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抗日方略是否正确？

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国共双方基本一致。这方叫“持久战”，那方则称之为“以空间换时间”。基本意思就是中国要想在抗日战争中获胜，只有发挥中国地大人多的最大优势，利用持久战拖垮日军和日本。这个战略，事后证明是符合中日两国国情的，是确实可行的，也是很伟大的。

持久抗战的最基本条件包括国家有统一的指挥中心，有持久抗战的大后方，一定的军事力量和全国人民的支持。

经过一系列的消除藩镇的军事行动，包括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当时国内四大军阀中或被消灭或被削弱，国内大的反对力量都被消灭了，再没有一个军阀有能力推翻政府。起码从表面上中国有了唯一的领导者，也有了统一的指挥。

另外就是通过五次围剿和长征，蒋介石采用一石二鸟之计，将红军赶到大西北，同时基本消灭了盘踞在中国西部的军阀力量，控制了包括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云南，甘肃这些省份，持久抗战的大后方也有了。这样，抗战获胜的基本条件就要满足了。 

但这仅仅是最基本的条件，远远不是充分条件。现在中日军力国力都相差太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根本不应该开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中国能够获胜，必然也是惨胜，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对于蒋介石和政府来说，最有利的就是日本先和苏联或者英美开战，中国借此积累力量，最终寻找时机参战，痛打一下落水狗，就像赤壁时期的刘备。一般有利的情况就是中日虽然要开战，但最好有二到三年的缓冲期。一则因为中国在长达20多年的分裂和战乱以后，急需要一个恢复休整时期，哪怕一、二年也是极为宝贵的。二则时间拖得越久，就离世界大战越近。日本想要争夺亚洲霸权，就必然要和苏英美法等列强作对，所以日本和这几个国家的开战只是时间问题。时间拖得越久，日本就越可能和英美苏提前进入战争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中日在1939或者1940年开战，也就一、二年后日本就和美英法开战了，再过二、三年日本就战败投降了。那么日本这个祸水就是几国一起承担，不再是可怜的中国一个人扛了。

　　但事实是，日本畏惧中国内部统一以后的高速发展和扩军备战，在西安事变结束以后短短半年内就发动了侵华战争。此时最高兴的就是苏联苏，因为他的宿敌日本只要不能在侵华战争中获胜，就无力向他进攻，他就安全了！

　　总之，日军选择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一条路，但这实际也是对日本最不利的一条路。

　　日本过早的进攻中国，最终就是将超过百万的日军部队陷入中国持久战的泥潭，导致他的陆军再也没有力量全面进攻苏联。而后来主要依靠海军进攻英美的时候，由于陆军兵力不足最远也只是打到缅甸，印尼，中途岛而已。如果将在中国的100多万部队拿出来，日本就可以毫不费力的进攻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和德国从东西夹击苏联。当时苏联之所以在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勉强获胜，主要依靠德军无法染指的大后方编组的大量预备役部队。如果日军出动百万大军挺进苏联的远东，西伯利亚，外蒙古，那么苏联至少要使用百万大军以应付。怕是把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战役所有预备队顶上都不够，还怎么可能取胜？恐怕苏联就要亡国了。日军攻占整个缅甸只用了6万多部队，后来由于兵力不足，无法继续进攻印度。如果把在中国的100多万部队拿出来继续进攻，那么恐怕日军就完全可以占领印度，澳大利亚，甚至进而占领中东的伊朗，伊拉克，沙特，土耳其等国，由此同在希腊和埃及的德意部队会师，这样就危害极大，恐怕二战结局就不好说了。日本人并没有这么做。 

再回到中国一方来。日本军校出身的蒋介石深知日本和日军的实力，他知道以中国的国力和军力，想速战速决战胜日本没有可能。如果条件不成熟而贸然和日本决战，自然必败无疑。克劳塞维茨和孙子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所谓战争的唯一目的是取胜。明知道会失败还去打，就是最蠢的蠢蛋，也是最大的民族罪人！

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因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众多智囊人物，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制定了整个抗战的构思，前后用了10年时间，付出了相当重大的代价才完成。抗战的中国战场执行的是层层防御的持久战，用三层坚固的防御体系和日军鏖战。这三层的核心是四川省；第二层就是围绕着四川省的一圈省份；主要是湖北，湖南，贵州，广西，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几省；最后一层，也就是最外圈的华北五省，以及沿海附近的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这几个省。这三层防御，就像坦克的多层复合装甲一样，攻破了外层，还有中层，攻破了中层，还有内层。越往里面的防御越顽强，越往里面越难打。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有一段话，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这段波澜起伏的历史：

“……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既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国，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

　　后人把二战时期中日对垒总结为一句话“不怕蚕食就怕鲸吞”。也就是说，日本不应该给中国时间，和中国打“持久战”，而应一举歼灭之。这也从相反方面证明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抗日方略的正确。

中国人有一种思维定势，面对异族入侵，只讲战，不讲和；只许战，不许和，主战者是民族英雄，主和者是民族败类、卖国贼、汉奸，这样的美丑对比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其实，战与和都应该是根据不同形势而采取的不同策略，当各方面力量对比严重不利我方的时候，适度求和保存力量以求将来，未必不是一种更高明的策略，总比全部都拼光了好。虽然前者要遗臭万年，后者可以流芳千古。

个人微信公众号：逆行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