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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朗事件提醒中国要认真应对印度,这个小国或许是一个最佳破局点。

2017-09-02 枫叶君 洞观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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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精致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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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了两个多月的中印边界对峙以和平方式结束了。在洞朗地区的这场较量中,中印谁占了上风、谁落了下风,人们莫衷一是。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总结经验,重新审视印度这个不安分的邻国,对于应对未来边境地区可能再次出现的角力似乎更有意义。


这次,印度是以“支持不丹对该地区声称的主权”为由,非法越界进入中国领土,阻止中方修路。印度的这一做法很像黑社会老大的做派,事实上,这也恰恰是印度和不丹实际关系的真实写照。根据两国于1949年签署的《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印度对不丹的国土防务负有责任。在印度看来,不丹的事情就是印度的事情。


因此,不看清不丹的地位和处境,就看不清中印对峙的要害所在。



观察不丹就会发现,这个喜马拉雅山王国对印度的依赖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文化等各个层面,这些层面综合到一起,使不丹看上去就像印度自家的后院,其一举一动都要受到印度的监控。正因如此,在这次洞朗对峙期间,不丹反而显得十分低调,甚至像个局外人。


印度对不丹的控制首先表现在经济上。不丹的经济完全依赖印度,印度是不丹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丹产品出口有98%是销往印度,同时,不丹市场上90%的产品来自印度。这听上去像天方夜谭,但却是事实:尽管中国产品现在遍及全球,但是山国不丹,似乎世界上只有“印度制造”。


这种状况,与其说不丹生活在世界之外,不如说不丹被关在印度为不丹特制的“暗室”里。


不丹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十分落后。为发展基础设施,不丹每年都要从印度获得大量财政援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相当于印度对地方单位的财政拨款,例如,从2012年到2013年,印度对不丹的财政支援达到6亿美元,而到了2015年至2016年则升至9.8亿美元,使不丹成为印度最大的受援国。


2014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便是不丹。莫迪(右)与不丹首相策林·托杰在不丹首都廷布举行会晤。


不丹水利资源非常丰富,适合进行水利发电。目前,不丹国内的三座1,416兆瓦水电站均由印度帮助管理,另外,印度还在帮助不丹建设三座规模更大的水电站。


在文化上,不丹国内也到处可见印度的印记,虽然从历史上说,不丹与藏文化有较深的渊源,但是,自印度独立以来,随着印度对不丹的全面渗透,使印度文化进入到不丹生活的各个角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丹国民的心态。在不丹电视合法化之后,不丹人平时看到的基本都是来自印度的肥皂剧和综艺节目。


与经济和文化相比,根据印不《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印度在国防和外交上对不丹的控制才是真正约束不丹的紧箍咒,它使得不丹虽然对外宣称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事实上却是印度的附庸,是印度的保护国,在防务和对外交往上要仰印度人鼻息,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决定权。


印度在不丹驻扎有军队,有特定的部队担负不丹的防务,同时在不丹设有军事教导团,负责训练大约1万7千人的不丹军队。到不丹旅游的外国游客,经常可以看到山谷里的印军营房、道路上驶过的印度军车,而这些都清楚表明,不丹在印度控制之下。


驻扎在不丹帕罗山谷的印军营地


而外交则更能显示出,不丹在印度羽翼下的实际地位,有些现象乍看起来令人费解,可是,如果连带着印度的态度加以剖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


不丹于1971年9月21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只有主权国家才可以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可实际上,外交事务以条约的形式写明要受印度“指导”的不丹,很难说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但是印度对不丹加入联合国并不反对,甚至是支持它加入,原因就在于,在印度能够完全掌控不丹的前提下,不丹加入联合国对印度只有利而没有弊。让不丹加入联合国,只能说明印度很“聪明”。


尽管不丹进入了联合国,但事实上,在1971年9月加入联合国前,不丹只有一个建交国,那就是印度。在整个上世纪七十年代间,不丹只和一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即由东巴基斯坦独立而成的孟加拉国。回顾孟加拉国的诞生,就更可以看出印度对不丹外交事务的绝对掌控。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后,按照末任印度总督蒙巴顿伯爵提出的方案,孟加拉地区分成西孟加拉和东孟加拉。由于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在领土被印度隔离,东巴基斯坦实际上成为远离巴本土的一块飞地。


地理上的隔绝最终令双方的矛盾走向不可调和。1971年3月26日,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随后与巴基斯坦守军发生交战,并于4月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这给早有肢解巴基斯坦企图的印度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


由于印度全力支持东巴独立,1971年12月3日,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战争很快扩展到西线。由于印军准备充分,与孟加拉解放军密切配合,加上得到当时苏联的有力支持,战争天平很快向印度一侧倾斜。抵抗了13天后,东巴基斯坦的巴军宣布投降,第三次印巴战争以印度的胜利宣告结束。


这次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占巴基斯坦人口56%、面积16%的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南亚次大陆的政治版图发生根本性改变,巴基斯坦被肢解,印度在南亚从此没有对手。


在孟加拉国获得独立后,印度很快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1973年4月12日,不丹宣布与孟加拉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最早承认该国的国家之一。在此后的十年间,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不丹只与印度、孟加拉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前者是对其外交和国防具有“指导权”的南亚霸主,后者是在印度支持下,从巴基斯坦分离出去的新国家。


由此可以看出,不丹的所谓“外交选择”,其实是印度为其出的命题作文。


8月11日,中印洞朗对峙期间,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右)会晤不丹外交部长多尔吉


不丹外交最令外人费解的地方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它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都没有外交关系。比如,它与欧洲的荷兰、西班牙等国家有外交关系,却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没有外交关系;与美洲的加拿大有外交关系,却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与亚洲的韩国、日本有外交关系,却与它的最大邻国中国没有关系。


这怎么解释?只能理解为,不丹不必与这五大国发生外交上的联系,印度代理就可以了。不丹的这一反常现象,与同为喜马拉雅山小国尼泊尔的对外交往形成鲜明对比。


尼泊尔历史上曾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是第一个与尼泊尔建交的国家。如果从联合国成立算起,1947年,尼泊尔与美国建交,1949年与法国建交,1955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56年与苏联建交。至此,尼泊尔与五大国均建立了外交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尼泊尔与北京建交之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把持在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手中,而历史上尼泊尔与“中华民国”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作出外交抉择时,尼泊尔选择了当时尚在联合国之外的北京,而没有选择身为“五常”之一的“中华民国”。次年,尼泊尔与中国终止了1856年《藏尼条约》,尼泊尔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应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是中印关系的蜜月期,作为与尼泊尔有着特殊关系的国家,印度曾给过尼泊尔在处理尼中关系时一些积极的建议,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尼泊尔对自己的外交政策享有决定权,否则,便不会在联合国成立后的十年间,先后与五大国建立外交关系。


反观不丹则完全不同,在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四十多年间,与几十个国家先后建立外交关系,却刻意避开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尤其是与之有着600公里长边界线的中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却与安理会“五常”不建立外交关系,这的确令人费解。当被外界询问时,不丹方面的回答总是含糊其辞。例如,当有人问不丹首相策林·托杰,不丹何时能同中国建交时,他作出了如下回答:


中不首先需要解决两国边界的划定问题……不过,不丹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均无外交关系,因此对于中不建交,大家应给予适当耐心。


作为一个人口仅有70多万的内陆小国,不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算不上密切,这与除中国之外的美、俄、英、法并无多大影响,但是唯独对中国意义不同。中国是不丹最大的邻国,与不丹建交有利于中国稳定西南边疆,这是显而易见的。不丹首相的表态,只能理解为有意淡化不丹至今尚未与中国建交这一事实。众所周知,没有印度这个“大哥”的首肯,不丹很难与中国走近,而鉴于中印之间的竞争关系和双边关系现状,印度不愿意看到不丹与中国建交。


在印度和不丹《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中,对不丹限制最大的是第二条:“印度政府承诺不干涉不丹内部事务,而不丹政府同意在对外事务上接受印度政府建议的指导。”尽管不丹于1971年加入了联合国,并且与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条约中的第二条却是不丹长久以来无法摆脱的紧箍咒。2007年,不丹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访问印度,与印度签署了《2007印度—不丹友好条约》,根据该条约,不丹可以自主决定外交事务,但前提是“不得损害印度的战略利益”。


不丹和印度这一新条约被视为1949年印不《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的升级版,虽然条约给了不丹一些新权力,但是在外界看来,只是把不丹头顶上的“紧箍咒”松了一点,但却没有完全去掉,甚至在一些印度学者看来,该条约仍然不能算是一个平等条约,因为它依然让印度享有对不丹的管束权,一旦不丹的举动被新德里视为“越轨行为”,就立刻会受到印度的惩罚。


所以,尽管不丹目前也有了几十个建交国,但是,当一个国家在决定建交这类重大问题时,仍需获得另一个国家的同意,这无论如何都大大削弱了该国的主权独立。人们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理解:不丹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建交,尤其是与中国建交,就是“不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


位于纽约的不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


除了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印度援助、外交和国防操控在印度手中之外,不丹不敢跟印度须臾疏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曾经亲眼看到邻国所发生的一切,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得罪了印度这个大国。巴基斯坦因为和印度过不去,1971年国土被肢解,凭空生出了一个孟加拉国;锡金因为不服印度,结果被武力拿下,几步蚕食后,终于在1975年成为印度的第22个邦,从此在世界地图上彻底消失。


考虑到这些因素,作为中国,应该对不丹抱着理解的态度,不丹客观上与印度确有密切联系,但至于说疏远中国,也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在一定程度上,不丹也是“不是不想为,而是不能为”。在印度这个南亚霸主的监控下,不丹只能小心翼翼,因为他们担心遭到和锡金同样的命运。


然而,不丹并没有因此而完全自缚手脚,也在进行各种尝试。从1984年至今,不丹和中国先后在廷布和北京轮流举行了22轮边界谈判,虽然在一些地区仍存在争议,但是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印度对不丹和中国的谈判极为敏感,它总是在后面指示不丹加码,以便从中国索取更多,同时又对不丹不放心,担心不丹撇开印度与中国达成某种幕后交易。


不丹与中国在5年前曾有过很好的互动,双方已经接触到建交等实质性问题。2012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期间,与当时的不丹首相吉格梅·廷莱举行会晤,双方都表示了尽早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不料,此举令印度大为恼火,遂暗中策划对首相廷莱等亲中派进行“修理”。


2012年6月,温家宝在里约热内卢会晤吉格梅·廷莱


2013年7月,不丹举行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的第二次国民议会选举。选举期间,印度突然决定停止向不丹提供家庭燃气和柴油补贴等手段,令不丹国内燃料价格飞涨,民众怨声载道,而这使得执政的不丹繁荣进步党在选民中声望大跌。结果,亲印度的人民民主党在全部47个议席中获得32席,而廷莱领导的繁荣进步党只获得15个议席,从而失去执政权。曾在选举辩论中指责廷莱与中国走得太近,被视为亲印派的策林·托杰出任不丹新首相。


我们必须承认,在操纵它国内政方面,印度绝对是一个高手。事后印度媒体洗地说,印度的政策调整只是一种巧合,是无意中影响了不丹大选的选情。可是很多观察家均认为,印度此举绝对是有意为之,就是要让廷莱和他的繁荣进步党在选举中折翼沉沙,以报复其与中国走得过近,特别是有要与中国建交的打算。策林·托杰新政府上台后,明显对印度言听计从得更多,而对中国则适度保持距离。


鉴于印度的巨大体量和国家发展目标,其与中国保持直接竞争关系将是长期的。尽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印度还不足以拥有与中国相抗衡的能力,但是潜力是存在的,特别印度有着人口优势,其人口年轻化大大超过中国。因此,中国必须有一整套的对印战略,而这次中印边界对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方的某些不足。


对付印度,最重要的是重视不丹问题,并在适当时机促成中不建交。这就应当解决好边界划分问题,在谈判中尽可能排除或降低印度的干预。解决好边界争议,将会给双方建交创造有利条件。


在中不关系中,比较棘手的是印度在不丹的军事存在,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难题,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难以解决的。另外,就地理环境来说,印度对不丹施加影响的条件要优于中国。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太善于在它国扶持代理人,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廷莱政府被轻易取代就是一个例证。


相反,印度却是这方面的高手。在锡金,印度就是扶持了亲印度的国大党,才最后在议会中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亲中的民族党整垮,在印度军警的监督下进行了假投票,正式吞并了锡金。同样,在不丹2013年的大选中一样,印度轻施手腕便把廷莱赶下台,而扶植起亲印度的现任首相策林·托杰。据说,印度现在又在忙着布局,以便让策林·托杰在明年的大选中获得连任。


2014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中)访问不丹时,与不丹国王旺楚克和王后佩玛合影


毋庸讳言,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确需要向印度学习,那些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政治力量就是我们应当争取和支持的对象。


尽管印度在不丹四处插手,但是对不丹还并没有做到完全放心。实际上,印度一直在阻挠不丹参加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在中国于2013年向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之后,印度就坚决表示反对并不断摸黑,称“一带一路”项目会损害沿途国家主权,并使相关国家背负上无法承担的债务。其实,不丹内部不少有识之士对“一带一路”抱有很大兴趣,认为这一战略规划能够给不丹带来好处,可以使在不丹的投资多样化,从而改变不丹全面依赖印度援助的局面。


然而,印度却一直在不丹耳边吹风,称“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目的就是为了吓阻不丹接近中国。而作为应对,中国可以多做这方面工作,打消不丹的疑虑。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有许多困扰,但是不丹还是保持着与中国的互动。就在中印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发生对峙期间,7月31日,不丹驻印度大使维措·朗杰出席了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举行的庆祝解放军建军90周年招待会。考虑到时下中印关系的紧张,以及不丹和中国之间尚无外交关系的情况,外界普遍认为,维措·朗杰大使的这一举动可以视为不丹在向中国示好。


中国对付印度的思路可以有很多,但是,不丹或许是一个最佳破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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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枫叶君

前新华社记者,现定居加拿大

著有长篇小说《移民》(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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