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理论园地：罗振亚：朝圣路上的精神漫游 ——李琦的长诗《死羽》重读（总963）

王恩荣主编诗眼睛 2021-10-07

罗振亚（1963－），黑龙江讷河人。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穆旦新诗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1983年、1988年、2003年分别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3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晋升为教授，曾任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黑龙江省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天津市写作学会副会长。曾出版《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研究》、《朦胧诗后先锋诗学研究》等专著七种，出版诗集一部，主编丛书四套，在《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诗探索》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三十余篇；曾获黑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青年一等奖、一等奖与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

朝圣路上的精神漫游

——李琦的长诗《死羽》重读

文/罗振亚

李琦的长诗《死羽》发表于1988年《东北作家》创刊号，随着时间的推衍，它的影响越来越大。抒情主体李琦的现实信息源在俗称“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抒情客体《死羽》的文本信息源却发自西北高原。西北与哈尔滨，两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是怎样奇妙地邂逅并复合在同一精神空间的?这是我面对《死羽》时最初的疑惑与感觉。

洞悉诗人的心灵后也许不难寻找到答案。李琦不乏浪漫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强劲的内趋力，为她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并保证了诗歌审美价值的生成。而这种精神气质中的乌托邦假设与残酷世俗现实冲突的无法调和，势必导致她不时产生一种天然而强烈的人生需要，一种“精神”逃亡的冲动，不满于庸常存在境况的单调与贫乏。她痛感到都市物欲膨胀、精神孱弱的人类异化，那里只有生活而无生命，理想的真正的“生活在别处”，进而渴望寻求一种神秘未知的事物，一个梦魂萦绕的精神“远方”，以达到内在心灵的丰富与生命活力的恢复。那么为什么诗人向往的“远方”不是文化悠久、喧腾繁华的中原，也不是花团锦簇、四季如春的西南或东南沿海，而偏偏选择了相对偏塞荒寂的西北?我想这绝非仅仅因为画家朋友讲述的“三个小麻雀”故事的吸引与诱惑，恐怕与蛰伏于诗人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不无关联。不错，西北乃荒凉神秘的所在，可是它自古以来就好像与缪斯女神有着一种天然的默契，是诗的别名，从千余年前王昌龄、岑参等领衔的边塞诗，到杨枚、周涛、章德益、昌耀为主体的当代西部诗，不时有一股粗犷而悲凉的声音穿透岁月的屏障遒劲地传出，或者说西北的广袤与开阔、博大与平静宜于放牧自由的诗鹰。另外，我也曾不无怪诞地联想到西方是太阳与光明的故乡，西方是朝圣的方向，当年陈玄奘取经的目的地是西方，李琦的“径直往西去”是否也暗合着这一思想脉动？因为1986年诗人应和远方呼唤的西北之行，就是一次心灵的朝圣，《死羽》就是朝圣路上的精神漫游啊!

象征架构与形上旨归

创作《死羽》时李琦正值而立之年，但不同凡俗的直觉力与亲历西北的体验，却把她引入了幽深的思想福地。

五百行的抒情长诗《死羽》由十一节连缀而成，其涵容的时空舒展而宏阔。时段是：十五年前——1986年——几个世纪之后；空域是：哈尔滨——北京——乌鲁木齐的车上——酒泉——小镇饭馆儿——沙漠——安西——玉门——阳关——敦煌。浩浩数百年，茫茫半个华夏，特定的时空坐标中跃动着诗人西北行程的所视所闻所思所想的细节或片断。少女时代诗人的心扉因读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而洞开，渴望“当一个诗人”；十五年后，女友讲述的“三只小麻雀”的故事，唤回诗人十五岁时的激动，她决定“去西方”；旅途中，哈萨克人阿斯哈尔、残疾的转业军人、北京籍老阿姨的人生经历织就的“温暖的情节”，伴列车前行；烽燧、高原、戈壁、羌笛、白骨、泪腺，“一路向西的风景”，使旅途的浪漫心事渐趋沉重雄浑；酒泉的苦爷有着苦难的命运，但仍仗义而顽韧地“向往飞”，他的遭遇与性格深深打动了诗人；清真饭馆，诗人因牵挂陌生的流浪人，一改平素烟酒不沾的习性；走入九月的沙漠，诗人忽然生出前生曾飞抵过这里的幻象；在安西、玉门、阳关，小饭店营业员称呼的亲昵从容，小伙子从山坡上摘花馈赠的真诚，维族阿妈特意烙制带有美丽图案贺饼的善良和体贴，令诗人双眼酸涩，感动不已；从敦煌飞天女神的形象里，诗人领悟出生命与生命的意义，于是在心中生命的消遁与诞生同时完成；诗人没能找到那三只麻雀，却时时感到它们辐射的气蕴，所以“归来的路上”，不住地噙泪回望圣母般的雪山；最后诗人幻想几个世纪后，自己化为晴空下朴素的小麻雀，羽翅“飞成美丽的弧形”……诗的底层视象呈现的就是这些，就是西部自然、风情与诗人思绪的分散又连贯的片断流转。

但是如果我们的解读停留于此，就无疑是糟踏了这首诗，等于说它仅仅是诗人思想经历的客观恢复与无为观照。事实上该诗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诗人所写的一切既是实指又别有用意，它摆脱了一般游记诗对一草一木、一情一境精巧描摹与动情歌吟的感物抒情的窠臼；而是以一种从心理体验出发的、探寻灵魂沉沦与飞升的深刻哲思贯通全诗，巧设饱含暗喻、象征的符号系统框架，高屋建瓴，从而激发出诗情绪与理性混凝的多层面复合型题旨，昭示出大诗人必须追寻的路向。

在诗的象征性框架中，“小麻雀”与“我”是两个交互出现、渗透的主体层面。在十一节诗中，小麻雀一直隐现于诗人心中并规定着诗的运思方向，仅显性出现就达十三次之多。若按照新批评的理论阐释，“三只小麻雀／三颗勇敢的心”理所当然地构成了“天赐的隐喻”、“物化的象征”，而小麻雀这一主体中心意象对文本的介入与贯穿，自然也就赋予了诗歌一种言外之旨，使外在视象背后有一种形而上的深层意味与旨归。小麻雀究竟象征着什么?文本的整体蕴含又是什么?我以为麻雀意象在诗人主体融入后已从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交锋中出离，由自然界纯粹的静物转换为诗人智慧与生命力放射的载体，它是对活力求索的翘望，不屈精神的聚焦，并对深陷精神困境的诗人提供了天启神示。在“只有梭梭草和热风”的死寂戈壁，在大山荒漠、黄沙雪土的险恶残酷空间，在布满兽骨、泪腺、烽隧的死亡地带，几只小麻雀无畏地飞翔过、追寻过、歌唱过，即便生命陨落了，它们并排躺着的躯体，仍然将“三只小头颅／向着苍茫的远方”，生死不渝地坚守追求的方向、希望所诱惑的方向。悲凉而荒僻的画面里，那种奔突着的生命力激情令人佩服，从那飞动的生命活力中，感动的诗人顿悟到“原来世界在有道路之前／是先有了无畏者的梦”，并达成了灵魂与小麻雀的融浑。

原来每颗心懂得世界后

都必须交出生命

岁月如海

只许你一次航行

惟灵魂不死

变成凝重的山了

变成平静的水了

多么朴素又警策的隐秘灵魂音响啊!不是吗?梦和理想缤纷绚烂，美妙诱人，人类历史正是凭借一个个梦与理想的贯连支撑才蜿蜒前行的；但梦和理想的道路并不是顺畅的坦途，它的实现也需要付出代价，真正勇者的使命就是去开拓，风沙荆棘遮蔽不了他眺望的视线，死亡与恐怖阻止不了他跋涉的步伐，为了远方一切都在所不辞，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如若这样度过是值得的，它的肉体可以静止乃至消失，而精神却将走向永恒与新生。正是这“勇敢的心”，给诗人以及那些失望者进行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夯实了他们无愧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信念；正是这穿越精神荒漠的力量启示，激起了诗人生命与思想的激情，敦促她在拒绝被外部环境物化的同时同内心自我的淡漠搏斗，顽韧地进行人生苦旅的追寻。原来诗人不懈地寻找那三只小麻雀，就是在寻找一种理想、一种希望、一种已钝化的生命活力！那种追天问地的求索精神，与《离骚》中屈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如此说来，西行之旅不是心灵的朝圣又是什么?

在西北生命活力跃动的空间形式中，沐浴李琦灵魂的不止求索精神的启悟，还有美善一统的人性良知的光辉。诚如一位论者所言：一趟西北之行拨亮了她心中的灯盏，于是她借那古朴的民风张扬了共在中应有的伟大的人类精神。李琦西北之行足迹所至的确是荒蛮偏僻的世界一角所在，那里没有摩天大楼耸立、霓虹灯闪烁，那里缺少迪斯科节奏、先进的科技媒体，仿佛与现代文明处于被隔绝的状态。但世上许多事物都是祸福相依，现代文明推进了人类历史，同时也付出了遗失许多宝贵东西的代价，如人类情感的纯真、关系的亲和与生命的强力。西北的落后令人遗憾，但也因为其落后闭塞反倒未被现代文明完全浸染渗透，存留下一些原始纯朴的民风、自在的生命形式与未被人工化的自然景观等等。恰恰是在这片现代文明之风不很强劲的土地上，诗人发现、捕捉到了人性乃至神性的辉光，并寄寓了自己的情思的理想旨归。

具体地说，在西北风情风俗风物聚合的画境中，诗人透析了西北绵绵悠长的生命情调，触摸到了西北人热情善良、坦诚粗犷的灵魂内核。那些并非中心的穿场式人物，也都可以视为象征人类神圣良知的语符。卖瓜的苦爷，在一个寡妇危难之际仗义地伸出援助之手，以勤劳与微笑扛起沉重的义务，当那女人被迫离开他时，他坚忍地接受了，把自己变成戈壁上的“第一片戈壁”，以后的几十年每月都汇款给那位寡妇，他这“没有家受了伤的鸟”“还向往飞”，那份坚忍达观沉默豪爽让人敬佩又心酸。还有那位采油钻井队的小伙子，青春放牧在荒凉的地方，满肚子苦水，非但不抱怨，反而仍能对陌生人以诚相待，将一束并不美的“干不死”花送给诗人，献上一份衷心的温情祝愿。还有那位外国美丽的姑娘柯瑞嘉，她与诗人一见面就卸去了心的伪装，一见如故，一同吃拉条子面，讨论诗人自杀问题……无论是西北的土著居民，还是寄居西北的创业者，抑或是来西北的旅人，活动于抒情空间的具体的几个人（“我”、丈夫、阿斯哈尔、转业军人、北京籍老阿姨、苦爷、流浪者、柯瑞嘉、营业员、小伙子、阎红），无不本色纯真，散发着神圣的气息。正是受其感召，原本有温婉慈爱善良的母性情怀的诗人，对遭逢的每个生命都奉上一份理解、关爱与祝福，对营业员、小伙子、维族阿妈充满谢意，对陌生流浪者充满惦念与牵挂，并在关爱他人过程中得到了人生价值实现的快乐。正因有了西北的点悟与参照，愈发觉得都市乃是人性扭曲的昏天暗地的诗人，面对西北这一片戈壁、雪山、敦煌石窟组构的“亲山爱水”，沐浴着这—片人与人理解沟通友善的人性的阳光，抖落了城市附加给人的精神尘埃，禁不住为找到生命与理想的故乡而感恩不已，感动不已。

我忽然看清了那图案正中

是一只飞翔的鸟儿

异乡的妈妈呵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事

我忍不住转过脸去……

那一夜我哭了

觉得好幸福

并劝勉读她长诗的朋友：

你要爱你自己

你要认真地沐浴

用水也用阳光

用友谊也用爱情

在她看来，西北存在的才是真实而美好的人性世界，西北人的生活才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与栖居!她对西北人生状态的宣显，可以说是对人类本真与良知的深情呼唤，是对人类被异化的生命的苦心招魂。它无疑体现了诗人理想主义的文化心态和对生存意义、生存价值的终极关怀。

长诗在结构上以寻找麻雀起领，以未寻找到麻雀结止，寻找的思想红线贯穿着首尾两极，诗人有意营造的这种封闭结构与象征性框架的遇合，使诗在底层视象上的高层空间弥漫着浓郁的哲学思辨氛围，有了一种禅宗意味。禅本是静虚止观之意，禅宗的中道义是一个虚无的不可把握的东西，属“无”的范畴，它的最高乃是“空”，让人追求心无挂碍的灵魂会悟。的确，诗人没有找到画家朋友所说的小麻雀的尸体，但小麻雀的飞翔精神与身影不一直伴随诗人左右吗?在西行列车上她“总是看见／三只小麻雀／在比肩飞行”，就是在未找到麻雀的失落中，她的视境中“却总有三个小小的身影／却总有漫天飘飞的羽毛”。这正应了禅宗在不可思议处思议的思维方式，揭示世上那些看似假的东西往往都是真的，因为在禅宗看来虚即是实，无即是有，没有找到自然即是找到了。原来小麻雀就生长在诗人的心中，就生长在诗人的感觉悟性里，并且，从象征意义的层面说它们就生长在西北人的灵魂深处。维族阿妈贺饼图案中“是一只飞翔的鸟儿”，那位苦爷，那位残疾的转业军人，那位有结卤意志的流浪者，那些有家没家的、受伤未受伤的人们，不都是一只只“向往飞”的麻雀吗?尤其是诗人与麻雀意象的互渗，已使二者泾渭难辨、主客融汇，她对希望活力矢志不渝的求索的那份执著、那份专一亦不正是一只只给人以生命启迪的小麻雀意象的外化与代指吗?

优秀诗歌的文本内涵是无法穷尽的，具有不可完全解读性。《死羽》的意味旨归是个多维系统，也许诗人还有更深的蕴含企图，也许读者将会有更新的思想发现。读《死羽》我总挥赶不去艾略特的《荒原》、屈原的《离骚》的影像，我不知道《死羽》与后二者之间是否有直接联系，但流贯诗中的内在精神却如出一辙。只是从《荒原》中读到了绝望，从《离骚》中读出了忧伤，从《死羽》读出的是一种向上的力量。

平衡：寻求突破长诗艺术的探险

文章大体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作品面世不久即成隔日黄花，难再为人提及；第二重文本活上十年尚有人咀嚼，这对作者已属莫大的福分；第三重是文本生命长于作者生命，人虽仙逝数载，作品仍被不停流传。从这个意义上说，《死羽》至少已跨入文章的第二重境界，二十二载时间河水的冲刷，它还光彩依然。

1986年对于李琦是值得庆幸的。这一年《死羽》的写出为其灵魂与想象力的飞腾寻找到了载体，标志其诗艺攀升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同时为汉语诗界长诗艺术的突破传送出可借鉴的信息。必须承认：作为泱泱诗国，中国的短诗已臻出神入化之境，但史诗与抒情长诗的传统却相当稀薄。原因是复杂的，因为史诗与抒情诗既需历史提供机遇，又要诗人具备兼容大度的艺术修养；东方式的沉静与个人经验、承受力、客观理性的牵制，也不允许中国诗人过分涉及艾略特的《荒原》一样的领域。到了新时期这一缺憾更为显在，抒情长诗一再被忽视，中间虽有江河、杨炼、廖亦武等人倡言寻根史诗的试验，可因当代意识的烛照不足，到头来只是让读者嚼了一通传统文化的中药丸。而任何一个诗人或诗歌运动成熟的标志，就是抒情长诗、史诗等鸿篇巨制的诞生，否则就难以企及辉煌。李琦的可贵之处是作为诗感与思想素质俱佳、学养丰厚的诗人，她对宇宙、人生、社会都有独具慧眼的发现认知；但又能不为知识所累，而仅仅以其作为背景存在，不靠移植西方的哲学思想哗众取宠，也不做玩弄技巧与意象拼贴花样的形式主义者，她是通过对自己良知与灵魂的引爆，用生命与直觉写诗，探寻人类生命价值等超越性的精神命题，所以开辟了一方簇新陌生又深邃异常的审美经验境界。不知她是否有意为之，《死羽》把相对或异质因素掺合一处，以一种平衡综合的艺术风度来激发艺术张力与多重复调感，这种大诗人才具有的姿态与探索，尚不能说完全成功；但至少为汉语抒情长诗的写作输送了新的质素。

《死羽》艺术的首要特征是主客互动，综合了抒情与叙述二维因素。西方传统史诗强调客体之实，叙述主体与叙述客体的距离感处理不当会陷入沉闷板滞的泥淖；东方的抒情短诗传统则崇尚主体之真，张扬情感的自然诚挚与强烈，弄不好会走向凌空蹈虚的偏狭。深知此中三昧的李琦没有偏向其中任何一维，而是逸出传统之圈，谋求两维融汇，主客互动，叙述与抒情的交相穿插，创造新语境。

为避开长诗易迷失的向议论、理性概括倾斜的误区，不使自我扩张淹没诗艺的魅力，诗人吸收了史诗规范意识的合理内核，重客观“叙述”的表达方式，再现西行经过、经历的人与事，甚或有点儿小说化、戏剧化企图。于是数位个性鲜明的人物与情节片断走进了抒情空间，如：

苦爷曾娶过一个女人

那是一个三十八岁的寡妇

带着四个娃四张等吃的嘴巴

苦爷那时是精壮的汉子呢

说声住下吧就娶了她

三年暖暖乎乎的日子

是抻得又细又匀的面条

是挂在房檐下的红辣椒

并不完整的故事碎片，已使苦爷的精壮强健、仗义善良从形到质地耸立起来。

他深情地念叨着山丹

像说起远方的情人

他说在山丹待了八年

这辈子就这八年有意思

他说这次是专门来看战友的

战友就是那奔腾的马群哪

他说要是能像从前一样

说什么也得死在西北呵

说完他撩起深色筒裤

那右膝下竟是一截假腿

无须多言，只是一段简洁的叙说，一截假腿镜头的摄取，已使转业军人对西北饱含悲怆的生死之恋力透纸背。于是大量戏剧性细节与景物画面蜂拥而至：

我是望着世纪缄默的烽燧

我是铜奔马蹄下的飞燕

我是诱惑绝望者的蜃景

我是赭黄如你肤色的高原

我是难以穷究的戈壁

我是缭绕至今的羌笛

我是警醒阳光的白骨

我是伸向辽远的泪腺

蒙太奇式意象的跳接，自古而今、由东至西的一段历史、自然风光尽收眼底。因为客观性叙述因素压着阵脚，《死羽》中不但时间与空间视域十分宏阔，带着史诗的一定的文本特质，而且也避免了情感的夸饰与想象的虚浮。

如若通篇都是客观叙述状态就难免沉闷板滞，因此诗人又融入了大量的抒情因素。它让主体“我”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直接介入，从幕后走到台前，于是一曲曲西行的心灵颤音弹拨而出；主体的心灵抚摸使诗中的人、事、物等叙述因素都不同程度地浸染上了主观化色彩。在交待十五岁读普希金诗的感受时，诗人写道：

你诗心若星

皎洁了一片十五岁的夜空

在你的林子里

有一个拣棕果的小姑娘

她忽然发现自己的心

长满了轻柔的羽毛

她忽然感觉到

诗是一眼泉

正在她整个肢体里

丁冬

她忽然渴望

当一个诗人

毫无设防的心绪淌动，烘托出一个充满幻想的浪漫诗人的存在，正是这种气质促成了诗人三十岁时西北的诗性游历。西行途中，诗人面对神奇的敦煌艺术，面对肌肤丰腆、反弹琵琶、云鬓高耸、裙裾飘飘的飞天女神，忽然悟到自己的美丽与幸福，禁不住喃喃说出“一种美丽的感动如雾／弥漫了我整个灵魂／我忽然明白了／生命”，人比神更动人，艺术书写的是人的永恒。众多心曲穿插在故事的交响中，灵动活泛，拉近了诗歌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阅读时顿感一阵亲切之风拂面，迅速沉入诗人设置的浓郁情境之中。可见，叙述与抒情并非常人视若水火不容的两极，它们在《死羽》中相生相克，相得益彰，强化了诗的具体可读性的肌质与真切可信的亲切风格，共同保证了诗美之鹰的腾飞。

其次是语言情调、结构组合上局部自由悖裂与整体谨严浑然的平衡。鉴于文本各单元中诗人情思活动时而冥思时而凝视时而幻想时而感动的多重情感纠结的特质，诗人在语言与句法格调上也灵活多变。如一二节运用事态语言，叙述诗人西北之行的动因与在火车上的所见所闻，有种画面的凝定感；三节是判断性的意象语言，以西北地域性的人文与自然景观闪跳，达成与诗人流动思绪的谐和；而至最后一节则属感觉性的抒情语言，恰切酣畅地传递出诗人心中的幻觉，亲切又优美。每一节的写法与节之间的衔接很随意，各节之间的故事、画面、意象、情感似乎也缺乏前后严密的逻辑关系，各节相对自由到可以单独成篇的程度；众多异质节段、语言板块在统一框架中的交叉流转，造成了时空与格调上的双重断裂。但是各节段、语言板块有诗人西行经历与人生价值思考这一共同指向的内在贯连统摄，又结成了相互呼应共振的符号系统，形散神聚，缜密又浑然。这种框架方式与组合，既改变了一般诗歌的线性平面感，呈现出主体复合效果，又拓展了诗歌联想空间的张力。

再次是生活实景与想象虚境的契合。为获取与在写实（游历西北的行进线索）与象征（麻雀意象）间飞动的诗思呼应，诗人巧妙地启用了生活与想象并举、真与美交错的抒情视角。当写行进线索时多用生活实景的描述，如画家朋友的西北之行的经历，诗人在火车上遇见的三位旅伴，沿途的风景，苦爷的遭遇，诗人在安西、玉门、阳关与服务员、小伙子、维族阿妈间发生的联系，都采用原汁原味的现实模态恢复法，一段段故事，一个个人物，一幅幅画面，仿佛把人带回了彼时彼地的西北高原，目睹着诗人那一段人生轨迹，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亲历感。而表现象征着诗人人生途中的种种感受境况时，则多为想象中情景的虚构，如惦念那陌生的流浪者时写道，“今夜你在哪露宿／你会生病会遇险你会死么／你怕么忧郁么你哭么”；当诗人置身九月的沙漠突然悟出：

是呵，我先前肯定来过这里

我飞到生命的尽头了

当戈壁风吹动我的羽毛

我的灵魂

徐徐上升了

而后随着春天的风

向着东北方向移动

终于又以人的躯体

来到这个庄严的

世界上

诗的结尾，没有找到那三只小麻雀的诗人，畅想到几个世纪之后：

蔚蓝而动人的晴空下

还有

那朴素的灰褐色的小麻雀

羽翅一张一合

飞成美丽的弧形

如果你偶然看到了它

未来的朋友

你可一定要相信

那其中的一只

她曾是个

写诗的女人……

场景、情境或是猜想式的虚拟，或是幻觉的展开，或是假设的想象，严格意义上说都属于可有可无的或然性存在；但寄寓其中的情感、体验与思考却是真实的，它们共同活画出诗人温柔善良地关爱牵挂他人、具有绵绵不息求索灵魂、充满美丽幻想的复合影像。《死羽》这种梦与真、想象与生活交错的视角，把诗人的情感表现得曲折婉转，隐显适度，把诗推向了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美学境界，亲近而渺远，超然又清晰。

另外，《死羽》也实现了题材写实性与寓指超越性的统一。它虽不似传统史诗中人物业绩、民族兴衰题材那般言之确凿，有案可查，但也完全是诗人那次游历西北行进线索与见闻思想的真切再现，有明显的写实色彩。只是麻雀意象与寻找麻雀意脉的介入贯穿，使诗立足于诗人西北之行，又超离了西北之行的客观具体描写层面，直指人类精神向往本质的超越性审美旨归。这样不但使麻雀意象、全诗的抒情空间有弦外之响，即使是其中的某些人物、事件也都成了抽象性、象征性的精神符码，如转业军人、维族阿妈、北京籍老阿姨以及他们与诗人间发生的人生故事，就既是自指，又可他指，这样无形中就扩大了诗的朦胧效应。

一个民族无论在任何阶段，都需要并渴盼代表时代精神历程的作品出现。可是到了华夏吁求振兴腾飞的20世纪80年代，刚从人性与尊严回归向度上走脱的诗坛，对这种精神内涵并未做出正面有力的回应，一部分诗人热衷于构筑寻根史诗，可惜对题材只能入乎其内却不能超乎其外；另一部分诗人则向闲适、享乐趣味倾斜，一味发展轻软型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执著于人类精神探寻的《死羽》问世，是否可以说是对诗坛偏向的一种抗衡与弥补呢?不论诗人对这一点自觉与否，《死羽》都不失为一种明智而优卓的选择。

来源：《名作欣赏》2011年第2期

往期回顾：

1、诗眼睛||理论园地：罗振亚的《原创与实验_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艺术趋向》（连载1）（总285期）

2、诗眼睛||理论园地：罗振亚的《自然与朴素的力量》（连载2）（总287期）

3、诗眼睛||理论园地：《罗振亚：新世纪诗歌的精神担当与诗艺建构》（连载3）（总2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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