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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观君言】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补贴都在逐步减少。是因为这些行业已经发展起来具有自身的造血功能了？还是外部的供血能力出现了问题？
静悄悄的，中国最大的官方网站于8月4日（周六）挂出了一份4部委联合签发的文件：《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关于节能 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74号为促进节约能源，鼓励使用新能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现将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以下简称节能、新能源）车船的车船税优惠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
（一）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乘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1.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排量为1.6升以下（含1.6升）的燃用汽油、柴油的乘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乘用车）；
2.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应符合标准，具体要求见附件1。
（二）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商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
我们都知道，自08年的次贷危机、12年的欧债危机后，我国陆续推出了针对多个高新产业的扶持政策，这些高新产业主要是指：
1.电子信息技术、2.生物与新医药技术、3.航空航天技术、4.新材料技术、5.高技术服务业、6.新能源及节能技术、7.资源与环境技术、8.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
而这其中，光伏、风能等节能新能源技术是尤其被国家所大力提倡发展的。也正是在这之后，国内的车企，看到美国特斯拉的电动汽车获得市场青睐，纷纷加大在节能型、新能源车的研发与生产上。
随之国家多次出台相应政策将相应车型的购置税、车船税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后期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后撤，但对1.6升及以下的小排量等节能型汽车也还是有着各种政策支持。
【推荐阅读】【历史秘闻】苏联解密文件中的陈独秀，硬骨头的真君子！
但从8月4日发布的文件来看，这种政策层面的支持正在变得越来越少、力度也在越来越小。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上面文件中的内容：
一、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
（一）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乘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1.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排量为1.6升以下（含1.6升）的燃用汽油、柴油的乘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乘用车）；
文件一直到这里，我们还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看着还是好事，国家继续对小排量、节能型车进行着政策引导。
再继续：
2.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应符合标准，具体要求见附件1。
到这里，如果你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也看不出来什么。但你只要看仔细去找到这个附件1并仔细分析一下：
读者朋友们如果有车的，你与自己的车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个表格所列最左边一项的整车整备质量，就已经把大部分车给排除在国家支持的范围外了。
我们就以目前国内主流的一汽大众宝莱、捷达、上汽郞逸、斯柯达明锐、丰田卡罗拉、日产轩逸、本田飞度、吉利帝豪等来看，这些1.6升排气量的车型，质量几乎全部大于1200Kg。
也就是说，仅这一个指标就已经将大部分的节能型、小排量汽车给排除在该政策的受惠范围之外了。再结合表格中的排放数值，洞观君不知道还剩多少车型能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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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WHY?
小排量、节能型，不是国家政策支持的吗？为什么就这样悄悄地、偷偷摸摸的给变相取消了呢？
原因无外乎两个：
一是这个产业政策支持下的相应产业已经具备自主造血功能，可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以达到在市场竞争环境下也能自我成长生存下去。
但很显然这个原因是不存在的，同时我们中国人性里对于面子这种更大、更好的追求，似乎也不会有太多的人（特别是换车）关注小排量车型。
二是国家因各种原因政策上不再支持。
此次的政策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出来，虽然表面上还说要支持节能型小排量，但在实际的标准上，可以说是十分的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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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既想要当婊子，又想要立牌坊。其实说白了就是想留个好名声，但不想给钱！
针对国家产业政策所支持的产业，另外还有一个光伏产业，在今年的531新政中也是被取消了各种补贴。
当这种事情出现一次时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但仅仅过了2个月后就出现了第二起几乎同样的政策时，我们应该要思考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了。
那为什么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事，又不想给钱支持了呢？
在洞观君看来，只有两个字可以解释：
财政上“缺钱”了，已经无力继续大范围的补贴。
在目前阶段，由于经济本身就有下行的风险存在，再叠加上贸易战的因素，经济前景将更不明朗。国家财政必定也在做在各种未雨绸缪的准备，而减少各种补贴，无疑是过紧日子必不可少的手段。
延伸阅读：
好日子可能到头了
这两天，两条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其一是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lang普提议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幅度从原来的10%提高至25%，寻求加大对中国施压促其在贸易问题上作出让步；为反击美国的加税决定，中国于8月3日宣布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关税。其二是深圳市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深圳外贸出口7214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此部分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江湖眼，ID：jianghuyan001，作者：安梁）
已经连续25年担当中国出口界龙头老大的深圳，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额10%以上，外贸顺差占全国顺差总额近三分之一。一叶知秋，中美贸易战以及由此而增多的全球贸易不稳定因素正在进一步恶化中国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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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3月22日美国宣布对自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以来，出口加工业就开始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情绪。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总计才1303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出口5000多亿美元。现在，美国决定对2500中国征收25%的关税，中国做出回击，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全面的贸易战可能难以避免。如果这种困境不能得到迅速化解，“世界工厂”的好日子可能快到头了。
根据海关月度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出口总额仍有7.9%的增速；但从4月开始增速逐月下滑，4月份为-7.1%，5月份为-11.2%，到6月份则是-10.5%，导致上半年罕见出现负增长。
四十年前，中国的出口加工业从深圳起步，并从这里外溢到整个珠江三角洲，并在90年代以后向北扩张与转移。以深圳为代表的出口经济，是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最大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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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深圳的出口总额仅为930万美元，1992年即达到66亿美元，跃居中国内地各城市首位，到2016年，更高达2374亿美元。从1992年到2016年，深圳的出口值年均增长16.1%。但到2017年，深圳出口总值虽仍有为1.65万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却已经显著下滑到5.5%。
深圳出口值长期占广东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强，全国10%以上，其贸易顺差更多年达全国贸易顺差总额的三分之一。顺差最少的年份，也有全国的15%以上。可以说，深圳不仅是中国出口经济的一哥，而且其产品的含金量最高，赚钱能力也最强。因为这里不仅有富士康这样的大型台资企业，也有华为、大疆这样优质民营企业，更有大量来自欧、美、日、韩的外资企业。
而这一切全因深圳得香港人才、资金、物流、市场和订单的近水楼台。所以，深圳货物的出口一直是以香港、美国、欧盟和日本为目的地，其中出口香港的货物又以转口贸易为主，最终目的地仍是美国、欧盟和日本。
表1:2017年深圳货物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中美贸易战在第三季度正式打响，覆盖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化工制品等行业的少数产品。如果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在9月初实施，受冲击的行业与产品将大大超过此前的行动。对中国出口企业的伤害可能是无法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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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重要出口加工基地的深圳必然首当其冲，进而波及香港、珠三角，乃至全国经济，可能使中国经济失去增长的动力与源泉。
从1979年开始，由于与美国的准盟友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中国开放其市场，不仅令中国得以向这些市场出口商品，而且引来了大量投资，终于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崛起为对世界经济具有举足轻重分量的“世界工厂”。
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中国制造业从1978年前尚不能自足的羸弱时代起步，到2016年增加值高达3.2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25%多，超过了美国和日本制造业产值的总和。如今，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产业，如纺织服装、玩具、五金制品，到高端的飞机制造、通讯设备无所不备。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规模庞大、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中国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有人因此沾沾自喜，以“厉害了，我的国”招摇过市。殊不知，这一奇迹出现，并非基于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基础，而是全球生产链大调整的结果。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转移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工厂和订单，因为这些地区的成本上升需要向外转移。恰在此时，中国打开国门欢迎他们。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与中国毗邻，而且均属东亚儒家文化圈，加上港、台、新三地均是华人社会，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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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有企业分为毛泽东时代建成的老国企和八十年代建成了新国企。在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中扮演着主导甚至垄断的作用，连新建的深圳经济特区也成立了林林总总的国有企业。然而，国企虽得体制庇护和银行扶持，但终因难以适应市场竞争而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陆续破产倒闭。剩余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高利润的能源、金融、矿产、运输、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等垄断性行业。
在1997年以前，中国出口企业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当年国企占出口总额的56.2%，此后逐年下降，到2017年已经下降到11%，而且许多是赔本买卖，例如出口货物到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受到国际社会制裁的国家。
在国有企业退出过程中，外资企业迅速崛起，尤其是电子制造业的台资企业。外企对中国出口之贡献率也从1997年的47%，增加到了2004年的57.1%。时至今日，中国五大出口集团全部是台资企业，其中仅富士康集团在大陆就拥有近百万员工，出口总额占全国总额的近4%。
随着大量外资企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又导致其制造技术和市场订单的外溢，从而直接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二十年多的高速成长。在1997年，中国民营企业在货物出口中所占份额仅有2.8%，但到2017年已经高达46.5%，超越了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
由此可见，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为“世界工厂”，首先得益于欧美的市场开放，然后是港、台、日、韩、新的生产工厂与订单转移，接下来才有本土民营企业的诞生以及从低端向中高端产业的攀爬，终使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能共同成就“世界工厂”的辉煌，联手争夺全球市场。
虽然这些工厂目前仍在中国大陆，使用着廉价的中国工人；但如果因为本次贸易战，而使美国，乃至欧盟、日本，抬高其市场门槛，订单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工厂也可能跟着搬迁，因为“世界工厂”属于世界。
二十年前，安梁刚从事工厂和工人问题研究时，发现大多数工人工资不到50美元，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而且少有抱怨。“物美价廉人傻”，不仅引来了全世界的投资，更涌来了全世界的生产订单，很多工厂老板都因此发了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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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出口加工业赚来的大把美金，中国的一些人成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大壕。由贸易顺差而获得的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让央妈的印钞机日夜加班，造成水漫金山的M2。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起飞了，但工厂赚钱却越来越困难。所以从十五年前开始，台企、日企、韩企陆续向越南、泰国、印尼、印度等国家转移生产线，其中越南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新秀。
2006年，安梁第一次去越南时，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鞋厂，台湾宝元集团已经在胡志明市建成了庞大的工厂。
安梁第一次进入台湾工厂，是2001年访问位于东莞高埗镇的裕元鞋厂。当时，裕元厂有近10万名工人。安梁至今清晰记得，当天下午6点放工的时候，数万名身着蓝色工装的年轻女工蜂拥而出，场面极为震撼。
1969年9月创立于台湾鹿港小镇的宝成跟富士康一样，也是1988年到大陆设厂的。到2001年，以东莞高埗的裕元和中山三乡的宝元为主要生产基地的宝成集团，已经发展成为每年生产3亿双鞋的世界最大制鞋企业，主力代工包括Nike、adidas，ASICS，New Balance， Timberland及Puma等多个知名品牌鞋品。其高峰期在大陆的员工超过20万人。
早在1994年，宝成集团就在越南布局，但直到10年前才加速向越南转移生产线。如今，宝成集团在越南拥有七大厂区，员工总数超过16万人，在印尼的员工也达到12万人。而曾经的世界最大鞋厂--东莞高埗裕元鞋厂的工人降到3万多人，整个中国大陆的员工已经不足8万人。
在宝成集团的带动下，几乎所有的大型台资鞋企都已经在越南设厂。到2017年，中国虽然仍是全球最大的制鞋基地，出口金额有481亿美元，但已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而越南的制鞋业则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2017年，越南拥有1500多家鞋厂，雇佣100多万工人，出口值居全球第二，达到164亿美元，其中35.5%出口到美国。
纺织服装是中国另一优势创汇产业。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国和贸易国，中国拥有数万家生产企业和1000多万从业人员，每年生产250多亿件成衣， 2017年的出口额达到2669亿，最大出口市场是美国，占美国服装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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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2014年以后，中国的纺织服装出口就受到了来自越南和孟加拉的强烈挑战。成衣出口逐年下滑。2017年的成衣出口比上年下降了0.4%。而越南和孟加拉则成为中国第一和第二的纱线与面料的出口目的国；越南也于2016年首次成为中国最大的纺织服装进口来源国。这些数据显示，虽然中国的纺织服装业仍有优势，但已经被越南和孟加拉瓜分了很大的份额。
越南在2017年的纺织服装出口金额超过310亿美元，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是其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就占了40%多。这些市场与中国服装的出口市场高度重合。越南决心在未来五年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服装来源国。
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中国最大的产业部门，拥有10多万家工厂，其2015年的外贸总额超过13088亿美元，其中出口7811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4.3%，进口5277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口比重为31.4%。贸易顺差2534亿美元，占全国外贸顺差的42.7%。美国、欧盟和日本是中国电子产品的最重要出口市场。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主体是外资企业，这几年的外企出口金额均占该行业总额的70%左右，创造产值也超过该行业总产值的60%。
然而，由于中日和中韩关系的不稳定，对日企和韩企产生了驱赶效应。日企加速了回撤本土，或转移到越南、泰国、印度的行动。例如今年以来，世界500强的日本企业尼康、日东电工、奥林巴斯、欧姆龙相继关闭在华工厂，其中不少公司把他们的生产线转移到了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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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韩国企业的撤离则更加快速且彻底。例如三星集团在中国曾经有多达15万员工，年出口总额高达600多亿美元。但是三星这两年以最快的速度在越南和印度投资新工厂，并在今年4月关闭了它在深圳的最后一家工厂。目前，三星在越南已经雇佣了14万多工人。2017年，仅越南三星就出口了540亿美元的产品，贡献了越南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而对曾经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的中国，三星的做法好像是逐步出清。
随着三星、LG等巨头搬迁到越南，为这些大公司生产配件的大量供应商也陆续转移到过去。一个日益完善的电子制造业供应链正在越南成型。
除越南之外，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孟加拉、柬埔寨、缅甸等国家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出口加工业这块大肥肉，希望拉拢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欧美工厂。
此次中美贸易战，客观上恶化了中国的营商环境，加重了全球企业界对华未来的疑虑。例如富士康等大型台企已经在美国、印度和越南投下重金。富士康宣布未来五年将在印度建造12座工厂，雇佣工人可能超百万。如果下一步，我们与台湾的关系恶化，目前大陆最具竞争力的台资电子代工业也可能追赶韩日企业的撤离步伐。
不管我们是否高兴，全球生产链撤离中国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事实；而且转移的不仅有制鞋、服装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有三星、LG、东芝、索尼等高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
2017年，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60%多的货物出口到了美国、加拿大、欧盟以及日本、韩国市场，其中又有40%多为在华外资企业制造的。在华外企大约贡献了中国每年贸易顺差的70%。因此，如果中国没有了“世界工厂”，我们将可能丧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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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欧盟与日本达成了接近零关税的贸易协议；7月26日美国也与欧盟达成零关税共识。一个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的零关税自由贸易区可望在年内实现。如此一来，一个约占全球GDP60%，10亿多人口的全球最大自由市场，有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WTO也就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我们曾经从WTO体系中获得的巨大市场利益可能随之流失。
中国经济历来有所谓“出口、投资、消费”三大火车头，其中出口是中国经济前进的最核心动力。因为出口工业不仅有1亿从业人员，他们养活着其身后的4亿人口；而且因为出口赚取的数万亿美元，让我们仅2017年就从国际市场购买了4.2亿吨原油、6857万吨天然气、2964万吨成品油、10.75亿吨铁矿石、9554万吨大豆。
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外资制造型企业多是出口导向型的工厂，专为欧、美、日等品牌代工，如果没有了目标市场的关税优惠，必然会失去欧美日的订单。为了企业生存和继续获得订单，转移到有关税优惠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就是他们的重要选择。这也是过去60年，全球生产链多次转移的一般规律。
过去五年，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大约在4000至5000亿美元之间，外资企业的出口值为1万美元左右。如果一半的外资企业撤离中国，中国就会减少5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可能导致中国出现三十多年未曾出现的贸易逆差。
过去十年，越南已经从中国大陆挖走至少1500亿美元的生产订单和生产线。如果未来中国的贸易环境不稳定，那么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合力再从中国挖走5000到1万亿美元的订单和生产线并非危言耸听。
这样，首先大量工人会失业，许多家庭生活无着，而且多数钢铁厂要关门，汽车要趴窝，一半城市家庭无法使用煤气，建材、粮食、食用油和猪肉的价格都要飙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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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战从酝酿到开打，已经使A股从3000点降到2700多点，汇率从1美元兑换6.25元跌至6.90元，债市也频现违约，P2P连环爆雷。
所以，只要中国出现贸易逆差，汇率可能首先崩盘，从现在的1美元兑换6.90元人民币狂泻到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甚至出现1美元兑换12-15元的腰斩情形。如果出现这种极端情况，还会有“投资”和“消费”吗？
目前，中国市场只有房价一枝独秀。中国房地产的市值已经超过了430万亿人民币，按现在的兑换率折合62.3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80%多。
如果汇率大幅下跌，央行继续放水的话，很可能导致部分拥有外籍身份和资产的人士抛盘出逃，从而引发房价崩盘。如此一来，不仅“世界工厂”的好日子可能到此结束，我们个人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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