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岸特务才用“超声速”？老祖宗教小粉红做人：禽兽才不分声、音

图：在大陆术语体系内，歼20超的是声速，而不是音速

在过往多个平台的文章评论中，笔者多次见到一些小粉红对特定词汇用法的揭批，称“超声速”是港台那边的称呼，国内喜欢用这个词的，定是对面的敌对势力特务云云。

类似的现象在日本20世纪上半页也曾经频繁出现过，当时还对这些看起来是敌对势力才会使用的语言、词汇有个专门的称呼，叫“敌性语”。

在日本国家战略走向癫狂的历史进程中，大正/昭和小粉红在战争贩子带领下全面围剿敌性语，确保大正/昭和文化的主旋律性、严肃性、纯正性，正是社会氛围狂热化、驱使整个国家失去理智、文明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遗憾的是，按照中国的国家标准，“超声速”这个词才是90年代以后的规范用法；倒是“超音速”这个说法，实际上更符合日语的习惯——它是纯正的日语术语。

图：飞机超声速飞行产生的激波，是高速阻力的主要来源

在汉语中，“声”和“音”的含义并不完全等同，其差异主要源于人的感受。不加特别注解（比如“次声波”）的话，“声”通常指的是人耳可以听到的机械波；而“音”是人听起来觉得有调，能给人特定意义感觉的一部分的“可听声”。

这也是为什么《礼记》中说，“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

图：这个时候常常用“声”

图：这个时候常常用“音”

正是基于这种含义上的区别，在国内的术语规范化进程中，但凡是概念更贴近“空气中传播的机械波”的术语，一律采用的都是“声”字；比如“声速”、“声波”。而那些更贴近人的感官、或者牵涉艺术文化的，才会使用“音”字，比如“音色”、“音调”。

比如《航空航天客机出版工程——航空航天专业术语》中，"yin"读音开头的汉语术语，只有“因”、“银”、“引”、“隐”、“印”，而完全没有“音”；而涉及到所有“supersonic”概念的，无一例外，均为“超声速”。

图：这本书里是找不到“超音速”的

就历史角度来说，建国后“声”、“音”在术语上确实经历过很长的混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前，使用“音速”、“超音速”的论文、专著也不少见——甚至近年也还偶有出现。

这种不规范的现象不只是术语，还包括了大量计量单位等，在科研学术、工程建设中带来了大量混乱；因此从80年开始，国内下了很大力气进行整顿——这实际上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随着相关的国家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在1993年版的《量和单位》国家标准中，声和音在各领域中的术语用法已经被最终确定了下来。自此之后，声速、超声速才是中国的正统用词。

图：用今天的中文规范术语翻译，分别是“声速”、“亚声速”、“跨声速”、“超声速”、“高超声速”

最后，“超音速”这个词，如果要从语言逻辑上讲通的话，必须放在日语的语境下：日语汉字中，“声（こえ）”代表生物发出的声音；而“音（おと）”代表非生物发出的声音。国内的“音速”、“超音速”等词汇用法，也确实沿袭自日本。

这源于多方面的历史原因，其一是近代历史上，中国的科学、工程技术相关的文献著作大量翻译自日本，因此很多日文汉字的航空术语也被直接引入了。其二，中国不少航空相关的机构、人员，最早也是在抗战胜利后，接收自日本遗留在国内的基础。

比如沈阳飞机制造厂，始建于1920年，9·18事变后被日本控制并改编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比如中国空军的摇篮，被称为“东北老航校”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时，仅接收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的教官、技术人员等就有近200人。

图：“大破”这个词，很多年轻人都是这几年受日本文化的手游影响，觉得用起来挺新潮挺酷，但在中国铁路领域，这个词的历史漫长到比老土的绿皮车还久远。

类似背景下，现代汉语中，各领域术语源自日文汉字词汇的比重非常高，中国长期沿用基于日语语境下的汉字术语，在国内其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直到今天，铁路领域的大量术语和文书习惯，都带有极为浓重的日式风格。

图：合肥南动车运用所的人员对动车雨刮器进行更换

这些习惯甚至沿用到了高铁时代。比如“北京南站动车运用所”，用现代汉语去解读只会让人莫名其妙 ；此处“运用”的真实含义是维修整备一体化，是典型的日本术语。

所以说，哪怕是干清剿敌性语这种事情，也是需要基础文化教养的啊。没读过《礼记》，分不清声与音，这算不上什么问题；毕竟它不是现代人所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

但是在分不清声与音概念差异的情况下，就给使用“超声速”这个词的人扣对岸特务的帽子，这种野蛮愚昧的行为，大概就当得起《礼记》中的评价了——其实想想也不让人意外，二十世纪下半页至今，大规模的人在思想认识上劣化成了禽兽畜生而引发的人祸灾难，何曾少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