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十人的学术政团到16万多人的参政党——九三学社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谁也不曾预料到，抗战时期，一群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在山城重庆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后来竟然顺遂历史潮流，汇流成川，积壤成丘，发展成为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成长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组织上健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日益彰显的社会主义参政党——九三学社。
九三学社诞生时，面对的是一个饱经战乱、灾难深重、百废待兴的旧中国。
1944年下半年，许德珩、褚辅成、张西曼等一批文化、教育和科技界人士，出于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以期促进民主和团结抗战。1945年9月3日，为了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一致同意以这个特殊的日子命名，正式成立九三座谈会。
“九三学社筹备会”在积极参加“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论战和斗争中，在反对内战的斗争中，经过4个多月积极筹备，选择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正式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等几个文件。九三学社坚持“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为民主与科学而奋斗，反对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和内战政策，争取和平、民主，建立新的经济制度，谋求发展科技和普及教育等，这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同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方针精神是一致的。九三学社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浩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
在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时期，九三学社坚决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不承认国民党召开的“国大”及其宪法，积极参加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并且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九三学社社员不顾国统区白色恐怖和镇压迫害，联合当地民主势力，共同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斗争。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指日可待。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其第五项号召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九三学社由于身处国统区，还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于1949年1月26日在北平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以全社名义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许德珩参加了会议并担任筹备会常委会下设的6个工作小组第三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副组长。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九三学社被正式确认为中国民主党派，为参加新政协的45个单位之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九三学社推选许德珩、潘菽、黎锦熙、袁翰青、吴藻溪为正式代表，叶丁易为候补代表；后因潘菽出访苏联，推选薛愚代替潘菽出席会议。以其他各界代表身份出席会议的九三学社成员还有：梁希、严济慈、涂长望、储安平、孙荪荃、樊弘、张雪岩、卢于道等。
参加新政协，标志着九三学社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它的革命历史被社会所公认；使九三学社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为九三学社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可靠政治保障。
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各民主党派相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历史经验，修改章程，公开宣布一致拥护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完成了向新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变，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新型亲密合作关系。
1950年3月，九三学社恢复中央理事会。许德珩任主席，梁希任副主席。新的中央理事会在九三学社恢复工作、整理内部、健全机构和发展社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11月底至12月初，九三学社召开了建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共63人出席。会议中心议题是，确定本社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的中心工作，巩固与发展本社组织。会议选举许德珩任九三学社主席，梁希任副主席。这次会议标志着九三学社迈进了新的历史阶段。
1952年9月11日至20日，九三学社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扩大)工作会议。会议选举许德珩、梁希等47人为中央委员，储安平等9人为候补中央委员。许德珩任主席，梁希任副主席，涂长望任秘书长，叶丁易、李毅任副秘书长。
九三学社在参与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三大政治运动，以及“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积极迎接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策群力向现代科学进军。
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随后的“文革”时期，九三学社经受了严峻考验。在“反右斗争”中，九三学社被划为右派分子共649人，占社员总数的10.４％。其中中央委员13人，占15.８％，分社委员75人，占19.９％”。大批九三学社领导和著名专家被打成右派。
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爆发，虽然历经磨难，但广大社员在逆境中仍然努力工作，为国奉献。黄汲清、谢家荣为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实现石油自给，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对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周培源顶着压力上书周恩来并发表文章，就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赤诚进谏；谭其骧倾注多年心血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取得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成就。在“文革”中，九三学社受到严重破坏。许多社员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嫌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等，遭到诬陷，人身受到侮辱和摧残。
1977年冬，九三学社组成由许德珩、周培源、潘菽、茅以升、严济慈、孙承佩等参加的临时领导小组，着手调查、了解成员情况，组织成员学习有关方针政策，整顿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重建了一批基层组织，组织活动开始逐步恢复。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九三学社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并把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多党合作的一系列文件的颁发，多党合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激发了九三学社作为参政党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政治热情。
新时期，九三学社在许德珩、周培源、吴阶平、韩启德等历任主席及其他领导人的带领下，紧紧围绕“参政党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这一重大课题，积极探索推进工作新思路、新机制、新办法，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坚持把各项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开创了各项工作新局面。
在参政议政方面，加强机制建设，整合全社和各方面力量，通过高层政治协商、“直通车”建议、政协发言和提案以及反映社情民意的信息，先后提出了一批重要建言。如：
《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建议》
《关于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建议》
《大西南连片贫困岩溶地区脱贫与振兴经济建设报告》
《关于加大“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的建议》
《关于解决国企退休科技人员待遇问题的建议》
《关于把握机遇，走中国特色低碳发展道路的提案》
《关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建议》
2015年九三学社中央大调研报告“长江上游水利水电工程对全流域生态环境影响”提出的理念和建议，对国家制定“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产生积极影响。
2016年大调研报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区治理与服务”，受到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对相关政策的出台起到重要作用。
2017年大调研报告“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若干意见和建议作为制定政策和完善制度的依据和参考。
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方面，逐步形成了“九地合作”“百名专家进乡村入学堂”“亮康工程”“多党合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心智力行”及精准扶贫等多个具有“九三”特色的工作品牌，积极参与抗击“非典”、汶川特大地震等抗灾救灾工作，为奥运会、世博会的举办贡献力量，取得了良好社会效应。
在自身建设方面，提出“思想上坚定、履职上坚实、组织上坚强”的参政党建设目标，制定并实施“人才强社”战略，拥有一支较高素质的成员队伍，先后聚集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和专家学者，包括187位（其中已故12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学部委员）。众多社员在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为中国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卓越贡献。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荣获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选、黄昆、师昌绪、谢家麟、程开甲先后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王淦昌、王德宝、邹承鲁、侯先光、陈均远、闵乃本、潘建伟等主持研究的项目分别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王弭力、万建民、丛斌、黄润秋等主持研究的项目分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忆往昔峥嵘岁月，望未来任重道远。
历经70多载跋涉前行，九三学社从一个建社初期数十人的学术性政团，发展成为拥有30个省级组织，280个设区市市级组织、29个县级组织、167000多名社员（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社会主义参政党。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全社各级组织和广大社员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继往开来，砥砺奋进，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谱写九三学社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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