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 马长林：《银行周报》与近代上海金融业（下）
编者按语 今天接着把马长林先生这篇“代序”的长文——《<银行周报>与近代上海金融业》发完。为便于阅读，昨天刊发的本文（上）今天又作为第二条发出。欢迎您分享！
（三）对促进金融改革的宣传
近代上海金融业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创新和改革，其中票据交换所的设立和废两改元改革，是两次具有重大影响的改革，在这两次变革中，《周报》作为一个专业刊物，发挥了寻乎异常的作用。
首先，对上海票据交换所设立的宣传和推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华资银行在金融界开始崛起后，由于同业之间没有自己的票据清算机构，只能依赖汇划钱庄代办，给银行带来许多不便。当时曾经参与创办上海票据交换所的朱博泉如此描述：“银行同业间的清算，由于自己没有清算机构，要依赖汇划钱庄代办。即银行先要在汇划钱庄开设往来户，把每天客户存入的各式票据全部解入钱庄，钱庄将这些票据进行整理，应付单位属于钱庄的，按照上述送银票的办法换取公单，如果应付单位也是银行，还要银行换取钱庄抬头的划条，再到钱庄照票换取公单。然后，到晚上一并解交汇划总会。这种清算方法给银行带来许多不便，银行资金的命运操纵在钱庄手里。万一市场银根突紧，或遇到金融风潮，钱庄拆不到头寸，银行便有被累到的危险。这种清算方法不仅落后，而且对银行不利。”[1] 为此在银行界，设立票据交换所的呼声十分强烈。《周报》编辑部看到银行的这种需要，刊发了大量这方面文章。先期发表了由徐沧水撰写的《票据交换所制度之研究》，详细介绍了设立票据交换所的意义，世界上先进国家设立票据交换所沿革，票据交换所运行在经济上的效果等。后来又发表文章介绍了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国一些城市票据交换制度发达的情况。与此同时，还发表了“筹设上海银行交换所之提议”的文章，强调了票据交换所的功能。[2]一九二二年一月，《周报》社选取了在该刊发表的数篇论文，汇集成册，编辑出版了《票据交换所研究》一书，并在序言中强调：票据交换所设立，“在他埠虽可以从缓而上海独不可缓”[3]。《周报》所发表的这些文章，既从理论上阐述了票据交换所对促进上海金融业发展的意义，同时对欧美国家成熟流行的票据交换所制度作了详细介绍，无疑为推动上海票据交换所的设立作了充分的舆论和理论准备。
由于《周报》的竭力宣传，一九三〇年年底，票据交换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票据交换所正式成立，上海银行公会十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上海的银行家们为之兴奋不已，《周报》也载文指出：“其意义之重大，殊值得在上海的金融史上，甚至在全中国的金融史上，大书而特书者也。”[4]新成立的票据交换所以崭新的交换方法，完备的清算制度，成为中国金融史上完全以商业银行自己力量创办的新型清算机关。“票据交换所由于集中清算，手续简捷，方法科学，不仅减少了原来通过汇划钱庄的环节，而且节约了人力时间，减少了大量票据清算费用的支出，深受各银行的欢迎。”[5]至抗战前夕，上海参加交换的银行共七十三家，基本形成了适合华资银行自身需要的票据交换制度。
其次，对废两改元改革的宣传和推动。
民国初年开始，金融界一些有识之士已提出进行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一九二一年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召开期间，天津银行公会正式提出陈请政府实行废两改元的意见。此后这种呼声不断，但实际上却无实质性进展。为此《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实行废两改元的文章。一九二八年，《周报》发表总经理戴蔼庐撰写的《废两改元问题》一文，不久又发表了呼吁《组织废两改元特别委员会》的文章，指出“吾人反复筹思，以为在沪组织废两改元特别委员会实系今日刻不容缓之事”，并具体阐述了此特别委员会的人选构成及使命等。[6]同时又连续发表了有关解决同废两改元相关联实际问题的文章。[7]一九三二年五月，发表了贝淞孙在中国银行星五聚餐会上所作有关“废两改元”的演讲，指出经过这十八年来的准备，废两改元在时间上已经成熟，“希望社会一般重要份子，和金融界合作起来，把这个风凉话眼的问题，彻底的来解决。因为在目前二种币制流通下，非但工商业受到痛苦，就是我们银行界，也觉得很苦楚”[8]。从一九三二年七月开始，为配合废两改元的实施，《周报》又连续五期出版了“废两改元问题专号”，发表了一系列对有关废两改元具体实施问题进行阐述的文章。在第四期专号中，发表了徐寄庼署名的文章《警告世之怀疑废两改元者》，文章开首即表示：“废两改元一事，我辈提倡已十五年矣”，“鄙人就十余年来之所知为各界怀疑者进一解，并可为各新闻记者时时过访之答复”，[9]再次强调了废两改元的好处，并对怀疑者所提出的四个问题以具体事实一一作了辩驳。由此可见，《周报》在废两改元问题上，从阐述意义到从舆论上反映银行界的呼声，对扫除一些人认识上的障碍，推动废两改元真正实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影响和作用
《周报》发表的专论文章，视野开阔，观点鲜明，思维超前，不仅涉及金融行业中的一些重要业务和对策问题，也包括了对工商经济、对外贸易乃至金融风潮等情况的评述，无论对指导开展金融业务，还是分析经济形势，都很有参考价值。
贴近实际，针对金融形势变化中出现的许多难题来探求和寻找对策，是《周报》能持续吸引大批读者的根本所在。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金融经营中各银行决策的需要，《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文章，如徐沧水撰写的《金融界应付银根紧急之方策》，分析了当时市场银根紧迫的原因，提出了同业互助、公定银洋价格等缓解办法；章乃器在中国银行所作的讲演《金融业之惩前毖后》，尖鋭地指出了银行界存在的问题，对上海银行界如何走出困境提出建议。[10]金国宝的《国难声中之上海金融问题》和陈光甫的《战事停止后银行界之新使命》的文章，为银行界认清和摆脱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正视金融困境，重新振兴金融市面，起了激发作用。[11]这些由著名人物撰写的颇有见地的文章和所作演讲，为业内外人士正确判断经济和金融形势，树立信心，采取正确对策应对市场的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此同时，《周报》作为一份定期出版的金融刊物，为不少金融和经济学家发表其论著提供了平台，由此助生了一批金融和经济理论家。如《周报》经常刊登马寅初、刘大钧、章乃器、杨荫溥等人的文章，对扩大他们的知名度和影响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周报》开放式、充满民主气息的办刊方针，使刊物避免了为“权威”所束缚，保持了其对金融理论创新和金融实践进行探索的风格。《周报》在经办过程中，也注意发表对一些业务进行商榷探讨的文章，甚至包括针对该《周报》特约撰稿人所写文章进行商榷，如一九二一年发表读者来稿《银行簿记改良之商榷》，就是针对《周报》已刊发的《银行簿记改革之研究》一文，就传统银行日记账废除后如何改革替代之法，提出不同意见。[12]一九三四年又发表崔晓岑的《评马章二氏讨论存款和资金比例问题》一文，作者崔晓岑是金融界无名之辈，而文章却对金融界权威马寅初、章乃器的观点提出评论，[13]反映出《周报》毫无门户之见。《周报》这种为促进金融理论创新勇于探索的做法和贴近社会与平民的风格，一定程度上为其拥有社会各阶层读者创造了条件。
《周报》丰富的内容，贴近市场和经济金融形势的时论和专业文章，为银行业甚至整个工矿企业妥善经营规避风险提供了指导和参考，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正如《周报》历届主持人对《周报》所作的评价：“自本报刊行以后，经济新闻始为国人所重视”，[14]“欲审度过去未来之金融、财政、商情状况者，无论金融界、学界、商界，允以本报为最适当之参考书也”[15]。
正是由于《周报》每期都提供了丰富的市场行情、大量最新金融信息和重要参考文章，因此创刊后不久便受到同业和社会的青睐，发行数量明显上升。创刊时每月销售仅七八百册，在头五年每年快速递增，一九一七年共销四千九百册，一九一八年销两万三千册，一九一九年销五万八千册，一九二〇年销八万一千册，一九二一年时头五个月已销六万三千册，[16]平均月销一万五千余册，而到了一九三七年，则月销数量已超过两万册。[17]
后期担任《周报》负责人的徐寄庼在为《周报》创刊二十年写的纪念文章中曾经不无自豪地说：十年前本报所主张而未成的开办造币厂、设立票据交换所、开设征信所、实行废两改元等几件事，在《周报》创刊二十年之际已完全实现，[18]反映了《周报》对银行界发生重大改革和变化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1] 朱博泉：“记上海票据交换所”，《二十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五），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2] “筹设上海银行交换所之提议”，《银行周报》总一六三号。
[3] 《票据交换所研究》（《银行周报》增刊），《银行周报》社一九二二年一月印行。
[4] 权时《沪银行界票据交换所感言》，《银行周报》总七八二号。
[5] 朱博泉：“记上海票据交换所”，《二十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五），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6] “组织废两改元特别委员会”，《银行周报》总五四八号。
[7] 参见“改良宁杭两币厂新币化验办法”、“完成上海造币厂之设立”，《银行周报》总五四九、五五〇号。
[8] “废两改元问题”，《银行周报》总七五一号。
[9] “警告世之怀疑废两改元者”，《银行周报》总七六〇号。
[10] “金融业之惩前毖后”，《银行周报》总七五〇号。
[11] “战事停止后银行界之新使命”，《银行周报》总七三二、七四四号。
[12] “银行簿记改良之商榷”（上）（下），《银行周报》总二二七、二二八号。
[13] “评马章二氏讨论存款和资金比例问题”，《银行周报》总八三六号。
[14] “本报十周纪念”，《银行周报》总五〇〇号。
[15] “写在本报念周纪念特辑之前”，《银行周报》总九五〇号。
[16] “本报之经过及将来”，《银行周报》总第二〇〇号。
[17] “二十年来本报进展之概况”，《银行周报》总九五〇号。
[18] “忽忽二十年”，《银行周报》总九五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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