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论写作：苏童：写作不考虑热点, 只在意是否触及人心（总803期）

王恩荣主编诗眼睛

中外名人论写作

苏童，男，1963年生。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妻妾成群》、《伤心的舞蹈》、《妇女乐园》、《红粉》等，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城北地带》等。小说《米》《红粉》先后被搬上银幕，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并且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提名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蜚声海内外。2015年8月，苏童《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出版合著《好好读书: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妇女生活》改编为电影《茉莉花开》后，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为中国当代文学先锋代表作家之一，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法、德、意等各种文字。

苏童：写作不考虑热点, 只在意是否触及人心

上世纪80年代末,因小说《妻妾成群》而成名的作家苏童被冠以“先锋作家”的称号。如今,他仍默默延续着从上世纪末至今的写作节奏：几年一部长篇,每年几个短篇,没有开通微博和微信公号,却一贯保持着“先锋”创作的姿态。最近,磨铁图书推出了苏童的《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精装典藏本,在媒体访谈中,苏童谈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以及对经典阅读的看法。

喜欢人群,更喜欢清静

问：在新媒体时代,您没有开通任何平台的账号,也很少参加公开活动。您认为作为严肃文学创作领域的作家和读者保持一定的联结是否有必要?

苏童：我一直认为写作者要发光,但那样的光亮,不可能是普照人类的太阳,它大概只有一盏路灯那么大那么亮,在任何时候,路灯都在等待读者的经过,并且默默召唤。读者可能是路人,暂时在灯光下逗留,仅仅打个电话的工夫,可能是一阵季风,这个季节属于你,下个季节吹到别人那里去了。但也有可能,一个读者会在你的灯光下流连一生,因此与你发生某种默契而神秘的联系,互相会有漫长的对话、质疑与撞击,只发生在写与读之间。这是我想象的最完美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我理解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以为你是谁,读者又是谁?在商业压力下,一切都容易变形,我们往往错置这种关系。当你以为你是一只高音喇叭时,那你通常是把读者当作了某些耳朵,这对于读者,其实不公,也不尊重。面对市场,大家都经常手足无措。以我的理想来说,我最好能做一盏沉默的路灯,以一小片光召唤读者陪伴读者。

我写作很多年,目睹着时代变化与文学生态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永远是一字一句的特殊劳作,任何时代都不变,另一方面,文学依然是个名利场,只不过规则、程序都变了,依然有很多派对,但派对的内容变了,地点变了,宾客变了,饮料变了,服装变了,参加派对感觉很新奇,但也很辛苦。我喜欢人群,但更多的时候我喜欢清静。说到底就是这样,对于任何作家都一样,其实是他的生活方式在塑造他的公众形象。

问：《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中颂莲、五龙、端白这三个主人公的命运轨迹都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您在创作时是如何构思的呢?

苏童：我在写作中可能预想过小说的结局,但预想往往无效。很多作家都有此感受,以为自己手里掌握着一根缰绳,但小说写作本身又是一种饲养与放牧,小说越长越大,会成一匹野马,脱缰而奔,去往它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时候你的预想可能被证明是脆弱的,就要舍弃。

这三部作品,都是我年轻时代的作品,其中的三位主人公,所处年代不同,归宿也不同,但我认为他们最后都是去往了自己选择的地方。

问：您是否考虑过贴合时下社会热点进行文学作品的取材和创作?如“一线城市青年生存现状”“大龄单身青年婚恋观”“社会老龄化”等话题。

苏童：我的近期作品内的时空多为当下现实社会,不怎么在意是否热点,在意的是,我辛辛苦苦展示的一切,是否是我们的“真处境”“真问题”,是否触及人心的隐秘与褶皱之处。

问：您的多部作品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搬上了银幕,您认为影视化改编对创作是否有影响?

苏童：我的许多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这是我很高兴的事情。但写小说与写剧本是两种创作。除了小说文本本身的逻辑,我从未考虑过影视改编的可行性,因为我觉得不可考虑,也不必考虑。

一个作家的小说靠什么打动导演或者制片人?我猜其中一个原因,小说相对于剧本,更多描述的是“被隐藏的”生活与人心,不是被默认的,正是某些被隐藏的阴影亮了,点着了对方的激情,才有了那些合作。最理想的小说与影视的结合,通常是意外,而不是必然。

反对“碎片”心态

问：现在80后、90后的读者,平常阅读更多的是一些碎片化的内容,微信公众号成了大多数人日常阅读的主要阵地。在这种阅读气候之下,您认为严肃文学创作将走向何处?

苏童：我一直认为碎片化阅读也是阅读,要反对的是某种碎片心态,以此作为坐标看待社会看待人类看待历史。现在的时代,打开手机便知天下事,各种社会热点往往来自各种新媒体、自媒体,这一方面可以视为一种现象,即时性的社会生活问题,一个微博一个朋友圈已经可以有效传播,并不需要动用文学创作大驾光临。

另一方面,文学创作本身是另一种自媒体,只不过追求不同,即时性当下性并不是其追求,越严肃的文学,它的任务也越艰巨,要寻找最核心的问题,先将问题固定,然后试图打开,这样的问题不只针对当下,是要留置下来,拷问一代又一代人的,其答案往往有推陈出新的意外。

文学是沉淀与思考的艺术,所有时代都有大浪,作家是等待大浪过去的那种人,即使你抓到一手泡沫,也要是典型性泡沫。要问严肃文学走向何处,只有一个去处,人的内心深处。

问：在您看来,重读经典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才称得上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

苏童：重读经典的说法,其实类似一种极其正常的养生理论,把阅读比喻成饮食的话,我们总希望摄取一些有营养的,不过是人之常情。在我看来,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是一瓶综合维他命,任何人都需要。所谓好作品,不一定令人喜欢,但一定令人敬畏。举例说就像《红楼梦》,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包法利夫人》。

问：您认为文学作品和现实世界的联结意义是什么?

苏童：文学是伟大的,不管你是否亲近文学,不管是文学热的时代还是文学受冷落的时代,其伟大之处与票房无关,也与读者的年龄结构无关。请允许我将克尔凯廓尔的话发展一下：文学的伟大不在于引导时代如何前进,恰好在于盘点与反思,指出时代与人的失落之处。

(来源：齐鲁晚报)

苏童：我为什么写《妻妾成群》

作家苏童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在独居的阁楼上开始了《妻妾成群》的写作，这个故事盘桓于我想象中已经很久。

“四太太颂莲被抬进陈家花园的时候是十九岁……”，当我最后确定用这个长句作小说开头时，我的这篇小说的叙述风格和故事类型也几乎确定下来了。对于我来说，这样普通的白描式的语言竟然成为一次挑战，真的是挑战，因为我以前从来未想过小说的开头会是这种古老平板的语言。

激起我创作欲望的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古老的故事。妻、妾、成、群，这个篇名来源于一个朋友诗作的某一句，它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我头脑中那个模糊而跳跃的故事，因此我一改从前为篇名反复斟酌的习惯，直接把它写在第一页稿纸上。

或许这是一张吉祥的符咒，正如我的愿望一样，小说的进程也是异常顺利。

新嫁为妾的小女子颂莲进了陈家以后怎么办?一篇小说假如可以提出这种问题，也就意味着某种通俗的小说通道可以自由穿梭。我自由穿梭，并且生平第一次发现了白描式的古典小说风格的种种妙不可言之处。

自然了，松弛了，那么大大咧咧搔首弄姿一步三叹左顾右盼的写作方法。

《妻妾成群》这样的故事必须这么写，

春天以后窗外的世界开始动荡，我的小说写了一大半后锁在了抽屉里，后来夏天过去秋天来了，我看见窗外的树木开始落叶，便想起我有一篇小说应该把它写完。

于是颂莲再次出现在秋天的花园里。

我想写的东西也更加清晰起来。我不想讲一个人人皆知的一夫多妻的故事。一夫四妻的封建家庭结构正好可以移植为小说的结构，颂莲是一条新上的梁柱，还散发着新鲜木材的气息，却也是最容易断裂的。

我不期望在小说中再现陈家花园的生活，只是被想象中的某些声音所打动，颂莲们在雪地里蹑足走动，在黑屋里掩面呜咽。不能大步走路是一种痛苦，不能放声悲哭是更大的痛苦，颂莲们惧怕井台，惧怕死亡，但这恰恰是我们的广泛而深切的痛苦。

痛苦中的四个女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像四棵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为了争夺她们的泥土和空气。

痛苦常常酿成悲剧，就像颂莲的悲剧一样。

事实上一篇小说不可能讲好两个故事，但一篇小说往往被读解成好几种故事。

譬如《妻妾成群》，许多读者把它读成一个“旧时代女性故事”，或者“一夫多妻的故事”，但假如仅仅是这样，我绝不会对这篇小说感到满意的。

是不是把它理解成一个关于“痛苦和恐惧”的故事呢?

假如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那我对这篇小说就满意多了。

——中篇小说《妻妾成群》，作者苏童，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与创作谈收入《小说月报：从小说到影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专访苏童：我的作品是“改”出来的不关心IP热

　　中新网北京8月30日电(上官云)“在大的文学领域范围内，我平时比较关注经典作家、作品。”近日，著名作家苏童在北京接受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专访时如是说。在论及创作问题时，他提到，自己不太适合网络连载作品这写作方式，“我的作品都是‘改’出来的，也不太关心时下的IP热，只想安心写作”。

　　苏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写有《黄雀记》、《园艺》、《妻妾成群》等多部作品。其中，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并且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提名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近日，他的中篇小说《灼热的天空》被收入《精典名家小说文库》(第一辑)。

　　“出版这套文库的想法挺好。把作家们的中篇小说结集出版，展示给读者，不仅在出版业上有意义，在文学史上也应当有点意义。”苏童透露，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写作的成绩是很好的，“一直很受文学界认可”。

　　纵观苏童的作品，有不少是描写小人物、小地方，对细节的刻画也是细致入微。他表示，自己不太可能去尝试宏大题材的写作，并解释道：“我从来不好‘大’，深入和准确，是我以小说切入社会的追求。”

　　相对而言，苏童对近年来“崛起”的网络文学关注不是太多。他说，一些年轻作家会选择在网上连载作品，但自己不会，“我们这个年纪的老同志只能在纸上‘混混’，在网上写小说有更新的压力，得年轻才行，我们没那个资格了”。

　　“一代代作家有自身习惯的写作方式。”苏童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我的作品都是‘改’出来的，每次写完一部书，都要反复修改，回头看N遍、修改N遍。网络文学跟我是不同类型的写作”。

　　但不可否认，在过去大约20年间，中国网络文学快速发展，用户规模已超过3亿，日更新文字量多达1.5亿。在此基础上，曾有人表示，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散文等“纯文学”作品会受到巨大影响。

　　“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纯文学，都只是个说法，没必要区分的那么清楚。”对此，苏童说，网上发表的作品同样有轻松的、有严肃的，只是类型不同而已，“没必要给作品贴上标签，‘网络文学’与纯文学没有对立。”

　　早些年，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为电影后获得了巨大成功，但直到今天，他还是丝毫不关心作品影视化的问题，“大家都在说的IP热，大概只是影视生产新的商业模式，我只是个作家，IP再热跟我也没关系，我只想安心写作”。

　　“手头正在写的是一部长篇小说，但不太顺利，到现在只完成了一半，约有20万字。”苏童透露，自己写作没什么规律可言，有时候一天能写五六个小时，有时候一天一个字都不写，也不太爱写散文和随笔，“未来我的作品体裁还是会集中在小说方面”。(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苏童：真诚应该是一种写作态度

他是第九届矛盾文学奖得主，也是莫言口中对女性形象刻画极具天分的“中国福楼拜”，他的作品被称为“让你快乐却笑不起来、辛酸却哭不出来”的人性标本……他就是苏童，早年凭借《大红灯笼高高挂》原著者的身份蜚声海内外，至今仍笔耕不辍。

11日，这位南国书香节“南方文学周”的老朋友又来到广州，与作家蒲荔子对谈“文学与青春”。演讲席上的苏童风趣幽默，侃侃而谈，妙语连珠……一个半小时的讲座现场笑声、掌声不断。在苏童眼中，“真诚”二字不是评价文学优秀与否的标准，而是一种态度。

◎谈童年

青春是遗忘在

床底下的一只袜子

托尔斯泰说，一个作家写来写去都要回到童年。在苏童的多数作品中，总能找到他的童年地图。“我就是一个在苏州城北街头长大的孩子，那里没有香椿树街，但我在写作时脑子里总会隐约浮现一条街道，以此街为蓝本，承载我童年的记忆和想象。”

在苏童眼中，男性和女性对青春的记忆不太一样。女性描述她们的青春，大概是一个带锁的笔记本，里头记录很多秘密心事。而作为男性的他，则把自己的青春比喻成遗忘在床底下的一只袜子。“它可能并没那么美好，但那是属于你的。”

回忆40多年写作生涯的起点，苏童只模糊记得是在中学时代的一堂课上开始。当时为了写一首美好的、抒情的诗歌，他把家门口那条乌黑的水沟，“美化”成了一条清澈的江河；把一个无雨的日子写成了一个飘着细雨的早晨；还把印象中那对身材悬殊、靠捞砖头为生的母女幻想成船上一个美好的少女……“我的第一次人生创作就是这样尝试虚构、创造、篡改、变形。”至今想来，苏童觉得饶有趣味。

◎谈创作

擅长写女性

是美名也是“十字架”

苏童在文坛一直以短篇小说见长，被誉为“短篇小说圣手”。不过，苏童近年来的长篇创作同样成果斐然：《河岸》获第三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2010年苏童还凭《河岸》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而他的《黄雀记》又让他在竞争极为激烈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中脱颖而出。

谈及自己作品中最满意的几部，苏童心中的“最佳长篇”正是《河岸》和《黄雀记》这两部获奖之作，但他满意的短篇小说则有众多，因此难以挑出那个“最”。苏童还写过19部中篇小说，其中有4部描写女性的著作红极一时，其中《妻妾成群》因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蜚声海内外。苏童也因此被誉为“最了解女人、最擅写女性的男作家”。

“对我来说，这么多年背负这样一个美名的同时，也是一个十字架。别人一说苏童，就觉得你写女人写得不错，写男人的作品记不住。其实，我的作品中也塑造了不少男性形象，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擅长刻画女性形象。”苏童坦言，他在写《妻妾成群》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要刻画女性，而是着笔于写一个一夫多妻的故事。

◎谈媒介

碎片化阅读

并非“不良事物”

“什么样的文学是真诚的？如何评价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追求形式，却渐渐失去对人内心和人性本身的关注？”现场有观众向苏童抛来问题。“‘真诚’这两个字不是评价文学优秀与否的一个标准，‘真诚’应该是一种态度。一个作家写东西，‘真诚’是起码态度。”苏童说。

而对于创作不关注人性的问题，苏童将之理解为“不接地气”。“我的观念可能比较偏激，我觉得可以允许一些不接地气的小说作家存在，读者要有一份包容心，不要因为觉得他写的东西费解、晦涩，而抹杀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苏童说。

在媒介多元发展的时代，快速浏览手机微信成为许多人获取资讯的主要途径，这种碎片化的“浅阅读”逐渐成为主流。对于这种变化，苏童并没有感到担忧。

“我很反对将碎片化阅读描绘成一个不良事物。因为碎片化阅读其实很适合很多不同体裁作品的传播，比如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苏童一直有一个观点：“没有一样事物一定是洪水猛兽，它能够出现，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成为某一个主流，是有它的道理的。”他认为，文学也有供求关系，人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

南方日报记者毕嘉琪刘长欣

来源于南方日报

对于苏童的小说，历史只是一件外衣

——苏童小说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凭借其强大的爆发力和创新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紧贴中国现实的时代气息，丰富多样的写作主题，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形态各异的文学思潮，使得这一文学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汉学历史的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汉学界就敏锐地捕捉到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翻译了当时很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更出现了持续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文坛的主力人物几乎都拥有了法译本作品。近年来，中法文化交流尤为频繁，特别是中法文化年期间，巴黎图书沙龙首度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主推对象，三十余名中国作家应邀赴法，与法国读者直接接触，进一步引发了法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热情和法国公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作家在法国的影响力。

如果谈到在法国受到关注较多，影响较大的中国当代作家，苏童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法国先后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etconcubines,1991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红粉》（Visagesfardés,其中还收录了《妇女生活》，1995年，毕基耶出版社）、《罂粟之家》（LaMaisondespavots，1996年，中法文对照版，友丰书局）、《米》(Riz,1998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自选小说集《纸鬼》（Fantómesdepapiers，其中收录十八篇短篇小说，1999年，德克雷德·布鲁韦出版社）,以及去年刚刚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suisl"empereurdeChine，2005年，毕基耶出版社）。

苏童的文学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为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小说《妻妾成群》的问世。苏童也同样是凭借着这部作品吸引了法国人的视线，登上了法国的文学舞台。在张艺谋获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光环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拥有了法译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并以巩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则标明小说为电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国的发行量达到六万册，成为在法国最畅销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苏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为法国的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所知晓。在法国出版界，两三千册的销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国文学作品达到六七千册的销量，已经是不错的表现，因此，作为苏童在法国被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万册的销量是一个很高的起点。改编电影的成功，带来了苏童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令苏童从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迅速走入法国读者中间，赢得了较大的读者市场，这是很多只求被翻译就好，并不计较销量的中国作家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得苏童成为一个法国出版商从其身上能看到相当商业价值的作家。

同时，与电影的紧密关系，使得苏童在法国的接受方式成为一个特例。大多数在法国得到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独特的文学品格（作品叙述层面的先锋实验性、思想层面的探索性或哲学性、内容上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注意，然后借助其推荐，逐步得到翻译和出版，在一个并不短暂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法国汉学界更广泛的认可，最终引起文学批评界和法国大众的注意。而苏童在法国被发现、被译介、被接受的过程直接而迅速，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可以说，因为改编电影成功而带来的强大的商业连锁反应，使得法国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对苏童的认识和接受几乎是同步的，汉学界在后两者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原有的引导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汉学家有选择的翻译和有侧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来的，而是由电影以其强大的传播力和视觉影响力，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先入为主地、直接而直观地植入了读者的脑海。

苏童在法国的这种起步方式对他日后在法国的译介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而要分析这种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人是怎样来解读《妻妾成群》的。

法国的一家杂志这样评论苏童的《妻妾成群》：“苏童不动声色地描写最残酷的折磨，最隐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术都像在一层薄雾中，或者是在一层纱幔后出现。一些富有诗意的细节，例如知更鸟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侧目。这种奇异的视角，不仅远没有减轻阅读的焦虑，反而令人更加恐惧。表面上简单的文字，实际上是一座迷宫。没有一个人物可以作为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人令人同情，也没有一个人令人厌恶。这些黑色的灵魂同时也是受害者。发疯的颂莲，不停地围着弃井转来转去，是最为恰当的形象。”这样的评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无权去指责这样的解读，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况很多中国读者所读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从这样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国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视域，使得法国读者对于苏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为敏感。苏童所精心营造的阴森恐怖的氛围，神秘诡谲的意象，暗合了法国读者对于陌生而遥远的东方世界的集体想象；颂莲们的悲剧命运，又能够引起法国人对于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东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经从法国人的角度谈到改编成电影的当代中国小说和西方读者的关系问题，她写道：“许多中国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这既能使他们出名，又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因此他们的写作受到诱惑，追求强烈的视觉风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兴趣、使他们入迷的意象，而他们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经了解的那个中国，带着古典色彩，却不是当代中国（然而小说和电影都是当代的）；为此，他们求助于中国文化中一些对西方而言富有异国情调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鸦片的屋子。”苏童写作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取悦西方读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话印证了苏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别是叙述层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却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国读者兴趣的阅读兴奋点。

苏童曾说，“我的终极目标不是描绘旧时代，只是因为我的这个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为有效。试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写，抛开外表所有可以剥离的东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处理成当代生活中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之间的关系，这样写不是也很有趣吗，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说。”对于苏童而言，历史仅仅是一件外衣，一个衬托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历史为道具，描写、探索人性中复杂的方面。然而，正是因为以遥远的时代为背景，有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叙述空间，才使苏童的叙述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恣意绽放。细腻的心理描写，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确的细节将《妻妾成群》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苏童的描写越是灵气十足，越令法国读者感受到作品强烈的异国情调，令其为之入迷，流连于作品华丽的外表，深陷于作者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失去了拨开情调、意象的迷雾去追寻掩藏其中的内在实质的意识，忘记了作者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苏童意欲摆脱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却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国读者的视线，精彩绝伦的故事带来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导了他们的阅读。如果真的将《妻妾成群》的故事改为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的故事，离开阴沉恐怖的旧宅院和裹足的小脚，也许苏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会得到更为有力地凸现，会更为有效地传达给法国读者，但苏童在法国的命运也许也将改变了。

《妻妾成群》内在思想性的被忽视是不是意味着苏童的叙述才华和写作风格得到了法国读者充分的肯定？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安妮•居里安在谈到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时说道：“虽然新小说较晚被翻译到中国，但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例如萨罗特、罗伯-格里耶，他们的理论著作和小说都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得到广泛讨论。像《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的作者余华，以及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苏童，他们在新小说技巧的影响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打破了叙述的线性，采用多视角的写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苏童是一个具有先锋实验性质，在叙述技巧上有独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旧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说的元素，但它并不等同于传统小说，苏童有意识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现代性的叙述手法，并创造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对话的标点符号，使得小说人物和叙述融为一体，相互制约相互辅助，在阅读和感官体味上更为流畅；他采用语言“陌生化”手法，以产生特别的审美感觉和深邃意味，令小说的叙述话语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同时，他大量使用句号，而不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号，以处于零点的情感状态、尽量不动声色的态度进行叙述，使读者的感受不再是从语句中被动地获得，而是从相关的情景和细节中主动地获得。作者冷却了自己的主观情绪，以不褒不贬的态度叙述一切，退让出阐释空间，由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一种能动的判断。他还大量地运用长段，以控制小说的节奏，小说的叙述语调也变得平缓从容，不动声色，形成舒缓沉静的叙述风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译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与结构被改变，原文中本没有引号的对话全部加上了引号，多处对话结尾的句号被改换为感叹号这样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标点，原文中很多长段被断成短段。事实上，由于中法两种语言的差距较大，将原文中的一些形式进行改变，使之符合法语的表达习惯、易于读者接受本无可厚非，但进行这种改变需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作者的语言特点、整部作品的风格是与其表达形式密切相关的，上文提到的无引号对话、句号标点及长篇段落可以说直接体现着作者的风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风格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却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流失了，这种流失不论是译者的选择还是出版商的选择，其用意都在于将作品浅析化，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从而将读者的阅读重点指向作品的故事层面。经过这样的翻译处理，很难想象苏童的叙事魅力是否还能较为完整地传达给法国读者。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具有两种较为明显的并行不悖的特征。一是追求具有轰动性的作品，例如获奖电影的原本小说，或是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能够刺激法国公众神经，颠覆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李晓的《门规》，卫慧、棉棉作品的翻译，这种翻译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短期的商业效应，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选择，而不一定是汉学家的偏好。二是着眼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品质和创新独到之处，力求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特有活力和创造力，例如对先锋派作家余华、格非、马原等的译介，对寻根派作家韩少功等的译介，这种翻译较少考虑商业因素，主要着眼于促进法国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逐步树立作家的国际声誉。

应该说苏童《妻妾成群》的翻译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译中，译者和出版商强化作品中能够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因素，而忽视在文学审美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手法的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后，作为一个在法国已经获得商业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国作家，苏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第二种出版对象的机会。即使翻译家希望在翻译中保留苏童的叙述特征，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业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协。《米》的翻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苏童将对话融于叙述之中，没有使用引号将其明显地标示出来，有时会令人难以分辨这些话是出自对话还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英文版保留了这种手法，而遗憾的是法国出版社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法国出版界、文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苏童的印象始于《妻妾成群》中所创造的那个充满神秘的中国意象的旧宅院和悲剧性的东方女性形象。可以说，《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苏童在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苏童被翻译成法语的作品大都属于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和“妇女系列”，所有关于苏童作品法译本的评论和介绍，无一不提到苏童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时值2005年，法国出版社宁可选择苏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虑苏童较为新近的《蛇为什么会飞》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虽然苏童也在法国出版了短篇小说自选集，但其影响远不及《妻妾成群》之后的《红粉》和《米》。

2004年巴黎图书沙龙介绍受邀中国作家的手册上，关于苏童的条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国公众对苏童的印象：“苏童非常擅长描写模糊遥远的历史，他的小说经常以中华民国和封建时代作为背景。令他名声鹊起的是描写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笔触敏感细腻，具有内敛的诗意，传达出悲剧意味，在苦难、堕落和颓败的背景上，描绘现代人物和历史人物复杂、犹疑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不通晓中文的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对于苏童的印象来源于他第一部在法国获得成功的作品，这并无可厚非，那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相当熟悉的汉学家对苏童又有怎样的认识呢？

有中国评论家说：“苏童是一位善变的作家，他从不愿意固定自己的风格，他甚至视风格为一种‘陷阱’。从‘枫杨树’、‘香椿街’到‘妇女乐园’，从历史到现实，从古典到现代……苏童的创作视点始终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着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在法国，汉学界对苏童的认识却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由于苏童在法国的一炮走红，使得汉学界与普通法国公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接触到苏童，很多汉学家对苏童的印象也始于《妻妾成群》，从而忽略了苏童其他类型的创作，例如为苏童博得中国文学界最初赞扬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苏童晚近的关注现实的作品。同时，由于苏童在法国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国出版商在出版苏童作品时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汉学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对苏童作品有选择性的出版，在不断强化《妻妾成群》对读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时，也对汉学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只将目光放在苏童女性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米》的法语本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中这样概括苏童的创作：“苏童喜欢将他的小说置于他并不了解的历史背景中，并且擅长描绘女性形象。”

上文我们提到专攻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苏童与余华相提并论，指出新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苏童在叙述层面上的独特性和文学品质，并不受制于苏童作品的历史外衣。但这样的声音似乎显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汉学家执著于苏童所虚构的历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种倾向贯穿了对苏童《妻妾成群》之后的作品的解读。以《红粉》为例，从故事情节上看，苏童在其中描写了旧时代妓女秋仪、小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沉浮的生活，写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运悲歌。我们且不论作者写作的立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汉学家是怎样进行解读的。

“在《红粉》中，苏童描写是在1949年后，在共产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最初阶段，两名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诺埃尔·杜特莱

《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苏童的小说“以虚构的方式表明了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力禁止，但旧中国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无法被消灭：那就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对性的欲望，那种远不是洁身自好的贤妻良母所应具有的女人的欲望……苏童笔下的女主人公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性欲，她们强烈的性欲，似乎为她们画出了人生的轨迹。毛泽东强调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无别，而这些女人却费尽心机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男人过日子。”

——玛丽-克莱尔·于奥

《红粉》法译本序言：“两名在解放后被强制改造的妓女，厌弃可以自主，却失去性生活的辛劳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过日子。这种女性观是否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弥漫在文学话语里的女性厌恶论同出一辙？至少，这一观点表现的是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的拒绝，对旧式小说的永恒真理的认同——直至作者的风格也是如此：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金钱永远是金钱。”

——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综述》

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只是《红粉》中情节的一部分，而诺埃尔•杜特莱则把它放大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在他的概括下，《红粉》俨然成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说。玛丽-克莱尔•于奥则将重点放在了“性欲”两个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话语中，秋仪、小萼这两个旧的灵魂在新的生活来临之际的失重与挣扎，实为“性欲”与压抑女性欲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则对作者的女性观提出了质疑，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作者“男性话语霸权”的嫌疑。

苏童一再强调：“我把女人当成男人来写。”“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生存处境，性别特征是裹在里面涌现出来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然而，这样的表白无法阻止法国汉学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的支配下，对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读。诚然，秋仪和小萼可以是两个抽象的灵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笔下，她们生活在刚刚解放的中国，她们是妓女，她们有着依附男人的意识，从她们身上就有可能读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权。如果说这是苏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达，不如说这是西方社会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话语在苏童作品中的影射。

当汉学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于苏童作品的经验层面，忽视作品的隐喻意义，无法跳出苏童无意中挖掘的历史陷阱的时候，不难想象法国媒体和普通读者是否有能力走出这个其实由他们自己编织的中国幻象。让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和出版界是怎样来评价苏童想要表达“一种不确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处境的不确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细致的描绘，让我们沉浸在一段想象的中国历史中。由于出生在历史被全盘颠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苏童怀有一种重塑历史的激情。”

——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网站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苏童描绘的世界极端残酷，带着一点中国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欲色彩。”

——马赛某书店负责人

“这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小说，充满异国情调，精致的中国风物俯拾皆是。”

——法国《读书》杂志

无可否认，这样的介绍有哗众取宠之嫌，强化苏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有意之举。但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苏童的尴尬：作为一个已经走入法国读者中间，并在法国出版界获得一席之地的中国作家，苏童在逐渐摆脱自己文学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国文学系统的进程中，却不断地在被强化其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国文学、文化系统接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受制于法国文化定势，无条件地接受“他者”对“我”的文化定位的过程。

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丰富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角度去解读它，苏童的小说也不例外，更何况文化的差异，截然不同的接受视野有时会为解读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开拓另一种曲径通幽的可能。然而，我们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国，人们能够拨开弥漫在苏童作品之上的或阴郁、或凄婉，充满诱惑的迷雾，去发现那个为他们所忽视的，也许是一个更本真的苏童呢？走出了中国的苏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层迷雾，在更宏大的文学宇宙中得到释放呢？

杭零：南京大学法语系博士生

许钧：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

来源于文汇报

《都市》杂志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诗歌征稿启事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诗歌的姿态浓墨重彩地描绘新中国70年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讴歌中国人民团结奋战建功立业建设祖国的英雄壮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新诗的形式呈现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变化，本刊从2019年5月5日开始，向全国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征稿。来稿题材为新诗，每一首不超50行，组诗以四首为宜。截止日期为2019年6月20日。来稿一经刊用，奉送样刊并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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