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该如何是好？丨读李普曼《舆论》
人类无可救赎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
——苏珊·桑塔格
如果要打破施拉姆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神话，重新为传播学选择学术先驱的话，我想，李普曼，这位“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是有资格入选的。无论是从思想传承，还是学术影响力，甚至是名望，他都毫不逊色其他任何学者，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从涉足学术领域，而剥夺他的资格的话，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他1922年出版的著作《舆论》，更是传播学的奠基之作。
《舆论》作者：李普曼，译者：常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当然，李普曼无意于为传播学增添荣光。《舆论》，更准确的说，是一本探寻民主的书，这位无畏的民主斗士，念兹在兹的，是民主如何可能，他的目的是敦清通往民主之路上的障碍，开辟一条新的、可行的民主的路径。
在李普曼看来，大众民主是不可能的，精英民主才是唯一可以实现的。用他的话说：人人都应该对公共事务拥有良好见解，这样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幻想，绝对不可能实现。
外部世界与脑中影像
无论一个人有多狂妄，只要他愿意理性思考，他就一定要承认：我们脑海中关于世界的图景，与真实世界是存在差距的。而问题往往是，我们对自己头脑中那副图景的真实性确信不疑。这正是问题所在，也是李普曼的出发点。
李普曼指出，我们与所处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一个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而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针对这一拟态环境做出的。不过，这些行为（behavior）如果是针对具体的行动（act），其产生的后果不是作用于催生了这些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那个实实在在承载了这些行动的真实环境。
李普曼所要指出的是，真实世界过于庞大、复杂，且总是转瞬即逝，难以理解。而大众传媒发挥重要作用的拟态环境，又不是对真实世界绝对真实的反映，所以，我们的行动可能是错的、不理性的，关于在于，催生我们做出行动的拟态事实与真实是否一致。
关于舆论
所谓舆论，在李普曼看来，是对拟态环境中各种事件而做出的各种各样的意见。他说：“他人”头脑中关于自我，关于他人，以及关于自身需求、目标和社会关系的认知图景，构成了他个人的意见；而这些图景一旦成为社会中某个群体的行动指南，或以社会群体的名义由一些个体去付诸实践，那么就成为更宏大意义上的舆论。
舆论，作为“民意”的体现，对政治决策有很大的影响，一个号称民主的政府，一定要对公众意见格外慎重。关注舆论，是民主最起码的底线。民主，就是建立在舆论之上的。而舆论是在拟态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舆论形成基础的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不一致，则舆论的方向就可能是错的，从而导致民主决策的失误。
至此，李普曼的逻辑是：探讨民主，要关注舆论，从而关注拟态环境。那么，人能否准确把握拟态环境从而掌握真实世界的图景，做出正确的决策和意见呢？
通往真实世界之路
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是艰辛的，大量的因素阻止了人们对于事实的认知。李普曼认为，在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路上，这些因素无一例外都阻止人们客观认识世界：
首先，权力作用下的人为的审查机制屏蔽和歪曲了一些事实；社交所导致的意见的过滤器阻止了人们可能接触到的不一样的“事实”；人们每天用于关心公共事务的时间的匮乏使得人们获得的不是全部的真实，而是部分的真实；语言的局限性难以描述复杂的世界，语言的结构也限制了我们的思考；不仅如此，人们因不愿打破稳定的社会现状而怯于直面“残酷”的事实，也让我们远离对真实世界的把握。
刻板印象也阻止了我们对于世界真实的把握。刻板印象受到人们既有认知图景（如先入之见，偏见）的影响，被诠释、加工最后又反过来操纵我们的注意力和意识。刻板印象的存在，无意识中影响了人们看待事物方式，从而影响人们的判断。
诸多因素的存在（更不用说媒体是否客观反映真实世界了），使得人们难以把握真实世界，既然如此，民主何以可能呢？
李普曼的解决方案
在李普曼看来，把新闻当做是第四权力，视为民主的保障是错误的，把报纸视为弥补民主制度自身缺陷的灵丹妙药，其结果注定失败。新闻的特性以及对新闻业经济基础的表明，报纸不可避免的反映并强化着舆论机器的缺陷。所以，李普曼提出了他的想法：专家控制舆论。
舆论首先必须经过组织，然后再提供给新闻媒体去表达，而非如今这样有媒体去组织舆论。
李普曼设想有一个情报部门，一群公正的社会科学家，他们收集信息，整合一系列事实提供给决策者，然后再对自己所整合的事实和自己认为合理的决策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帮助决策者做出最英明的决定。而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收集和决策制定是两个截然分开的系统。
民主是什么？民主在哪里？
我们经常忘记苏格拉底的教训，即，在讨论问题时，为了避免混乱，对于一个名词，我们只赋予它一种含义，一种本质。在《理想国》探讨正义的过程中，苏格拉底明确指出，正义的本质只有一个，同样，医生的本质也只有一个，如果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质的话，那么赚钱就不是医生的本质，虽然医生在救死扶伤过程中获得了酬劳，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接近事物的真相。
回到民主，我们也常常搞不清楚民主的含义，仿佛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戴上了一个民主的帽子，他就是民主。专制戴上了民主的帽子，他也变成了民主，民粹戴上了民主的帽子，也化身成为民主。民主的“本质”在流动，别忘了，朝鲜的全称还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呢！
民主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果真如李普曼所设想的那样，所有的舆论都是先被组织，然后再交由媒体去表达，这与控制有什么区别呢？舆论成为了操控人们的工具，民主在哪里呢？如果仅凭借操控最初始的意图——并不是为了奴役，而是为了社会更有效率，决策更为正确，就可以掩盖操纵的事实了吗？李普曼的组织舆论和柏拉图的把诗人赶出城邦又有什么区别呢？
杜威的洞见：民主与共同体
李普曼的精英民主观，虽然被很多学者批判，但是却被政治家们推崇备至。在所有对李普曼民主观的反驳中，杜威是最有洞见的，以至于詹姆斯·凯瑞在传播学史的书写中，建构了一场杜威与李普曼不存在的争论。
杜威认为，李普曼的《舆论》，是对民主制最有利的控诉。他绝不可能接受李普曼的结论，在杜威看来，外部世界并不是一个可供我们准确复制的图像，并没有一个客观的真理或者事实。换句话说，杜威认为，李普曼的真实的世界就像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不存在。民主存在于传播和交流之中，民主就是共享和传播，民主是通过交流，形成共同体和共识的过程。
杜威的民主观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威廉斯、凯瑞、哈贝马斯等都在此列。他的观点充满洞见，比起精英式民主，这种交流的民主显然更“民主”。可是，我的疑问是，民主如果只注重过程，而不注重结果的话，其后果，我们能够承受吗？
我们看到了，在西方国家议会中，议员们吵吵嚷嚷，为了某个问题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我们是尊重了每个人的发言权和意见的表达权，可是不足在于，将交流视为通往民主的道路，却常常面临众口难调的难题，建立共识和共同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民主该如何是好？
关于民主，我认为存在迷思，我们往往不探讨民主的本质，而沉迷于民主的幻象。我们争先恐后地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没有一个人宣称自己不民主的。当两种截然相反的民主的内涵在斗争时，我们毫不犹豫的否定对方而肯定自己，以至于我们忘了，民主不应该成为一个追求的目标，而是一种手段。
在这里，我要区分两种价值（我记不太清这是柏拉图的还是康德的区分），即：intrinsic good和instrumental good。intrinsic good 是某种好的东西，我们追求它，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如：善良、健康、公平、幸福等。instrumental good 是某种好的东西，我们追求它并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追求它作为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如金钱。我们追求钱，绝不是因为钱本身，而是钱能够带来的生活质量的保证，能够带来的快乐和幸福（如果可以的话）。
而在我看来，自由、平等、正义是真正本身值得追求的，而民主只是一种通过自由或平等国度中的一个手段而已。把民主作为追求的目标，我们毫无疑问要在李普曼和杜威之间站队，但是如果能够思考民主的终极目标，我们就能够跳出两难的境地。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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