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国 | 从工业化就业到数字化工作：新工作范式转型与政策框架
文 | 杨伟国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 | 《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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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市场机制演进的必然性与数字技术赋能的可行性，作为外生冲击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从工业经济就业范式向数字经济工作范式的转型，这种新工作范式主要体现在从组织型就业向自主型工作转换，从集中型就业向分布型工作转换，从单一型就业向多元型工作转换。新工作范式推动了新工作政策框架的形成发展与优化完善，新工作政策框架主要着力于创造更加稠密的工作市场和促进更加便利的工作匹配，着力于包容更加多元的人力资本关系和提升更加专业的工作技能，着力于提供更加普遍的社会保障和保护更加全面的工作权利，从而能够真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习以为常的主流就业模式投下了一个巨大阴影，而在这个阴影中却闪烁着明亮的点点星光，照亮了我们通往阳光灿烂的路径。这个主流的适应于以大机器生产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工业技术经济范式下的就业模式的最本质特点是：以雇主组织为中心的集中单一型就业。这种就业范式的成熟性并因此而产生的相当大的“稳定性”无法对倍速发展的技术经济条件变化和动态的环境不确定性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这个内在缺陷在重大外部冲击下导致了巨大的工作市场波动，造成“就业硬着陆”的巨大风险，让劳动者个人、企业以及社会经济都遭受了重创。而以现代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体系则通过构造一个全新的生产经营与组织管理模式而相当程度上降低了甚至免于这场重大疫情的侵袭，而且它正在从市场交易服务向组织管理、生产制造领域纵深挺进，一个全新的数字经济范式日益成型。伴随着在这次重大疫情中各类劳动力市场主体与各级政府部门在就业促进方面所作出的应急创新，得力于数字技术应用的长期积累和长足进展，茁壮成长的数字经济范式正在加速推动“工业化”就业模式向“数字化”工作范式转型，呈现出“自主型、分布型与多元型”的典型特征，并推动了一个新工作政策框架的形成和完善。
基于对全球就业市场动态发展的观察，特别是基于对中国企业、平台公司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访谈和实地调研，我们初步归纳出这种由“工业化”就业模式向“数字化”工作范式转换呈现出一个清晰的本质特征和三个典型的形式特征。从本质上说，这个转换是从“就业”向“工作”的转换。形象地表述，工作就是一种颗粒度更加精细化的就业，而且是一种“质变”后的就业。按照克里斯坦森的观点，“工作”是对“就业”的一种破坏性创新。“工作”表现出来的已经不再是“就业”模式下一个劳动者去承担一个岗位的全部职责，而是一个劳动者的不同技能或能力来完成一个岗位中的不同工作任务。或者说，我们过去考察就业时所用的劳动者个体、岗位、工作日、薪酬等标准开始变成劳动者技能或能力、工作任务、工作小时乃至分钟、工作价格等全新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因为颗粒度的精细化，“工作”不再像“就业”那样受到时空的严格限制而具有更好的扩展性与流动性以及更强的可交付性与可交易性。正是这个本质特征决定了它的三个典型的形式特征，即这种工作范式转换表现为从组织型、集中型与单一性就业模式向自主型、分布型与多元型工作范式的转换。
（一）从组织型就业转向自主型工作
工业经济范式决定了以雇主组织为中心的就业模式。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已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科斯的解释，在工业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交易成本太高，组织型就业实际上是一种帕累托均衡。在组织型就业模式之下，劳动者个人依其与组织所签订的雇佣合同，集聚于组织大厦之内，嵌入科层制的管理体系之中，听从组织的计划指挥控制，接受组织的培训开发，履行岗位职责，交付产品与服务，换取工资报酬和福利保险。但是，劳动者将其所在的组织视为最大的客户，而非他们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直接消费者，无法形成客户导向的职业规范，不仅提高了组织的管理成本，也隔断了劳动者与消费者经由他们的产品或服务而建立起的社会联系。更重要的是，劳动者因受制于严格的“泰勒科学管理规则”而缺乏自主性从而不断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伴随着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工业经济时代的技术经济条件禁锢正在不断被突破，这为劳动者自主型工作范式奠定了技术条件。自主型工作并不是排斥组织型就业，而是基于劳动者个人的自由选择而确定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形态，表现为从雇主组织的就业决定权转向更多的劳动者个人工作自主权。在自主型工作范式下，劳动者既可以继续按部就班地为一个组织工作，成为组织型就业模式中的一员；而且即便如此，也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的强大力量在组织授权范围内拥有更大的自我决策权限与自主空间。劳动者个人也可以作为像“爱彼迎”“小猪短租”那样的民宿房东借助于强大的数字技术平台赋能来当一个独立自主的“准创业者”。劳动者个人还可以作为一个自由工作者在各类不同的数字平台上寻找自己擅长并感兴趣的工作任务来做，例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在线医生等。更为神奇的是，劳动者可以同时为就业模式下的组织与为工作范式下的客户工作，例如一个大学教师既可以作为大学的全职教师，也可以在业余时间作为网约车司机去为乘客服务。这种新工作范式对组织也是同样有利的，数字技术平台不仅可以实时开展数据分析监控经营状况帮助企业降低对人员的依赖，而且通过在线交付工作成果降低突发事件的风险和组织管理的成本，赋能企业更多地关注劳动者所交付的结果质量和客户的满意度。当然，这必然对雇主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变革提出全新的要求。
（二）从集中型就业转向分布型工作
工业经济范式下就业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集中型就业：工作时间集中、工作地点集中、工作过程集中、工作交付集中。这意味着劳动者必须在特定的时间点上、时间段内以及时间节奏聚集于雇主组织所确定的工作地点，遵循同样严格受控的工作流程，执行生产、管理、服务任务并交付工作成果。在工业技术经济条件下这种完全的雇主导向而非劳动者导向的集中就业模式也是最优的，虽然这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基于现场交付的集中型就业不只是无法经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也会受到突发自然灾害的重创，而且一旦线性的生产流程设计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生产过程的停顿。
显然这并不是企业本身希望如此，而是工业经济范式固有的特点，是由技术经济条件约束确定的。数字技术可以突破集中型就业模式的工业技术约束而向分布型工作范式转换。在企业方面，数字技术平台已经高效地通过业务数据监测、物流追踪、精准营销、在线支付等服务帮助企业优化市场经营，而且通过移动远程办公、在线招聘、人工智能甄选、薪税支付等服务帮助企业优化组织管理，正在通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材料科学与纳米技术、3D打印等帮助企业优化生产制造流程，开始打造一个不仅能够实现最终产品或服务准时交付与质量控制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回避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数字化分布型商业模式。这个新商业模式成长的过程也是传统的集中型劳动力管理模式变革的过程。在劳动者方面，数字技术平台则可以帮助劳动者根据企业的工作安排与个人的实际情况选择工作时间、地点、交付的最优组合，既能够让劳动者（也包括企业）获得最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同时还能够保证最大的劳动生产效率，降低通勤时间与财务成本，降低突发事件对集中型就业模式下的安全健康风险和连续生产风险。
（三）从单一型就业转向多元型工作
“工业化”就业模式的单一型表现在劳动者就业的“单一雇主、单一岗位、单一关系，单一期限”。“单一雇主”就是劳动者不仅是组织型就业，而且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甚至整个人力资本生命周期内只为一个雇主组织工作。“单一岗位”是指雇主组织基于科学管理的设计实行严格的人岗匹配制度，劳动者因为职业教育或普通教育而专长于特定的岗位职责所要求的任职资格，并在此岗位上长期工作而形成岗位专用性人力资本，从而构成其一生一成不变的职业生涯路径。雇主会在组织内部设立职业发展通道帮助劳动者获得纵向的职位晋升。“单一关系”意味着劳动者与雇主只存在唯一的基于劳动合同的劳动雇佣关系，而它的历史也只不过百年的时间。“单一期限”则是主流的就业范式提倡长期雇佣乃至终身雇佣，各国劳动雇佣法律政策似乎都推崇“无固定期限雇佣合同”而持续加持单一的长期型就业。这种单一型就业模式对雇主和劳动者都是刚性约束。对劳动者而言，它不仅缺乏工作广度与深度，工作世界体验单一，难以激活个体潜能，缺乏丰富性、满意度与幸福感，而且不利于劳动者眼睛向外，适应工作市场的动态变化。对雇主而言，它不仅无法最优配置人力资本，而且难以灵活地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
在数字技术急速发展的经济体系中，单一型就业模式既不是企业发展的稳定器，也不是劳动者职业发展的保障网，更不是我们社会所追求的“稳就业”的避风港。一旦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反而更有可能会引发“就业硬着陆”——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就业紧张形势便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由于数字技术赋能，多元型工作范式不仅能够得以顺利实现，而且能更好地满足企业和劳动者的最大利益。多元型工作是一种更加包容性、更具灵活性的工作形态。在多元型工作范式下，劳动者依然可以只为一个雇主组织工作，也可以同时服务于多个不同的雇主，甚至可以以一个雇主为主业，而同时以服务多个客户为辅业。劳动者既可以终其一生在同一个岗位上兢兢业业，打造个人干净纯粹的职业生涯，也可以尝试完全不同的工作任务，编织个人丰富多彩的职业人生。劳动者既可以继续维持与雇主紧密的长期的劳动雇佣关系，也可以与一个或多个雇主组织建立起工作关系、合作关系、合伙关系、社群关系等更加五彩缤纷的人力资本关系。
这种全新的“自主型、分布型与多元型”工作范式，是三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外生冲击是这种新工作范式转换的基本推动力量，构成新工作范式的必要性
无论是劳动力需求方，还是劳动力供给方，还是就业的政府主管部门，都要规避这种极具不确定性的“劳动力市场杀手”：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通过直接威胁人类基本生存安全而实际上消灭了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者不敢出门寻找工作从而没有有效的劳动力供给，雇主组织因无法承受员工感染疾病的结果也不敢招聘员工从而没有有效的劳动力需求，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没有就业岗位的创造，甚至也没有了经济活动。对比而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自然灾害只是更多地摧毁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侧，导致按照正常的市场机制已无法产生充分的有效需求，但是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措施来创造和释放有效就业岗位需求。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则是经由破坏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前提——劳动力人口的生命健康安全而导致同时摧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从而摧毁了劳动力市场本身。前者经由短期的劳动力需求管理能得以缓解，而后者则必须解决基本前提问题才能“复活”。更严峻的形势是，倘若短期的公共卫生事件（如新冠肺炎疫情）变成了长期的常态性的社会生活环境本身，那么就需要彻底改变社会经济范式以及就业范式。基于物理隔离与数字赋能而产生的“自主型、分布型、多元型”新工作范式不仅可以有效阻隔疫情传播和自然灾害侵袭，而且可以确保高效的远程工作交付。这将是回应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唯一有效且可靠的解决方案，除非人类一劳永逸地具备免疫能力。当然，如果集中化现场工作流程仍然需要的话，无人智能化工作则是必然选择。
（二）作为外生冲击的新冠肺炎疫情突显了数字化新工作范式的必要性，而数字技术则保障了新工作范式的可行性
以先进的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信、社交、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虚拟现实、全球定位系统GPS、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仅造就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快速渗透到各行各业以及企业组织内部，启动了全国范围内全产业、全组织的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信息，在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数字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智能施工、无人配送等新模式的快速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等新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工作范式转型的新引擎。数字技术发挥的核心作用不仅是通过提高通信速度和强度而极大地降低工作市场交易成本，而且能够提供超大容量工作交易所需要的更小单位但更加完整的数据信息，这使得一个更加自主、更加自由的工作市场所面临的两个关键障碍得以解除。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不仅可以让这个全新的工作范式变成现实，而且可以在新工作范式中促进数字技术的不断演进，从而形成良性循坏，并最终形成完全不同于工业经济范式下就业模式的新工作范式。
（三）在必要性与可行性之下隐含着市场机制演进所确定的新工作范式的必然性
市场机制是指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各劳动力市场主体（需求方、供给方）基于成本有效性分析而采取的实现最大化目标的行为机制。以企业为代表的劳动力需求方不仅在资本与劳动之间选择，而且在劳动雇佣关系与工作关系、合作关系、合伙关系之间选择，还在现场集中工作与远程分布交付之间选择，甚至在时间点A与时间点B之间选择，并且在这些不同的选择之间进行选择。作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劳动者亦同样如此选择：将自己的不同技能（人力资本）根据其市场价格按照不同的人力资本关系最优地配置到不同的工作任务上。数字技术的出现不仅可以改变上述的每一个选择，而且还创造出更多的、更丰富的、更复杂的可能选择。经由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不断在外生冲击的约束下和技术进步的赋能下以市场机制持之以恒地推动我们寻求最切合劳动力需求方和劳动力供给方需要的工作范式。早期农业时代的生存型就业（甚至不能称之为就业）、工业经济时代的雇佣型就业都是那个时代的最优选择。自主型、分布型与多元型工作范式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它不仅帮助我们有效应对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外生冲击，而且还更好地满足了劳动力供求双方的需要。因此，市场机制与技术机制都不仅仅是一个效率机制，而且还是一个伦理机制。当然，我们还需要一个新的政策设计来保障新机制的良好运行。
基于自主型、分布型与多元型的新工作模式的萌芽早已经出现，甚至正是由工业经济范式自身所孕育的，而一旦时机成熟，这种新型工作范式就会快速成长壮大。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为新型工作范式提供了一个展示力量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劳动者、企业和政府都最好地扮演了自己作为推动者的角色。特别是各级政府部门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成功地加速推动了工作范式的转换。当然，这是短期应急管理所展现出来的行动。从长远看，为支持具有“创造性破坏”特征的新型工作范式的顺利转换，有效支持企业迈向“数字化”新经营范式，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在新工作范式下的工作权益，政府规制也同样需要筹划与新工作范式相适应的积极的重大变革，构建新工作政策框架。
（一）新政策框架应该着力于创造更加稠密的工作市场和促进更加便利的工作匹配
政府应支持微观组织的岗位职责解构与工作任务重构，从而创造更多更稠密的工作机会市场，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的新一代工作市场信息及工作任务与人力资本匹配基础设施，确保企业可以随时基于数字技术平台发布准确、真实、对称的工作机会信息，确保劳动者能够及时、全面地通过一个或多个平台获得工作机会信息，促进实时、精准、主动的工作任务-人力资本匹配服务，从而提升人力资本配置的效率。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政策文件，国家大力发展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鼓励发展基于知识传播、经验分享的创新平台；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可使用网络经营场所登记个体工商户；探索完善与个人职业发展相适应的医疗、教育等行业多点执业新模式。国家支持建立灵活就业、“共享用工”服务平台，提供线上灵活就业供需对接等就业服务。这是工作市场与工作匹配新政策框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最新进展。
（二）新政策框架应该着力于包容更加多元的人力资本关系和提升更加专业的工作技能
推动单一刚性的劳动雇佣关系转向涵括劳动雇佣关系在内的、更加包容性的多元化人力资本关系，从工作关系、合作关系到合伙关系、社群关系等等不一而足，强化基于数字技术赋能的多元化人力资本关系助力于劳动者和企业的自由灵活选择，不断塑造劳动者自我负责精神和职业精神，不断优化企业与劳动者个人的人力资本配置。实施高质量教育战略，鼓励并认可各类教育创新，有序贯通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校园教育与终身教育、线下教育与在线教育，动态地保障劳动者就业能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作市场发展的要求。实施国家终身学习战略，建立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促进包括丰富且便利的学习设施、学分银行、职业资格认定、奖学金在内的终身学习激励，推动基于人力资本生命周期理论的终身学习，帮助个人持续地进行技能升级。推动教育与学习标准制定、教学组织（能力训练）、考试执行、评价认证相分离的高质量教育模式。在政策实践中，构建人力资本关系与工作技能新政策框架的最大障碍在于固化观念与惯性思维以及问责风险与专业能力。
（三）新政策框架应该着力于提供更加普遍的社会保障和保护更加全面的工作权利
新工作范式必然要求基于工业经济范式的、以劳动合同为前提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要求基于数字技术平台准确采集劳动者工作任务、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报酬等数据信息，实时掌握工作任务交易情况，加快探索建立基于工作任务交易的新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确保每一个劳动者、每一次工作交付都能够纳入到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真正做到既覆盖全体国民，也覆盖“全部工作”。伴随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智能化自动化生产制造与经营管理技术快速在社会经济体系中部署，我们还需要加快研究从基本收入计划（UBI）到基于工作的基本收入计划（UWBI）的可行性，以保障可能的“无人工作”的经济范式下工作任务的重组与创造，特别是要提供普遍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权利保护会更加聚焦于工作权利本身以及基于多载体的工作权利实现形式（而不局限于单一的劳动雇佣关系），保障劳动者和企业的自由选择权利，既关注将工作权利作为基本人权，也强调劳动者将工作视为公民的基本义务与责任。国家已经明确强调探索适应跨平台、多雇主间灵活就业的权益保障、社会保障等政策。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保费缴纳、薪酬等政策制度，明确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相应责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报酬权、休息权和职业安全，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在社会保障与工作权利新政策框架上已经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下一步就是政策细化、方案设计、试点求证与推广普及。
“工业化”就业模式因为越来越难以有效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向新型的“数字化”工作范式转化。技术创新自人类社会发轫之初从总体上并长期看都是“就业友好型”的，有助于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尽管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劳动者个人的结构性调整。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显示出新工作范式所具有的工作机会创造能力和工作意义的重建能力，并且能够有效抵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而平缓工作市场的剧烈波动。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和先进科学技术持续创新，既有的就业模式也将会继续在各种不同力量交互作用下而不断转换演进并最终迈向自由工作新范式，与之相适应的新工作政策框架也将随之而来并且不断优化完善，切实有效地赋能和帮助劳动者自主选择、能力发展和权益保障，从而能够真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全面发展”。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规划项目“数字技术革命与工作世界的未来”（17XNLG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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