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谈谈古籍书志 | 知识
在中国传统目录学、版本学的著述中，书志、读书志、藏书志、访书记、提要、书录、叙录、经眼录、题跋记等，都是介绍古籍图书的写作形式。应该说书志是在书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目仅仅著录一部书的书名、卷数、作者和版本，是因为限于著录方式，无法著录的非常详细，而只有书志这种形式可以用来自由发挥，尽可能详细地把书中一些很重要的作者、书的内涵以及出版方面的信息全部钩稽出来，这对学者、读者的利用大有裨益。
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撰
撰写各种藏书志的学者，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如过去在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而写作提要的翁方纲、周永年、姚鼐、邵晋涵等，文人藏书家、学者如吴骞、黄丕烈、鲍廷博、顾广圻以及后来的缪荃孙等，皆是一时俊彦。如刘承幹《嘉业堂藏书志》，就由缪荃孙、吴昌绶、董康等赓续修撰而成，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则为顾廷龙、潘景郑二位先生在王氏“舛误触目、凌乱无序”的稿本上全面修订而成。
藏书志的写作工作，图书馆想做，私人收藏家也想做，但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果容易的话很多图书馆和私人收藏家早就把它做出来了。从四十年代至今，在图书馆系统中，并不是没有人想到书志的重要性。我过去在写《顾廷龙年谱》的时候，将顾先生的所有日记都读了一遍，日记中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那是说顾先生看了缪荃孙写的《嘉业堂藏书志》，觉得不满意，说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他写的书志要“力压众编”。我以为这“力压众编”是顾先生的雄心壮志，即详细揭示书之内涵及版本源流，这在三十年代顾先生编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四卷中，可见一斑。
五十年代，赵万里先生在完成了《中国版刻图录》后，拟将北京图书馆藏古籍善本写成善本书志，但因当时的形势，致使工作无法开展。前北图资深研究馆员冀淑英先生曾于1999年7月15日致笔者信中云：“回首三四十年前，北图亦曾设想待入藏之书编目告竣之时，当写成书志，以记录一代典籍所存，今则已矣，思之慨然。”如今图书馆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以为国图人才济济，专家多多，又有明智者执掌帅印，若假以时日，何愁《国图善本书志》不成？昔年，北图以《中国版刻图录》在业界获掌声数十载；今朝，国图若将《国图善本书志》竣事，到那时模式高悬，嘉惠学林，则不以时间计矣。
1963年，时上海图书馆善本组在顾师廷龙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尝试写作善本书志，那时候上海图书馆正在编上海图书馆藏的善本书目，顾先生即抽时间跟潘景郑、沈文倬先生写了一些馆藏善本书志的样子。当时大约写了二十多篇，如今我手里保存了顾、潘两先生所写的二张亲笔样张，由于当时的工作重心是编制馆藏古籍善本书目，所以写得不多即告停止。
除了图书馆外，私人收藏家也有写作藏书志的计划，如七十年代，黄永年曾致顾颉刚先生一札，云：“受业昔年尝有志写一《旧书识小录》，取寒舍所藏旧本书及所见旧本，略记出版本或内容，稍事考释，已成数十篇，劳动后暂中止。
近又思写一《前尘梦影录》式之笔记，记所藏、所见、所闻之旧本书，日来在医院中已写了数千字。此等事自知无当大雅，然存之脑中，数十年后终于澌灭，则不若笔之于书，为后人留此参考数据耳。”顾得信后写道：“近年能从事此道者已不多，甚盼其欲撰之书早成，为读古籍之工具也。”这本《识小录》似属书志之范畴，可惜的是，我们没有看到黄先生的稿本。
为什么一些重要的图书馆要把撰写善本书志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视之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
我以为对于一些收藏古籍图书较为丰富的大型图书馆来说，其收藏都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搜集，得之不易。馆藏中有不少珍贵善本和稀少的图书文献，既有馆方以之傲人的“镇库之宝”，也有视若枕秘的孤椠秘本，如若馆藏珍本虽多，却严锢深扃，既不与研究者利用共赏，又不传播流布，广众见闻，而只是“养在深闺人不识”，甚无意义，是一种资源浪费。因而，对于鲜为人知、世间少见的珍本，如能让馆内专家予以揭示，广为众晓，必是一桩嘉惠学林之“大功德”。
图书馆在过去的工作中，曾编制过一些索引、书目及专题书目，其目的即是掌握馆藏，但写作善本书志，则是更深层次的具有学术含量的大事。书志的写作，可以对一馆几代人所搜集的全部善本，包括库中所藏之最重要的精华图书予以揭示，又可发现新的有价值的图书，这远比馆藏目录、图录、索引等更具学术性，它集目录、索书号、书之内涵于一身，这是一种升华，是一种自信，是对一个重要图书馆最重要资源的全面挖掘。可以说，没有什么工作比写作书志更具学术性，也没有什么工作比写作书志更困难。
写作书志的过程，也是培养古籍整理、版本鉴定专业人才的过程，参与写作的人员会多方面地接触图书，加强实践，不仅可以知道经眼的图书特点，也可以知道馆藏最重要的典藏是什么。前人论学，强调潜移默化，心领神会，所谓“观千剑以识器，操千曲然后晓声”。在掌握书志写作方法的同时，又可以熟练地使用工具书、参考书。封建时代以及近时的藏书家，尽一生辛苦，积聚了许多图书，但他们所见有限，而图书馆的专业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够和更多的善本书打交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写成的善本书志也给无缘见到善本书的人一种实用的信息，帮助他们传道、授业、解惑。
写作善本书志，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甚至是件苦差事，如若易办，那先人前辈早就着手上马，而不用等到今天。无论是哪一个图书馆，书志的写作，都取决于一个模式，或为简志，或为繁志。简志者，如30年代出版之《浙江省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题识》《岭南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图书题识》及1948年岁末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等。《北大馆书录》的对象是北大50周年纪念会展览的馆藏精品，包括宋元明清刻本、钞本、稿本、日本及朝鲜刻本计499种，每书之介绍，仅限于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及序跋、稽核项，极简略，如此而已。繁志者，即是在简志的基础上，增加版本之认定依据、全书之内容、因何而撰、序跋之摘录、他处入藏情况、书之特点及钤印等项。
我曾有一份1993年北京方面编的撰写《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的手册，其中的凡例、范例很好、很详细，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参考作用。如果一篇书志，没有作者的小传、没有内容、没有自己的见解，那么只能算是某书的基本著录，也即卡片式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稽核项等而已。书志不应是卡片，也不应是卡片的放大。
我以为今天的学者在善本书志的撰写中，不仅要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更应藉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亦可搜讨佚亡，而备后人之征考。前人于书志写作有云，应“辨版刻之时代，订钞校之精粗，改卷数之多寡，别新旧之异同，以及藏书印记、先辈佚闻”，既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去揭示书之内容版本，则应尽可能使之精审确凿，而不只是放大一张图书馆藏书卡片，这样的书志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书志的写作，代表了写作者本身的水平，也代表了一家图书馆的学术水平。曾见上海某馆在九十年代末撰写的部分书志，每篇书志仅200字左右，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这样的模式钩稽不出书之特点，价值不大，亦不符合一个重要大馆的学术水平，果然没多久，这项写作即停止了。又如台北某馆的善本书志，模式甚简，每篇基本在300字上下，文字内容上有不少限制。如中国现存最早的套印本，元至正元年（1341）刘觉广江陵刊经所刻朱墨套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国内所有文献学、版本学、美术史、印刷史的著作，没有一部不提到此书之重要，而且国内的学者见到此书原件者仅三二人而已。这样一部重要图书，从书名到钤印，仅有150字的表述。由于吝于文字，又无人把关，没有半句提及此书之重要，其文献价值亦不得彰显。我曾经将清康熙刻本《通志堂经解》的书志，用香港某大学图书馆的著录与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作一对比，前者书志去掉子目有200字，后者去掉子目有5000字之多。我们的宗旨就在于将一种书的情况大致上写清楚，即学者不必到馆查找书目，即可以知道这种书对他有没有用，是不是他所需要的，他得到的信息一定比其它的图书要多。
一般来说，书志是一部书的客观记录和写作者主观意见的结合，也是数据性和学术性的结合，使它蕴含更多的信息量，是比以往的叙录解题更符合揭示图书形式和内容特征的本质要求。比较好的书志，要站在读者、学者的角度去写作，从目录学、版本学的层面提供信息，即有内容、有分析、文字不枯燥。
写作善本书志，有关目录及重要工具书、参考书都非常重要。我原来在“哈佛燕京”的办公室有两排书架，都是这一类的书籍，很多来“燕京”的朋友都很羡慕，说你这些书真好，我们那里没有，包括有些台北地区的、日本的(内阁文库、静嘉堂、尊经阁、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其他很多大学)善本书目。也确实，这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图书馆不多见，国内的一些书目、图录等，我都尽可能调来参考。但空间有限，有的我就到楼下参考工具书阅览室去取。我一直以为这个世纪是一个新的信息世纪，而图书馆工作者提供给别人的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提供给研究者的信息，或是他人一时不能查到，但图书馆工作人员查到了，或是载有这些信息的某种工具书、参考书，是其他单位或个人没有的。
写作善本书志要有压力的，即使有指标，也须循序渐进，那是集体的成果。我和我的同事合作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201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写作，采用的是“哈佛模式”。因为我认为书志的写作是一门学问，应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揭示书的内容版本，尽可能精审确凿，而不仅仅是一张图书馆卡片的放大，这样的书志才会对读者更加适用。因此，《哈佛书志》是将书名、卷数、行款、板框、题名、序跋先作揭示，再著录作者简历、各卷内容、撰著缘由及序跋、版本依据、全书特点，乃至讳字、刻工、写工、绘工、印工、出版者、其他馆藏、收藏钤记等，尽可能地将这些信息一一记录，供研究者参考利用。您知道，这些古籍善本流传到今天，收藏在各个地方，有些善本北京有，但上海没有，也有些是上海有而北京没有，如果没有类似《哈佛书志》的模式，那很多藏本的内涵就无法了解。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是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和我们在一起时谈到的，“哈佛燕京”所收藏的东西，虽然是在北美地区的一所私立大学的图书馆里，但它们都是“公器”。我认为，这些藏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虽然保存在美东地区，但只是收藏地不同。对于在海外图书馆工作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很愿意让这些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籍图书以另外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归中国大陆，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比如将收藏在美国的一些难得的珍本影印出来，这就是一种回归。另一种回归则是以善本书志的方式，通过我们揭示的内容，让人们知道，“哈佛燕京”有这样一些古籍，其中有一些是非常难得的，比如《永乐大典》、明代尺牍，或其他一些稿本、钞本，或者没有影印的，或者是非常有价值的，至少可以提供很多信息给那些学者，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公器”，大家都可以用，不应该视若珍秘，藏之深阁。
本文节选自《书志》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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