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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亲历北京非典阻击战!

加我→→ 玻耳喵 202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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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亲历北京非典阻击战!


柴静:这篇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那年的非典经历,跟今天的武汉肺炎,多么相似,天佑武汉,希望一线的所有医护人员,平安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知道。”

“那怎么做?”

“去现场。”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去医院吧。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有。”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阳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


“哪儿人?”调查员问。

“哈尔滨。”很重的东北口音。

“家里人?”

“老伴。”

“电话?”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个子不高,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


整整十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着一个痰巾,上面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看他。他没有昏迷,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日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白。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胸科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脱。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裤子上差点摔倒。抬头,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头抖得像灾难片。“趁着天亮,快!快!”他们喊。

上了车,他们都不说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口罩。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紧一点。

车开到中国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物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装的人下来都傻了。医生给他们手里塞了口罩:“戴上。”他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戴上,一人戴两个蓝口罩,压在一起。其中那个胖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白色护士帽戴着,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滑稽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先拿喷雾器往门上喷,声音很大。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声尖叫,“咣”给关上了。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子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流满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来。”小伙子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水里,打开背上的喷雾器,齿轮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喷嘴处无色的水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

“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色的乳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来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

他孤零零,背着喷雾器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液。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鸡蛋扛回家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都不知道。

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出两辆急救车。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到医院,车一停下,我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白布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

我吓了一跳。

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的客梯里推出来,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是临时被拽过来,算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二十九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我又数了一遍,是,是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能接收我们。一进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三楼的按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三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挺好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们打球的操场空无一人,挂了铁丝,满场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头底下,飘来荡去。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挺好的吧?大家都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

“911”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们待在急救中心,摄像小鹏每天去找漂亮的护士消毒。他最喜欢一个叫“钢丝眼”的,因为那姑娘戴着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线钢丝。他老站在远处瞄着,又不好意思近前。钢丝眼呵斥他:“过来!消毒!”

他说:“我不怕死。”

钢丝眼冷笑一声:“不怕死的多了,前几天我拉的那两个比你还不怕呢,已经死了。”

他立刻凑过去了:“多给点儿。”

钢丝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给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头上也来点儿?”他嬉皮笑脸指着自己的光头。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们当中,我迅速变得粗野了,车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他们递给我根糙烟,说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饭,饭馆大都关了,就一家湖南小馆子彪悍地开着,几个服务员大红袄小绿裤,闲来无客在门口空地上抡大绳钻圈,见我们车来,一笑收绳,上几锅最辣的干锅驴肉,颤巍巍地堆成尖儿。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红辣椒圈儿,一碗碧绿的蒜苗段,齐投进去,滚烫得直溅猩红的泡,往米饭里浇一大勺,再拿冰矿泉水一浸,把头栽进去吃,几只光头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务员说:“给我一万张餐巾纸。

他们吃完一锅,也给我倒一杯白酒放着,讲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乌黑,只剩太阳中心鲜红一点,像钻石一样亮。小鹏说他把机器往戈壁上一扔,放声大哭。他就是这么个人,拍人物采访时,常是大特写,有时镜头里只剩一双眼睛:“看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诚。”

我说不上的跟这些人亲。

我们拍过的从人民医院转运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治疗,我们去采访时已经可以正式进病房拍摄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进来的身形,边喘边笑:“中央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

我也笑:“把脸遮住就是显年轻。”

问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头:“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风筝。

小鹏的镜头,跟着她的视线摇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门,我问主治的孟医生:“她情况怎么样?”女医生四十多岁,笑起来像春风,没直接答:“一个病人来了之后晚上从来不睡,总张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再这么着就垮了。我说给我三天,我一定让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的人。这个病区里的人,连带我们这几位蛮汉,看着孟医生的眼神,都带点孩子式的仰赖。告别时她对我说了句:“医生要让人活着,自己得有牺牲的准备。”

“你有么?”

“我有。”她为我们拉开了玻璃门。

在空地上收拾家伙的时候,天贺拿只小DV,突然问我:“你害怕非典吗?”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头就走。

从医院出来,五月玫瑰色的晚霞里,看着湿黑的老榆树,心想,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听钢琴,这东西怎么能这么好听呢?走在路上,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

干完活,无处可去,我们几个到北海坐着,架鸟的、下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没了,四下无人,大湖荒凉,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闻到这青腥野蛮的潮气。远远听见琴声,顺声望,只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剥落的朱红亭子里,膝上一块灰布,对着湖拉胡琴,琴声有千灾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钟,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信。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在这世界上认识这么多人,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五点七四,意思是超过七千万人在看。那时候才知道电视的阵势真大,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




小鹏看了一会儿手机,没理解为什么舆论会有这么大反应,抬起头说:“咱这不就一恪尽职守么?”

陈虻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我:“送你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正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白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头发。

车在医院门口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欲望”。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三十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病人还在陆续地来,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发烧门诊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个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

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

五月二十七日,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

丈夫给我念妻子的手机短信。

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

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

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来,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着存折的密码。

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小鹏瞪我一眼,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我没办法。

他没有告诉孩子。女儿大宝才六岁,细软的短发,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我说:“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临走的时候,她坐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叠,大圆口玻璃瓶里面已经装了三分之一。她叠得很慢,叠完一个不是扔进去,而是把手放进罐子里,把这一粒小心地搁在最上层。我看着,想找句话说,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心里“轰”一下:她已经知道妈妈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难过。

出来后,车开在二环上,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一车的人,谁也不说话。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最后一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张洁在办公室等消息。我们几个坐在车里,等了半小时,一开始还打着岔,嘻嘻哈哈,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天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出来啦?……哦,真的呀?谁?……对,是有一个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粗口。

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节目都播完了。金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谁也没有散的意思,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张洁说:“你想去哪儿?”我说无所谓,去哪儿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胡乱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插进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

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

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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