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荐读：世界：被宽谅之后的完美 ——读张建新诗集《雨的安慰》（总1104期）

张建新，73年生，安徽望江人。作品见国内外各诗刊杂志，入选《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中国当代汉诗年鉴》《21世纪中国最佳诗歌》《中国诗歌精选》《新世纪诗典》、《中国当代短诗三百首》《2012－2013中国年度诗典》《诗生活年选》等诗选、年选，著有诗集《生于虚构》《雨的安慰》，曾获2013年度张坚诗歌奖等，《赶路诗刊》编委，鲁迅文学院安徽作家班学员。

世界：被宽谅之后的完美

——读张建新诗集《雨的安慰》

一苇渡海

张建新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小城。小城写诗的人凤毛麟角，介绍张建新的诗我责无旁贷。

我们偶有小聚，但几乎不谈诗。这似乎回避什么，又隐喻什么。某个时期的写作状态，一首诗写出的喜悦，诗句延伸的幽微，等等，都被凡俗的应酬遮蔽。诗在纸上建筑了生活、情感、对世界的态度、个人的诗学，然后诗人淡然退出了写作之境，张建新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诗像是处理掉的隐私，又像是隐私深渊里自证般的沉璧。我们回到生活本身，或许有这样或那样的身份，但没有诗人身份。文字，或语言，不给出真实身份。在某些年代，诗人是能给定关乎身份的“位置”的；但当代，最优秀的诗歌写作者也确乎没有位置。在我，从无“诗坛”（类似“聚义堂”的概念）一说；张建新大概也不会关心：作为诗歌写作者，他的位置在哪。我们的写作，某种意义上受益于“位置的麻痹”。

从实而言，我不懂得生活。不懂得也就无所谓爱不爱。活着，也许就是不证自明的爱。与其说爱生活，莫如说我仅爱生活的神经——它电流般的闪射，它百变莫测的奇诡。我以爱神奇，替代了爱生活。鉴于此，我不爱读那种叙写生活情绪或志趣的诗。在我看来，抒情诗，如果没有发明生活，一定被生活消极投射。在一种自欺的意义上，千年以来，诗人们以为抒情诗能互文自我，让自我承载过去、感应当下、投射将来，在时空中显现个体位置。抒情诗被各种生活抱负（归结为“留下诗名”）填充着，以致成为了一种生活抱负。张建新是否也有过这种写作初衷？坦白地说，我不想在抒情诗里看到诗人对自身处境的情绪勾勒，因为它隐含诗人在苍茫时空中对自我位置的追慕，说到底是一种虽艰难但没有诗学价值的诗名渴求。而情绪感染，是诗的副产品，而非诗的任务。

那么对于张建新的诗，我将要谈什么？张建新的《雨的安慰》给了我怎样的“诗的安慰”？

雪，是一个千百年被书写的俗词。探讨人格化的雪与内心清洁的对应关系，与张建新个人世界情感教育的对应关系，不是我的兴趣。但是为梳理张建新诗歌写作的推演，我得从这个俗词谈起。张建新的诗里频繁出现这个词，诗集的卷三以“把一个词带到雪中”来统领。张建新出生于新疆，天山以北的某个僻壤，隐隐地，我感觉张建新偏好这个词有某种天然性。也许吧，雪，对于北方边地出生的人更有元启意味，以致张建新后来成长和栖居于皖南的滨江小城，这个词仍渗透着他？“我坚持用多汁的触角/试探着回到最初的开始，孤独笼罩，美从中而来。”（张建新《清晨十四行》）诚然，在朋友的相处中，我着实感到建新活得“没有争议”，雪粒般通透简单。但是通读他的诗集，那对于建新具有元启意义的“雪”，我感觉也许更指向诗歌写作的无可争议性。没有任何充足理由能解释人与诗的关系。对于写作，雪，也许就是起点的悬置，作为空白的悬置。“荒唐的逻辑和法则在造雪”（张建新《还原》），他还说“我喜欢‘漫无目的’这个词”（《看花》）。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张建新的诗歌写作是持续的。在这种必备的韧性之下，张建新的诗由单纯的情绪化呈现转变为更具智性的表达，这种智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写作的自觉”。在诗人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唯进入写作的自觉，才有讨论的意义。自觉，换言之，即“美的抉择”。我欣喜地看到，张建新的诗歌语态和语势已较为圆熟地传达出“美的抉择”。这一抉择统摄了诗人对世界的态度和对语言的态度，统摄了他全部的现实和象征。在其力作《残简十一章》中，十一个诗节蕴含了一个整体性发难：诗人何为？而调遣和完成这个发难，涵盖他诸多艰难而漫长的隐秘工作：对人性深度的发掘，对文明演进的检索，对事物及其存在真实性的质疑等等。当然，诗并非呈现诗人的工作性，但诗人暗战式的工作总会在语言层面交汇出某种语势、激荡一股语言能量。这种语势及其携裹的能量且能反过来教育诗人，震颤其语言的神经，或“在虚拟的自慰中归于平静”（《残简十一章》之二）。另一首诗《都是雕像》也显示了他先于抉择的整体性考察与体认：“……佐证无所不在/黑煤窑的鼻孔、战争的嘴巴/……艺术的血腥/多么让人迷恋啊，甚至它就是人类史的全部”。既检讨了文明史，也检讨了心灵与存在的对峙，并让这些检讨达成艺术的荒谬，进而奇迹般达成语言的机会——正如这首诗结尾的隐喻：“我们站在那里，哑口无言，等待加冕”。这个反讽意味的结尾，让我确信张建新有能力让他的考察与体认被“美的抉择”追认为——诗性。

在体认“南北列车/穿山越岭，追逐一曲曲/繁华的文明悲歌”（《残简十一章》之十一）之后，在给出“时间是用于速度来撕扯的”（《故事里的事》）终极式命题之后，在发现“火车已提速，不因真相而返还”（《挽歌》）之后，在恍惚于“逻辑的圆圈”（《桃花红》）和受囿于“对一种色彩的拒绝会让我们/沦陷于另一色彩”（《光的统治》）二元论的粗暴之后，张建新借用温德尔-贝里的诗句无不伤感地说出了自己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我对尘世日渐失望”。（《草木书》）自我的清醒会看到周围更多的木偶，这使他“感觉到自己/——从未孤独得如此狼狈”（《看花》）。张建新写作的自觉与其个体生命的自觉共生。在我看来，卷四是这部诗集的最璀璨的华章，集中凸显了诗人“美的抉择”。这一“美的抉择”首先表现在诗艺的自辩上：“空中需要有鸟，表演盲目的飞翔，大地/需要瞎子和哑巴，传授/滑向深渊的技巧。”（《光的统治》）诗人在表达自己对写作意义的考量的同时，也以“需要/盲目”、“飞翔/滑向深渊”这种反搓性词组揭示诗艺与写作主体间隐在的能量反搓。在能耗的意义上，诗人完成了诗并让诗的自在性得以自许。“在玉帛般的雪后/我把身体贡献给废话/这是表象的，又是必须的/更是勉为其难，仿佛伟大的贿赂/仿佛阳光必然伴随阴影”。（《勉为其难》）“我与台阶的关系有着/无限种可能，我活在/另一种光影的较量之中”。（《关系现象论》），这些诗句既彰显建新的写作姿态，也呈现诗文本的美学姿态——无论是词态上还是整体表述的意态上，都穿透了表象，导向对表象之下诸种悖谬的宽谅。其次，“美的抉择”还表现在诗人对“距离”的自觉上。我以为，正是对“距离”的自觉，张建新的诗，从容的叙述形式难掩思辩性的强化。而诗的思辩性，从内在形成机制上看，往往源自不显在的真相导致的紧张，这种紧张反证了警惕表象的诗人对真相的渴慕。“他们一直没有停止交谈/我不大相信他们在说着同一件事情”（《貌似神离》）。张建新对距离的自觉还表现在：命运集体中的个体抗辩意识，个体话语在集体话语中的退守或转向突围：“我不能反对花在集体中开放，不能/反对一个人被一群人赞美，但/在冬天大棚花房里和荒野之外，我/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文本”(《看花》)；“我抵制/任何方式的集体悲伤，如同/我反对‘共同的目的’这一说法”（《火车》）。这些诗句让我想到杭州诗人梁晓明的名诗《各人》。对集体话语的疏离，对命名的警惕，保持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获得否决的本领（也是给出方式），是波特莱尔以来极为可贵的诗歌美学姿态。

从现实到象征，无不存在“粗暴的统治”。它被诗人观察、经受，也考验诗人。海德格尔所谓“诗意地栖居”，并非对生存和写作浪漫主义的勾画、少女式的缅想。单就“诗意”内部，有着种种不确定的张力。之于尘世的喧嚣和语言艺术领域内的喧嚣，诗人需要获得静默的力量。在文字虚拟的美中，“和解”，带着宇宙奇点的味道，平息因对峙和摩擦而产生的“高烧”：“看看这雨，无序，混乱，/让世间万物变得模糊，/好吧，既然这是必须的/过程，犹豫也没有用，/且把它看成一种漫长的/安慰，洒在夜夜高烧的额头。”(《雨的安慰》)短诗《在青林寺或不在青林寺》呈现“内”与“外”的两重“安放”，呈现了和解之下身体与语言的双重平息。而所有的“平息”，都是爱的律动的发端，生命和语言活力的发端。是宽谅带来平息，在静默中达成世界的完美，并延拓生命和艺术的种种可能性，抵制绝望的侵袭。在这个意义上，静默的力量优先于颓废的力量。在《我的世界》一诗中，作者写道：“每一阵风吹过，都能/听到遥远而慈悲的呼唤，把一个完整的世界送到面前。”

沈天鸿：张建新诗集《雨的安慰》序

沈天鸿

文学的时代并不与经济时代或者政治时代同步，沙皇俄国时的文学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我国也是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并且取得辉煌成就的诗歌，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其代变之快，迅速经历了朦胧诗、现代诗、后现代诗乃至目前持续了近十年因现代诗、后现代诗并存并且都面貌模糊的“无面目”，是大大领先于时代的变化的，虽然也有某些同步的迹象可寻。

张建新是一位“老”诗人了，他在朦胧诗迅速衰落现代诗崛起时开始诗歌写作一直到现在——在我看来，他的诗尤其可以被看成是自现代诗崛起到目前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或者一个标本。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这说明他的诗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更在于他各个时期的诗歌作品，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上述期间中国新诗的特征。

最早主要哺育建新的诗和建新所写的诗，当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迅速崛起的现代诗——我所使用的“现代诗”或者“现代诗歌”，是哲学性质上的，而不是时间性的。虽然任何时候都是泥沙俱下，当时许多见诸报刊的“现代诗”都是徒有其表，而无现代哲学性质，但建新的诗是很快就具有现代哲学意味的，这也就是说，他写出的是真正的现代诗。那时他是一位二十多岁的电工。由此可以想见他的勤奋与敏悟。但这本诗集中没有收入他早期的诗，后来的诗中比较典型的这种写法和性质的诗有写于2008年的《在青林寺或不在青林寺》：

我比雪晚一些抵达

进入青林寺首先

要进入到一场雪中

我是人群中的早起者

一行遗留和消失的脚印

见证了这些，也见证了

雪仍在身后落下

鸟群在树枝上落下

我在早课的经声里落下

题目“在青林寺或不在青林寺”就是现代哲学性质的，诗中所包含的到达并非到达、早起者并非早起者等这种看似矛盾悖论但其实是斩钉截铁的判断，也是非现代哲学而不能为的。这种看似矛盾悖论但其实是斩钉截铁的一系列判断，使这首很短的诗拥有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形式上这首诗也完美得无可挑剔：包含着几个断裂和跨跳却仍然流畅；直接说出的方式却不妨碍意象的圆润与饱满，不妨碍诗获得“客观”的意境。

在写了一段时间的现代诗后，建新的诗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到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本诗集里的绝大部分诗都是这变化的体现者。从这些诗来看，后现代诗显然给了他影响。中国的后现代诗比较复杂，有多种面貌，但它们作为“后现代”，共同点是思想平面化，形式上口语化。美学性质上粗俗化。现代诗写得比较成熟的张建新当然不可能全盘接受这样的后现代，他将后现代诗这些因素引进自己的诗但有节制，并且因为他的根本是现代诗，一开始进入他血脉和意识的“现代”，本能地对抗引进的“后现代”，这种对抗后的妥协，就形成了他的诗歌的独特面貌：一种现代与后现代杂糅的混合体。

这种混合体的特征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1.形式方面，现代诗强调意象的建构，注重通过意象“自动呈现”来暗示。语言具有鲜明的书面语特征。结构主要是并列式的。后现代诗不注重甚至反对意象，不“自动呈现”不暗示而是说出。语言是口语或者口语化。结构依赖于线性——我们知道，线性结构就是事件的自然次序即单一方向延伸的次序，所以，我认为后现代诗和其后“无面目”的诗中的相当部分的结构和叙述方式，其实是小说的方式（小说的语言为什么都是口语的或至少是口语化的？这就是因为它要叙述，而叙述的本义就是说），即用小说的方式来写诗。

建新则保留意象和书面语，但保留下来的意象接近物象，也就是说只具有微弱的意象性质，从而向后现代的“扁平”靠拢；结构则是多条线的并列（有时也只是单一线性的）；保留下来的书面语因为意象的微弱而不足以暗示（不足以暗示就意味着语言的附加意义即非字典意义减少），因为表达方式由充分暗示改变成说（即也引进了小说的方式），变得“透明”而近于口语，而且有时他也引进了口语。

小说叙述方式的引进，决不只是引进了小说的叙述方式，因为叙述是与被叙述的内容结合到一起才体现出其方式的，而这个叙述与被叙述的内容结合到一起的过程，在写作中就是作者想象的过程，那么，小说的叙述方式与被叙述的内容结合到一起的过程，就必然是小说式想象的过程。小说式想象是什么？是对社会因素如何互相作用的想象。所以，后现代诗和张建新这一时期的诗，社会因素甚至直接的社会生活中的事情，都占据重要的和突出的地位。

2.美学性质上，现代诗推崇崇高，追求崇高；后现代诗消解崇高，追求粗俗，甚至粗鄙、低俗。张建新这时期的诗仍然维护崇高，但也一定程度上世俗化，或者说日常化。也就是说，他将后现代诗的粗俗替换成了世俗或者日常。

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他这一时期的诗是混合体的原因和理由。

鉴于这本诗集中几乎都是这种诗，并且以上所述特征都比较明显，就不举例了。

建新这种混合体的诗，优点是保持张力但同时相对明畅，直接呈现人的生活但仍具有总体象征性从而持有“高级读者”需要的余味，语言外表的“普通”和日常情景激发的情感，以及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的汇合，都能获得尽可能多的读者。——无可否认，现代诗中有一些诗，尤其是主要运用超现实主义技巧的诗，内心生活足够，外部生活却比较欠缺，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的汇合就难以实现。张建新诗中实现的这种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的汇合因此值得肯定。

这种混合体的诗还有一种客观意义，即对抗目前中国文化包括在中国诗歌中也有表现的反智主义和“白痴化”。同时，也有助于克服或者减轻中国后现代诗歌的思想平面化、美学性质的粗俗化的倾向——就诗歌而言，思想平面化、美学性质的粗俗化的下一站就是反智主义和“白痴化”。

创造了这种混合体的张建新的诗，因此在当前的中国新诗中有着独特性和价值。

建新仍然年轻，诗歌创作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诗歌、散文诗等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包括像《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这样的重要选本，相信以他的勤奋和努力，将来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被他创作出来。

谨以此为《雨的安慰》序并祝贺建新《雨的安慰》面世。

猜测转身的理由：张建新诗歌解读

文/张驰

建新是一位谨慎而有实力的青年诗人，从他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jx]里，很难在第一时间看到他的新作，往往上到博客的，都是他发表过的东西，这是我说他谨慎的一个原因。我曾在鉴赏他的两架《秋千》里也说到过“他是让生活入诗的高手”。有一次，他在博客小纸片里递过话来说“正在调整中”，我想，趁他正在“转身”之际，何不猜测一下他“转身”的理由呢？也许同他明说，他也会更加准确而全面地告诉我，但是，作为关注他的一个读者，我不想这样，更何况他的诗歌从题材、内容到方法、技巧（也许建新烦在他面前谈及方法问题）在70后诗人群里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想他的“转身”对其他诗人或读者也应该有一定的示范与借鉴意义，所以，我还是决定从他的诗集《生于虚构》（主要收录04、05、06三年的作品）与留在博客里的全部诗作入手（这二者间有部分是重复的），看看他为什么要“转身”，如果不“转身”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创作情形，于是就又有了这一篇文章。

老实说，对张建新作这种猜测，是很吃力的，甚至是讨不了好的。由于年龄、经历、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诗歌美学追求等方面存在的种种差异，我很难抵达他的风格；而分明地，他的诗歌里又确确实实存在着许多“好东西”，并时不时地勾引我的美感，但是，这个被我称之为好东西的“东西”又不在我的理性思维之内，所以，我一方面必须十分耐心地隔着“晨雾”看他开放的花朵，另一方面，我还得尽可能地将他的诗歌“还原”成他的生活，唯有这样，我才能真正找到他“转身”的理由（我认为的理由）。

他说调整，我说转身，意思大抵还是一样的。既为“转身”，说明他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既为“转身”，说明他也意识到如果再按过去那一段长路的方向走下去恐难以抵达他所要抵达的目标，所以，他要转身（调整）。那么，他走过的“长长的路”留下了什么呢？又有怎样的令他不太满意呢？

一、他完成了一位青年诗人对生活与人生不得不诉说的心事，并在这份诉说中照亮了自己的心魂。

据他自己介绍：“张建新，男，73年生于新疆，现居安徽望江（工作于望江县医院）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永固村”。也许是父亲曾在新疆工作的缘故，所以他生在了新疆，也许是生活中的某种原因，他又一直居住在这个被他称为农村的永固村。这个中原因，在这里不必去全部了解它，只要知道这个事实就可以了。从这样一个大致的生活轨迹里，我们不难想象，建新既不属于新疆，也不属于城市，同时也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属于农村，所以，他在诗集《生于虚构》的后记里也坦言：“三十多年来，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与村庄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这就使得我注定只能以一个客居者的身份在村庄里存在着。”“在少年时，我就喜欢经常独自一人借助黄昏尚存的光线在村庄游荡……一路上的油菜花丝毫没有对我这样一个客居者吝啬，于是也便有了这样的诗句：‘少年坐在河边的石头上/风吹拂他的外衣如欲飞的翅’。”笔者没有找到这首诗出自那一首，但也理解了这首诗、这个村庄对建新一生的影响。他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这样写道：“童年漏着雨，散发着霉味的棉被里/我睡着、母亲睡着，奶奶吃下大把的止痛片/头枕青砖，梦见父亲在遥远的边陲开疆辟土/我无梦空悬。雨从屋顶笔直漏下，有些凉……”还是这首诗，他接着写道：“我的姐姐在河水之上，被巨大的白莲花托着/安详地走向遥远的地方，再也没有回来，回来的/只是布谷鸟灰色的身影穿行于空荡的大地/……我不是那个在田野里奔跑的明亮的孩子/尽管我是那么想、那么渴望，我孤独的根须/何时被插在了一个人的倒影里？”

从这些沉重而忧伤的诗句里，我们不难看出从童年、少年一起步，苦难与艰辛就跟上了他的脚步。当孤独、苦难、渴望、艰难、外乡、客居……所有这一切都强加在早慧的建新身上，反抗的唯一出路，就只有诉说了，只有自己对自己诉说，心对心的诉说：“我出生的地方我从来没见到过/因为刚出生就像草籽一样被吹走了/可能以后去看看的机会也很渺茫/所以我的籍贯这一栏一直是杂草丛生……/在打开的青春练习册上我曾写下过/灼热的爱与恨，而今天我在写：/疼痛、药、隔阂、火焰、账单”（《简历》），这是对苦难的诉说；“为一个人准备一架秋千/为两颗柔软的心/准备一副绳索的梯子/是的，我承认这有些奢侈/在迅猛的生活里我几乎/丧失了转身的勇气”（《秋千》），这是对无奈的诉说；“白色的花蕾颤动，在微凉中/绽放出时光中那段空白的旅程/在彼此的场景里，我们都是/被称为的那种流离失所的人”（《茉莉》），这是对爱怜的诉说；“两个人的谈话逐渐变成/一个人的自言自语/窗子是打开的，风/把雨水送到冷却的杯里/……他想，除了雨雪，应该/没什么东西可以掉下来了”（《年终总结》），这是对孤独的诉说；“下午，我在等待风，等待/一个适宜的进入春天的角度/……但这又有什么用？即使春天/我也不能逃脱被它牵引的命运/而此刻，我只想在命运里捕风捉影/在只言片语的幻境中微微荡漾”（《风筝》），这是对矛盾的诉说；“在一片水里等一条船/在一棵树下等一片落叶/……那么多人都不见了/丢失的记忆隔着千山万水/孤注一掷地吹来/火车已开走多年了/撞击的温暖/在铁轨的内心结为寒霜”（《等》），这是对绝望的诉说；“多少年了，我是村庄曾经忽略过的复杂气味：/一阵若即若离的风、一个不合时宜的返回者”（《一个人的村庄》），这是对生存的诉说……

然而，建新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些苦难与不幸的诉说上，诉说之后，他还有自己的反思，并在这反思中试图寻求某种改变与突破：“你可以轻易地搬动我/这么多年，我确信这一点/我们之间可以删繁就简/……而现在/我放弃这些，忠于你的指向/毕竟，运送灵柩的人/也曾运送过钢琴”（《期待命运的和解》）；“看一看树木的指向/看一看那么多鸟、浮云/它们啁啾着恋爱/柔软的羽毛支解了对抗/看一看天空/我就原谅了你满身的浮尘”（《看一看天空》）…… 从这些诗句里，我不仅读到了诗人对生存所抱有的新的理性，同时，也感受到他正在悄然地将“另一个自我”从苦难的肉身里抽取出来，进而让这个存在着的“自我”变成“肉身的我”的另一个旁观者。

二、他找到了一个游离于社会生活与肉身身份的自我存在，并在这种存在下享受了生命的虚空。

“多么顽固的依附/血脉相连的杂种/我为你剥皮、剔肉、流血/带着伤疤行走在朗朗乾坤”（《手术》），与其说这是一次现实的手术，无宁说这是建新在为自己的灵与肉的分离所做的另一场手术。灵魂不愿与肉身一起经受苦难，就只好通过“手术”作一次分离，而一旦分离之后，灵魂似乎感觉到这种存在比以前轻松多了，从此，“他”主要的任务只是对“自我肉身”的旁观或者说对其他肉身的旁观，而不会再象过去那样参与肉身的各种身份并且不得不一起去经历磨难：“开始变轻，我所看见的泥土/人影幢幢，一辆货车经过/灯光刺进体内，有什么东西/需要披星戴月送往异乡”（《虚拟》）？离开肉身的灵魂当然是轻松的，作为一个“旁观者”，好奇的心态也便凸现了出来，而且，这种心态也更加趋向于理性：“挑水过独木桥的人/一边是一桶水，另一边/也必须是一桶水/而不是二桶水/更不是泥土、金子、泡沫/以及其它的什么（《 平衡术》），在这里，“他”似乎在抱怨过去那个灵肉合一的“我”为什么就不知道这么简单的平衡术呢？“‘起大风了，’屋内的人说/显得那么不真切，行走在/风里的那个人从来不说：大风/在树木停止摇晃之前，我要重温/记忆里纠缠于肉体的黑色线条……/日复一日，我装聋作哑，无视于/内心的凛冽。当他们说：大风、大风！/他们所见的只是被大风吹动的事物/‘生活里，没有什么能够被风吹动’”（《大风》），在这里，“他”似乎又发现了一种生活的真谛：大风能吹动事物，却吹不动生活本身。进而，也似乎是不动声色地就对人类生存的意义进行了某种置换：对生命而言，只要活着，就是生活本身，而其他的一切诸如苦难、失意等等无非也都只是事物而已。

这是一种经历了太多磨难后生命的必然超脱，而达到了这种超脱之后，也必然会是面对一种生命的虚空状态。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虚空”，它不同于通常意义下的“空虚”，前者好比是书法中的“飞白”，是一种力量下的境界，是一种诗意的呈现，而后者是一种“失重”状态，是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滞留。“看月亮的时候，看一次/身体就轻一次，这是月亮的陷井……/有人把发霉的衣服拿出来晾晒/这不能证明他依然/爱着那些匍然碎去的时光……/如果我们非得谈及重逢与团聚/我会漫不经心地把烟灰弹入它：/——我们之间这枚/闲置已久的古老而巨大的烟缸”（《同一个或另一个月亮》）。这首写作于2007中秋夜的诗句，在我看来，是一首诗意浓厚的诗，从月亮这一自然意象的呈现中，不难看出这首诗的主题还是与思念有关，至于是思念谁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时的思念是一种超情感、超肉身的思念，是一种类似于“飞白”没有沾上半点笔墨的思念，带有浓厚的原创味，就象“有人把发霉的衣服拿出来晾晒，这不能证明他依然爱着那些匍然碎去的时光”，这既是对前面诗句中“轻”字的具象化，也是对后句“如果我们非得谈及重逢与团聚/我会漫不经心地把烟灰弹入它：/——我们之间这枚/闲置已久的古老而巨大的烟缸”的一个简洁明了的阐释。“闲置已久的古老而巨大的烟缸”指的还是月亮本身，最终，他还是把这种思念漫不经心地归还给了月亮，他只享受了一片虚空的诗意。他的另一首《火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承认身体是有破绽的/心生厌倦的人往皮肤上泼墨/在虚无的风声中挖掘沟壑……/雨水恰如其分/笼罩无边大地，铁皮的人/蒙面夜奔”……要解读这首诗，还要首先从“火车”这一意象的属性入手：火车日夜在规定的轨道上奔驰，看似有目标，其实还是盲目的，当然有所厌倦，这好比人生，火车的外壳是有颜色，在着色之前，也并非由整块的钢铁铸就，所以难免会有破绽，于是也就会有“心生厌倦的人往皮肤上泼墨”这一句，“在虚无的风声中挖掘沟壑”指的是火车呼啸着钻进山洞之类，恰好与人生经历坎坷有类比之处，“雨水恰如其分/笼罩无边大地”，可以是实指某个阴雨连绵的天气下火车的行程，也可类比人生某个阶段下苦闷的心态，“铁皮的人/蒙面夜奔”，是这首诗的诗眼所在，在这里，火车已完成了与人生的置换，“蒙面夜奔”，火车的外壳都是蒙起来的，内部却是空的，是坐人的地方，火车的意义就在于能将别人带入某个方向，而自己却只能留下心生厌倦般的盲目与劳累，诗人在这里感叹的，正是指在某种不得不“蒙面”的状态下兴冲冲地“为人作嫁”的生存无奈。这在下一组诗句中得到了明证：“手中明晃晃的刀/是集体的饰物，壳是我的/肉是他们的”，注意，不要忘了他的职业是医生，所以手中有“明晃晃的刀”，而“壳是我的/肉是他们的”，又回到了“火车”这一物象的属性上，也进一步表明了他自身在通常境况下只是一个具有躯壳而缺乏灵魂指归的生存状态，所以，他会陷入无边的虚空之中……

我认为，《对一只老鼠的赞美》是建新写得最中规中矩、也最容易让读者理解的一首诗，然而也可看作是他在无边的虚空里寻求解脱的一首诗。在这首诗里，他借“鼠”自嘲，并渴望着“……更加接近大地/接近于真实”，“小小洞穴里，你将道路/一直挖掘到事物的根/明晃晃的根，被你握着/在黑暗里四处传递……”在诗人眼里，这个“事物的根”又在哪里呢？它真的会存在吗？

三、他经历了一场随心所欲青春姿势的诗意欢闹，并在这种诗意欢闹里仿佛有了某种新的觉悟。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诗人的另一首诗《还原》（作于2008年1月）：“这些低语，迅速凝固/荒唐的逻辑和法则在造雪/晚上，我回到身体/裹上厚厚羽绒服抵抗诵经声/道路结冰，镜子一样/我还要抵抗倒影，这多么艰难/你知道，我还卡在那截路上/等待着雪还原为水，你想的却是/将水还原为雪，这些纠缠的/波纹扭曲着，停在那里/我停在那里，独自衰老”这是一首描写雪、并被大雪滞留在路上这一情景的诗，也是很诱惑人却也非常折磨人的一首诗，你很难准确地解读它。其实，整首诗最大的障碍就在于“还原”二字，如果不往深里去追究，只是将它理解成较为浅显的旅人被大雪围困后的一种渴望——“盼望大雪早点化掉，自己好回家”的话，那么，这个障碍就不复存在了，剩下来的就只是一堆诗人的才气，我更愿相信诗人在这里是在进行一场诗意的欢闹。在另一首《把一个词带到雪中》同样也是这样，你读着读着，会觉得它非常充满诗意，但无论你怎么去读，你都很难解读出诗人在这里到底表达了什么：“把一个词带到雪中/把一个词像拔萝卜那样/拔起来，不拖泥带水/不藕断丝连/我终于可以毫不费力地/敲断身体的根须/像扛着一个大萝卜一样/把一个词扔到雪中/如果有人路过把它捡回去/那也不关我的事，因为/我并没有把它交给任何人”。我同样宁愿相信这只是一首好诗，而不想费劲地去思考它到底表达了什么？还有类似于《一首春天的诗》等，我都愿将它们列入诗人的这种诗意的欢闹里：“想写一首春天的诗，想取/一瓢河水慢慢喂养/这些小鸭、蝌蚪，我也想/在里面游泳，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还能不能把自己缩小/在一瓢春水里极尽欢娱？”这是诗人才气的放松，也是在感受到生命的虚空之后释放出来的一种汪洋姿势般的解脱，如果真的有所谓的纯诗一说，那么，我觉得建新的这些优美的诗句便是纯诗，你不必去深究它表达了什么，甚至连诗人自已也未必能说得清他到底表达了什么，但只要觉得它们很美、只要觉得这样的表达无愧于诗人的称号，就足够了。建新也曾自我表白过：“在一首诗中写道‘存在是一个意外’，当自我与一个抒情的青年割裂，以一个意外存在者的身份来审视‘存在’这一事件时，我常常感受到一种隐约的不可言说的艰难。”明知不能言说，却还要言说，那么，这种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欢闹。尽管这也许会打上沉重的烙印，毕竟在释放中体会到的快乐远远要比囿于这种“不可言说的艰难”要幸福得多。

从诗人博客的诗作来看，进入2008年以来，放上去的新作很少，倒是在2007年底之前写作的一组《书简》比较集中地接近于他的最新诗歌状态（我说过他是谨慎的诗人，这样分析并不表明他在2008年以前就没有隐藏着很多未发表的作品），所以，这一组《书简》诗，可以看成是他诗意欢闹后的一种觉悟：首先，他将诗的灵感来源从生活移到了书中，其次，他从表达感性的生活走向了表达理性与思考。如书简十《杯水秋歌》，他写道：“……我夹在一片叶子中，被/海棠的火焰锻打历年筋骨/所见之物用大片的空白/掩埋了旋转的刀刃……/有人在凌晨失踪/卜者测到他在远方捕狐/饮断源之水，翻卷的白发/席卷了尘世的荒草”。他在哪本书里、受到了哪种启发、吸取了哪种灵感而写就了这首诗，作为读者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但仅仅从“被火焰锻打”、“大片空白”、“掩埋”、“失踪”、 “断源之水”、“ 席卷了尘世的荒草”等这些带有结论性的意象来分析，诗人是非常理性的，也意识到了某种危机。

以上三方面，我认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概括建新作为一位青年诗人所走过的“长长的路”，且他在这条路上的诗意收获也是丰富的，这从他发表了大量诗作就能证明。毕竟生活中的苦难说到底也就那么多，而且，作为一个自觉的诗人来说，诗意的欢闹也不可能会无限制地让它欢闹下去。所以，如果将这些都视着诗人有意识的“正在调整中”的一个注脚，我认为也是合情合理的。

前面，我也分析过“他找到了一个游离于社会生活与肉身身份的自我存在，并在这种存在下享受了生命的虚空”，但这同样也不能说明他从此就是很幸福的人，就可以无限制地将这种生命的虚空永远享受下去，毕竟从人性上说，真正的超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灵与肉的分裂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导致这种痛苦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一方面与他的生活经历与生存氛围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诗人自身的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关，当然这二者之间有相互作用的一面。单就后一种而言，我也认为要想将诗意成就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或者说要想将自己成就为一名大诗人，是有困难的。这一点建新肯定是意识到了，要不然他也不是说“正在调整中”，这是他主观“调整”的一面；我接着要分析的是客观上他不得不“转身”的一面，因为在他过去的一些诗作中，也十分清晰地流露过某种有害诗歌境界的情绪。

在《初夏的妄语》里，他写道“在你们之间，我独自/沐浴着尘土的气味……/要说起热爱，这显然是困难的/有时，我学习你们/看星空、流萤，这姿势/只会使生活更加模糊不清”；在《火车》里，他写道：“一场晚宴混淆了我们/因此我会悲伤，但我抵制/任何方式的集体悲伤，如同/我反对‘共同的目的’这一说法”；在《漂泊》里，他写道：“在纸上，说出的话往往/被删了又删。亲爱的人们啊/为了热爱你们，我必须与你们决裂/在你们的盲区，我活得温暖而孤单”……很明显，诗人在自己与社会中一直都存有较为严重的“对抗”情绪，他是不愿与自身周边的社会“合流”的。笔者曾在鉴赏他的《秋千一》里也指出过他的这种情绪：“……如同一个/在集体中间持有孤独的身份证的人/他不能融入你们所说的光明的前程/ 他的存在只是为了正明这个词：/你们说千秋，他说秋千/你们热爱绳索，他偏爱木头”。也许这种情绪的产生对诗人来说是有理由的，他在《斯诺克》中这样表达过：“从一开始，我们就被玩了/在他们布设的局里，在一堆色彩里/我们来来往，四处碰壁/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彼此的障碍？/嘘！我们得服从权利的美德/仿制的月光从屋顶洒下来/我们被规则离奸，互相猜疑……”这固然有他客观真实的一面，但我还是认为也有诗人主观性格的一面，诚如他在《散心》——给厚明的那首诗中所说：“多年以来，这个很少说话的人/是一个孤独的单词/在人群中，他山羊般/瘦削的面孔不融于草地/他几乎就立在原地，转了一圈/被自己编织的绳索捆住/虚掩的门撞击着，不能逃脱/荣誉、真相，命运的前程……”这是写朋友“厚明”，其中恐怕也有诗人自己的一些影子在。我这样评说，也许建新兄不会接受，但我觉得，一个有能力、有才华的人，如果真的与周边的社会有很深的隔膜存在，那么，自身的性格也一定会存在某种原因，而建新自己也似乎承认了这一点：“我承认身体是有破绽的”（《火车》）。

当然我说这些，与建新诗歌造诣是无关的。更何况诗人是有其自身特殊性的一面，如果不是这样的建新，也很难说他的诗歌造诣就能达到现在的高度。我也只是从一种更加理想的层面来作这种分析。实事上，那种不管在生活中如何遭遇屈辱仍然都会心忧天下、博爱众生、包容一切的人也是少而又少的，作为读者，我不能苛求建新，更无权怀疑他的人生与道德境界。我只是有这种期待，期待他能在更大更广的层面容于众生，也将众生容于自已！而在后一点上，我也分明发现他正在做、且做得很好，他在汶川大地震期间写作的《归还》，就显示了心胸的博大：“汶川，你在摇晃，我的泪水/与十三亿国人一起摇晃……/而现在，我恳请大地归还这些/归还冷却的身体以血液/归还母亲以孩子，归还子女/给父母，归还生活的吵闹，归还/那些安静躺在祖国大地上的人们/一枝哪怕劣制的塑料花……”

期待建新在“转身”后的新一个轮回里，有更多的佳作呈现，亦如他在《我一直纠缠在雨里》所说：“在雨里，我学会等待与遮避/木马迟暮的腿脚在磨练/泥泞的身子骨陷入时光的暗影/青青子衿从眼底走上山坡/雨水中有一架梯子，如果我还能/从远方伸手摸到它/我就策身上木马，抖落漫长的雨水/聊作少年驰”。

也预祝建新一路走好！走出更多幸福与精彩……

张建新诗歌简评

刘斌

一向阅读口味刁钻苛刻的著名诗人王西平，在给张建新的代表作组诗《画春光》写的评论（该组诗与评论均获得《安徽文学》第二届年度期刊文学奖）中这样写道：“任何持续性的阅读，都是关乎信任的阅读，诗歌也不例外。一方面，对诗歌产生信任，另一方面，对诗人产生信任。只有具备‘双份’的信任，我们对诗歌的阅读才得以兴味十足。”他认为张建新的诗歌就担得起这样的“双份”信任。这与我读张建新的诗集《雨的安慰》的感觉不谋而合。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一些诗集往往是前面不到三分之一确乎写得很好，越往后面越露出诗人底气与功力的不足，甚至有滥竽充数之作。很少有一本诗集像张建新的《雨的安慰》那样有如此齐整稳定的质量，能让读者从诗集本身的阅读中感受到真纯而持久的趣味，以及由此获得的信任和新的不断的审美期待。

读《雨的安慰》以及张建新的近来新作，你能读出诗人对生命、存在以及大自然中的神秘之物的敬畏之心，读出他在人生之途中真实而悠长的感喟与忧思，读出他对人之为人所信奉的情感、信念、道义与价值意义的认领与高举，也能读出一个中年男人的负重与沧桑，读出他在世俗生活独特的体验与感悟，那种对亲人的热爱与深情……他确乎像里尔克说的那样：“用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描写着一切”，用自己“周围的事物、梦中的图影、回忆中的对象表现自己”。正是如此，我们能从诗歌中感受到诗人丰富细腻的内心，感受到诗歌所呈现的独特而诗性的生命存在，也体会到他在诗歌创作中所秉持的艺术理想与追求，理解并欣赏他个性化的艺术处理，进而感受到其诗歌表现出的整体精神：那种蕴含着深沉忧思的优美庄重，那种贴近日常的深邃与新奇，那种平易中构筑的繁复与精致，还有那种浅显里向着纵深与悠长的无形的延伸……

著名诗歌理论家沈天鸿先生对张建新诗歌的美学特征予以了非常专业的阐释。他认为张建新早期的诗歌是具有现代哲学意味的“现代诗”，后来又受到后现代诗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现代与后现代“混合体”的诗。沈天鸿在给《雨的安慰》作序时写道：“建新这种混合体的诗，优点是保持张力同时相对明畅，直接呈现人的生活但仍具有总体象征性从而持有‘高级读者’需要的余味，语言外表的、普通、和日常情景激发的情感，以及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的汇合，都能获得尽可能多的读者。”沈天鸿先生高度评价道：“张建新诗中实现的这种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的汇合因此值得肯定。”这样的阐释与评价无疑是深刻和准确的

张建新的两首诗： 

《给自己写首诗》

给自己写首诗，是给

不说话的林中小屋打通一条小路，

我这么一直看着它，直到

它成为我的一部分，于是我

似乎也有了浓荫的清凉，

但我知道它仍然不会说一句话，

屋顶枯叶被暴雨冲了下来，

泡桐树的紫色花落在黑瓦上，

鸟儿们从清晨就开始鸣叫，

与冬天在雪地里的叫声不大一样，

并没有一条专门通往小屋的路，

我也不记得从哪条路上离开它，

覆于其身的光泽变得诡异难辨，

但只要我愿意，在杂草和碎雪中

它可以为我打开任何一条小路，

而且每次都不会重复，

是的，我不会这么做，我不能

亲手毁掉事物之间那脆弱的独立

《亡妻一周年祭》

整整一年了，世界没什么变化，

打碗花时钟一样准时开在山坡上

儿子长高了，已有1米67，

和我一样热爱踢足球，也贪玩，

小学马上毕业了，就随他玩玩吧

外公外婆去了上海，年纪越来越大

却要去异乡，心里也是不情愿的

弟弟妹妹们也在外地回不来，

他们记得今天，都打来电话

让我替他们和你说说话

你知道，我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

也是个不怎么会生活的人，我早就

把自己给忘了，我没办法止住衰老

这个季节很好，这里的山水不错，

我也有点累，就在这陪你坐会吧，

我们之间，只隔着那么薄薄一层泥土

试将薪火煮新茶，诗酒趁年华

——张后访谈诗人张建新

张后：我们好像就是在《赶路》认识的？还记得你是怎么进入“赶路”这个群体的吗?

张建新：我们好像是在赶路认识的，时间太久了记不太清楚了。大约2000年初，我终于圆了一个梦，买了一台电脑，对于我而言那时拥有一台电脑是件特别奢侈的事，心里想着这辈子抱一台电脑来写作就心满意足了，其它的什么都不需要了。电脑买回来后，除了上班和吃饭睡觉，每天基本上都扑在上面，搜索和收藏了很多文学网站和诗歌论坛，然后把自己写下的诗贴论坛上去，看别人回帖评论，然后回帖交流，感觉很新鲜。那个时候诗歌论坛特别多，很多论坛非常活跃。后来在西陆网看到一个叫“云逸轩”的文学论坛，觉得不错，就经常去发帖交流，一来二去就和那里有朋友混熟了，“云逸轩”也就是“赶路论坛”的前身了。当时看到创办人的名字为“任意好”，就觉得这个人的名字挺有意思，记得当时的版主还有房东、阵风、懒人笨人等，后来，可能认为我写的东西还行，就邀请我也当论坛的版主，于是，每天晚上都去回复评论别人的帖子，忙得不亦乐乎。

2003年，赶路论坛搬迁到乐趣园，那也是赶路最为辉煌的时期。期间，先后相继担任赶路版主的有阵风、张建新、肖雨、房东、三个A、储劲松、骆驼、庞华、张后、老德、如风、水笔、阿斐、陈坚盈、孙家勋、陈洪金、杜撰、萧相风、小衣、盛慧、乌鸟鸟、马梦、唐纳等几十位诗人，论坛汇聚了一大批实力诗人交流、探讨诗艺，构建赶路诗群。赶路诗歌论坛开放、包容，倡导“好诗主义”，以“新锐、朴素、大气、震撼”的风格海纳各路英雄，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诗人。通过开展“赶路诗歌周评”等活动，发现和挖掘优秀诗人，推介其优秀作品，成为当时人气最为火爆的诗歌论坛之一。2004，《赶路诗刊》纸刊创刊，重点栏目设置有：刺破青天、绝对推荐、淘尽黄沙、赶路收购、银河群星、争鸣共振等，对入选“刺破青天”栏目的作者授予“赶路三星级诗人”荣誉称号，从2004年部分栏目发放稿费到2005年全部发放稿费，成为中国首家发放稿费的民间诗刊。

《赶路诗刊》纸刊以“尊严、真诚、省察”为美学标准，倡导“新锐、朴素、大气、震撼”，提出“典型”诗歌立场，与赶路诗歌论坛形成了互动，纸刊选稿都在论坛上进行，坚持公开、透明、公正的办刊思路。“御鼎诗歌奖”的评选活动也在赶路诗歌论坛上进行，将候选作品贴到论坛上，由大家品评优劣，作为获奖的重要依据之一。《赶路诗刊》曾别出心裁地将论坛帖子以原貌形式印到诗刊之中，保持了诗歌讨论的现场感，也算是国内首创。

真诚、可爱、可亲，充满激情

张后：在“赶路”之前一般喜欢在哪里玩?你觉得和《赶路》这批诗人有什么不同吗？

张建新：我基本有了电脑之后就在赶路了，除了赶路，最常去的是海啸创办“新诗代”诗歌网站，我也是那里的版主，在新诗代也结识了一批很好的朋友，海啸、汉江、冬箫、三色堇、袁伟、南方狼等，后来我们去了海宁相聚，商谈《新诗代》诗刊创办之事，我们都是《新诗代》诗刊的编辑，随后我们就创办了《新诗代》诗刊，由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并将所刊发的诗歌请人朗诵制成光盘附在书后，这大约也是国内较早的有声诗歌读物，不过，几年之后《新诗代》停刊了，但可喜的是十几年后的今天，海啸又把大家聚在了一起，《新诗代》即将重新启航，这是我这几天最为开心的事。除了赶路和新诗代，其它常去的诗歌网站和论坛还有若缺、平行、不解、诗生活、或者、诗先锋等，大都是去浏览一些好的诗歌作品，偶尔发帖子交流，听取论坛诗人的意见，结识了一大批优秀诗人，我很少外出，现在认识的很多外地诗人朋友基本是论坛时代相识的。

赶路这批诗人大都是怀抱诗歌理想的“草莽英雄”，真诚、可爱、可亲，充满激情，为诗歌不遗余力地付出，我是个缺乏激情的人，我留在赶路可能更多是被他们这种精神气质所吸引，记得第一次和任意好见面时，他的拥抱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2005年抛出“用金钱堆积诗歌的高度”的“口号”，再到2008年“建设诗坛第一交易中心”的构思，全面践行“在物质内部对抗物质”的意识，用世俗的方式为诗歌的价值正明。

同时他们对世间黑暗嫉恶如仇，对世间疾苦的帮助不遗余力。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灾难发生后，任意好立即召集在论坛发起为灾区募捐，不少佛山本土诗人和赶路论坛上的全国诗人都慷慨解囊，之后，赶路迅速编辑出版了《赶路诗祭：5·12四川大地震》特刊，并将《赶路诗祭：5·12四川大地震》进行义卖，任意好专程与部分赶路诗人一起开赴灾区，将诗友们的捐款、义卖的书款亲自送到灾区老百姓手上。

2007年，《赶路诗刊》开始启动 “御鼎诗歌奖”评选，每位获奖者颁发奖金一万元及奖杯，为当时奖金最高的民间诗歌奖项。唐煜然、张执浩、宋晓贤、沈浩波、唐欣、巫昂、殷龙龙、秦巴子、毛子、老德、张建新等先后获得 “御鼎诗歌奖”，伊沙获得“御鼎诗歌奖·十年成就奖”，沙马获得“赶路致敬奖”，同时，上届“御鼎诗歌奖”获得者自然成为下一届“御鼎诗歌奖”评委，有推荐“御鼎诗歌奖”候选人的权利。

2009年元旦，赶路在佛山举办了“首届中国·御鼎诗歌高峰论坛”，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广州，小县城的交通不发达，到时还没有高速，到现在也没有铁路，我提前去海子家乡怀宁，然后由怀宁的诗友们送我上火车，奔赴广州。到广州后，任意好派他的弟弟阿斌接站，在广州火车站与同时赶来的诗人如风、琳子一起赶往佛山，如风还从河南扛来了一袋他们家乡的特产核桃。在佛山，见到了诗人、评论家陈陟云、伊沙、宋晓贤、沈浩波、张执浩、徐江、荣光启、小引、丁成、唐纳、乌鸟鸟等，以及《赶路诗刊》编委任意好、老德、阿斐、水笔等赶路兄弟，有近百名其时国内一线诗人参加，产生了较大影响。

赶路这批诗人很重兄弟感情，惺惺相惜。在我最为困难、灰暗的那段时间，大约是2012年，任意好与他的弟弟阿斌从广州飞往南昌，在南昌与老德、水笔一起专程驱车来望江看我，他们直接导航到我们单位大门口，让我很是感动，感受到兄弟之间的温暖。在回南昌经过安庆的路上，我还陪他们一起与诗人沙马见了一面。但是对诗歌非常认真，常常为了一首诗激烈争论，甚至不惜红脸，但争执之后并不影响彼此间的感情，这一点也是赶路诗人很可贵的品质，作为赶路创办人的“带头大哥”任意好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记得有一年评选“御鼎诗歌奖”时，任意好和我通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讨论一位候选诗人的作品，他的认真可见一斑。有一次，诗人沙马的诗经评委评选，被列为“御鼎诗歌奖”候选作品，任意好被沙马处于生活和疾病的困境仍坚持写作的精神所感动，以及基于其作品的足够优秀，经评委会讨论，为沙马独立设立了一个“赶路诗歌致敬奖”，也足以窥见其诗歌担大义的精神。任意好还出资为赶路兄弟们出了一套诗集，我的第一本国内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雨的安慰》就是赶路诗丛的其中一本，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回到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才能对海子的诗做出正确评估

张后：套用一句“亲戚是远来的香”，2016年我们一同去过诗人海子的老家，不知你有没有发现那里对诗人海子的认知程度远远不及其他省市，只是这几年觉得诗人海子是一块“法宝”了，才来“抢救性”开采和挖掘海子这座“金矿”，据你所了解的，你能谈谈诗人海子吗？海子在你心里是怎么样的？

张建新：我们是相识十余载，终得见一面。海子的家乡怀宁与我生活的县城望江县相邻，同属于安庆地区，安庆人杰地灵，诞生过陈独秀、张恨水、朱光潜、程长庚、严凤英等等历史文化名人，历史上著名的“桐城派”也是在安庆辖区的桐城市，当下优秀的诗人很多，是安徽的诗歌重镇。但安庆是欠发达地区，可能是财力不足，也可能是领导的思想认识不够，一直以来，对文学艺术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海子也是属于“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似乎成为了安庆的一个普遍现象)。对于海子的价值引起当地的重视必须要感谢外地的诗友们，比如卧夫，以及你们外省诸位的推动，我知道，肯定还有很多我不熟悉的诗友们在身后默默助力、奉献财力物力，也要感谢怀宁本地的诗友为海子呼吁。

我印象中最早是老世专门过来为重修海子墓了解情况，他联系我之后我就联系了怀宁的诗友黄涌、路顺、柏羊等，陪他一起去看望海子父母，然后去看海子墓，还记得老世在海子墓前动情地朗诵诗歌，并在北京的诗人间募捐重修海子墓的费用。后来，卧夫也和老世一起过来了，卧夫谈到准备在海子墓边修建诗歌碑林，刻上海子作品的初步设想，我在安庆陪了他们一天。

2009年，由诗人卧夫出资修葺的海子墓已初步完成，这一年，也是海子去世二十周年，为此，诗歌界在海子故乡怀宁高河开展了纪念海子活动，西川等海子生前好友、诗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纪念活动，缅怀海子，也推动了当地政府对海子的重视。这几年，政府拨款修建了海子纪念馆，就在海子家的对面，你上次来也看到了。

海子的确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诗人，我最早读到海子的诗是源自1990年代周俊、张维编的《海子、骆一禾诗选》这本书，这本书应该也是第一本海子的专集。那时我刚开始写诗，而海子已经辞世了，他的诗以及他选择卧轨自杀都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他的诗充满激情，有极大的感染力。记得有人说过海子是中国农耕文化最后的意象，我查了一下，是敬文东说的，原话是：“海子是农耕时代最后一位诗人。他的作品宣告了农耕时代在现代汉语诗歌中的完美谢幕。虽然海子从来不是中国新诗方向的开创者，但他的确是一位最杰出的终结者。”一段时间内，海子被不断神化，我以为，这是不正常的，只有回到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才能对海子的诗做出正确评估。海子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有着纯净心灵的“孩子”，就象他在诗中写的“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唯健康是最大的财富

张后：我知道你的职业场是在医院，总和一些病人打交道，我不知道医院的工作对你认知诗歌有触动吗？我读过你的那首长诗《自闭症》，我觉得我没上网以前是对自己很自闭的，这种自闭使我长时间愿意停留在幻想当中，你自闭过吗？

张建新：因为家贫，我工作比较早，从1990年开始我就在医院工作，那时我才17岁，因迫于无奈，我并非是心甘情愿参加工作，中间通过自己努力有种种挣脱外出的机会，但终因母亲的不舍而放弃，数年之后万般无奈终于放下男儿走四方的野心，开始写诗，并收回目光，来审视我所工作的这个地方。

我在医院不是做医生，而是后勤人员，并不直接与病人打交道，但也经常能感受到病人的痛苦，人一生病，什么都不重要了，唯健康是最大的财富，但病好了之后，又有种种欲望随之而来，这是奇妙的人性。在医院工作久了，对生老病死慢慢变得司空见惯，加深了对生命的不可把握的认知，脆弱的肉体与生命之轻像夜晚的黑色波浪常常席卷着我的内心，到后来，这种感觉缓慢了下来，不是消失了，而是安静了下来，像一双平常的鞋子就那么随意摆在地板上。这些情绪也不知不觉地浸润在我的诗歌中，或许也有潜在的东西时刻在提醒自己什么是最根本的真实，什么是虚幻的浮云。

大约1993年还是1995年，具体哪一年记得不太清楚了，有一个大约7岁左右男孩的死给我的触动非常大，而我也是不经意中遭遇那次死亡的。那时我还是单身汉，住在医院单身宿舍里，黄昏时喜欢一个人散散步，在医院的围墙外面，突然看到一个中年农村妇女坐在地上，她怀中躺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脸色如白纸，那妇人面无表情，夕阳余晖穿过围墙边的小树斜照在生者与死者的脸上，一种大悲哀之后的平静和木然，死亡居然能如此宁静！这让我触动相当大，至今仍历历在目。巧的是，那时我刚开始写诗，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首处女作就命名为《离开》，就与这次所遇的感受有关。

关于自闭，我想我应该有过，前面说过，我17岁参加工作并非我甘心情愿的，实属无奈的选择，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应该继续读书学习，离开小县城去外面更大的世界闯荡，一个人在逐梦的年龄被斩断了逐梦的权利，让我长久以来一直怀疑自己没有经历过青春，那段时间好像是空白的，再加上青春期的苦闷，那些年一直情绪低落，活得很颓废，不爱说话，不想与人交流。幸好我喜欢踢足球，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下班后和同学们一起去球场踢足球，在球场上，我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生龙活虎，和球友们有说有笑。但从球场回来和工作时，我又感觉自己陷入了被那阴云笼罩的情绪之中，现在想来，真应该感谢足球，是它解救了我，让我有了一个发泄和排解的渠道。

我只觉得我有话要说

张后：《自闭症》发表出来后，引起了不错的反响，你能不能谈谈你创作这首诗的过程？怎么想起来要写这样的一首诗？

张建新：《自闭症》写于2006年，是零零散散逐步完成的，后来用了近一周时间修改完善，但创作之前的酝酿有很长一段时间。《自闭症》贴在论上之后，有不少朋友都表示喜欢，被《赶路诗刊》刊发在“刺破青天”栏目，后来又分别被《新诗代》诗刊、《山花》杂志和一些诗歌选本刊发。任意好曾评论《自闭症》为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中为数不多的一首杰作，我想除了他对这首诗的喜欢之外，还有诗歌兄弟之间的友爱和鼓励。

《自闭症》一诗虽获得不少朋友的谬赞，虽然它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客观地说，《自闭症》应该称得上是我早期诗歌中较为重要的一首，也是我长久以来情绪和思考的一次发酵。也没有刻意想去写一首这样的诗，创作这首诗的动机是偶然的，我只觉得我有话要说：“我、我们和这个时代秘而不宣。”因为诗的出因大都是偶然的捕捉，可以是长久思考的一次突然闪光，可以是一点一滴的某种触动，等等。《自闭症》一诗可能与我个人性格有一定关系，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是个比较悲观的人，也不大善于沟通表达，生活上很多事情我都习惯于一个人承受，再加上个人的成长经历，在时代大背景下，想以个人的生活状态、命运反射出现实中的秩序、道德的混乱、信仰的迷失、存在的真实与虚幻。

口语只是诗歌的一种言说方式或者策略

张后：你怎么认为当下流行的口语诗歌，你认为它的流行说明了什么诗歌问题?

张建新：我一直不太赞成口语诗这样的命名，口语只是诗歌的一种言说方式或者策略，不能以口语去给诗以命名，这样未免粗暴和粗陋。口语的言说方式并不新鲜，在国外早就有了，且不说国外，我们老祖宗的很多古诗都是有口语性质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都是此中高手，比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难道不是口语吗？甚至更早的《诗经》，我认为都是口语。为了方便，我还是以你说的口语诗来谈吧。

口语诗的流行，有着时代的必然性。一方面从现在的生活方式来说，生活的节奏加快，也同时带动了其它方面的节奏的加快，就诗歌而言，特别是网络的发展，推动了口语诗的进程，人们的阅读大都是以浏览的形式为主，阅读的耐心在不断降低，迎来了“读图时代”，这种快速阅读心理需求导致了诗歌的干脆、直接的特征。另一方面，口语诗来自于诗歌本身发展的探索，希求通过这个变化和探索来打破一些固有的约定俗成的诗歌样式，有破旧立新的意愿。还有一点，就是话语权的争夺，比如“盘峰论争”中“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对垒。批评家谢有顺在《谁在伤害真正的诗歌？》一文中说：“幻觉可以抹杀事实，幻觉也可以建立起一个诗歌的利益集团，这种荒谬的局面在《岁月的遗照》的选编意图中表露无遗。这个选本最好还列有推荐阅读诗集、诗论集，列的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那几个人……”。而王家新在《纪念一位最安静的作家》中说：“真正的诗歌秩序或权威是无法靠强权或什么权力策略来建立的，因为它是一种艺术权威或尺度而非什么，它的建立，只能靠作品本身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靠艰巨、深入的写作本身所尊定的一切，靠它所达到的高度和强度，所拓展的疆域和幅度，所确立的艺术认知和批评气候。否则，且不说住在北京，即使住在中南海里也不灵……”

从文本而言，口语诗降低了诗歌的阅读难度，使诗歌从人们普遍认识的“阳春白雪”降到“下里巴人”，很大程度上壮大了诗歌人口。从铺天盖地的网络上和诗歌杂志上，口语诗已然成为诗歌主流，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事物一旦广为流行，必然携带着某种弊端，我们对需要抱有一种审慎的态度。很多口语诗根称不上口语诗，只能称其为口水诗和段子，鸡毛蒜皮式的流水账每天大量生产出来，对于诗歌无疑是一种灾难。我不反对口语诗，个人也做一些这方面的尝试，但我要说的是，好的口语诗也是有难度的。

有效读者

张后：你如何定位诗歌和人，和人的身体，和人的生活的关系？

张建新：广州诗人黄礼孩办的一份诗刊叫《诗歌与人》，我很喜欢这个刊名。还有莱耳办的一个诗歌网站叫《诗生活》，都直接将诗歌与人、与人的生活关联在一起。毫无疑问，没有人就没有诗歌，诗歌与人，和人的身体，和人的生活是一种紧密相连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种不能完全对等的关系。诗歌会对人提出要求，这是一种奇怪而微妙的感觉。人当然应是诗的主体，然而当你写出一首诗之后，它就已不再属于你，像你植下的一株花草，它开始了自己新的成长。我一直认为，一首诗必须经过与读者的共同合作，才能称之为一首完成的诗，当然，这个读者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自己，有句话说“诗永远在寻找它的读者”此言不虚，也可以看出诗对读者也是有要求的，不同层次的读者对诗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因此，有一个词很关键：有效读者。与知音二字有着类似的意思。很多诗人写诗好多年了，想出一本诗集，自己好不容易掏钱出了一本，诗集出来了，整捆整捆地拉回家堆在房间里。能力强的人找一些有门路的朋友卖掉，神通广大的人还能通过卖诗集挣钱，不过大部分诗人都是没有这些神通的，也有不少不愿腆着脸皮求人，只能天天盯着这些书发呆发愁，看着它们一天天蒙上灰尘，被家人数落。那些被卖掉的书大部分人都不会看，纯属面子账，过些时候这些书就会出现在垃圾收购站里。我有一些诗友出诗集并不选择一出就是个几千本，他们只印个几百本，给真正爱诗的人去读，这就是有效阅读。

与思想相比，我觉得诗更倚重于感觉和体悟，身体对于诗要完全打开，这是诗对于身体的要求，身体要充分调动视觉、触觉、嗅觉、听觉、味觉等各种感官神经，把最细腻、最真实的东西表达出来。诗和身体之间可能有存在着某种奇怪的契约，当身体生病时或情绪低落时，写出的诗必然附着有这些悲观和晦暗的色彩，当身体健康心情愉悦时，写出的诗就会或明亮或闲逸一些。

生活可以没有诗，但诗一定得有生活这个土壤。在我们的生活中，写诗、读诗的人毕竟少数，我所居住的小区那幢楼对面的一楼有一户人家开了个窗帘店，后来慢慢改成了麻将室，一天到晚很多打麻将的人在里面娱乐，直至夜深，仍然听到哗哗的麻将声，他们乐此不彼，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除了白天工作和做完家务之后，爱上了去健身房或者走路锻炼，一身大汗后回家洗澡睡觉，也是很酣畅的事。这些在看我来与我们写诗并无不同，只是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很多人顽固的认识之中非得把诗与生活摆在对立面，在他们看来诗必然是阳春白雪，不是常人之物，诗人必然是不食人间烟火，生活中的神经病人。写诗的人也常常遭到讥讽，这可能与诗人比较偏执的言行有关，也与现实世界中人越来越功利导致的诗歌边缘化有关，众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嘛。时下，流行一句时髦的话叫“除了生活，还有诗和远方”，从某个方面来说，这句话既矫情致极又十分扯蛋，它把生活与诗完全割裂开来，又把诗和远方并置于一起。但诗并不在远方，而是在我们身边，在点滴的生活之中。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除了生活，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也表明了人除了有物质需求，还有精神上的需求，当物质富庶到一定的时候，精神生活就显得很重要。有很多老人退休以后就开始学写古诗，学画画，写毛笔字，还有一些学唱戏，学跳舞等等，都可以表明这一点。想起前两天看到一句话“人是有待完善的动物”，这个完善应该指的也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而对于诗人而言，生活必然是重要的酵池。越来越恶心那些虚无缥缈的无病呻吟的诗，什么莫名其妙的痛啊、恨啊、孤独啊，那些与你有关系吗？你天天抽着中华喝着茅台开着豪车泡着美女住着别墅，你痛什么，恨什么，孤独什么？这些真实吗？不过臆想的罢了，你得写写与你熟悉的生活，不要站在云端看世界，而是要更深地进入到生活的内部，去感受、审视和思考它，去发现新的东西，这样才能获得共鸣。生活是对诗歌和人的双重考验，写诗，很多时候是在生活中干着抽丝剥茧的工作。

我喜欢马

张后：我记得你的简介中有过你生于新疆的经历，你在新疆呆过几年？留恋那里吗？新疆的经历对你的诗歌成长有过影响吗？我好像在你的诗歌当中这样的印迹没看过？

张建新：说起新疆，我很尴尬，我在那里出生，但对那里却一无所知。父母亲在那里支援边疆建设近20年，母亲38岁时生我，但我只有几个月大小就随母亲返乡了，所以关于新疆的记忆现在仍是一张白纸。以前在填籍贯或祖籍时我都是填上新疆，后来分清楚了，填籍贯时填新疆，填祖籍时填父辈的出生地。

我在新疆出生，也很希望我能够在那里长大，因为在那里很小就可以骑马，我喜欢马，这个对我是个很大的诱惑力。母亲对我描绘的当时的生活令我很向往，在农场里每家有一头奶牛，自己挤奶喝，像我这边卖的那些苹果一般落到地上都没人要，都是喂猪吃。冬天外面特别冷，你不包裹得严严实实出门的话，时间长了用手一拽耳朵耳朵就会掉下来，但在家里很暖和，只用穿衬衫就可以。新疆人晚上外出时都在马靴里插一把匕首，所以晚上千万别在行人后背用手搭他们的肩膀，他们会以为是狼，也不敢回头，一回头就面临被狼咬断喉咙的危险，所以晚上你在后面拍他的肩膀他不敢回头，会抬脚从马靴里抽出匕首向后捅去……母亲说的在新疆的种种见闻让我感觉很是新奇，也一直想去那里看看，但因为时间和琐事缠身，就一直没能成行。据母亲说我出生在伊宁五区区政府，前段时间，我的挚友徐永红去新疆考察，我让他替我去找找我出生的那个地方，他问了很多人结果没找到，看来变化很大。

前些年，为了方便工作和儿子读书，从永固村搬到县城，在搬家清理垃圾时我意外发现了一张小硬纸片，竟然是母亲当年支援边疆建设的支边证，我赶紧收藏起来，如获至宝。记得小时候，父亲从新疆回来带回来了一束马尾，送给喜欢拉二胡的姑父用做二胡的弦，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的东西。这几年，父母亲和当年援疆的战友联系上了，他们之间已有30多年没有消息，老战友们联系上之后，老人开心得不得了。他们的战友有的留在了新疆，有的返回故乡，经常书信往来，相互寄地方的土特产，一封封信都是手写七八张纸，我和哥哥充当了他们之间的信使。前些时候，我把父母援疆战友的信拿回家一封封读，感受着他们激情飞扬的岁月，体会着他们之间那份的珍贵友情。

虽然没有在新疆成长的经历，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呼吸的第一口空气是新疆的空气，也曾有人说我长得像新疆人，哈哈，我倒是挺乐意他们这么看。在诗里我也偶有提到新疆的，比如十几年前的诗《个人履历》中就有记录从新疆返回家乡的诗句：

火车

从1973年的新疆出发

在南京有个停顿：

儿童医院病房

瘦小的花蕾被打开

暗房滴水

记录着

一个幼小孩子：

他的奔跑，他

脚下浮现的

隐约黄昏

但火车是个什么东西？

它呜咽着穿过隧道

我至今

仍不明了

诗歌是一尊瓷器

张后：你在你的一个诗观中这样写道：诗歌或许是一尊瓷器，诗人要做的也许就是只需擦去它上面的灰尘，让其放射出本真的光芒。那么我们是不是先做成这样的一尊瓷器？事实上，要做成这样一尊瓷器很难？现在的很多诗歌根本就不是什么瓷器，甚至连破羹匙都不是，怎样才能使这样的瓷器多起来呢？我们要怎样擦拭才能使这样的瓷器在我们的手里放出光芒？

张建新：这是很早以前的一个诗观，你对我的这个诗观的理解有点偏差，我的意思是强调发现的重要性，诗歌就像一尊蒙尘瓷器，我们要做的可能只需抹去上面的灰尘，让存在之物自己发言。言下之意，我们的很多诗缺少发现，而是一味片面地去追求新、奇、怪，可能瓷器这个比方不是十分准确，当时匆匆也就这样写下了。

发现是一种能力，而当下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好像在锐减，既然是能力就需要有意识地培养，但诗歌界广泛普遍存在浮躁气让人很难真正安静下来，用去培养自己敏锐、细腻的触角。有感于此，那时我写的一首叫做《猢鸟》的诗中：“这是什么年月的事情？/尽管从来就没有这种鸟/但我确信/它是一个被忽视的存在//塔松的针状阴影里/猢鸟从未离开过/它就在那里/就在那里……”这里的猢鸟也许根本不存在，是我杜撰出来的，以此来表我以上的那些看法。

世界如此之大，诗意无处不在，曾有句话是“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句话之于诗歌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在科技和物质生活迅猛发展的当下，我们感到发现变得越来越难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是由几个方面造成的。其一，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让人迷失。人在极其贫困的时候，能够有一碗热饭吃有一口热水喝就会相当满足和幸福，所谓 “一箪食，一瓢饮”，当这些已不成问题时，人就会一步步向着越更高物质生活提出要求，去享受物质带来的满足感，没有几个人能像颜回那样满足于“一箪食，一瓢饮”的苦日子，这也是人性中的东西，不能以好或坏来评价它，但有一点，如果将人生的最高目标定为去追求它，那么，你无疑就被物质所奴役，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和享受更高物质生活的想法已是你的全部理想，之于诗，哪里还有发现的能力。其二，被科技崇拜的雾霾所遮蔽。毫无疑问，科技已经深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正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和好处，比如通讯、交通、网络等等，但同样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人与人之间的日趋冷漠和麻木，极度膨胀的自信和无所敬畏的内心，比如那句可笑的“人定胜天”的狂妄之论断。事实上，自然已经展开了它的报复，比如环境的恶化、病毒的变异、一些生物种类的消失，等等，让我们感到科技又是一把悬于头顶的利剑，闪着冰凉的寒光。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必然是有着某种守衡定律的，人作为自然的一分子无论如何进化，始终无法从基因上抹去他的自然属性，当这种守衡定律被打破，失衡，必然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扯得有点远了，回到诗，发现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勇气，需要单纯而敏感的心灵。诗人是要保留这样一颗诗心，才能擦去那些蒙在诗这尊瓷器上的物质和科技的雾霾，那些被忽略的和不为人知的诗意才有可能被你发现。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张后：原来是这样，我还想复杂了呢，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我一直觉得诗歌语言本身一直存在，是诗歌发现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发现了诗歌。古人说，读千卷书，行万里路，很多诗人都喜欢到处游历，你一个人都到过什么地方？一个人感到孤独吗？

张建新：我想，基本上绝大多数诗人都是喜欢四处游历的，狂人李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很佩服他的是那时交通很不便利，骑马就是相当于现在有个私家车开了，算是中产阶级，但马毕竟比不上车子的速度，相对来说仍然是很慢的，他却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甚至连我这个偏远小县城都来过。据明代《一统志》记载：“值雪山(即“太阳山”)在安庆府望江县西北十八里外，上有平岗，相传唐朝李白游此山值雪，故名”。太阳山就在我们望江县的凉泉乡。据说当年李白投宿借住在太阳山中的一庄户人家的农舍里与主人围炉而坐，把盏小斟，饮酒吟诗，共话桑麻……随后，又因为大雪所阻，加上好客的主人家一再盛情挽留，于是李白便在太阳山中的这户农户家中逗留客住了多日，后来，为永久纪念和缅怀诗圣李白，便在李白游历、逗留太阳山期间，曾每天读书吟诗的地方，特地建盖起一座“太白书堂”，并将其作为当地的书塾学堂”，专供太阳山一带的农家子弟们在此破蒙读书，开启民智与教化民众……其外，还将“太阳山”改名为“值雪山”并载入史册，但现在“太白书堂”已不知毁于何朝何代无从查考。

古人的游历可能与我们现在的游历不一样，不少古人一生的时间都在游历，所谓“诗人当寄情于山水之间”。他们的游历大都走到哪里玩到哪里，目的性不是太强，因而不显仓促，每到一处都可静心去感受，我比较喜欢这种闲逸，曾写下“我喜欢漫无目的”这样的诗句。他们在书信往来中遇上知音，可以走上一、两年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访友，就有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深切感受，这种感受现在我们是体会不了的，现在坐上飞机或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我俗世缠身难以免俗，如果不安排妥当家里的事和工作上的事，我是没办法安心出门的，所以去过的地方不多，历历可数，大点的都市我去过北京、广州、上海、杭州、深圳、南京、武汉，大都不是游玩而是诗友们聚会以及家事。对城市我兴趣也不大，因为所有城市大都一样，是克隆出来的，城市文化在这种同一化模式下已消失殆尽。名山大川也只去过黄山、泰山和九华山，西藏从年轻的时候就想去，一直没机会成行，诗友田勇在西藏开了个拉萨诗歌院，前几年邀我去玩，给我办一次诗歌交流会，我也是琐事缠身走不开。新疆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也都没去看看，基本上我的生活都二点一线，单调、枯燥且乏味。也许等孩子们长大了我才有机会外出转转，访访好友罢。

大约20多岁时独自一人去了一个地方，骑着摩托车坐个小船过长江去江对面的香山，我们的小县城处于长江中下游，离江很近，骑摩托大约十几分钟就到江边了。记得当时我上的船很小，开到江中心时，江风突然猛烈起来，吹来整个船在摇晃不已，我扶着摩托车差点和车子一起掉到江里。过江后上岸，我又骑行20多分钟，到了香山下面一个废弃的林场。林场里有一个招待所，也是基本上处于半废弃状态但还有工作人员。我把摩托车停在招待所大门边，要了一个客房，在那里住了一周时间。在那一周时间里，我什么也没干，没事就爬山散步或者睡觉，在客房里看那部信号极差的破电视的节目，有时候在纸上写几句诗。不知为什么，到现在都很无由地怀念那次一个人的出行。难道这无形之中意味着某种生活状态的完结和对某种新的生活开始的预兆，也许是我想多了。

孤独感是我的常态，我没有想到去改变它，也谈不上享受它，可能习惯于依赖它，有点像瘾君子的毒瘾似的，很多时候一个人什么都不干就能干坐上一天。我不太善于和人交流，内心也比较固执，不太懂变通之术，也不喜欢解释，做人做事只认对得起自己良心这一点，常常被人误解，好心却容易得罪人。但人是矛盾的，有时候也想热闹一下，大都是别人说话我是听众，酒多喝两杯可能话就多一些。但在足球场上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变得很有激情，我很享受绿茵场上的感觉，所以到今年45岁了还在踢足球，这大约给我常态化的孤独有了一种缓冲的作用。

诗歌贵在不断探索，不断求新

张后：我找到几本不同版本的民刊，看到你三种诗观，说明你对诗歌的观点总在不时的变动，前面已谈到一种了，你在2005年某诗刊中又谈到：摒弃惰性阅读与写作，倾向于有难度的写作。而你在《赶路》安徽专号网刊中，又一次写下诗观：简洁、锐利地切入当下，以语言的多维度突现“真实”的“不确定”性，推崇韦伯恩的说法：“在多变中不变，在对称中不对称，既永远相同，又永远不相同”。这是不是在你的诗歌文本实践中，不同的时期对于诗歌有不同的顿悟和理解？我觉得一个成熟的诗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否则就不成为风格，你说呢？

张建新：是的，所谓诗观，即是一段时间内对诗歌的看法，我觉得也是有时效性的。随着对诗歌理解的不断变化，对诗歌的看法当然有所不同。诗歌贵在不断探索，不断求新，它有着喜新厌旧的特点，如果长时间停留在某种写法上，它难免会导致格式化，就如同开采一个矿，当这个矿的资源被开采殆尽，就需要重新去开采新的矿藏。诗歌的不断变化是诗人努力拒绝格式化的一种方法，也展现了他的一种思考的新向度。诗人韩博曾说过：“我愿意向那些作品风格变化巨大的诗人们致敬，因为他们没有被‘不朽’的面具所欺骗，他们不知道诗歌在什么地方结束，他们没有被诗歌压在身下，而是骑着诗歌在余生中四处游荡，不知所终。”

摒弃惰性阅读与写作，倾向于有难度的写作的说法主要针对写作的态度而言。不难看出，有很多诗人，甚至名气较大的诗人写到后来，他们的诗歌毫无新意可言，一是由于创造力渐显颓势，再者是满足于“名气”，为“名气”所累，失去了去探索并承受可能失败的勇气，于是，凭借技术手段在诗里不断重复着自己，借以保住所谓的诗坛地位，读他们的诗读一首和读一百首都是一样的。“简洁、锐利地切入当下，以语言的多维度突现‘真实’的‘不确定’性”这个诗观更多是针对具体文本的理解，对过多的无意义的修辞和语言枝蔓的削除，而“真实”和“不确定”我打上了引号有一种恍惚诗学的意思，既像又不像，既是又不是，某种角度来看，诗又是一类是是而非的东西，也正是这些不可确定性的因素让诗蒙上了一层迷人的光彩。

你说的“一个成熟的诗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否则就不成为风格”我不大赞同，变有的是形式上的有的是内容实质里的，与你的人生阅历、思想层次、境界等相匹配，成熟的诗人有可能你看他的诗貌似没什么变化，但深究进去肯定还是有变化的，我有一个偏激看法，没有所谓的成熟诗人之说，诗人永远都在动态中，要么在前进要么在后退。风格化也是个相对的东西，并不稳固，就像你今天喜欢穿牛仔，明天喜欢穿波西米亚长裙，动态意味着种种可能，而固定则意味着死。于诗歌而言，我是个喜新厌旧的人，也会经常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纠偏

张后：你认为汉语诗歌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建新：汉语诗歌现在很热闹，诗歌活动很多，各种诗歌奖评选的力度也很大，各种诗刊、诗选、年选等也种类繁多，有人对这些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不利于诗歌的发展，但我觉得还是利大于弊的，起码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度，让大家知道还有写诗，还有诗歌这么个东西，不像以前一些朋友写诗就像是做小偷似的，生怕别人知道。让大家了解诗人，了解诗人的作品，也可以纠偏大家认为的诗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这个看法，诗歌也不是九天凤凰常人看不见摸不着，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

汉语诗歌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需要我们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浮躁之风，浮躁难以催生伟大的作品。在面临的生存压力和快节奏的生活中，人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写诗是需要时间来沉淀，思考，这就与快节奏的生活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对立，由此催生了快速读写时代。每天，都有大量的以段子、流水账、口水为元素的所谓的“诗”被快速生产出来，在逐利主义的推动下，抱团抢占“山头”，扯虎皮树大旗，伤害着诗歌，使读者对诗歌的感觉面目不清，“假做真来真也假，真做假来假也真”，时间长了，自己都以为那真的就是诗歌。这种粗鄙化诗歌的泛滥培养了大众低浅的阅读胃口，促使了诗歌反智化的流行，让阅读者没有耐心沉入沿着诗的背景通道去进入思考，沦入粗糙阅读，取而代之的是以自己的主观认识、对形式的喜好来判断一首诗的好坏，抹杀掉诗歌传递给我们的微光，这对于诗是另一种剥夺。

就诗文本而言，还存在与传统的断裂问题。博尔赫斯曾说过：“古典作品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心阅读的书籍，仿佛它的全部内容像宇宙一般深遂、不可避免、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可以做出无穷无尽的解释。”但纵观当前的汉语诗歌，一些急功近利的想法形成了和对传统的割裂，拿来主义也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水土不服”，使诗歌显得“气虚”，一段时间内有些“四不象”。

近十几年来，网络对于诗歌的贡献是强大的，“下半身”、“垃圾”，这些词语从肉体里解放了出来，对于清醒的诗人来说，这些都是诗中的一个个符号，而对于一些盲目跟风者，这些却不幸成为了诗歌的核心。还有一个是关于“当下”的问题，我们总是说诗歌要介入当下，而当下到底是什么？很多诗歌都是满怀激情地说出现实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却带有后青春期写作迹象。当然介入当下需要这样的基本因素，但诗歌是否到此为止？这就关乎诗歌的指向问题，诗歌是指向现实生活还是指向未来？最近读到西渡的一篇文章里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我不赞成他关于诗歌应该忽略现实生活，而指向未来的认识。任何诗歌都逃脱不了时代的烙印，而真正的诗歌应该有效地通过这一渠道，才能指向未来。在鞭鞑者与通灵者的之间，诗人应该是靠近后者的身份多一些。

当然，汉语诗歌当前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期待着有良知的诗人们去思索，所幸的是不少优秀而低调的诗人正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

外国诗歌更多关注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后：你是否关注国际视野的诗歌创作，你认为汉语诗歌和外来诗的差异是什么？前一阵我在北京遇见严力，他身边有个美国诗人叫梅丹理，他的汉语非常好，我们一同探讨了一些中西诗歌的看法，我认为就目前为止中西诗歌是同步的，你觉得呢？你最喜欢谁的诗作品？国外诗人谁对你最有影响？国内的诗人谁影响过你？

张建新：以前的数年间，我每年必订阅的杂志中，不会少了《世界文学》，这成为我了解国际诗坛的窗口之一。汉语诗歌和外来诗的差异不好谈，各有各的文化语境，有一些不同，比如汉诗诗歌缺乏了个性，多了是共性；而外国诗歌个性较强。外国诗歌更多关注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汉语诗歌更多强调的是个人感受。我读的外国诗歌还算多，也可能感受不够全面。梅丹理我见过，在前几年的桃花潭诗会上，在晚间活动结束后，我们返回住处时在路上遇到，他和我一起散步时聊天，他汉语的确非常棒，对我说的安庆地方文化很感兴趣，是个很有趣的老外，充满了好奇心，但我们没有谈到对中外诗歌的看法。

你说就目前为止中西诗歌是否同步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我不知道是以哪些作为权衡标准，我也没有去过国外去了解他们的诗歌状况，所以不好说。但我总感觉一个国家的诗歌应当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文明程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点来说可能不太一致。如果从目前中外诗歌的质量水平而言，有可能差别不是太大，随着信息的发达，世界都全球化了，诗歌方面相互影响也是有可能性的，这个影响我觉得更多是体现在技巧写法，以及思考的角度上，内质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关于中西诗歌是否是同步的这个问题我认为不需要去探讨，意义不大。

在国外诗人中最喜欢谁的作品我也说不出来，喜欢的诗人作品也比较多，一时也数不过来，比如，比如里尔克、狄兰﹒托马斯、博尔赫斯、保罗﹒策兰、里索斯等等，现在觉得艾略特、米沃什、布罗茨基等诗人很重要，影响肯定是有的，都是潜移默化之中。我的口味比较杂，国内诗人中喜欢的诗人大约有十余位吧，就不一一数了。

流派的形成是经过长时期的积淀、认同、成熟而构成

张后：你如何看待当下纷纭的诗歌流派？

张建新：流派？可能将这些诗歌流派称为诗歌现象更准确一些。我不太关心诗歌流派，也了解得不多，更不是哪个流派的成员。我知道前几年有“下半身写作”、“垃圾派”，从杭州诗人胡人的一篇文章里得知，那年北岛在杭州时，谈到他对中国当今诗歌现状的认识时，以为中国70后诗人就是“下半身”，由此可见，在众多流派之中，“下半身”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一个流派的形成是经过长时期的积淀、认同、成熟而构成，有着鲜明的主旨和方向。90年代到2000年左右，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诗歌也迎来了狂欢时期。各大诗歌网站、论坛蜂拥而起，每天在各个论坛贴诗的人不计其数，大家在论坛上相互交流评论，为了维护自己的诗歌主张不惜骂架，可谓一时硝烟弥漫，热闹非凡。也催生了诸如“下半身”“垃圾派”等纷纭的诗歌现象的诞生。

有争鸣当然是好事，我乐于见到不同的诗学主张。比如“下半身”，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还是对诗歌有着积极意义的一面，它的出发点是反形而上，如“下半身”的发起人之一沈浩波曾在一个访谈里说的“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在学校里能读到的几乎是同一类诗，这造成一种美学上的不满，最大的不满就是觉得那些诗歌过于高大、没有生命感。当然，我们后来把生命感翻译成了身体感，这是背景。”他说，所谓“下半身写作”，并不一定指的是“性”这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强调诗歌的身体性、身体感。“什么是‘下’，下指的是‘形而下’，写的是具体的诗歌，更有生活场景的，更具体的，而不是那种思想的。‘下半身’这个词一方面是身体，强调它的身体性，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是人文的，我就是要跟你对立，我就是要挑衅，‘下半身’构成了这样一个挑衅的意思。”写作应是相对无禁忌的工作，需要独立的思想和自由之精神，诗歌尤甚，身体也不应成为障碍。“下半身”的贡献在于打破了身体的禁忌，强调了人的鲜活在场感，写身体应是手段而非目的。“下半生”也催生了一些优秀的诗人，比如朵渔，但当年大多数“下半身”诗人仍然沉迷于写性器，并止于这些，是无聊而可悲的。

近几年，诗歌流派运动似乎正渐渐趋向于理性，我认为这是好事。

诗歌的难度写作主要体现诗的语言、思想和技术层面

张后：你怎么看待诗歌写作的难度问题，你认为诗歌的创作和什么紧密相关？

张建新：诗歌的难度写作正是我们所缺乏的。诗歌的难度写作主要体现诗的语言、思想和技术层面，用类似的语言、相同的技术来表达单一的思想，久而久之，人的审美就会产生疲劳，所以诗歌写作要有探索精神，要敢于尝试和勇于失败，如胡适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就取名为《尝试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探索精神和敢于失败的勇气。而当下很多诗歌写作惯性太多、跟风太多，使创作的主体总是陷入他人的旋涡。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越来越熟练的语言技巧掩盖了语言背后的单薄，使诗歌成为了玩物，使诗人成为了诗匠，这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难度写作正是解决以上问题的良药，每一位真正的诗人都应该不断向写作的难度挑战，并为之付出艰辛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开发出诗歌创作新的领域，也是诗歌不断前行的有效通道。

与诗歌创作密切相关的因素有很多，他生活的地方，他的生活处境，他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以及他个人的气质、修为、境界、性格、情怀、视野、审美、人生观等等，当你提笔写诗时，这些元素就会悄悄聚拢过来，围绕着你影响着你，决定着你的取舍。有句话叫“功夫在诗外”，就是指你要不断修炼提升那些影响着你的东西，让围绕并决定你诗写的元素更加精纯和高级。从俗世生活这方面来说，你得首先要解决生活问题，我现在已不大相信吃不饱睡不暖的情况下能写出什么好诗来，身体的最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是做任何事情的根本。以前小时候，读杜甫的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老师都渲染杜甫如何穷困潦倒，直到很多年以后才知道杜甫并非是那样，而是家境还较为殷实，生活比较安逸，后来因为“安史之乱”才陷入了困境，饶是这样，也比普通老百姓要好得多。只有生活得到基本确保，才能安下心来去思考和写作。

另外，孤独感对于写诗也很重要，某种意义上，写诗就是和自己对话，如博尔赫斯就很沉迷于自己的交谈，写有不少此类文字，在他的《另一个人》中随意摘录几句他和自己的对话：

“我马上可以向你证明你不是和我一起做梦”，我对他说。“仔细听这句，你从未见过，可是我背得出”。

我慢条斯理地念出那句著名的诗：

星球鳞片闪闪的躯体形成蜿蜒的宇宙之蛇。

我觉察到他惊讶得几乎在颤抖。我低声重复了一遍，玩味着每个闪闪发亮的字。

“确实如此”，他嗫嗫说。“我怎么写不出那种诗句。”

写诗还须融入自然，去体会和感受自然，亲近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对于深陷于现代都市的人来说，自然是最好的拯救者，它会帮你激活那些被压制而沉睡的细胞，对人有秘密的修复功能。诗歌从来就不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诗人要有融入生活的本领，还要有从生活的泥潭里拔出的能力。

2018年8月31日望江-古雷池

附录：张建新诗歌三首

|在青林寺或不在青林寺|

我比雪晚一些抵达

进入青林寺首先

要进入到一场雪中

我是人群中的早起者

一行遗留和消失的脚印

见证了这些，也见证了

雪仍在身后落下

鸟群在树枝上落下

我在早课的经声里落下

2007年

|对一次脑瘤手术的非专业记录|

17时30，麻醉开始，蓝色通道

海水关闭，身体迟钝，准备。

天空越来越低，血压有波动。

18时50分，无影灯的悲伤越来

越明亮，器具、托盘、无菌纱布，

眼睛被盖住、身体被盖住，思想

固定在之前的雨里，仅留出精准

部位，用电钻在颅骨打出四个孔，

锯开颅骨，X形剪开硬膜，无反抗。

19时10分，硬膜剪开，没看见

梦，有污点，溅在冷暖人生的

底片上，本不属于自己的这部分

何时被迫接受、长大，融于肌理？

19时10分到21时，刀片切下去，

不可一下将瘤整个挖出来，而是

一片片割下，薄薄的血肉，

一片、二片……，与血脉分离，

但不可全部切除，而要保留

一部分，维持固有的循环和秩序。

21时30分，颅骨合上，世界也

合上了，外面的雨还没有停，

沉睡的人仍安眠于丢失的梦中，

是不是梦？有疑问，有商榷，可以

逃脱？天大地大，轨道在延伸，

夜足够黑了，裹着雨衣的夜行人

要以怎样的抒情才能与其对称？

2010年

|寺庙尚未完成|

泥瓦匠拎着泥桶在装修寺庙屋顶，

木匠已完成了雕刻工作，

大雄宝殿四角完美翘起，被刷上

鲜红油漆指向天空，

崭新琉璃瓦下众佛已经即位，

相比之下，与寺庙背面紧邻的老屋

仅剩破壁残垣，鱼刺一样卡在

尚未装修完成的寺庙与高楼之间，

它与大雄宝殿仅隔一道沟壑和一条老藤，

风吹过，老藤就在寺庙和老屋之间

晃来晃去，平时，它就垂在那里，

像一条鞭子悬在行人头顶，

泥瓦匠休息时，坐在大雄宝殿顶上抽烟，

看着从沟壑下面经过的人

绕了一圈找到寺庙正门，进去磕头烧香，

泥瓦匠抬头看看西边，太阳刚好落了下去。

往期回顾：

名人名言：

      “一个诗人应该把自己隐藏在作品里，如同上帝把自己隐藏在万物中。

---福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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