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论写作：杨凤喜：每一次出发都是在告别过去（总767期）

王恩荣主编诗眼睛

中外名人论写作

杨凤喜，1972年出生，山西榆次人，供职于晋中市文联。著有短篇小说集《愤怒的新娘》、长篇小说《银谷恋》。发表中短篇小说80余篇，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曾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安邦杯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二等奖等奖项。

每一次出发都是在告别过去

杨凤喜

写这篇将要被命名为“创作谈”的短文前，我翻出了刊有我小说的1994年第9期《山西文学》。那是我第一次在省级刊物发表作品，那一年我22岁。20年前的纸张依旧爽心悦目，20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还翻出来鲁顺民老师1997年写给我的两封退稿信。“晋中富贵之地，人杰地灵，不可小觑……”我的小说不应该，也没道理得到他的表扬，他只好以赞美晋中的方式鼓励我。

对好多写作者来说，可能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写下去，价值和意义究竟在哪里呢？即便努力一辈子，恐怕我们还是处于美其名曰为“文学基座”的某一个角落里。古往今来，已经有人创造了那么多优秀的文字，写一篇或少写一篇不成体统的文章真的是无关紧要。我们的努力难道就是为了那点可怜兮兮的名利吗？难道就是为了写作过程中接踵而来的惶惑和困惑，挫折和挫败，失落和失意吗？既如此，又有什么道理坚持下去？

这种追问导致的后果极有可能是与文学的疏离。在好长一段时间内，我也疏离过。我和一个朋友探讨这个貌视空洞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不能想，想来想去就不想去写作了。

他的这种说法更像是在逃避。年过四十，我忽然间就觉得它不是个问题了。我讥笑自己长期以来的功利与愚蠢。作为一名写作者，当处心积虑于写作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时，却忽略了写作本身对自我的影响和改变。文学可以陶冶人，涵养人，教育人，从小就在学习这个浅显的道理，但真正走近文学时却把它忽略了。

这该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有些简单的道理只有在经历时光的磨砺后才能够深切地体察到。回头想想，难道写作没有给自己带来某些影响和改变吗？和10年前比，和5年前比，现在每天所讲的空话、假话、客套话不是少了好多吗？内心不是安静了许多，平和了许多吗？因为惦记着读书和写作，不是没有时间和兴趣感受那种自以为是的空虚了吗？写作让心灵更真实，情感更丰富，让精神找到了某一种依附，即便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文章，得到的回报已经不算少了。

好像又是大道理。那就谈一谈这两篇小说。从去年开始，我妄图对自己的写作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这种小结以前也搞过，只是没有这一次用心。我把自己写作中的毛病和缺陷尽可能找出来，放在一起那就是个垃圾堆。生活垃圾拉走就可以了，但清理这些垃圾的过程非常艰难。我不知道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当然不能一直等下去，采取的措施就是人家说的“边整边改”，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定位。比如，我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叫杨湾的村庄，一个叫喜镇的小镇，一个叫凤城的小城，希望能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地理，让笔下的人物找到恰当的归宿。同时也是鞭策自己，如果写得太差，就对不住自己，对不住给自己取名字的父母了。比如，我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整体的艺术走向，希望能写出日常生活的真实、沉重，更重要的是荒诞。事实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庸常的荒诞，甚至在面对荒诞的时候觉得一点儿也不荒诞了，我不清楚自己能否在这个方面挖掘出些许生机和新意。我关注的当然还是那些普通人，那些在城乡间为生计奔波者的精神处境。他们是我的亲戚、乡邻、同学，我关注的其实还是自己。

《水果炸弹》是在陪儿子看《熊出没》时决定写的。让我恐慌的是，他在会写100个生字后信誓旦旦地放弃了当厨师的理想，决定长大后要当一名作家了。他还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老师和最要好的女同学。我把《熊出没》某一集的题目直接拿过来用。我曾经当过山区教师，现在见面机会最多的一个学生就在开公交。我坐着公交上下班，难免会遇到他，难免会和他聊几句。他鼓动我买车，好像即便投币他也不同意我坐他的公交车似的。我买上车后他就和我诉苦。他太累了，腰困，屁股疼，早出晚归，最怕的是三伏天，每天都在固定的线路上一成不变地绕圈子。我没办法解决他的困难，于是写了这篇小说。我将他变成一个希望有一点情趣和浪漫的女孩子，感觉没有把女孩子写活，没有写出这个年轻女孩内心的丰富、细腻，或者是任性和粗放。

与《水果炸弹》比，《丹妮的背影》写作时间要早许多。失眠的时候脑子里冒出来一个念头，顺手就写出来了。它和我最近确立的所谓艺术走向离得更远一些，以前我也写过这种样子的小说。写作过程中我总是不够节制，甚至直接站出来交待某些情节，技巧什么的全都忽略了。这个毛病也属于那个垃圾堆，我正在努力清理。

我清楚自己现在还写不出好小说，但希望能搞清楚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自己更适合、更有可能写出什么样的小说。这个想法也许同样是荒诞的，包括给自己确定的所谓的艺术走向，过不了多久也许就否定了。也许，写作的过程就是这么回事，每一次出发都是在与过去告别。

但我相信自己会一直写下去，并且奢望于蜗牛般向前爬，缓慢而富有节奏地进步。

在小说中真实地坦露自我

杨凤喜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感觉自己的中短篇小说写作处于一种杂乱无章的状态，题材上涉及面比较广，表现手法也做过多种尝试。好些朋友说，你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很难写出什么大气象。

这确乎是一个问题。一个作家，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创作领地，正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福克纳笔下那个“邮票那样大小的”小镇。退一步讲，就算没有明确的地域概念，笔下的人物也应该是具有共性的某一类人，某一个群体，这样的成功案例太多了。

但让我尴尬的是，我似乎没有能力开拓出属于自己的这样一块领地来。从地域上讲，家乡当然是首选，但因为离开多年，我对它已经生疏了，少年时代的经历也不想去面对。现在居住的城市呢，似乎又没有感情，提不起兴趣。再从书写对象上考量，究竟去写怎样的一类人？市井人物？打工仔？机关干部？这样想，越发有点惶惑了，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终于有一天，我认识到这是一种作茧自缚。我这样想，既然找不到自己的领域，干脆就写自己的内心吧。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独特的，丰富的，它只属于自己。

于是，我开始不无严肃地解剖自己，开始直面自己的忧思与尴尬。当我准备写某一个男人时，我感觉他就是我。我当然会使用第一人称。我希望在虚构的小说文本中真实地坦露自我。

在中篇小说《朋友》中，朋友李北斗遇车祸身亡，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我”表现出的不是伤心，而是回避、惶惑，游移不定，缩头缩脑，甚至庆幸于没有和他乘同一辆车。这样一种反映，与现实中的我不会有太大的出入。朋友一旦离去，就算有短暂的伤痛，这份友情又能在心里存活多久？面对朋友时，还会有那种坦荡的、一览无余的胸襟与勇气吗？事实上，当我在写这篇小说时，内心一直被伤感环绕，不是为小说中的李北斗，而是为自己被世俗包裹得越来越严实的内心。“我”当然也有这样的情绪，因为小说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已经融为了一体。只不过，也许因为功力问题，或者还是因为不情愿面对，表现得不够真切，不够充分罢了。所以，当有批评者指出这篇小说中“暧昧”的成份时，我坦然接受。因为现实中我就是这样一个“暧昧”的人。

在短篇小说《乌鸡》中，难产的妻子被推进了手术室，而“我”却貌视不情愿地抱着一只乌鸡跑进了另一个女人的单身公寓。我在网上看到过读者的疑问：这个情节的设计合理吗？现实中有这样的男人吗？如果有的话，真可谓丧尽天良，太不像话了！而写这篇小说时我问的是自己：如果一场灾难很可能到来，即将到来，我又会怎么办？我的反映也许是寻求暂时的麻痹。阅读者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包括道德层面的解读，但对我来说，对那个抱着乌鸡的“我”充满了同情。因为“我”就是我，我同情的其实是自己。

另一个短篇《固若金汤》中，刚刚退休的“我”被一把想不起来由的、没有任何用处的钥匙折腾得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我”想将钥匙扔掉，却扔不掉。“我”想将钥匙送人，又没有人要。以至于被骗。以至于因为巨大的心理落差住进了医院。从阅读者的角度讲，小说情节具有某种现代小说的荒诞性是必然的。而我想说的是，我在写它的时候觉得一点儿也不荒诞。我严肃认真地写了这篇小说。如果我的手里也握着这样一把钥匙，我决不会轻易将它扔掉的。我没有过多地思考这篇小说究竟有什么隐喻，而只是呈现了自己真实的内心。当然，我看到了日暮时分夜色围拢前的苍凉。

在最近的写作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在小说中真实地坦露自我，注定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作为作者，我与小说中的人物建立起的其实是一种不太合理、不太平衡的关系，自己人格上的缺陷、性格中的缺失，以及内心的局促和隐秘，都会毫无例外地在小说中得到呈现。如果这些势力日渐强大，小说也就再难写下去了。更何况，这种过从甚密的关系会导致小说呈现出浓郁的主观色彩，会使写作的过程不冷静，不节制，难以把控好小说的人物和节奏，就像难以把控好自己捉摸不透的内心。

但我情愿进行这样的努力和尝试。有时候我会把那个老问题拿出来问问自己：为什么写作呢？难道不是为了自己的内心吗？写作上的技法且不去论，得失且不去论，说真话，真实地表达自己、发现自己，无论如何没有什么错吧。

这样想，能否写出什么大气象，能否得到别人的认可，真的是不那么重要了。如果写作的过程能够让内心日渐安静、真实，并且能不断地审视自己，完善自己，对一个作家来说得到的已经够多了。

所以，我情愿这样努力下去，尝试下去。

所以，我情愿在虚构的小说文本中真实地坦露自我，并且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成长。

杨凤喜：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其实都是写自己

孙轶琼

采访杨凤喜之前，在网上读了他写的短篇小说《玄关》，读后有种悲凉的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笔下人物的无力感和真实感。是的，那样的小人物，社会中比比皆是，似乎他娓娓道来的不是那虚幻的人，而是真实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至少是那样的坦然，那样的鲜活。采访杨凤喜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虽然是靠一根电话线，但能感受到，这位昔日在榆次某报社工作过的同行，有着记者的细腻，善于抓住问题的核心，也善于呈现自己内心的意境表达。最重要的是，他很真实，亦如他创作时的态度，“能够把自己的所思所虑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是写作者的幸运。”

关于获奖

■个人简介

■获奖对话

山西晚报：怎么看待赵树理文学奖？

杨凤喜：赵树理是山西的荣耀；设立赵树理文学奖是山西作家的幸运。

山西晚报：是第一次获得该奖项吗？心情怎么样？

杨凤喜：是第一次。获奖当然开心，但这种开心转瞬即逝，需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来自写作上的困惑和压力。

山西晚报：很多人把得赵树理文学奖作为一个阶段性目标，您的目标是什么？

杨凤喜：我倒不这么认为，一直以来也没有给自己预设多大的目标。一个真心喜欢写作的人，即便一辈子不获任何奖也会写下去，并且享受着写作带来的充实、快乐以及苦闷。

■获奖作品介绍

《玄关》讲述了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巨大隔阂，描述了小人物艰难的生存环境、物质对人性的戕害，以及车祸给另一个家庭带来经济与道德的沉重负担。

A　我的头脑中寄存着好多写作的由头

山西晚报：看了您的获奖作品《玄关》，我觉得内心很苍凉。说文章中是虚构的内容吧，可是现实生活中却也可能真实存在。能说说您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吗？

杨凤喜：《玄关》是我诸多中短篇小说中的一篇，它能够获奖是它的幸运，正如有些自己喜欢的作品不太幸运一样。说创作的“由头”可能比“初衷”更准确一些，当一个作家准备创作一篇作品时，想要表达的东西有可能不太清晰，作品完成以后可能呈现更加多元的走向，甚至背离了写作之初的想法，这都是很正常的。

《玄关》的写作由头是我在2007年时买了新房，装修那个过程太折磨人了。或者说，装修就是一种破坏。面对撕心裂肺的电锯声，振聋发聩的砸墙声，我感觉难以承受，买房子时的快乐荡然无存。这种心境就是写这篇小说的由头，它赋予小说一种情绪，是这种粗暴的噪音历经头脑过滤后产生的情绪，或许就是苍凉吧。

山西晚报：这样的由头会经常促使您写作吗？

杨凤喜：是的。我的头脑中寄存着好多写作的由头，这一篇是某种情绪，那一篇是某个细节，或者听到过的某一句话。比如现在，我听到院子里一个女人在给谁打电话，她说，“我在去你家的路上。”这句话就让我很有感觉，也许某一天会因为它写出一篇小说来。当然，任何由头都需要找到形式上的依附，否则将会胎死腹中。

山西晚报：写实性的内容往往不好把握和驾驭，似乎很难确定它的发展方向，您是如何做到的？

杨凤喜：我理解，你指的是耳濡目染的现实生活如何才能转化为虚构的小说吧。我也做得不好，这既包括作家对现实的认知能力和把握能力，也涉及虚构和想象的能力，需要漫长的磨练，不断地阅读、思考和总结。

山西晚报：大城市里的小人物，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隔阂，这是人们多年热议的问题，可是却没有一个答案，您想通过这篇小说表达什么？

杨凤喜：前面我就说《玄关》是幸运的，它在《都市》发表以后分别被《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转载，尤其是《新华文摘》，让文学圈以外的更多读者读到了它。我看过一些关于它的评论，有很多人，包括和文学不太沾边的人都和我谈起过这篇小说。他们有不同的阅读感受，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隔阂，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冲击和伤痛，这一指向我是认同的。但我更喜欢往小处说，本来就是“小说”嘛。作为作者，我在写它的时候只是想表达一个从乡村来到城市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见得多有知识）内心的苦闷和似乎永远难以愈合的隔裂和伤痛。这篇小说写得很快，好像七八个小时就写完了。它所承载的东西是后来才去思考的。

山西晚报：您在小说里说“玄关”是开门的第一道风景，用这样的二字来切题，特殊含义是什么？

杨凤喜：写作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什么特殊含义，最多是一种模糊的指向。正如小说中提到的，我在装修房子以前也不知道“玄关”是什么。我总是在有了一个满意的题目后才能开始写作，有时候什么都觉得准备好了，但题目还没有从脑子里冒出来，还是无法动笔。我觉得“玄关”是个不错的题目，有一种意蕴，然后便用上了，然后一口气写完。

B　能把所思所虑通过文学形式表达出来是幸运

山西晚报：都说小说来源于生活，您写的小人物的艰难，是否有自己或者身边朋友的影子？

杨凤喜：当然有。我写的就是身边的人，写的就是自己。我认为，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其实都是写自己，包括评论性的文章，你对作品的理解难道不是你对人生的理解吗？

山西晚报：您从乡村教师，到报社，到文联，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作家梦”，这一路走来，是否也有小人物的酸甜苦辣？

杨凤喜：我本来就是小人物呀。生在农村，自幼家贫，12岁丧父，一直到初中毕业好像也没有读过一本课外书。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还是没学会花钱，内心也是卑微的，当然不是自悲。所以，面对奇装异服的人，夸夸其谈的人，自命不凡的人，我喜欢转身离去，或者沉默寡言。

我庆幸选择了文学，庆幸听从了内心的召唤。事实上我三十几岁才开始认真写，读书少，底子薄，只能不断去努力。我在好几次文学活动中都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我们写作之初的动机不一样，但一直写下去，写作会成为写作者最知心的朋友。亲人可能离散，朋友可能反目，但写作会一直陪伴着你。于是也就没有了寂寞，喜欢上了孤独，没多少烦心事，或者因为写作顾不上烦心了。想想看，这是多么幸运而且开怀的事情？

山西晚报：您写过很多小说，很多都是扎根生活，颇接地气的文章，也有人说您是最像赵树理的山西作家，您怎么看待这个美誉？

杨凤喜：这个可不敢当，只能说我会一直向大师学习，尤其是学习赵树理这样的大师，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所处时代的呼应。

我也写过一些非常自我的小说，比如《乌鸡》，比如《你的乳汁，我的孩子》之类。但随着年岁增长，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写作者，不可能对变革的时代无动于衷，在面对世事沧桑和人心嬗变时不可能不去思考。能够把自己的所思所虑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是写作者的幸运。

山西晚报：个人认为，短篇小说不好写，可是您这么多年笔耕不辍，写了不少短篇，好像类型也比较统一，您希望通过文学这一艺术形式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心声？

杨凤喜：不光是短篇，任何优秀的作品都需要丰厚的积淀和卓越的才华。我没什么才华，但喜欢写，相信会持续不断地写下去，并且希望每到年终岁尾时能感觉到一星半点的进步。

真心希望更多的人热爱写作，而不是去钻营，而不是打着写作的幌子进行形形色色的利益交换。写作的人在一起时难免会谈论所谓的文学生态。我想说的是，与其伪装，不如退出；与其抱怨，不如先检点好自己。

山西晚报：未来自己的打算和发展方向？写作道路上还想有怎样的突破？

杨凤喜：突破很难，我都老长老长时间感觉没有进步了。只好默默地努力，只能安静地等待。

延伸阅读

《玄关》内文赏读

正月一过，买房子的事尘埃落定。丽莎选中的是福泰花园的现房，两居室，九十平米，主卧和次卧都在阳面。已经相当不错了，丽莎说，唯一不满意的地方是卫生间没有窗子。另外，小区的名字老土。我们走进将要属于自己的房子内，丽莎沿着墙壁仔细地查验。她勾回来两根手指在墙上敲。她戴着平时不用的近视镜，还在小区门口的地摊上买了一把放大镜。嗨，她冲不耐烦的售楼小姐喊，墙角怎么会有一条裂缝？尽管她如此挑剔，房子还是买下来了。

交钱的时候，丽莎带着那张银行卡。父亲的赔偿金都在卡里。她计划在银行转账，但跨行需要花一笔手续费。她给售楼部打电话抱怨，为什么不能多开几个账户呢？她决定用现金支付。我站在她身后，望着5号窗口漂亮的女营业员给她取钱。营业员穿着天蓝色的衬衣，打着领结，面无表情，熟练地操作。她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百元大钞砌墙一样一层一层长起来，遮蔽了我的视线。

我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现金，这么多的百元大钞。丽莎带着一只旅行包，与父亲用的那只一模一样。那还是在三年前，我和丽莎跟团到海南旅游，两只包都是旅行社发的。老公，抱紧它！

……

来到售楼部，丽莎又开始发脾气，为账号的事吼叫着，然后监督着两个小伙子数钱。一沓一沓的百元大钞又被拆开，放上了验钞机，鼓掌般热烈急促的声音不停地重复着。这一次我离得更近，中间没有隔着玻璃橱窗。我望着验钞机上的百元大钞像日子一样拼命奔跑，它们是投奔死亡吗？我的眼前又浮现出父亲葬礼上飘洒着的冥币。那可不光是百元大钞，最大的面额高达十亿。即便如此，父亲的葬礼还是显得简单了些，甚至有点滑稽了。乡下人活着的时候再寒酸，死后也会被人抬着，享受众星捧月的古老仪俗。但父亲不是。父亲客死在异乡，客死在遥远的城市。父亲的身体化成了灰，我捧着他走向墓地，他的灵魂跟随我回来了吗？西北风呼啸着，山坡上的枯草浪花一样翻卷，不清楚是在嘲笑还是在惋惜和感叹。

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

惊喜杨凤喜

李蔚超

杨凤喜敦敦实实，相貌端正厚道，穿着朴实得有些过时，一眼望去外形颇似得了山药蛋派的遗风余韵，但他一张口往往能引来听众的注意。在鲁迅文学院学习那会儿，同学们一起就个什么事讨论得正热闹，蹦出来一句让大家一愣的话的家伙多半是杨凤喜，他有时智慧，有时突兀，有时扫兴，场子也就冷了，但那些话听着一定不造作虚伪，像真话。看得出来，杨凤喜爱追求语言的“不惊人，死不休”。再有就是杨凤喜爱跟美丽的女士们聊天，这是人之常情，谁又不爱呢？可是，女士们居然对这位山药蛋风格的山西壮汉很是垂青，杨凤喜的身上有着山西人的冷幽默，几句话就要逗人一笑，偶尔吹吹小牛，听他说话不会乏味。作为他在鲁院的班主任，我发现他常常出现在美女作家们的身边谈笑风生，总想找机会敲打一下这位党支部副书记。慢慢地，我又发现，女士们也愿意把自己生活中的烦心事跟他聊聊，凤喜认真地聆听并出谋划策，有没有实际作用不得而知，但多少总带来点儿宽慰吧。两个月的高研班过去了，凤喜在班里人缘甚好，天南海北的作家都与他称兄道弟，据他夫子自道，真交到了几位美丽的朋友。可见，杨凤喜是善体恤人心的，耐心而细致地观察周围的人和事。

杨凤喜总让我们看到“不惊人，死不休”的一面——这位山药蛋派外形的作家写的小说却毫不土气——即便是那些被搁置在乡村的故事，展露了新鲜而现代的面貌。他的小说叙事圆转流畅，技巧娴熟，语言精确克制，考察他近几年来的创作轨迹，不难发现杨凤喜已经精进为一名成熟的小说家。

《水果炸弹》与《丹妮的背影》两篇小说再次带给我惊喜。《水果炸弹》讲的是一个剩男求爱的故事，这是今天的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结婚成本之高使得婚姻甚至爱情需要耗费不菲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不得不谨慎世故起来的城市年轻人，一不小心就蹉跎成了剩男剩女。然而，杨凤喜没有选择一个庸俗社会学的角度写小说，没有心机与算计，他塑造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有点呆”的青年，“呆”恰恰是今天社会所缺少的性格和品质，“呆”意味着善良，淳朴，笨拙，坦率，他相信爱情并勇于付出。小说的女主人公温小素同样是一个个性鲜明而有趣的人物，她活泼泼，泼辣辣，独自在城市里打拼，面对追求者，她进退有度游刃有余，这样的“野蛮女友”我们并不陌生，她们的身影遍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靠着自己的智慧与努力生存和奋斗。温小素是一位公交车女司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她的精神与身体一样疲惫不堪，她喜怒无常，情绪变幻莫测，疲惫与焦虑同样是今天社会都市人共同遭受的精神症候。在作者看来，在今天社会中，传统式的爱情无法感化和治愈现代都市的冷漠与焦虑，正像离开的温小素告诉郑大魁的那样：“像我们这种人也许就不该有什么情调和浪漫。”于是，小说的结尾，作者让有点呆和温吞的郑大魁“爆炸”了一回——他把苹果当做炸弹扔向了公共汽车。这个富有张力和戏剧性的结尾当然符合短篇小说的艺术需求，但是，读到此处，我多少有些惋惜。难道，每一个现代都市人最终都会陷入焦虑和狂躁？每一个无法得偿所愿的挫败都要用爆发来泄恨吗？

其实，小说中郑大魁曾经原谅了拒绝他的温小素。在被温小素戏耍了一番的郑大魁一度迁怒地恨上了身边的每个人，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也就没有了恨。”“有点呆”的郑大魁回归了平静的日常生活，他有失恋的痛，也有生活的快乐。这更接近生活和人心的本真。正如《水果炸弹》中，杨凤喜塑造的那些生气淋漓的真实可爱的普通人——爱当媒人的老太太王阿姨，唠唠叨叨爱贪点小便宜却也有一副好心肠，邻居两口子吵吵闹闹却有着平民夫妻的亲昵，每个人物都带着无穷无尽的生趣和崇高而朴素的温情，这种介乎快乐与悲伤的感情，让我想到了狄更斯笔下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小人物，这是一直以来杨凤喜的写作中弥足珍贵的部分。在我看来，“痛并快乐着”要比“快乐并痛着”和单一的“痛”更加贴近人的本心，因此，我为那投掷出愤怒的水果炸弹的呆气青年感到悲哀。

与《水果炸弹》相比，我更加偏爱《丹妮的背影》。当“小三”成为一个社会性症候之后，当代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第三者”形象和故事与日俱增。婚外情在文学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然而选择怎样的叙事方式、视角、隐喻都会呈现不同的效果，小说家必须十分小心免于陷入庸常烂俗的套路。毕飞宇的短篇小说《睡觉》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小说中二奶小美与先生之间的关系像一场勾心斗角的商战，小说时常指向金钱的堕落性和性别的冲突两个现实维度而呈现了文本的复杂多义性。《睡觉》采取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小说自始至终都是以女主人公作为叙事视点，以她的意识流动和内心感受作为线索，没有设置情节冲突，故事和人物同样饱满丰富，《丹妮的背影》的叙事方式正与之相似。小说的时间设在了女主人公闻燕来的老年，一个偶然的契机使闻燕来得知当年的情人的妻子宋丹妮去世的消息，她回想起过往几次想看看宋丹妮的样子，但是却因为自卑和心虚没有敢走到丹妮的面前，她看到的始终是丹妮美丽的背影。为了展示二奶与金主之间相互算计的关系，毕飞宇在《睡觉》中多少以洞悉一切的男性心理优越去描写展示小美的内心世界，小说智慧轻松的叙述语气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小美内心矛盾纠结的痛感。同样是男性作家的杨凤喜采取了更为客观的叙述语气，带同情与体恤描绘人物内心细微变化，展示出一位因情欲驱动而短暂出轨的女性纠结的心境，她对情人的妻子产生了愧疚与好奇，好奇又演变为嫉妒和自卑并成为终生无法摆脱的梦魇。如果说被刻意忽略遗忘的妻子“阁楼上的疯女人”代表着女性被男权社会压抑、遮蔽，处于孤立、缄默的他者地位，“丹妮的背影”则意味着女性的自省与日渐清晰的自我意识，他属于她，属于另一个与自己一样拥有“妻子”伦理身份的女人，他不属于我。丹妮黑发披肩的背影映照出女主人公内心矛盾纠结的真实渴望——那些绮丽的春梦与残忍的自欺，逃离琐碎生活的欲望与对家庭伦理秩序的认可。如此贴近女性的内心世界，小说家的体恤、宽容和耐心再次让人惊讶。

阅读朋友的作品如同与之在另一个虚拟世界对话，与他一起观察另外一些人的喜怒哀乐。爱出惊人之语也好，善体恤人心也罢，都是一位优秀小说家应该具备的品质。难忘杨凤喜在鲁院结业晚宴上眼泪长流不止，让我惊讶，也觉得在情理之中，古今中外的作家大多是敏感而重情的吧。

读杨凤喜的小说

董大中　

摆在我面前的杨凤喜的小说，一共十四篇。除了个别篇章，我都喜欢，读来有一种美的感受。

第一篇《家长会》，主人公陈三改爱说一句“你这不是欺负我这妇道人家吗？”这成了她的口头禅。她对丈夫说过，现在到城里买布，也对卖布女人说。这里有对社会不公和对个人所代表的社会角色不被人重视而产生的不满。是觉醒后的不满，已经远离了浑浑噩噩；不是外加的，是土生土长的，表现了人们人性的自觉。学校开家长会，女儿没有告诉她，她听说后，就勇往直前地、大胆地走进了学校的大门，有人阻挡，她毫不畏惧。在她看来，每一个家长都有权平等地参加。她走上讲台，大声宣布为学校捐款。在她看来，每个家长在这点上地位同样是平等的，虽然捐献数目不能够跟其他人比较。开头，作者闲闲道来，李文君的母亲出场后，节奏加快，愈到后来愈紧凑。奇怪的是她看不到自己的女儿。原来可能女儿上的是另一个学校，而她误以为在这里；也许真正存在着歧视，女儿不好意思把开会的事儿通知她。这无关乎紧要，小说不必写明，留下一点朦胧，反而更好；作者就是要写出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形象可能并不很清晰，但精神是高大的。这个人物像一棵树，她的现时的活动是树干，作者对她的介绍，对她活动以外的描写，是繁茂的枝叶。最近几年，人们提出了建立公民社会的问题。公民社会，首先公民要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的意识，其次，是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社区活动，社区的事情由社区的公民自己解决。建立公民社会，是走向社会文明的重要一步。这篇小说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粗线条勾勒了公民社会的图景，陈三改这个人物就是生活在公民社会里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她有意无意地体现出一种公民身份的骄傲。作者是无意识地现实地描绘的，但触及社会未来发展的途径。不言而喻，作者要想在这个题目上继续开掘，必须加强对现代人类文化的学习。

《亮光》用第一人称，写眼里的暴君父亲。是平时的父亲给了他暴君的印象，而现在时的父亲是温和的，慈祥的。父亲得了绝症。是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改变着人们对父亲的关系、对父亲的感情？死亡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个巨大的阴影。如何看待死亡，每个人都在经受考验。曾经是村支部书记的父亲，有过叱咤风云的过去，在得知患了绝症后，不是悲观失望，不是一蹶不振，而是坦然面对。在他，死亡不是痛苦，而是解脱，自己解脱了，还要让后人得到解脱。小说有丰富的潜台词，一些描写的深层含义，需要读者去体会。作者只给出文本，他把完成作品的权利交给读者。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完成作品的过程。作者写得很俭省，小说没有多余的描写。比喻用得好，有四五处比喻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跟《家长会》一样，人物心理刻画极佳。

多年来，“典型”一词似乎退出了批评家的话语系统，人们很少用典型去衡量作品的成败。读杨凤喜的小说，我想到了典型。有几篇小说塑造了典型人物、典型事件。

《南来北往的友情》是这类小说里的一篇。主人公“父亲”把承诺看得比生命更加贵重。父亲在完成承诺的过程中，跟另一个同样看重承诺、看重友情的外乡人邂逅，而且弄错了行李，于是演出了另一轮的信义好戏。仅仅为了给当年的革命者送上自家产的苹果，就离开故乡，前往从未到过的异地，这种精神是很难得的。中国古人把交友以信当作最重要的道德信条之一，曾子的“三省吾身”就包括“信”在内。父亲和李秋生身上所体现的道德规范就是信。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执行这一信条的坚决和彻底。仅仅因为在交谈中弄错了行李包，两人几乎同时启程前往对方的住地，其所付出的体力上和财力上的代价，岂是一个“信”字所可比拟，但“信”却是至高无上的。这两个普通中国人表现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他们的做法已到了极致，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即是说，没有人能够做到像他们这样，他们已经做到顶点了。

老田驴是另一个“典型”。这人的“倔”表现在，他无论做什么都以应该不应该为标准，凡是应该的，他绝不含糊，凡是不应该的，他绝对不做。“我”在小时候曾经挨过他的“整”，因为他是护秋员；曾经做过报复，而这件事使“我”感到愧疚，现在想送二千元接济他的生活，是为弥补心灵的不安。但他死活不收，发现“受骗”后立即纠正。什么叫“正直”，这就是正直；什么叫洁身自好，这就叫洁身自好。也许有人会说他不近情理，但他是认死理的。这是一种性格，是一种人性。不要过多地拉到政治层面，说什么正是这种“倔”劲，才把一切不正之风拒之于门外。当下的老田驴，只是一个普通农民，腐或拒腐，跟他都不沾边。

曾有伟人说过：“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写出典型，我以为还是需要的，它能更有力地反映生活，它能给读者留下抹不去的记忆，它能使人更深，用老话说，是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人生的本质方面。读了杨凤喜的小说，真的想呼唤作家们：不要望了塑造典型人物，写好典型事件。

在杨凤喜的小说中，《老庞的老婆》和《给父亲搓背》自纾新机，各有千秋。《老庞的老婆》写民工生活。民工生活的艰苦和被人轻视，小说写到了，却不是描写的重点，重点在表现人物的心灵。老庞的老婆就要来到工地成为工程队一时的重大新闻，人们为了她的到来，为了朋友生活得好，做了种种努力，虽然遇到困难和挫折，最后也未能完全如愿，但它写出了人们之间的新型关系，写出了这一群人的生活理想和他们的乐观开朗、团结友爱，强调了人要活得尊严的可贵。《给父亲搓背》既触及父子关系这一人生重大伦理范畴，又表现了父亲对爱情的忠贞。请野鸡当模特儿为逝去多年的妻子拍照，显得有点可笑，但对父亲这样的人说，又是合理的，并不奇怪。

杨凤喜有些小说，提炼不够，故事情节显得生硬、勉强，既不合性格逻辑，也有违生活常识。这是需要改进的。

读杨凤喜的小说，很少有重复之感，他的大多篇，会带给你一些新东西，会供人思考。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从生活中发现诗意。他有时在人们不大注意的地方下笔。像《南来北往的友情》、《给父亲搓背》以及《补花》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主题，就比较少见，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作者写得细腻、传神。无论写什么，他都能写到精微，不给人草率收场之感，没有留下明显的遗憾。语言在流利中略带俏皮，且常有诗化的描写。《给父亲搓背》中反复使用“他们的父亲”这一称谓，就不仅仅是俏皮了，它体现着一种引人注意的叙述策略。细致的心里刻画，像赵树理那样在行动中描写心理，是杨凤喜小说一大特色，需要继续发扬。

　　2011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