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传播》：舆论世界的哲学？
去年年末，《弱传播》在微博上火了，作者是邹振东老师，一位曾经因为毕业致辞而火遍全网的厦门大学网红教授。邹振东老师企图在这本书中，建立一种舆论哲学，这本书打的旗号也非常大，号称是人类史上的第一部舆论哲学专著。抱着对舆论哲学的极度好奇，以及出版后的如潮好评，我也买了一本，说实话，非常失望！
所谓的弱传播理论，在邹振东老师看来，是舆论世界的公理系统假说，他认为，舆论世界具有弱者优势，现实世界的强者，就是舆论世界的弱者。舆论世界是一个强肉弱食的传播世界，在舆论世界中，情胜于理（情感律）、避重就轻（轻规则）、主次颠倒（次理论）......这本书中，邹振东老师效仿自然科学，通过不断的命名，企图建立一个舆论的“牛顿力学体系”。
邹老师是中文系毕业的，所以文笔非常好，即便这本书有非常多的概念，但是通过邹老师非常接地气、通俗易懂的解释，让阅读没有压力。即便没有传播学理论知识的积累，也能很快理解所谓的“弱传播”。我想这是这本书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读完后，觉得很失望！原因有三点：
首先，我非常不同意邹振东老师在书中关于传播学的论断，甚至让我质疑邹振东老师传播学的专业性。
“……传播学对其他研究方法，特别是哲学方法有意无意的排斥，是传播学越做越小，越做越死的根本原因。”
传播学作为十字路口的学科（领域），并没有排斥哲学方法，甚至90年代后，传播学对哲学有过大量的引进。比较大的成果是彼得斯的《对空言说》（Speaking into the air）。再者，传播学陷入困境是学界共识，可是原因，一方面是学科建制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传播学领域大行其道。而反观邹振东老师在书中的研究，尤其是他对政治选举的研究，走的道路正是经验研究，用的正是实证主义那一套，他的出发点，也完完全全还是实用主义，我在书中看不到任何所谓的哲学方法。
其次，邹振东对自然科学的惊叹，甚至是崇拜让我鄙夷。也许，这本书很好的反映了当下人文社科在知识领域的“底气不足”，以至于，像邹振东老师这样的学者，会公然在书里写到：
“物理学有牛顿力学四定律，热力学四定律，相对论四定律，量子力学四定律……传播学（舆论学）有多少可以与之比肩的定律呢？”
问题是，传播学为代表的人文社科，为什么要向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进行对比呢？传播学为什么需要像物理学一样建立公理体系呢？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他们有各自的特点和用途，没有可比性。
邹振东老师在书中，不断的效仿自然科学进行命名，制造出各种概念，伪造出“科学”的假象，可是，但凡对西方哲学有过了解的人，都不会如此奴颜婢膝的向自然科学致敬，因为，自启蒙哲学，尤其是从康德之后，无论是叔本华，还是尼采，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结构主义，更不用说后学思潮，对待科学态度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批判的。邹振东老师这的这套体系，暴露了他所谓的“哲学”方法虚伪性。
最后，这本书最让我不满的，是他的出发点和立场。这是一本关于操纵的工具书，控制舆论，操控舆论是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借用葛兰西的术语，邹振东老师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他站在的是统治阶级的一边，他所想的是如何稳定现有的秩序。他告诉你的是操控舆论的非常实用的方法。他研究的是如何赢得选举胜利，如何进行公关，如何抢占舆论制高点，如何操控舆论这只看不见的手，为自己获利。他所谓关于舆论的知识，是没有道德立场的，没有道德立场的知识，永远只会被现有强者利用，作为其获利的工具。
我认为，一个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追求的，应该是作为目的本身的知识，而不是作为工具的知识，他该有立场是（尤其是当他号称是一种哲学的时候），他永远站被压迫者的一边，永远在揭示显现的，或者隐藏的压迫，永远在控诉，永远在批判。如果哲学的目的不是解放，那又是什么呢？
《弱传播》不断的在向李普曼致敬，这本书理论的出发点，也是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但是李普曼《舆论》（The Opinion）的出发点，是在讨论民主（即便杜威声称李普曼是对民主的最大的破坏），而《弱传播》在我看来，无时无刻不在谈控制（的具体方法）。
也许，作为一本工具书，《弱传播》是成功的，我也同意，学会弱传播，更会谈恋爱，谈生意，更会与家人相处，更容易争取上级、员工、邻居和环境的支持。但是，作为一本哲学书，《弱传播》绝对是失败的！哲学什么时候下降到了这个高度？如果哲学指向的不是解放，不是批判，那又何以称之为哲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