作家要学者化，作为诗人，多读一点诗，启发就会比较广。还有一个方法，是先读选集，各家各派的，然后看中哪一人，就去买他的专集，钻研得比较深一点。然后要背诗，古典诗要背，比如我背陆游的“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有时背不得了，此身合是诗人“否”？一去查，是“未”。你记错的，或是写的，与好诗进行比较，就看出好诗好在哪儿，这些细节就可以学，技巧也就慢慢摸索会了。

记者：“驻校诗人”对青年诗歌爱好者有什么帮助？对诗人自身也有帮助吗？

余光中：所谓驻校诗人，这一观念是从西方开始的，也不一定叫驻校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也可以驻校，名叫Writer In Residence，就是住在校园，以创作者的身份，对有志于创作的文学系或比较文学系的学生进行帮助。最有名的例子，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就经常在大学演讲，有时住上一段时间。北大现在也采用这种方式，非常好。这样做，可以让那些有兴趣创作的同学请教你，来分享你的经验。经验非常重要，经验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一位老作家可以把他的成功与失败传授给你，所谓失败，就是告诉年轻人此路走不通，你如果走下去会浪费时间。当然，这样的作家要足够高明，学生才会有启发。当然老作家可以传授三招两式，年轻作家也可以间接启发老作家。年轻人想法不一样，老作家也能拿来做参考。比如说毕加索，在巴黎的时候就有媒体问他，谁是当代最年轻的画家，他回答：就是我啊，因为我还在探讨，还在不断获得发现。

记者：余先生，您认为自己仍是一个“很年轻”的诗人吗？

余光中：这就牵扯到“江郎才尽”的问题，不是说你的才能被神仙要去了，而是你到了一个程度，题材都枯竭了。如此境况，一是你已经对生命不敏感，二是你的语言已经僵硬，你觉得中文写来写去不过如此，你已经技穷。如果你觉得你的母语还有许多空间可以发展，还没有被李白、杜甫、曹雪芹写光，就还是可以发展的，是有主题的。至于主题，是永远不会写完的，一个作家成名了，青春的朝气过去了，就到了中年，中年有中年的境遇，老年有老年的心得。换个地方，也会有主题，譬如从北京到新疆，就有了新题材。换一个身份，也会有主题，原来为人子弟，后来为人父母，现在为人祖父，我写四个女儿，写下《我的四个假想敌》，子女的童年就是父母的第二个童年，总有新的灵感。现在我已经写到孙子、孙女了。创作是没有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