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秀良：李安宅与边疆社会工作研究

按：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常常跑去听美国文化多元主义人类学家德国人博厄斯的课，也因此对他的思想源流，德国的历史地理学派的学问很感兴趣。他着重了解了美国人在研究和保护印第安人文化上所做的努力，觉得这完全可以移植到中国来，于是派了个学生跟着博厄斯的两个大牛学生——克虏伯（Kroeber）和罗维（R. Lowie）研究祖尼印第安人。这个学生很是争气，去了之后，发现美国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大加批判，写了一本《印第安祖尼的母系社会》，成功打入到美国人类学界内部。回国之后，这个学生一直致力于边政研究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问题研究，实地考察了很多地方，写出了《喇嘛教萨迦派》《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等著作，成了国内藏学研究的开山祖师，这个学生叫李安宅。

左一为李安宅先生

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研究领域，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他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工作功能的全新审视。

边疆社会工作研究的历史背景

李安宅，字仁斋，笔名任责，1900年3月31日出生于河北省迁西县。1924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服务研究班学习，1929年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及相当于硕士的社会服务职业证书。1929—1937年，先后担任北京平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北京大学农学院社会学讲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安宅辗转到了大后方，他的研究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从纯粹的社会学研究转向边疆问题与藏学研究。

抗战时期，政府西迁，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渐已转至西南，以前甚少受人瞩目的西南地区因抗战的缘故，成了民族复兴的基地和抗战建国的大后方，地位陡然提升，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均对此地寄予厚望，故而极为重视。当时以研究边疆为宗旨的组织主要有3个，即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中国边疆学会、华西边疆研究所，既互相配合又各自独立地开展调查研究、实地考察、主办公开演讲、举办文物展览、出版刊物等，表现出边疆研究的繁荣景象。华西边疆研究所有计划地派出研究人员到边疆进行实地考察，或收集材料、文物，多次举办边疆文物展览，并写成调查报告或论文、专著发表。在当时热热闹闹的边疆研究中，李安宅的思路别具一格，换句话说，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考察边疆问题，李安宅是独一无二的。

边疆社会工作的界定与主要内容

1941年，李安宅受聘担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次年发起筹建华西边疆研究所。张凌高校长兼任所长，李安宅任副所长并实际主持研究工作。李安宅亲自深入边疆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边疆社会工作》一书，194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边疆社会工作”的概念。

李安宅认为，边疆工作主要是社会工作。他给出的论证依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边疆工作的做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证明这些方法是不合理的；二是证明社会工作的方法是适于当时边疆工作需要的科学方法。关于前一个方面，李安宅将唐朝以后的传统做法归结为8种，即怀柔法、威胁法、羁縻法、攻心法、坐质法、离间法、教导法、军政参用法等。这些做法的根本错误在于都是将边疆看成敌国或藩属，不把边民当作国民来看待，因而都是不合理的。

关于第二个方面，李安宅认为，社会工作的性质是“一点一滴，经常创新的；一步一步，不求近效的；避名求实，善与人同的；助人自助，而不越俎代庖的。归根结底一句话，社会工作乃是一套软功夫，一套软中有硬的功夫。”（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这番软中有硬的功夫特别适合于边疆工作，是因为在民主政制下虽然不再将边疆看成敌国或藩属，但仍有占优势的国民与不占优势的国民。边民就属于不占优势的国民，边疆工作要想取得他们的信任，争取表证的机会，自非采用社会工作的技术与方法不可。

既然边疆工作主要是社会工作，边疆社会工作的方法就需遵循社会工作的一般方法，但也要照顾到边疆工作的特殊性。李安宅认为，边疆社会工作的关键在于搞好行政和实施。行政方面，第一，要有长久的计划，应不求近功，惟求远效，不应朝令夕改。要做到此点，又必须先有深入的研究，“在行政考察之外，非得经常资助学术专才的深入研究不可”。（同上书，第57页）第二，要有统一的指挥，不能“政出多门”，要统一行政机构，“可有两条道路，一条即自中央单元化起来，一条乃由工作所在地单元化起来”。（同上书，第58页）前一条指的是“条”的组织原则，即自上而下的行政架构；后一条指的是“块”的组织原则，即平行的行政架构。从这些论述来看，李安宅力图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建立边疆社会工作的学科体系，所以他的论述既有很强的层次性又兼顾了社会工作理论的渗透。

关于边疆社会工作的实施，李安宅从原则、步骤、方式等三个方面作了分析。在原则上，第一，“要有研究工夫，以便明了边地问题之所在，以及解决问题的手段与方法”；第二，“要有服务活动，这是我们所以去边疆的目的”；第三，“要有训练热情，即训练同工—使同工充分发挥力量，使边民优秀分子变成同工，以便自助。”三者分别是前提、目的和手段，缺一不可，“然而尤要者，乃在三者合而为一，使研究为了服务，使服务得到研究的资助（服务才不是盲目的），即以资助研究（研究才不是抽象的），且使同工即在研究与服务中得到训练（训练才不是形式的）。”（同上书，第63页）在论述边疆社会工作的实施步骤与方式时，李安宅也是坚持“研究、服务、训练三者合一”原则，也注意训练边民成为同工，以实现边民的自助。可以看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不是书本上的说教，而是可以付诸实施的具体方式方法，这也是他对社会工作之本质的理解的最好注脚。

李安宅对边疆社会工作目标的界定很有哲学意味，他认为，边疆社会工作的目标或归宿在于“由着我们的协助，促动边民的自助，而使边疆工作者成为一般的专业工作者。”边疆工作“到了那个时候，便不是边疆工作，而是各种的专业工作，如医药、工程师、畜牧师、工业化学家之类的工作，这些工作，只有其各行的技术问题，再不必需兼为边疆而有的适应技术。”如此，“边疆社会工作也就失掉其边疆性”了，“边疆社会工作之成功，即在边疆性之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同上书，第79—80页）他把边疆社会工作的最终目的归结于促使边疆与内地协调发展，取得与内地同等的经济文化地位，从而使文化意义上的“边疆性”消失，成为一个能够自立的实体，很精确地揭示了边疆社会工作的实质。

边疆社会工作的价值或意义

我们今天重新检讨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确实可以发现许多独创性的贡献，单从学科发展史的层面考量，把边疆问题纳入社会工作的学科范围就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开创性工作。然而，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研究还仅仅在于学科发展史方面，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李安宅认为趁着抗战建国的特殊局面，在边疆研究方面应该有所突破，惟有如此，方可更有效地建设边疆。实际上，抗战结束后，因避乱来川的众多大学及边疆问题学者多返原地，当局对边疆建设和研究的关注和倡导减弱，热闹一时的边疆研究遽然低落，从反面亦可见其先见之明。遗憾的是，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研究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我国已经出版的社会学史著作中都很少提到李安宅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贡献，更不用说论及他的边疆社会工作了。

·原载《中国社会工作》2016年7月，感谢彭秀良先生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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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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