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论写作：汪曾祺：语言的美，在于暗示出多少东西和多大信息（总740期）

中外名人论写作

汪曾祺（192O～1997）现、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 1943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另有一些京剧剧本。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屈，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汪曾祺：语言的美，在于暗示出多少东西和多大信息

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最初提到这个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

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的，“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文气”是中国文论特有的概念。从《文心雕龙》到“桐城派”一直都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讲得最好，最具体的是韩愈。他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后来的人把他的理论概括成“气盛言宜”四个字。我觉得他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观点。他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买。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他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语言的一个特点是有“四声”。“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语调的构成，和“四声”是很有关系的。

中国人很爱用水来作文章的比喻。韩愈说过。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涌出”，“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中国人说“行文”，是很好的说法。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会呆板。

中国当代作家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的，现在多起来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正在开始建立中国的“文体学”、“文章学”。这是极好的事。这样会使中国的文学创作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

（选自汪曾祺的演讲，本文有删减）

附:名人传——汪曾祺：生活是很好玩的

汪曾祺说，生活是很好玩的。

生活要好玩，首先要会吃。吃饭嘛，人人都会吃，很多人也爱吃。但是把饮食真正当做一门乐趣，好好钻研的，也不多。

他写过很多关于吃的文章。他写故乡的食物，写昆明菜，写北京的馆子。每到一个地方，必然要去找好吃的。解放后，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过几年，当《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的编辑，每月有一点编辑费。“编辑费都是吃掉”。

自己也会做菜。到一个地方，他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场，因为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他觉得如果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有朋友来，常常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台湾的女作家陈怡真来北京，指名要汪曾祺给她做一回饭。汪老给她炒了一盘云南干巴菌。陈怡真吃完了，还要用塑料袋包起，说带回宾馆接着吃。

生活要好玩，兴趣要广泛一些。汪曾祺年轻时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会吹笛子。后来牙齿陆续掉光了，撒风漏气，就不吹了。晚年汪老的爱好是：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除了饮食，他还写葡萄，写蝴蝶，写马铃薯、腊梅花，也写冬天，夏天，写各种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他喜爱人间草木春秋，有一种旧时文人的趣味。

生活要好玩，就要结识好玩的人。往来的大都是学人。文学老师沈从文一家子自不必说了。还有老舍先生，金岳霖先生，林斤澜先生，诸如此类有性格有脾气的人。林斤澜大概是跟汪曾祺臭味相投的人物，因为他也很爱吃。汪老的文章好几处提到林斤澜，都是一块儿找好吃的。林斤澜是个有点怪脾气的人。他心脏不好。但爱喝酒、吃肉，爬山还总要争个第一。林斤澜遇事时，总是哈哈笑。“XXX，哈哈哈。”“这件事，哈哈哈哈。”没想到这种哈哈笑的保护色，居然让他在反右运动中应付过来。林斤澜没有被打成右派，汪曾祺说这简直是无天理，林也欣然接受。这两人是一对很好的饭搭子。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