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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君 中国病男余世存

2017-02-02 赵国君 嘉言法律论坛 嘉言法律论坛

简介


余世存,思想家,作家。1967年生,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自创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起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代表作:《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中国男》、《老子传》、《家世》等。

赵国君 中国病男余世存

流亡就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

——萨义德

世存出生在湖北随州,随州在历史上亦有讲究,古随国曾是华夏文化的先行者与奠基者,本是周的忠实子国,却在文化上慢慢亲近楚地。楚国的八百年风骚在我想象里神奇博大,简直华夏文明翘楚。随国为华夏贡献了第一哲人季梁,算是阔过,但终因势弱命衰而消失于历史深处,它的随喜与懒散随性渐成地方性格,时时出现在世存的自省中:“随州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实在,难有出位之思。我自己缺乏幽默感,就认为是地域文化使然,好像我们随州人都是天生老实的。”


摆阔的回想不是要追认世存的贵族基因,那样的故乡怀古每地的人都会有话要说。只是在此等怀古幽情之中,想对世存兄的来路有个大致的认识。我还是愿意把他算作楚文化里走出来的人,因为楚文化符合多血质的我,满足神奇、瑰丽、浪漫诸如此类的想象,可世存兄木讷少言,一点也不激情澎湃,朴素得倒像《诗经》,跟我的楚辞系统对不上号,唯有一点深沉的激越或可满足我对他的楚国确认,不至失望。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这是《国殇》的感伤之句,漂泊无涯的世存兄拒绝一切体制安排,选择了流浪,选择了“不出国声明”,他的父母也不明白,自己的儿子北大毕业,到如今,不做官,不挣钱,图什么呢?



 一

世存是来北京后较早认识的人。那天,时在2003年金秋,《中国改革》杂志社里正召开一个有关“三农问题”的研讨会,探讨的议题已记不大清,杂志社的几大好汉李昌平、赵岩都在,温铁军是总编辑也是会议的主持人,世存是受邀嘉宾,就坐对面。


大体听过这个人,但具体什么见解,什么思想,并不熟悉,至少比不上那时我对余杰、余秋雨的“熟悉”。听他讲,没听懂,我的知识储备还不够,只能跟风做小学生。


会后,朋友老伍约世存和我去他住的酒店,酒店就在离此不远的白石桥。到酒店,世存约来了王俊秀,也没听说过,名片写的是互联网实验室,以为他是理工出身,跟老伍一样清华毕业呢,殊不知,俊秀就是我在读的法大校友,名扬八十年代的校园诗人、思想家,当时活跃在互联网领域,主持着一个叫“博客中国”网站,很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前辈。


闲聊的是老伍要做的民间法商学院,我还是旁听的份儿,没插上几句,幸好那时总带着个相机招摇过市,自然地与世存合影留念,算做初识。


再次见到世存已在天则所,五塔寺古朴的院落里,天则的“学术双周会”上,他与众多思想家纵论学术、时局,我也只是聆听、拍照,握手招呼之间,再次加深了点儿印象,并无深入的讨教。


翌年,《非常道》出版,洛阳纸贵般风靡,名声大噪间才知道身边的这位朋友如何了得。那时,我的思想渐渐饱满,也着手于行动,先是写了一本关于律师的访谈录,又迅即受人之托为重庆的一位律师著书。临行前,电话世存,索要老康的联系方式,并谈了对傅国涌的建议,那时国涌兄的《追寻逝去的传统》流传一时,于是建议他再写部《追寻律师的传统》(此书现在已经出版),世存很是认同,于是就电话里聊,聊什么,记不得了,多思想层面的东西,可谓亲近。




重庆著书,闭门三月,只去了两个地方,一是沙坪坝的红卫兵墓,一是见老康。老康是世存引荐的朋友,著名的民间思想家,据说是除了美女、火锅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重庆名片。老康经历传奇,有着极高的视野、抱负,能够入其法眼者罕不多见,说到世存,老康却赞不绝口,称其大才。据老康透露,日前的世存做着一件有趣的事,为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做注,编著着一部奇书,也就是后来的《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


就在朋友的闲聊间,听闻着世存的行迹。著书、出版,一篇篇字斟句酌的文章力透纸背,虽不多产,但在博客时代的思想流布中堪称重镇。“次法西斯”、“新新中国”、“类人孩”、“反人”,一个个隽语妙词喷薄而出,引人深思。世存是肃然不笑的,旁观着我们自以为是的一切,那些伪装的学识、大话的理想、高标的节操透过他的盘点评估,要么幽暗无光,要么原形毕露,在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的时代,在精神的癌症日深且巨的社会,他活得像把刀子。


2005年,我被“老夫子”陈小平先生拉去做杂志,忝列编辑部主任一职,大量组稿约稿的工作由我完成。想起了世存的《非常道》,向其索求未被删节的原稿,他慷慨地发来多篇原汁原味的文章,使得我一睹原文全貌,也满足了工作之需,第一次感知其无私助人的雅意。那是电子邮件与博客的时代,交往有类旧时书信,节奏不快,还有庄重,世存的信件安眠于信箱深处,打开回顾多是文章传阅,稿约叙旧,数量不多,却字无虚言。


他文字峭立,思想奇绝,但在交往之中,话语很少,语气也无文章的幽然深意,淡淡的,甚至有些木讷,该是贵人语话迟。他自谦“口才一直不好”,但这一次却很激烈。这一次是老康从重庆来,应名我请客,约的是徐友渔等众多师友,就在三环边上的“川军本色”。那时,我的“律师观察”已经起步,几场论坛下来红红火火,颇有状态的。酒席宴上,不免眉飞色舞,大话炎炎,各位师长看着后生小子撒野,多爱惜热情,并不嗔怪。吹嘘间,世存突然愣愣地问我:“他们来了,你还这样吗?”


“他们来了?”是啊,如果他们在场,你还有勇气吗?或者,他们若诱惑招安,怕早就现了原形吧,这等诘问很煞风景,没见我正锥处囊中,兀自锋芒吗?但我深知其意,不以为怒,只顺势当然不怕云云,对他的钦敬却暗暗滋生。



 三

他与 “中国律师界的良心”张思之律师的交往非常值得一叙。


2003年,他主持的当代汉语语言研究所将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发给了张老,以表彰先生对中国人权事业与汉语写作的伟大贡献,作为那时的法律人,很留意那个颁奖词,精彩之处几至成诵:


张思之给当代汉语带来了不寻常的表达,他的表达具有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

张思之的辩词“丰富和改变了汉语的精神与内涵,尤其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自此,“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不特赞誉张老,也于法律写作者中不胫而走,几乎成了一个优秀法律人的最高标准。


2007年,张老八十诞辰,国栋与我一同组稿,出版纪念文集,自然约稿于世存兄。不久,即收回函:


国君兄:对张老的感情让我一再拖延,真是不好意思。老想写个好东西,反而落不下笔了。只好找旧文了。汉语所的那篇如果合适也请用。这一篇当年发在《南风窗》,文字浅陋,请审定。


这篇短文是跟陈敏兄一起见张思之先生之后的应急文,尽管也天真得很。有时候跟朋友聊起前几年中国社会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总是无来由地感慨。这对于当年激昂地投身其间的仁者志者来说,或者有不少经验教益。于我却有着极深的个人的情感烙印。张思之先生,他是识与不识者心目的英雄、汉子、圣徒。我则更多地回想陈敏兄当年的夜谈。在这样漫长的冬夜里,中国生活里有张思之和张思之先生一样的人物存在,这个世界仍是温暖的。


文章的名字叫《个人如何回避公共生活》,讲的是笑蜀(陈敏)聘请张思之做律师的故事。笑蜀是一代知识公民典型,自编著《历史的先声——五十年前的庄严承诺》、《刘文彩的真相》到以调查记者的雄文《海南反腐狂人》而蜚声海内外,也引发了黑恶势力的仇视与威胁。秀才遇见兵,怎么办?笑蜀想到延聘律师来防范风险、捍卫权利。世存兄盛赞此事的意义,就是觉醒的公民不再贩卖真理、正义、法治等大词,不再以“私了”的方式参与专制伤害的大合唱,而是要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在世存眼里,个人维权实际上构建着我们的公共生活,而公共生活的缺失是我们文化的显著特点,也是今天应该努力的起点:


回避公共生活不仅是蚁民的心理,也是大人者、肉食者的心理。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职责表现只是喊两嗓子,民主啦、稳定啦、立宪啦,随后就缩回去了,唯名是从,好像言辞就是公共秩序的平台,蚁民只有参悟的份,至于悟性如何自有暴力一类的家法处理,这也就是黄宗羲揭露的以天下之公为自己之私。


我们的媒体知识分子们也只顾演绎知识或名词了事,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开药方了,已经发号施令了;他们很少公开地站出来,跟他们谈论的万物站在一起,跟工人、农民、公务员、企业家、官员们站在一起,他们回避公共生活,他们弃公民权利不用,而唯名称义;当所谓的“合法伤害权”施加于他们,他们只能一个个地束手就擒了事。


只此刻,突然明白那次他对我“挑衅”的深意:你满口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的大话,伤害来时,可会选择法律、坚持公民行动吗?


那一年,“纪念胡适陈独秀”论坛召开,也邀请了他。期间,他带来老廖、王天成,我们在会场外短暂的闲聊,不过时政、日常。老廖话语不多,当场赠我自制的箫声光盘。天成马上去美国,和他聊了几句“周叶中事件”。不想如今老廖也去了德国,回念之中,物是人非,恻然伤怀。


回至会场,轮至世存发言,我先调侃“学中文”的激情太过,革命意识强过革命策略,实际拿他的中文系出身说事,暗责陈独秀先生。一种轻狂的无知。他不以为意,笑呵呵地接过话头,坦言作为中文系出身的惭愧,然后就以自己的理解来评点胡陈两先生。那天,秦晖、章立凡、傅国涌、王人博、丁东、邵建等嘉宾都从各自角度做了评述,大家多少立场一致地在宪政的角度评价着两位先生,包括我这个策划者的立意也是如此,可世存上来就是平静地质疑:两位先生的年代是革命的世纪,大家以宪政立场苛评革命,是不是走向了另外一种偏颇?


咦?确是个问题。


“在谈陈先生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公允地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这不是一个坏词,他确实有他的罪恶,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类历史上,文明史上,这么大的一个思潮,一个运动,不能用宪政的这套标准去要求他。”


他特别强调,陈独秀是“终身的反对派”,“革命家”,而胡适先生则是“国家的诤臣”,他们都是在国家的层面教训国家,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


对陈独秀,看得出世存的温情与敬意,不但回顾了独秀先生的思想构成,也点出了他内心的艰难状况:“这是中国的一个注定的宿命和悲剧,但,这个人仍然以他自己的人格力量,给我们示范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存在,就像王人博先生所说的,他作为一个男人很了不起。”


一次晚宴,投资商、文化经纪、世存和我,满满地坐了一桌。菜是高档菜,酒是高档酒,穷书生眼看各路达人聊大内秘闻、经济事端,席间话语多是夤缘高层、倒买倒卖、发财取巧之类,顿生一种插不上话的无聊感。只见世存在一端露出洁白的牙齿干笑,更无话说。一位精明四射的年轻人大讲他的生意经,就是如何接近老干部,如何为他们的健康做些事情。乖乖,在内地,老干部可不是一般人物,他们退而不休,不但是政治戏场的幕后主使,也是政府决策的影响者,何况京城的老干部与大内挨得这么近,所谓“为老干部服务”的用意可想而知。而另一位好友热情地叫来老板,公然地指着我和世存,说以后这二位吃饭一律免单,并让我俩签名留记,以示诚意。


回家路上,世存问我:那人讲得怎样?

“骗子。”这样的獐头鼠辈京城里太多了,不说也罢。自然聊起世间的堕落与知识界的近况,而对这个世界的堕落、无良,世存批判甚多,在如垃圾场一样的国度,生存即幸存,事事荒诞,处处癌变,世存如人肉筵席边的评论员,酱缸蛆旁的“审丑师”,不遗余力地撕破、打开、控诉这个次法西斯族群的种种不义与不公。他说,“我们注定做了中国命运的材料”,现在是“上帝无言百鬼狰狞”,而新的人,新的信仰,新的民族精神和立国原则都没有出现。


他还说,“现代是类人孩们争夺资源位置之后的小鬼当家和众神归位,是小资和愤青等具有殖民心态的孩子们,是新人类和新新人类的孩子们的粉墨登场,一切与人无关,一切与民众无关”。


但他不满足于宏阔的评点时事,而是勇做知识人的“逆子贰臣”,他丢盔卸甲,丢掉各种可期待的身份,变成了孓然一身的思想钉子户,为的就是不把自由出卖给任何职业。于是,对知识人的怯懦、虚伪、糊涂大开杀戒,挥刀“自宫”,解剖刀般潜入灵魂深处“刮骨疗毒”。他反对“脸一阔,就民主”,强烈质疑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民主,狠批知识人的“明君情节”,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盛世”的高论背后僵尸林立的现状,刀劈斧砍的鞭尸之论四处飞溅:


“自私的统治阶层为了不失去垄断性地位,瓦解了社会成员的任何有组织的努力,宁可让社会陷入无组织、混乱、无法无天、毫无规则的“丛林”状态;更为可叹的是,统治集团有意识地操纵利用了各个被统治阶层的自私和短视,结果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时,总是某个或某些阶层被损害或献祭牺牲,而其他阶层却袖手旁观。”


对假模假式的进步、伪装高潮的盛世他一语定音:

“二十多年来权力没有任何松动,体制超出寻常的稳定!改革前和改革后一样还是那两种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依然是有着‘伟光正’身分的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是极其自私的一群,既无人类意识又无民族意识。他们之所以要改革,只是因为觉得以禁欲主义和政治高压的方式来领导民众‘没有生命力’,因而在脱离崩溃的边缘后‘必须作出让步’。”


那意思,真正的多元中心,多层结构的社会还没有出现,依然是“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想法、说法和做法,个人呢,社会呢?还是依附、收买与统战的对象,谈何希望?别起哄了。


世存的眼光透过各种迷障,稳稳地落在了个人自由与社会开放的角度上,用力深巨。在这一点上,他有类伍迪·艾伦。艾伦是嬉笑怒骂、存心捣鬼式的幽默俏皮,世存则多少阴郁冷峻,瞪着一双绝望的眼睛对伪知识分子批判得不遗余力、入木三分。


他俩一样,把知识人,或人当材料,放煎锅上,翻转爆炒。



我和他相忘于江湖,来往无多,但却总能时时相交,有所感应,他是那种随时就能给你带来点什么的人,今天是类人孩,明天就是“中国男”。


说到“类人孩”,他曾写信给我:


看看周边的人,又发现,来玩户外的,往往还是所谓的社会精英多一些。他们相对于社会上其他人,无论环保意识,无论人文关怀,都要好上很多。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呢?只能说我们很多人其实还是“类人孩”,还没有“成年人”应有的心智,玩AA制,还显的嫩了点儿。在户外活动中,我们将更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自己的渺小和伟大,我们会慢慢长大成人,或许我们还要付出成长的代价。


最近,社会学上谈论一个新概念,叫做“类人孩”,指生理上成年、思维意识仍处于孩童水平的人。此前,心理学上也有一个“彼得潘综合症”,两者有相似之处。


一个成年人如果是“类人孩”或“彼得潘”,不嫩时却“扮嫩”,这是心理问题,可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类人孩”和“彼得潘”似乎越来越多。


“类人孩”和“彼得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想长大,甚至恐惧长大,还有逃避成人该负的责任。“类人孩”是学者发明的新词,而彼得潘是英格兰童话中的人物,他生活在梦幻般的“永无乡”里,永远也不想长大。

一个成年人如果是“类人孩”,那是很要命的。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这种“类人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实际上是全民性的问题。


而《中国男》这本书,龚自珍、曾国藩、张謇、武训等都在他的评点之中,近百余年历史的中国男人汇聚一堂,知行描述,省思论辩,分明透露着一股阳光正气,一股健朗自强的大丈夫气。


在拨弄神经、传播智慧的行旅中,世存如不断跋涉的行者,也是一个自甘边缘不为所动的旁观者。有朋友问他只凭写字,怎能养家糊口?是啊,自二十多年前的逃离始,他基本上是不入任何体制与组织的,如杜尚所说的“时时把自己放在沉船上,勇敢而孤独地面对自己”,眼见着朋友们纷纷投诚、陷落,他说:很惋惜。可对自己的选择,却充满着一种自为自足的快乐:“这条路是积极的,清白的,寂寞的。它最积极的意义首先在于救赎自己,让人获享了某种自由:真正劳动创造的快乐和自由。”


2010年夏,他的《老子传》出版,在万圣书园做了一个读书沙龙。恩师严家炎夫妇,好友王康、毛喻原、刘苏里悉数到场,我临时做起了主持,这是一次最不知如何表白的帮忙,因为并不知道他写《老子传》的动因,只是按着程序组织大家发言,盛赞他的“公民写作”意识。是的,我用到了“公民写作”,指的是一种建基于公民立场的述与作,我认为,大体上他是沿着这条路在走。这么说,有些笼统,至于为什么是老子,不是孔子,也所知不多。直至去年秋天,与他咖啡馆里闲聊,他与我大讲《易经》,才多少有些理解他“整理国故”的用心。


《易经》的玄妙,除了市井上的八卦算命外,绝对一无所知。其实何止《易》,孔子知多少?诗书知多少?《礼》又知多少?我辈岂敢称个读书人?他劈头讲“时间”的观念,贞下起元也好,“时间开始了”也好,宇宙时间在尘世生活到处可见,所以,才有王权政治的年号改元,才有人与人之间的“第六感”,第六感应其实是你的时间与他的时间在某一刻合拍了,所谓梦见、遇到,但有人说“富二代”、“官二代”是没有时间的人,为什么?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时间,你的生命才算真正开始啊。


说到鲁迅的抄碑、胡适的禅宗、《水经注》,近代大师们一面是新观念的倡言者,一面又是寻溯古代传统的高手,为什么去“整理国故”?不要忘了相连的话:“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再造文明。”除了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意绪外,也是知识论上的确立时间,找回源头吧。(世存兄,是这个意思么?)经此一说,才理解他为什么写《老子传》,为什么研究《易》。

为什么写《老子传》?他说:“借老子的人生来示范一种文明或人生常识。”为此,他痛陈时弊,毫不留情地评点我们的现代转型是“一种僭越人生常识的仿生生活,一个伪现代笑话”,仿生生活、伪现代,很到位的说法。由此追问,在一个污染的垃圾场里,个人应该如何作为的大问题、老问题,于是,《老子传》的写作成了一场温情的回归之旅,人类之子的赤子情怀对沉重的肉身是否有一点抚慰与省思?他的回答是,必须先救赎自己。


人到中年,阅世渐深,通过一次醉心的书写面对自己,寻找解救之道成了他的初衷,他说,“我希望我写的文字能够慰藉人类的良心”。


在萨义德的眼中,知识分子应该是流亡者、业余者和实践者。

世存业余吗?北大毕业,思想刊物主编,畅销书一本接着一本,怎么业余?这位思想界的翘楚没有一个像样的职业,没有一个固定的身份,他本可以体制内作家、顾问、会员、理事的,本可以拿工资,大奖,甚至“赏带花翎的”,没有,他是无业的,是杜尚意义的“不把自由卖给任何一个职业”,他对知识的批量定制与生产极不信任,与那些满口行话的“专业知识分子”们守着自己的畛域、不容来犯的形象明显不同,那些人有着相同的假定,讲着相同的话语,乃至表情一致,高潮同起,不喜欢有争议的、有立场的“业余者”进犯他们的地盘。尽管,世存完全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同党,但,他不。不把北大挂在嘴边,不“著作等身”,对着王权、民众与知识人不说尽好话,尽管这里“好话一条街”,粉饰满天飞。他的社会职务是独立中文笔会理事,是民间刊物《律师文摘》顾问,也是自创“当代汉语语言研究所”主持,没一样“正经”,全非体制类的“帮闲”与“帮忙”。他的生活样态也很不“专业”,本来一出乡关的荆楚少年,却恋恋故土,漂泊流浪在城市边缘,乡野山居,做不了那个“城里人儿”,受不了那个养尊处优的“白米饭”,他几乎就是流浪汉,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融入过城市。


二十多年前的一朝龙飞,他考上了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理想国”在即,乡关远去,流亡,其实就开始了的。隐约觉得,“在故国的土地流亡”是他这么多年的一种状态,或主要的状态。想世存读书的年代,“文化热”、“萨特热”正酣,“审美与人的自由”已成热题。适时也,“走向未来丛书”、 “二十世纪文库”,“中国与世界丛书”等等出版物如花丛里的大炮隆隆驶来,不但砸破这铁屋子,掀翻这人肉筵席,更重要的,在封闭了三十多年之后再度开眼,新奇、猛烈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时骄阳红胜火,难得的“时间开始”,“早春天气”,思想解放漫天飞舞,开放列车风行大地,世存一代正处在国家解冻后的“小阳春”里,“不可复制的青春”朝气蓬勃。奈何开明不过顺势的表象,惹急了还是动刀动枪,凶相毕露之后的社会几乎气绝,不文明的暴行让国人噤若寒蝉,让洋鬼子的国际社会也摇头晃脑,好不丧气。带着受惊的理想,世存一代就开始逃亡了。刚刚在帝都里刷洗自卑,本以为“书生意气、无限江山”的事业就要开局,奈何全柠了,白费了,他“颠儿了”,不玩了,不为学术殿堂,不为体制饭碗,而是方向相反:底层个体,普通教师,媒体主持,自由撰稿,意兴阑珊,意兴阑珊,流亡去也。


那一年,他去了大理,闭关写作也好,修行入定也好,在我看来,不是小资般伪装的闲适,而是心在大地的快乐逃离,这又让我想起了勒·克莱齐奥。勒·克莱齐奥本是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说他是“一位注重新历程、诗歌历险、感官享受的作者,是一个超越目前主导文明和探求主导文明低层的探索者”,其实,他环游世界的流亡不过是回溯到文明发展的纵深处,回归到人心最隐秘的地方,年轻时经历过巴黎“红五月”的他也曾经“愤不顾身”过,反叛过,但在绝望之后成功遁世,却能够以文字直面这个物质世界的现实。世存的经历、心态是不是与他有些相像?他的“遁世”不是姿态意义上的,是他在用文字自筑“玻璃屋”,有意地与这个肮脏的世界保持距离。玻璃屋里,他是流亡者、观察者,也是主动的业余者,不再以专家的身份伪装,一次次对公共领域“业余式突袭”,评点时事,论辩是非,渐成风标与大端。

他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顶着一口气的人,什么时候,这口气顶不住了,我也就完蛋了。”


他还说:“精神上的寂寞孤独也是相当恐怖的。由于际遇,由于性情,如今的我已经把个人锻造得异常尖利,不能和光同尘。”


前年,他参与主编“现代文明人格丛书”,把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知识分子”拉进来,特别鼓励,就是“要给年轻人一点机会”。在专家通吃、名流扎堆的圈子文化里,我们这些小马仔几乎是失语的,插不上话的,除了喝彩、帮衬,几乎没有机会,而他还保持着如此良善的正直与侠气,怎不让人感动?只此一刻,我想起了鲁迅对青年人的古道热肠。


与陈义甚高,高蹈到云端里的知识人不同,世存目光向下,脚踩大地,不只贡献智慧,还展现真实的生存状态,或者,毋宁说自己就是一种状态,非常“务实”。对时局与思想界的判断总让他别有一番疑虑,他不太相信宣布完宪政、民主就了事,不太喜欢扛着自由、平等的大旗招摇过市,那样的风派人物是他做不来的。坐而言,又能够起而行的人,或者更有行动力的人才是他特别呼唤与热望的,所以,他放下身段,走进现实,关注具体的人和事。志趣相投者、言论契合者可以为友,维权派律师、民主行动家也是交往与关注的对象,由此才会理解他对陈独秀先生的心意相知,盛赞他是个伟大的革命家,那种特别的敬意与肯定何尝没有他自己的影子?


告别革命的我们早已在温柔乡里“德艺双馨”、“国务院津贴”了,“大师满地走,专家多如狗”,电视明星与“两会代表”的知识分子们谈起革命来“怕怕的”,说起反抗来“怪怪的”,除了宣布真理、表演正义,在巨大的社会危机,乃至自身的堕落与凶险中毫无创意与干劲,于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敌人来了”,迎接他们的只有束手就擒。


世存主动流亡于体制,主动跨越专业制造的藩篱自作“业余者”,就是特别注重在“次法西斯时代”怎样活得真实。“今天,每个人口中说的都是人人平等、和谐的自由主义式的语言。知识分子的难题就是把这些观念用于实际情境,在此情境中,平等与正义的宣称和令人难以领教的现实之间差距很大”,这是萨义德的忧心忡忡,也是世存深植于中国的实际情境,努力有口“活气儿”,非常另类的一个原因吧。孤愤者的深刻也好,“中国男”的崇高也罢,他要知行合一,要努力缩短这些差距。


陈丹青盛赞伯林式的“实践型哲学家”,也是中国社会最为稀缺的公民精神,知识人当有省思。世存虽不似伯林那么顺风顺水,实践性格却颇为神似。他更爱故土,更愿意与生民为伍,愿意在艰难的时势面前努力寻找法子,达至自由与尊严,尽管一切依然在路上,没有尽头。

 



立人大学很草根,属近来有名的的NGO组织,新公民一代的社会实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知行合一的味道很浓,他们在乡村建图书馆,普及各种知识,也开设研习班,没有围墙,没有地点,只有学生们选定的导师可以确定。学生与导师鱼水从游,谈天,说地,自设主题。导师多是各领域的名人,有专业之功,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世存是选定的导师。不期他拉我入伙,与他并肩为学生开课,很令我意外。想我野路出家,并无特长,他竟青眼有加,提携爱惜之意令人心暖。我们在一间朋友的办公室里各自开讲,为全国各地而来的学子面授机宜,我讲的学思经历、杜尚、怎样克服恐惧和公共表达,连续一周,着实畅快。


他总爱在别人面前说我好话,赞誉很高,实不知这种欣赏从何而来。其实我们很少见面,联系也不多,属莫逆于心,相忘于江湖的。他夸我的书法,拿着发表文章的杂志给我,也鼓励我多写,仿佛我可以够格似的。


他深知我的困窘,也讲自己的清寒,甚至要为我想想办法云云。我俩一对野种,全在边缘,还能风雨同担,辛酸快乐得令人心热。


我并不怕困顿,这条清白的个体之路是快乐的,有意义的。只是有时身陷社会情境之中,难免会触动心情,何况还有父母与女儿的责任在,壮气蒿莱之感时有。这一次他又热心为我牵线,想量身定做地找些营生,我正在贫困之最处,当然又是感激:“你是历来对弱者有心。”


“你不是弱者,只是缺少合适的机会。”


世存该是病了,且病得不轻。

骨子里他有中文系才子的那份孤绝与执拗,对比北大中文系那些“牛鬼蛇神”的师兄师弟:韩毓海完全迷失了方向,孔庆东在严重的分裂与表演中不能自拔,摩罗早已不知所云,即便远走他乡的余杰,算得是与公民社会很近了,仍有一点狼奶的味道,可就是他,完全跳脱于外,又超越其间,非常奇葩。


他好像没有师长钱理群先生的“纠结”,看得非常彻底,走得也没有犹豫,超越之处颇显这代人的起色与成绩。至于更早的先贤,他有些像鲁迅,文字的张力与表达相当“尖刻”,自有一种不易模仿的特色,反衬着一种彻底地绝望与决裂。陈丹青说“鲁迅的好玩”:“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的人格的维度与张力。”这样的丰富于世存身上也有,但好像又没有丹青写得那样跳脱,他苦思冥想、出其不意,扔出一句是一句的,挺狠的。


其实这位“孤独的敏感者”并不自我为中心,不走向新的专制,而是热情地呼吁多元,呼吁老年人放下棒子,青年人甩开膀子,在奔涌的写作中洋溢着青春的激情与男人的力量。即便在知识界,他也是部落外的乌鸦、大海中的瞭望者,常说些“此处有险,赶紧避开”之类的警语。他文字滚烫,思想活泼又情感细腻,如此这般,就显得有些“病态”。尤其是,他一点都不回避革命的意义,愿意站在所谓底层,乃至社会最细密的肌体里发声,那声音就有点格格不入,是的,格格不入。


每次见面,他的话最少,一旦离开不久,拿出的文章又最猛,害得我们又被他观察了,评点了,仿佛挨了一针。


哲人说:世界病了,我也病了。

世存病了,还是世界病了?

横站生涯里他看得太多,时代泥沙横卷一切,所有的知识、观点、思想、立场打包成捆,在流水式的工厂里等待检验贴标,等待高价出售,世存就站在这流水线边旁观、评估、命名,败坏兴致,不合时宜,好像又兴高采烈,他的病如水蔓延。


木心说:我是那黑夜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世存就在这漫漫黑夜大雪纷飞,在这茫茫故土丧家狗般四处流亡,乡关何处?异乡永在。


一百多年前,“胸如烈火,大块饮冰”的梁启超先生作过一首词,很触动我,我愿以这首词献给世存,献给这位为求尊严而战的又一个“中国病人”: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

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

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

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

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

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

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水调歌头 甲午》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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