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 马长林：《银行周报》与近代上海金融业（上）
编者按语 对于《银行周报》这套全200册的大书，一直心存敬畏，不敢去翻阅。但好奇之心从来没有消失过，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期刊，让民国时期的金融界精英们为之坚守了三十馀年之久。这个周末，欲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之目的，我把《银行周报》的首册背回了家。周六日，先后看了“出版说明”，拜读了马长林先生这篇“代序”的长文——《<银行周报>与近代上海金融业》，翻阅了正文的部分章节，心内被深深触动了。本书出版之初，即有高屋建瓴的出版规划设计，而不是简单重印。由于《银行周报》的底本，南京图书馆所藏尚有“部分缺期、页面残损及脱页”现象，中华书局编辑部门又“从上海辞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配补齐全”；再，“《银行周报》在正刊之外，还有增刊发行”，这些增刊专业性强，学术价值极高，但“这些增刊在发行时大多以免费赠阅的方式送给重要客户”，“单独发行数量有限，一直散落各地”。此次《周报》的影印出版，中华书局“联合了国内若干文献典藏单位”，收入了“经过调查所发现的增刊十种”，编辑同人们在其间付出的心血尤多。本选题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也许就是最好的说明。至于马长林先生的文章，想必研读民国金融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读者朋友们更有独到心得，小编就不絮语了。
近代以来，受来华西人创办报刊杂志的影响，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也陆续出现。特别是民国建立后，随着封建专制体制的被推翻，各类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九一七年五月问世的《银行周报》即是其中之一。它由上海银行界人士发起创办，是近代中国创办最早、历史最爲悠久的金融类期刊。自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第一期，至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最后一期，在将近三十三年时间里，每周一期，每年一卷，总共出了三十四卷一千六百三十五期，其发行时间之长和发行期数之多，创下了我国金融专业刊物之最。更重要的是，《银行周报》所发表的文章，为当时诞生时间不长、缺乏经营和管理经验的上海华资银行逐步走向成熟，为上海金融界适应市场需求开拓新的业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为促进金融改革和新金融机构的建立，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对于当时华资银行的制度建设和金融业的良性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认为，《银行周报》是当时金融和经济领域最有影响的一份专业刊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银行周报》便成为学界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地区乃至全国金融历史的重要文献。三十三年时间里《银行周报》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内容极其丰富，在此谨将我对《银行周报》出版背景等所了解的情况和一些研究心得分述于下。
一、《银行周报》产生的背景
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民国政府建立后，先后制订了一批法律法规，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先是北洋政府在清末国家银行的基础上加强了中央银行建设。一九一三年四月，北洋政府仿照《日本银行法》，制定和颁布了《中国银行则例》，将原来的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明确中国银行为国家中央银行。在此同时，北洋政府又通过修改交通银行章程，赋予交通银行部分中央银行的职能。而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北洋政府召开的首次全国工商会议通过的设立银行、整顿金融的议案，使民族资本占主导的商业银行迅速发展，由此出现了华资银行创办的一个小高潮。仅在一九一二年一年之间就有十四家银行开业，一九一三年为十三家，此后每年以超过十家的速度递增，到一九二〇年，全国华资银行已增加到一百五十家。
在上海，随着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上海已开始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镇。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各路资本来此创业，民国建立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在上海投资掀起高潮，其中银行业资本正处于崛起之中，当时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一九一六年发生的上海银行界抗拒北洋政府停兑令事件。
一九一六年五月，因袁世凯称帝大肆挪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存款，导致国库空虚，洪宪帝制失败后，京、津、沪等地先后发生银行挤兑，对此北洋政府下令各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暂停对两行所发纸币和应付款予以兑现。五月十二日上午停兑令下达后，交通行银上海分行即登报公告，宣布从即日（十三日）起所有该行已发行的纸币及应付款项，一律暂停兑付。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事先获悉国务院要发停兑令，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张嘉璈立即召集了上海的一批银行家叶揆初、蒋抑卮、陈光甫、项兰年、李馥荪等密商对策。与会者分别是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的负责人，他们都认为宣告停兑不讲信用实为办银行的大忌，在困境面前银行理应竭力维护其信誉。浙江兴业银行具有决策权的办事董事蒋抑卮认为不能执行这样的乱命，率先表示浙江兴业银行可以以部分资产向外商银行和钱庄抵押筹款，给予后援，[1]其他与会者对此表示支持。于是宋汉章等人迅速成立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十三日对外宣告：“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拒绝执行国务院和北京总行的停兑令，仍旧照章营业，所有沪行发行的钞票和经收存款，一律兑现付现。[2]
为应对即将发生的挤兑，宋汉章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十三日，持票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门口兑现者拥挤不堪，头两天内到行兑现者每天不下千人，第一天兑付了银元四十馀万元，第二天半天约兑付二十馀万元，第三天兑付约三十馀万元。由于得到各华资银行的现金支持，再加外商银行也指定华俄道胜银行提前出仓，予以接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得以从容应对汹涌而来的挤兑高潮，第四、第五天，前来兑现的人数明显减少，到十九日，挤兑风波终于完全平息。
上海银行界的这一举动，不但维护了银行的金融信誉，稳定了全国的金融市场，并且显示了上海银行界的实力。经过这一事件，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和副经理的宋汉章、张嘉璈威信大增。
早在一九一五年七月，上海金融界由张嘉璈和他周围的人物主导，形成了一个午餐会，参加午餐会的有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经理李馥荪，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常务董事长叶揆初，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以及钱新之等人。这个午餐会定期交流情报和意见。[3]由于参加午餐会的成员大多数都有留学国外经历，[4]因此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意愿，都倾向于将银行事业按照西方模式，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停兑令事件发生后，更增强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决心。于是根据威信大增的张嘉璈提议，一份同人杂志——《银行周报》诞生。创办之始，“由张公权氏主持之，宋汉章、徐寄廎、盛竹书、钱新之、陈光甫、孙景西、李馥荪诸氏与其事，假中国银行馀屋两间为社址。”[5]办报经费则来自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中孚、盐业等银行刊登的广告费收入。这也是为何《银行周报》是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所办刊物，但其创办却早于银行公会成立的原因。
张嘉璈他们通过《周报》向外界宣传了欲推进银行近代化的志向。《周报》的创刊词表示，传播近代知识为当务之急，他们希望充当引导中国金融革新的中心角色。[6]后来的事实表明，《周报》确实成为传播近代金融知识和引导进行金融革新最有力的刊物。
[1] 傅国涌《一代银行家蒋抑卮》，《传记文学》（台湾）第十九卷第三期。
[2] 朱镇华着《中国金融旧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一四七页。
[3] [韩]金承郁《北京政府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吴景平、马长林主编《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第八五—八六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
[4] 张嘉璈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李馥荪毕业于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陈光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钱新之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等。
[5] “本报十周纪念”，《银行周报》总五〇〇号。
[6] “发刊词”，《银行周报》总一号。
二、编辑和经营
《周报》创办后不久，张嘉璈因赴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离沪，遂推徐寄廎继任负责。这个时候上海银行公会还没有成立，《周报》类似于同人刊物，编辑人员很少，“其时聘诸青来氏任撰述，徐玉书徐沧水两氏分任编辑”[11]。一九一八年十月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后，《周报》编辑发行部便附属于银行公会，经费受银行公会资助，主要负责人也由银行公会聘任，《周报》便成为上海银行公会所办刊物，当时推徐玉书担任总编辑兼发行主任。一九二〇年九月，徐玉书辞职，由徐沧水继任总编辑。曾经留学日本的徐沧水上任后，竭力贯彻当初张嘉璈他们创办此刊的宗旨，在组织编辑刊物的同时，自己撰写了不少介绍当时日本金融界及银行最新情况的文章。
《周报》在早期阶段专职编辑很少，但人员精干，仅有的几名编辑对刊物十分投入，这从总编辑徐沧水身上得到充分反映。他在《周报》第二〇〇期刊登的“本报之经过及将来”一文中曾表示：“吾人念事业缔造之艰难，及发起诸君维持赞助之厚谊，惟有精力专注，竭尽忠诚，以谋不断改良，俾求不断的进步。”[12]表达了他对办好《周报》的忠诚之情。后来徐沧水因病去世，其同事在悼念的文章中写道：他“治事勤勉，不惜劳苦，深宵而寝，凌晨而兴”，即使在病重缠绵于床褥时，凡“周报事犹必躬亲察核，临危之际，喃喃澹语中，犹刺刺道《周报》事”。[13]徐沧水这种对待刊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对其他编辑人员以及后继的刊物主持者努力办好刊物不无影响。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岁的徐沧水因病去世后，上海银行公会聘请了沈籁清继任《周报》总编辑，委任了徐寄廎、倪远甫、孙景西、宋汉章、盛竹书等五人组成《周报》委员会，以加强对《周报》的领导。同时制订了《周报》委员会暂行简章，简章共八条，明确委员会由银行公会董事会委任而组织，“委员会得公推会内或会外之品学兼优者为《周报》经理兼总编辑”，并决定有关《周报》的“一切重大事宜”[14]。一九二六年八月，沈籁清因就聘大陆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之职，辞去《周报》总经理职务，银行公会和《周报》委员会便聘任北京银行月刊的主任戴蔼庐为《周报》总经理。一九二七年三月，《周报》委员会由五人增至七人，增加了居逸鸿、朱成章两人，原委员胡孟嘉离任，由黄筱彤补缺。一九三〇年，《周报》委员会在确定改良编辑计划时，将约定特约撰稿人作为内容之一。当时该委员会会议记录记载：“约定特约撰述员，约定马寅初、刘大钧、李权时、杨荫溥诸经济专家为本报撰稿。”后来，原先被定为特约撰述员的李权时，被聘任为《周报》的总编辑，正如后来担任总编辑的李权时所说：“本报记载，夙以学理与事实并重，二十年如一日。执笔者固多海内学者，而实际经营人士，亦居其半。”[15]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周报》委员会成员又扩大为两方面组成，一为银行公会方面代表，一为银行学会推派的代表。这一改组，进一步增强了《周报》委员会的力量。《周报》委员会成员增加了银行学会方面的代表后，《周报》及时将银行学会的一些实务研究的成果予以发表，如“新式账与旧式账之比较”、“银行日记账之研究”，以及大量关于支票、汇票、本票、放款单据等内容的文章，既推广了银行学会的最新研究成果，又推动了上海银行界在账务制度方面同国际接轨，加快了银行界业务制度建设的现代化。
《周报》在创刊时宣告了其办刊宗旨为：“报告金融消息，研究经济事情，俾供银行业者之参考”，因此一开始在栏目设置时就充分考虑了贯彻这一宗旨。从报告金融消息来说，《周报》开设的大的栏目有“每周金融”“每周汇兑”“每周证券”“每周商情”。“每周金融”栏目的内容包括洋厘、银拆、标金、先令大条的行情及进出口数量；“每周汇兑”栏目内容包括国内外汇兑行情；“每周证券”栏目内容包括各种债券和公司股票行情；“每周商情”栏目则包括了经丝、茶、纱花、粮食油饼行情。“经丝”栏目又分黄白厂经、辑里白经、广东丝经、川鄂丝经和八茧灰经等品种；“纱花”栏目分爲现纱、期纱、现棉、期棉几种；“粮食油饼”栏目则包括米市、小麦、杂粮市和油市行情。从研究经济形势来说，《周报》每期都刊登几篇论述宏观经济或金融的文章。此外还有各埠金融及商况栏目，其内容为来自各商埠的通信，所涉及的城市除了广州、成都、福州、杭州、宁波等大城市外，还包括辽源、归绥、潼川、运城等边远城市。此外周报还设有反映各地金融、工商业消息和政府动态的“杂纂”栏目。这几方面内容的组合，使《周报》向读者提供的信息量很大，由此，《周报》无论对于金融界人士还是从事经济事务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信息参考价值，为他们及时和全面了解上海乃至全国主要商埠的金融和经济行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公共租界，战争的形势使周报在经费来源和编辑力量方面受到很大影响，此时银行业同业公会自身也不稳定，在这危难之际，上海银行学会义不容辞地接办了《周报》，使《周报》得以渡过难关，坚持办下去，实属难能可贵。
书名：《银行周报》（全200册）
作者：南京图书馆编
书号：978-7-101-10147-8
定价：150000.00 元
开本：大16开
装帧：精装
CIP分类：Z62:F832.96
主题词：金融-期刊-中国－民国
出版者：中华书局
客服：010-63266123
电邮：zhguyiyinghua@sohu.com
三、内容特色
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七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周报》为满足银行和金融界人士认识新的事物，接受新的知识，为推进金融革新等，刊登了许多内容丰富而有特色的文章，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日本、欧美银行机构的介绍
《周报》创办之初，正值中国华资银行开办高潮兴起之时，此时虽已有一些银行站稳脚根，经营走上正规，但对大部分银行来说，都存在一个全面了解西方先进的银行管理制度并加以仿效，以将事业做大的问题。针对这种需要，《周报》以大量篇幅介绍这方面情况，以供银行界了解和借鉴。
首先是对近邻日本金融界情况的介绍。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金融方面积极引进和吸收了西方银行制度，故其银行发展起步要比中国早几十年。日本银行界的发展经验，对中国银行界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周报》创办后第二年，即发表了由徐沧水撰写的《横滨正金银行访问録》。横滨正金银行是按照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组织，专门经营国内外汇兑的银行，其创设目的：“一面辅助国外贸易，一面便利国内金融，而为内外调剂之一大金融机关。”《访问录》介绍了横滨正金银行股本分五次募集，从开业资本三百万元起步，经多次增资，股本达到三千六百万元的情况，指出横滨正金银行“所以有今日之势力者，决非短时间之产物”，并由此联系国内华资银行的实际情况发表议论：“我国今日金融现状，殆与彼邦明治初年无异”，“然我国人误于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之说”，“徒震惊他人规模之宏大，营业之繁荣，而不知悉循自然膨胀力以演成。吾人不察其所由来，而好从事于伟大之企图，不肯循序而进，依风会而变迁，以故逡巡观望，卒无有成”；“今后吾邦有言海外银行者，当知正金银行，今日为彼邦唯一之海外银行，其开业之际，仅三百万元资本，此吾人财力，所不难企踵傚法者也。”[16]点出了国人应从横滨正金银行的成功发展中吸取经验的重要性。
在介绍横滨正金银行资本筹集、经历改革取得成效这些宏观层面信息的同时，《周报》对一些具体设施建设的特点也予以报导。徐沧水的《参观横滨正金银行之所见》一文，即属这种类型。文章介绍了他参观时所见横滨正金银行金库和保管库情况：“该行金库与保管库虽同在下层，但系两地出入”，“因金库专存现款及本行重要品物，保管库则专代顾客收存，故宜分而爲二”，“我国银行将来建筑库房时，宜于构造时注意此点。”[17]文章还对特别保管室特殊的构造和设施作了详细的介绍：“特别保管室另有小亭多间，状如警察之岗室，其设备颇精巧，内设桌椅，以备存主启视物件，其构造则外不能视内，内不能视外，当入此室时，则电灯自燃，而门自闭。及出此室时，则门自启，而电灯亦自息，盖为存主取放秘密重要物品也。”认为这些做法“为我国所急宜倣傚者”[18]。
在介绍日本个别银行之外，《周报》也对日本整个银行业作了介绍。一九一九年，《周报》分四期连续刊登了题为《日本银行业之沿革》的文章，分别介绍了日本国立银行、中央银行、普通银行之创立、变迁和发达的过程，储蓄银行之沿革及邮政储金之沿革等情况。[19]这篇文章，实际是将日本东京经济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专刊所刊登的“国民经济四十年史”中专述银行业一章翻译过来。文章开头的译者附志指出：“日本有银行之名，始于明治五年之制定国立银行条例，距今不过四十馀年，而其国之银行组织，已殛然大备，不仅调剂国内之金融，以增进其国富，近且乘欧战机会，扩张其经济势力于外部，欲以财力称雄于世界。反观吾国……国人始于光绪二十三年集资创办通商银行，迄今已二十有二年”，“今日罔论银行组织未备，势力亦异常微弱，国内金融，常劳外国银行之越俎代谋，其发达之迟缓，其不可与日本同年而语。急起直追，尚恐莫及。否则，经济亡国之苦痛，终难幸免也。”[20]表达了周报以此译稿介绍日本银行业情况，供本国同人借鉴，以激发起银行界人士急起直追之热切心情。
在介绍近邻日本银行业情况的同时，《周报》也重视对欧美银行界情况的介绍。一九二八年，《周报》连续刊登了题为《美国之金融机关》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国立银行、州立银行、个人银行、储蓄银行、信托公司、联邦土地银行、州立土地银行、贴现公司、不动产公司、相互信用组合、建筑资金组合等金融机构的情况。[21]此外《周报》还陆续刊登了《英国银行之放款业务》《德国银行之放款业务》《德日两国银行之贴现业务》《纽约国立商业银行之贴现业务》《德国银行业务之一斑》等文章[22]，对欧美各国银行开展具体金融业务的一些特点作了介绍。
《周报》对日本、欧美国家银行状况所作的介绍，为国内银行界开阔了眼界，为其进行制度创新和业务开拓提供了借鉴，对于银行界人士看到自身存在的差距，产生傚法学习追赶的想法和激情，不无影响。
（二）对新金融制度产生的推动
近代中国华资银行创办后，一般多参照和沿用西方银行制度进行构建，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业务。但在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传统的金融经营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对新式华资银行産生影响，例如由传统钱庄沿袭而来的信用放款在各银行放款业务中占很大的比例即为其表症之一。信用放款能否顺利开展，主要取决于被放款对象信誉的保证。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现代信用观念还没有普遍树立，信用制度建设也处于起步阶段，信用放款对于银行来说就带有较大的风险，特别当经济风潮来临、经济状况动荡之时尤甚。《周报》编辑部正是看到了中国银行界在主要业务开展过程中面临的这种风险，在创办不久就连续刊登有关信用制度建设的文章，对华资银行界进行这方面的“启蒙教育”。
《周报》先是刊登了《论信用放款之限制与安全》一文，提出了信用放款的控制对银行生存发展的至关重要。[23]在此基础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介绍防范信用放款风险的对策——开展信用调查，这些文章包括《信用调查与银行》《信用调查之真价值何在》《信用调查未臻进展之原因》，并具体联系国内华资银行的实际情况，发表了《我国银行调查室之革新》《信用调查审定之原理》《调查部组织之研究》《信用调查之方法》《信用调查之基本事项》等文章[24]，对银行设立专门机构开展信用调查进行具体的指导。与此同时，周报还发表了诸如《信用调查之借鉴》《纽约大银行调查信用之方法》《每个银行信用调查之实务》等文章[25]，系统介绍了欧美各国银行普遍开展的较为成熟的信用调查制度。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仅有关银行开展信用调查这一主题，《周报》就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这无疑对银行界重视开展这项业务产生重要影响。受其影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率先设立了调查机构，开展信用调查，为贷款业务提供咨讯，并逐渐为其他一些银行所接受[26]。
与开展信用调查密切相关的，便是征信机构的建立。征信机构在当时中国属于一种全新的机构，实际上是一种专职的信用调查机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满足金融和工商业界对其业务关系对象信用状况了解需要的产物。在欧美包括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征信机构的建设也应运而生，有的已有相当的历史。二十世纪初叶，在金融业和工商业进入发展期的上海，一些外商开设的征信机构已开展业务，专门为在华外资银行和一些外商企业服务。《周报》编辑部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征信所对于银行业务发展的重要性，在一九一八年即发表了《说征信所》一文。这篇文章解释说：“征信所日名兴信所，英文Mercantile Agency，即调查人之财产信用及营业状况，而报告于银行或商工业机关，盖当此信用经济时代，商业交易全凭信用，而银行之往来贷借，尤以信用为前提，苟不有专设机关，以调查人之财产信用及营业状况等，则倒欠亏累之弊，在所不免，此征信所之所以起焉。其目的虽非纯为银行业之机关，然银行为工商业之中心，信用往来尤多，故其对于征信所尤觉重要也。”文章呼吁“吾国急宜筹设征信所”，指出“上海为吾国商业最繁盛之地，各国商店林立，品类繁杂，尤宜设立征信所，以专司信用之调查”[27]。一九二一年，在天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上，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提出了设立征信所的提案。不久，周报刊发了由徐沧水草撰的上海银行公会试办上海征信所计划书[28]，并陆续刊登了一系列介绍征信所的文章，对征信所的概况、设立征信所的意义及征信所的职能等问题作了具体阐述。一九二八年，七年时间过去了，中国银行界自身的征信所仍未设立，周报又发表了资耀华撰写的“中国金融界有急须协力创办信用调查机关之必要”的文章，列举了八方面的理由，表示“各界已翘首望其速成也乎，吾人亦甚盼望，若以公会之力，坐而创办，则登高一呼，衆山回应，事业容易举办，唯在当局者之垂意及此而已”[29]。强调了金融界创办征信机构的紧迫性。
《周报》对征信机构的介绍和发表的银行界人士尽早设立征信所的呼吁，为一九三二年中国征信所的建立和相关征信业务的开办起了十分重要的舆论宣传和实际推动作用。 （未完待续）
[11] “本报十周纪念”，《银行周报》总五〇〇号。
[12] “本报之经过及将来”，《银行周报》总二〇〇号。
[13] “吊徐沧水”，《银行周报》总四二九号。
[14]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S173-1-200。
[15] “写在本报念周纪念特辑之前”，《银行周报》总九五〇号。
[16] “横滨正金银行访问録”，《银行周报》总五五号。
[17] “参观横滨正金银行之所见”，《银行周报》总六〇号。
[18] 同上。
[19] “日本银行业之沿革”，《银行周报》总一〇九、一一〇号、一一一、一一二号。
[20] “日本银行业之沿革”，《银行周报》总一〇九号。
[21] “美国之金融机关”（一—七），《银行周报》总五二九、五三〇、五四〇、五四二、五四三、五四四、五四五号。
[22] 参见《银行周报》总一四三、一四五、一八四、二四二、四六九号。
[23] 参见《银行周报》总一八七号。
[24] 参见《银行周报》总二四五、二六七、三〇六、二三三、二三四、二四四、二四五、二四六、二四七、二四八、二四九、二五〇—二五五、二五九、二六四、二六五、四三四号。
[25] 参见《银行周报》总三四四、三四五、一一〇、一二三、一二四、一二五号。
[26] 参閲拙稿“民国时期信用管理的提倡和征信机构兴衰”，吴景平、陈雁主编《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27] “说征信所”，《银行周报》总六四号。
[28] 参见《银行周报》总三二七号。
[29] “中国金融界有急须协力创办信用调查机关之必要”，《银行周报》总五七二号。
附，《银行周报》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任：方标军
委员：许建业 赵厚洪 钱明 全勤 姚俊元 王兵
主编：陈立 夏彪
副主编：于川
编辑小组：陈希亮 陈文 吴碧蓉 杨秋燕 叶健 魏琳 刘月 侯正欢 苏维 武心群
以上三幅图为正文书影（手机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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