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恐怖狂潮的最后涟漪—“光辉道路”

上个世纪后半叶，受席卷全球的左翼思潮影响，一批极左恐怖组织应运而生，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红色恐怖狂潮。这些极左恐怖组织，以极左意识形态为理论指导，打着实现社会公正的愿望，声称要为穷人谋利益，核心思想就是使用暴力推翻现有的政权，主要采取暗杀，绑架，破坏，破坏经济设施，袭击公共场所等恐怖暴力手段。因此，从本质上说，极左恐怖组织是反人类、反社会的极端组织。这其中比较著名、影响较大的有意大利的“红色旅”、日本的“赤军”、德国“红军派”。而秘鲁的“光辉道路”，则是这场狂潮的最后涟漪。

光辉道路是秘鲁一个极左的反政府游击队组织，其领导人是古兹曼，原是亲俄的秘鲁党资深党员，勤于独立思考。７０年代初，古兹曼自行成立了新组织，大概出于希望多多得到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他将组织命名为“光辉道路”。

古兹曼总结世界各国变修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做法不彻底，所以主要领导人死后国家很快就变了颜色。为了反修防修，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须经常化制度化。在秘鲁，“人民战争”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将来革命永不变色的大问题，甚至在夺权以前就要着手进行准备。这个“光辉思想”后来被称作“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的秘共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正是在“红旗落地”的大背景下，古兹曼觉得世界革命的火炬现在传到他手上了。因此，“光辉道路”必须挺身而出，反击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逆流，在秘鲁发动暴力革命。从那时开始，“光辉道路”的会场上，古兹曼那长发和大胡子的像被挂在了马恩列毛之后(甚至斯大林都还排不上)。“马----列宁----毛--冈扎洛指导思想”成了“光辉道路”的标准提法，表明只有安第斯山下的冈扎洛主席才是马恩列毛在当代世界五花八门的左派中的一线单传，硕果仅存的先知。

从1980年到1992年，“光辉道路”的暴力行动使得秘鲁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数十万人死亡，许多社会基础设施被摧毁，一些地区陷于瘫痪，成千上万农村居民逃到城里。1990年六月“光辉道路”袭击了阿亚库乔地区黄塔(Huanta)的一个农民村社，屠杀了二十个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还烧了四十所农居。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类似的打砸抢烧的行动有很多起。在一些地方，“光辉道路”的武装分子拦下公共汽车，从车上把乘客赶下后集体屠杀。他们甚至把一些参加投票的农民的食指砍掉（秘鲁的投票方式是用食指在选票上按指纹）。曾经同情“光辉道路”的秘鲁农民逐渐对无节制的破坏和毁灭感到厌倦，对用暴力迫使他们“革命”的行为深感恐惧，很多地方的农民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起了民间自卫委员会。这就使得“光辉道路”的暴力行动更加不分对象，全社会都成为他们报复的目标。这样，“光辉道路”就从最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众不满的政治暴力组织变成纯粹为暴力而暴力的政治恐怖团伙，其社会基础大大萎缩。根据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该国20年内战死亡的6万余人中，有54％的人是被光辉道路杀害的。

1992年8月，秘鲁警方一举破获“光辉道路”的领导集团，古兹曼本人也被捕，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把“光辉道路”的兴衰放在二十世纪世界史的大背景下来看，人们可以发现很多有意义的问题：

“光辉道路”表面上有咄咄逼人的道义优势，谴责社会不公，处处以穷人的代言人自居，自己实际上不但是不劳而获、靠用暴力剥夺他人劳动成果度日的寄生虫，而且还要破坏它寄生的肌体，在此意义上比寄生虫更坏，是癌细胞；它自己抛头颅洒热血，但砍起别人的头来更不手软。自己的牺牲成为屠宰他人的理由，自己的生命没有独立的价值，别人的性命更不值钱；

它以“精神解放”为号召，实际上却实现了领袖对追随者的心灵奴役。“光辉道路”用古兹曼思想给信徒洗脑的结果是造就了绝对服从、把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给领袖支配的群盲；

它自命为代表了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实际上其组织是和社会相隔绝和对立的，对“社会”始终怀有戒惧心。“光辉道路”和外部社会之间界限分明，它有一些“外围组织”（如妇女，青年协会等等），既用作联系渠道，也用缓冲地带。因此，加入“光辉道路”，实际就是加入了一个有特殊利益和心理纽带的群体，不但控制了成员的思想和政治观点，甚至控制了他们的感情和心理，把他们从社会和家庭中剥离出来。

秘鲁“光辉道路”的历史告诉人们：大规模的群众革命今天已经失去了发展和成功的可能性，但严重的社会不公（不但是贫富悬殊，而且也包括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和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会给无数野心家以可趁之机，不但为那些被排斥到社会边缘地带的群体提供打砸抢的发泄机会，而且可能把这种暴力恐怖活动政治化，使社会陷于难以解脱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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