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君 中国病男余世存

简介

余世存，思想家，作家。1967年生，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自创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起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代表作：《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中国男》、《老子传》、《家世》等。

赵国君 中国病男余世存

流亡就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

——萨义德

世存出生在湖北随州，随州在历史上亦有讲究，古随国曾是华夏文化的先行者与奠基者，本是周的忠实子国，却在文化上慢慢亲近楚地。楚国的八百年风骚在我想象里神奇博大，简直华夏文明翘楚。随国为华夏贡献了第一哲人季梁，算是阔过，但终因势弱命衰而消失于历史深处，它的随喜与懒散随性渐成地方性格，时时出现在世存的自省中：“随州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实在，难有出位之思。我自己缺乏幽默感，就认为是地域文化使然，好像我们随州人都是天生老实的。”

摆阔的回想不是要追认世存的贵族基因，那样的故乡怀古每地的人都会有话要说。只是在此等怀古幽情之中，想对世存兄的来路有个大致的认识。我还是愿意把他算作楚文化里走出来的人，因为楚文化符合多血质的我，满足神奇、瑰丽、浪漫诸如此类的想象，可世存兄木讷少言，一点也不激情澎湃，朴素得倒像《诗经》，跟我的楚辞系统对不上号，唯有一点深沉的激越或可满足我对他的楚国确认，不至失望。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这是《国殇》的感伤之句，漂泊无涯的世存兄拒绝一切体制安排，选择了流浪，选择了“不出国声明”，他的父母也不明白，自己的儿子北大毕业，到如今，不做官，不挣钱，图什么呢？

 一

世存是来北京后较早认识的人。那天，时在2003年金秋，《中国改革》杂志社里正召开一个有关“三农问题”的研讨会，探讨的议题已记不大清，杂志社的几大好汉李昌平、赵岩都在，温铁军是总编辑也是会议的主持人，世存是受邀嘉宾，就坐对面。

大体听过这个人，但具体什么见解，什么思想，并不熟悉，至少比不上那时我对余杰、余秋雨的“熟悉”。听他讲，没听懂，我的知识储备还不够，只能跟风做小学生。

会后，朋友老伍约世存和我去他住的酒店，酒店就在离此不远的白石桥。到酒店，世存约来了王俊秀，也没听说过，名片写的是互联网实验室，以为他是理工出身，跟老伍一样清华毕业呢，殊不知，俊秀就是我在读的法大校友，名扬八十年代的校园诗人、思想家，当时活跃在互联网领域，主持着一个叫“博客中国”网站，很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前辈。

闲聊的是老伍要做的民间法商学院，我还是旁听的份儿，没插上几句，幸好那时总带着个相机招摇过市，自然地与世存合影留念，算做初识。

再次见到世存已在天则所，五塔寺古朴的院落里，天则的“学术双周会”上，他与众多思想家纵论学术、时局，我也只是聆听、拍照，握手招呼之间，再次加深了点儿印象，并无深入的讨教。

翌年，《非常道》出版，洛阳纸贵般风靡，名声大噪间才知道身边的这位朋友如何了得。那时，我的思想渐渐饱满，也着手于行动，先是写了一本关于律师的访谈录，又迅即受人之托为重庆的一位律师著书。临行前，电话世存，索要老康的联系方式，并谈了对傅国涌的建议，那时国涌兄的《追寻逝去的传统》流传一时，于是建议他再写部《追寻律师的传统》（此书现在已经出版），世存很是认同，于是就电话里聊，聊什么，记不得了，多思想层面的东西，可谓亲近。

二

重庆著书，闭门三月，只去了两个地方，一是沙坪坝的红卫兵墓，一是见老康。老康是世存引荐的朋友，著名的民间思想家，据说是除了美女、火锅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重庆名片。老康经历传奇，有着极高的视野、抱负，能够入其法眼者罕不多见，说到世存，老康却赞不绝口，称其大才。据老康透露，日前的世存做着一件有趣的事，为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做注，编著着一部奇书，也就是后来的《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

就在朋友的闲聊间，听闻着世存的行迹。著书、出版，一篇篇字斟句酌的文章力透纸背，虽不多产，但在博客时代的思想流布中堪称重镇。“次法西斯”、“新新中国”、“类人孩”、“反人”，一个个隽语妙词喷薄而出，引人深思。世存是肃然不笑的，旁观着我们自以为是的一切，那些伪装的学识、大话的理想、高标的节操透过他的盘点评估，要么幽暗无光，要么原形毕露，在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的时代，在精神的癌症日深且巨的社会，他活得像把刀子。

2005年，我被“老夫子”陈小平先生拉去做杂志，忝列编辑部主任一职，大量组稿约稿的工作由我完成。想起了世存的《非常道》，向其索求未被删节的原稿，他慷慨地发来多篇原汁原味的文章，使得我一睹原文全貌，也满足了工作之需，第一次感知其无私助人的雅意。那是电子邮件与博客的时代，交往有类旧时书信，节奏不快，还有庄重，世存的信件安眠于信箱深处，打开回顾多是文章传阅，稿约叙旧，数量不多，却字无虚言。

他文字峭立，思想奇绝，但在交往之中，话语很少，语气也无文章的幽然深意，淡淡的，甚至有些木讷，该是贵人语话迟。他自谦“口才一直不好”，但这一次却很激烈。这一次是老康从重庆来，应名我请客，约的是徐友渔等众多师友，就在三环边上的“川军本色”。那时，我的“律师观察”已经起步，几场论坛下来红红火火，颇有状态的。酒席宴上，不免眉飞色舞，大话炎炎，各位师长看着后生小子撒野，多爱惜热情，并不嗔怪。吹嘘间，世存突然愣愣地问我：“他们来了，你还这样吗？”

“他们来了？”是啊，如果他们在场，你还有勇气吗？或者，他们若诱惑招安，怕早就现了原形吧，这等诘问很煞风景，没见我正锥处囊中，兀自锋芒吗？但我深知其意，不以为怒，只顺势当然不怕云云，对他的钦敬却暗暗滋生。

 三

他与 “中国律师界的良心”张思之律师的交往非常值得一叙。

2003年，他主持的当代汉语语言研究所将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发给了张老，以表彰先生对中国人权事业与汉语写作的伟大贡献，作为那时的法律人，很留意那个颁奖词，精彩之处几至成诵：

张思之给当代汉语带来了不寻常的表达，他的表达具有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

张思之的辩词“丰富和改变了汉语的精神与内涵，尤其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自此，“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不特赞誉张老，也于法律写作者中不胫而走，几乎成了一个优秀法律人的最高标准。

2007年，张老八十诞辰，国栋与我一同组稿，出版纪念文集，自然约稿于世存兄。不久，即收回函：

国君兄：对张老的感情让我一再拖延，真是不好意思。老想写个好东西，反而落不下笔了。只好找旧文了。汉语所的那篇如果合适也请用。这一篇当年发在《南风窗》，文字浅陋，请审定。

这篇短文是跟陈敏兄一起见张思之先生之后的应急文，尽管也天真得很。有时候跟朋友聊起前几年中国社会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总是无来由地感慨。这对于当年激昂地投身其间的仁者志者来说，或者有不少经验教益。于我却有着极深的个人的情感烙印。张思之先生，他是识与不识者心目的英雄、汉子、圣徒。我则更多地回想陈敏兄当年的夜谈。在这样漫长的冬夜里，中国生活里有张思之和张思之先生一样的人物存在，这个世界仍是温暖的。

文章的名字叫《个人如何回避公共生活》，讲的是笑蜀（陈敏）聘请张思之做律师的故事。笑蜀是一代知识公民典型，自编著《历史的先声——五十年前的庄严承诺》、《刘文彩的真相》到以调查记者的雄文《海南反腐狂人》而蜚声海内外，也引发了黑恶势力的仇视与威胁。秀才遇见兵，怎么办？笑蜀想到延聘律师来防范风险、捍卫权利。世存兄盛赞此事的意义，就是觉醒的公民不再贩卖真理、正义、法治等大词，不再以“私了”的方式参与专制伤害的大合唱，而是要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在世存眼里，个人维权实际上构建着我们的公共生活，而公共生活的缺失是我们文化的显著特点，也是今天应该努力的起点：

回避公共生活不仅是蚁民的心理，也是大人者、肉食者的心理。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职责表现只是喊两嗓子，民主啦、稳定啦、立宪啦，随后就缩回去了，唯名是从，好像言辞就是公共秩序的平台，蚁民只有参悟的份，至于悟性如何自有暴力一类的家法处理，这也就是黄宗羲揭露的以天下之公为自己之私。

我们的媒体知识分子们也只顾演绎知识或名词了事，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开药方了，已经发号施令了；他们很少公开地站出来，跟他们谈论的万物站在一起，跟工人、农民、公务员、企业家、官员们站在一起，他们回避公共生活，他们弃公民权利不用，而唯名称义；当所谓的“合法伤害权”施加于他们，他们只能一个个地束手就擒了事。

只此刻，突然明白那次他对我“挑衅”的深意：你满口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的大话，伤害来时，可会选择法律、坚持公民行动吗？

四

那一年，“纪念胡适陈独秀”论坛召开，也邀请了他。期间，他带来老廖、王天成，我们在会场外短暂的闲聊，不过时政、日常。老廖话语不多，当场赠我自制的箫声光盘。天成马上去美国，和他聊了几句“周叶中事件”。不想如今老廖也去了德国，回念之中，物是人非，恻然伤怀。

回至会场，轮至世存发言，我先调侃“学中文”的激情太过，革命意识强过革命策略，实际拿他的中文系出身说事，暗责陈独秀先生。一种轻狂的无知。他不以为意，笑呵呵地接过话头，坦言作为中文系出身的惭愧，然后就以自己的理解来评点胡陈两先生。那天，秦晖、章立凡、傅国涌、王人博、丁东、邵建等嘉宾都从各自角度做了评述，大家多少立场一致地在宪政的角度评价着两位先生，包括我这个策划者的立意也是如此，可世存上来就是平静地质疑：两位先生的年代是革命的世纪，大家以宪政立场苛评革命，是不是走向了另外一种偏颇？

咦？确是个问题。

“在谈陈先生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公允地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这不是一个坏词，他确实有他的罪恶，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类历史上，文明史上，这么大的一个思潮，一个运动，不能用宪政的这套标准去要求他。”

他特别强调，陈独秀是“终身的反对派”，“革命家”，而胡适先生则是“国家的诤臣”，他们都是在国家的层面教训国家，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

对陈独秀，看得出世存的温情与敬意，不但回顾了独秀先生的思想构成，也点出了他内心的艰难状况：“这是中国的一个注定的宿命和悲剧，但，这个人仍然以他自己的人格力量，给我们示范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存在，就像王人博先生所说的，他作为一个男人很了不起。”

五

一次晚宴，投资商、文化经纪、世存和我，满满地坐了一桌。菜是高档菜，酒是高档酒，穷书生眼看各路达人聊大内秘闻、经济事端，席间话语多是夤缘高层、倒买倒卖、发财取巧之类，顿生一种插不上话的无聊感。只见世存在一端露出洁白的牙齿干笑，更无话说。一位精明四射的年轻人大讲他的生意经，就是如何接近老干部，如何为他们的健康做些事情。乖乖，在内地，老干部可不是一般人物，他们退而不休，不但是政治戏场的幕后主使，也是政府决策的影响者，何况京城的老干部与大内挨得这么近，所谓“为老干部服务”的用意可想而知。而另一位好友热情地叫来老板，公然地指着我和世存，说以后这二位吃饭一律免单，并让我俩签名留记，以示诚意。

回家路上，世存问我：那人讲得怎样？

“骗子。”这样的獐头鼠辈京城里太多了，不说也罢。自然聊起世间的堕落与知识界的近况，而对这个世界的堕落、无良，世存批判甚多，在如垃圾场一样的国度，生存即幸存，事事荒诞，处处癌变，世存如人肉筵席边的评论员，酱缸蛆旁的“审丑师”，不遗余力地撕破、打开、控诉这个次法西斯族群的种种不义与不公。他说，“我们注定做了中国命运的材料”，现在是“上帝无言百鬼狰狞”，而新的人，新的信仰，新的民族精神和立国原则都没有出现。

他还说，“现代是类人孩们争夺资源位置之后的小鬼当家和众神归位，是小资和愤青等具有殖民心态的孩子们，是新人类和新新人类的孩子们的粉墨登场，一切与人无关，一切与民众无关”。

但他不满足于宏阔的评点时事，而是勇做知识人的“逆子贰臣”，他丢盔卸甲，丢掉各种可期待的身份，变成了孓然一身的思想钉子户，为的就是不把自由出卖给任何职业。于是，对知识人的怯懦、虚伪、糊涂大开杀戒，挥刀“自宫”，解剖刀般潜入灵魂深处“刮骨疗毒”。他反对“脸一阔，就民主”，强烈质疑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民主，狠批知识人的“明君情节”，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盛世”的高论背后僵尸林立的现状，刀劈斧砍的鞭尸之论四处飞溅：

“自私的统治阶层为了不失去垄断性地位，瓦解了社会成员的任何有组织的努力，宁可让社会陷入无组织、混乱、无法无天、毫无规则的“丛林”状态；更为可叹的是，统治集团有意识地操纵利用了各个被统治阶层的自私和短视，结果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时，总是某个或某些阶层被损害或献祭牺牲，而其他阶层却袖手旁观。”

对假模假式的进步、伪装高潮的盛世他一语定音：

“二十多年来权力没有任何松动，体制超出寻常的稳定！改革前和改革后一样还是那两种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依然是有着‘伟光正’身分的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是极其自私的一群，既无人类意识又无民族意识。他们之所以要改革，只是因为觉得以禁欲主义和政治高压的方式来领导民众‘没有生命力’，因而在脱离崩溃的边缘后‘必须作出让步’。”

那意思，真正的多元中心，多层结构的社会还没有出现，依然是“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想法、说法和做法，个人呢，社会呢？还是依附、收买与统战的对象，谈何希望？别起哄了。

世存的眼光透过各种迷障，稳稳地落在了个人自由与社会开放的角度上，用力深巨。在这一点上，他有类伍迪·艾伦。艾伦是嬉笑怒骂、存心捣鬼式的幽默俏皮，世存则多少阴郁冷峻，瞪着一双绝望的眼睛对伪知识分子批判得不遗余力、入木三分。

他俩一样，把知识人，或人当材料，放煎锅上，翻转爆炒。

六

我和他相忘于江湖，来往无多，但却总能时时相交，有所感应，他是那种随时就能给你带来点什么的人，今天是类人孩，明天就是“中国男”。

说到“类人孩”，他曾写信给我：

看看周边的人，又发现，来玩户外的，往往还是所谓的社会精英多一些。他们相对于社会上其他人，无论环保意识，无论人文关怀，都要好上很多。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呢？只能说我们很多人其实还是“类人孩”，还没有“成年人”应有的心智，玩AA制，还显的嫩了点儿。在户外活动中，我们将更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自己的渺小和伟大，我们会慢慢长大成人，或许我们还要付出成长的代价。

最近，社会学上谈论一个新概念，叫做“类人孩”，指生理上成年、思维意识仍处于孩童水平的人。此前，心理学上也有一个“彼得潘综合症”，两者有相似之处。

一个成年人如果是“类人孩”或“彼得潘”，不嫩时却“扮嫩”，这是心理问题，可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类人孩”和“彼得潘”似乎越来越多。

“类人孩”和“彼得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想长大，甚至恐惧长大，还有逃避成人该负的责任。“类人孩”是学者发明的新词，而彼得潘是英格兰童话中的人物，他生活在梦幻般的“永无乡”里，永远也不想长大。

一个成年人如果是“类人孩”，那是很要命的。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这种“类人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实际上是全民性的问题。

而《中国男》这本书，龚自珍、曾国藩、张謇、武训等都在他的评点之中，近百余年历史的中国男人汇聚一堂，知行描述，省思论辩，分明透露着一股阳光正气，一股健朗自强的大丈夫气。

在拨弄神经、传播智慧的行旅中，世存如不断跋涉的行者，也是一个自甘边缘不为所动的旁观者。有朋友问他只凭写字，怎能养家糊口？是啊，自二十多年前的逃离始，他基本上是不入任何体制与组织的，如杜尚所说的“时时把自己放在沉船上，勇敢而孤独地面对自己”，眼见着朋友们纷纷投诚、陷落，他说：很惋惜。可对自己的选择，却充满着一种自为自足的快乐：“这条路是积极的，清白的，寂寞的。它最积极的意义首先在于救赎自己，让人获享了某种自由：真正劳动创造的快乐和自由。”

2010年夏，他的《老子传》出版，在万圣书园做了一个读书沙龙。恩师严家炎夫妇，好友王康、毛喻原、刘苏里悉数到场，我临时做起了主持，这是一次最不知如何表白的帮忙，因为并不知道他写《老子传》的动因，只是按着程序组织大家发言，盛赞他的“公民写作”意识。是的，我用到了“公民写作”，指的是一种建基于公民立场的述与作，我认为，大体上他是沿着这条路在走。这么说，有些笼统，至于为什么是老子，不是孔子，也所知不多。直至去年秋天，与他咖啡馆里闲聊，他与我大讲《易经》，才多少有些理解他“整理国故”的用心。

《易经》的玄妙，除了市井上的八卦算命外，绝对一无所知。其实何止《易》，孔子知多少？诗书知多少？《礼》又知多少？我辈岂敢称个读书人？他劈头讲“时间”的观念，贞下起元也好，“时间开始了”也好，宇宙时间在尘世生活到处可见，所以，才有王权政治的年号改元，才有人与人之间的“第六感”，第六感应其实是你的时间与他的时间在某一刻合拍了，所谓梦见、遇到，但有人说“富二代”、“官二代”是没有时间的人，为什么？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时间，你的生命才算真正开始啊。

说到鲁迅的抄碑、胡适的禅宗、《水经注》，近代大师们一面是新观念的倡言者，一面又是寻溯古代传统的高手，为什么去“整理国故”？不要忘了相连的话：“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再造文明。”除了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意绪外，也是知识论上的确立时间，找回源头吧。（世存兄，是这个意思么？）经此一说，才理解他为什么写《老子传》，为什么研究《易》。

为什么写《老子传》？他说：“借老子的人生来示范一种文明或人生常识。”为此，他痛陈时弊，毫不留情地评点我们的现代转型是“一种僭越人生常识的仿生生活，一个伪现代笑话”，仿生生活、伪现代，很到位的说法。由此追问，在一个污染的垃圾场里，个人应该如何作为的大问题、老问题，于是，《老子传》的写作成了一场温情的回归之旅，人类之子的赤子情怀对沉重的肉身是否有一点抚慰与省思？他的回答是，必须先救赎自己。

人到中年，阅世渐深，通过一次醉心的书写面对自己，寻找解救之道成了他的初衷，他说，“我希望我写的文字能够慰藉人类的良心”。

七

在萨义德的眼中，知识分子应该是流亡者、业余者和实践者。

世存业余吗？北大毕业，思想刊物主编，畅销书一本接着一本，怎么业余？这位思想界的翘楚没有一个像样的职业，没有一个固定的身份，他本可以体制内作家、顾问、会员、理事的，本可以拿工资，大奖，甚至“赏带花翎的”，没有，他是无业的，是杜尚意义的“不把自由卖给任何一个职业”，他对知识的批量定制与生产极不信任，与那些满口行话的“专业知识分子”们守着自己的畛域、不容来犯的形象明显不同，那些人有着相同的假定，讲着相同的话语，乃至表情一致，高潮同起，不喜欢有争议的、有立场的“业余者”进犯他们的地盘。尽管，世存完全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同党，但，他不。不把北大挂在嘴边，不“著作等身”，对着王权、民众与知识人不说尽好话，尽管这里“好话一条街”，粉饰满天飞。他的社会职务是独立中文笔会理事，是民间刊物《律师文摘》顾问，也是自创“当代汉语语言研究所”主持，没一样“正经”，全非体制类的“帮闲”与“帮忙”。他的生活样态也很不“专业”，本来一出乡关的荆楚少年，却恋恋故土，漂泊流浪在城市边缘，乡野山居，做不了那个“城里人儿”，受不了那个养尊处优的“白米饭”，他几乎就是流浪汉，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融入过城市。

二十多年前的一朝龙飞，他考上了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理想国”在即，乡关远去，流亡，其实就开始了的。隐约觉得，“在故国的土地流亡”是他这么多年的一种状态，或主要的状态。想世存读书的年代，“文化热”、“萨特热”正酣，“审美与人的自由”已成热题。适时也，“走向未来丛书”、 “二十世纪文库”，“中国与世界丛书”等等出版物如花丛里的大炮隆隆驶来，不但砸破这铁屋子，掀翻这人肉筵席，更重要的，在封闭了三十多年之后再度开眼，新奇、猛烈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时骄阳红胜火，难得的“时间开始”，“早春天气”，思想解放漫天飞舞，开放列车风行大地，世存一代正处在国家解冻后的“小阳春”里，“不可复制的青春”朝气蓬勃。奈何开明不过顺势的表象，惹急了还是动刀动枪，凶相毕露之后的社会几乎气绝，不文明的暴行让国人噤若寒蝉，让洋鬼子的国际社会也摇头晃脑，好不丧气。带着受惊的理想，世存一代就开始逃亡了。刚刚在帝都里刷洗自卑，本以为“书生意气、无限江山”的事业就要开局，奈何全柠了，白费了，他“颠儿了”，不玩了，不为学术殿堂，不为体制饭碗，而是方向相反：底层个体，普通教师，媒体主持，自由撰稿，意兴阑珊，意兴阑珊，流亡去也。

那一年，他去了大理，闭关写作也好，修行入定也好，在我看来，不是小资般伪装的闲适，而是心在大地的快乐逃离，这又让我想起了勒·克莱齐奥。勒·克莱齐奥本是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说他是“一位注重新历程、诗歌历险、感官享受的作者，是一个超越目前主导文明和探求主导文明低层的探索者”，其实，他环游世界的流亡不过是回溯到文明发展的纵深处，回归到人心最隐秘的地方，年轻时经历过巴黎“红五月”的他也曾经“愤不顾身”过，反叛过，但在绝望之后成功遁世，却能够以文字直面这个物质世界的现实。世存的经历、心态是不是与他有些相像？他的“遁世”不是姿态意义上的，是他在用文字自筑“玻璃屋”，有意地与这个肮脏的世界保持距离。玻璃屋里，他是流亡者、观察者，也是主动的业余者，不再以专家的身份伪装，一次次对公共领域“业余式突袭”，评点时事，论辩是非，渐成风标与大端。

他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顶着一口气的人，什么时候，这口气顶不住了，我也就完蛋了。”

他还说：“精神上的寂寞孤独也是相当恐怖的。由于际遇，由于性情，如今的我已经把个人锻造得异常尖利，不能和光同尘。”

八

前年，他参与主编“现代文明人格丛书”，把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知识分子”拉进来，特别鼓励，就是“要给年轻人一点机会”。在专家通吃、名流扎堆的圈子文化里，我们这些小马仔几乎是失语的，插不上话的，除了喝彩、帮衬，几乎没有机会，而他还保持着如此良善的正直与侠气，怎不让人感动？只此一刻，我想起了鲁迅对青年人的古道热肠。

与陈义甚高，高蹈到云端里的知识人不同，世存目光向下，脚踩大地，不只贡献智慧，还展现真实的生存状态，或者，毋宁说自己就是一种状态，非常“务实”。对时局与思想界的判断总让他别有一番疑虑，他不太相信宣布完宪政、民主就了事，不太喜欢扛着自由、平等的大旗招摇过市，那样的风派人物是他做不来的。坐而言，又能够起而行的人，或者更有行动力的人才是他特别呼唤与热望的，所以，他放下身段，走进现实，关注具体的人和事。志趣相投者、言论契合者可以为友，维权派律师、民主行动家也是交往与关注的对象，由此才会理解他对陈独秀先生的心意相知，盛赞他是个伟大的革命家，那种特别的敬意与肯定何尝没有他自己的影子？

告别革命的我们早已在温柔乡里“德艺双馨”、“国务院津贴”了，“大师满地走，专家多如狗”，电视明星与“两会代表”的知识分子们谈起革命来“怕怕的”，说起反抗来“怪怪的”，除了宣布真理、表演正义，在巨大的社会危机，乃至自身的堕落与凶险中毫无创意与干劲，于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敌人来了”，迎接他们的只有束手就擒。

世存主动流亡于体制，主动跨越专业制造的藩篱自作“业余者”，就是特别注重在“次法西斯时代”怎样活得真实。“今天，每个人口中说的都是人人平等、和谐的自由主义式的语言。知识分子的难题就是把这些观念用于实际情境，在此情境中，平等与正义的宣称和令人难以领教的现实之间差距很大”，这是萨义德的忧心忡忡，也是世存深植于中国的实际情境，努力有口“活气儿”，非常另类的一个原因吧。孤愤者的深刻也好，“中国男”的崇高也罢，他要知行合一，要努力缩短这些差距。

陈丹青盛赞伯林式的“实践型哲学家”，也是中国社会最为稀缺的公民精神，知识人当有省思。世存虽不似伯林那么顺风顺水，实践性格却颇为神似。他更爱故土，更愿意与生民为伍，愿意在艰难的时势面前努力寻找法子，达至自由与尊严，尽管一切依然在路上，没有尽头。

九

立人大学很草根，属近来有名的的NGO组织，新公民一代的社会实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知行合一的味道很浓，他们在乡村建图书馆，普及各种知识，也开设研习班，没有围墙，没有地点，只有学生们选定的导师可以确定。学生与导师鱼水从游，谈天，说地，自设主题。导师多是各领域的名人，有专业之功，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世存是选定的导师。不期他拉我入伙，与他并肩为学生开课，很令我意外。想我野路出家，并无特长，他竟青眼有加，提携爱惜之意令人心暖。我们在一间朋友的办公室里各自开讲，为全国各地而来的学子面授机宜，我讲的学思经历、杜尚、怎样克服恐惧和公共表达，连续一周，着实畅快。

他总爱在别人面前说我好话，赞誉很高，实不知这种欣赏从何而来。其实我们很少见面，联系也不多，属莫逆于心，相忘于江湖的。他夸我的书法，拿着发表文章的杂志给我，也鼓励我多写，仿佛我可以够格似的。

他深知我的困窘，也讲自己的清寒，甚至要为我想想办法云云。我俩一对野种，全在边缘，还能风雨同担，辛酸快乐得令人心热。

我并不怕困顿，这条清白的个体之路是快乐的，有意义的。只是有时身陷社会情境之中，难免会触动心情，何况还有父母与女儿的责任在，壮气蒿莱之感时有。这一次他又热心为我牵线，想量身定做地找些营生，我正在贫困之最处，当然又是感激：“你是历来对弱者有心。”

“你不是弱者，只是缺少合适的机会。”

十

世存该是病了，且病得不轻。

骨子里他有中文系才子的那份孤绝与执拗，对比北大中文系那些“牛鬼蛇神”的师兄师弟：韩毓海完全迷失了方向，孔庆东在严重的分裂与表演中不能自拔，摩罗早已不知所云，即便远走他乡的余杰，算得是与公民社会很近了，仍有一点狼奶的味道，可就是他，完全跳脱于外，又超越其间，非常奇葩。

他好像没有师长钱理群先生的“纠结”，看得非常彻底，走得也没有犹豫，超越之处颇显这代人的起色与成绩。至于更早的先贤，他有些像鲁迅，文字的张力与表达相当“尖刻”，自有一种不易模仿的特色，反衬着一种彻底地绝望与决裂。陈丹青说“鲁迅的好玩”：“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的人格的维度与张力。”这样的丰富于世存身上也有，但好像又没有丹青写得那样跳脱，他苦思冥想、出其不意，扔出一句是一句的，挺狠的。

其实这位“孤独的敏感者”并不自我为中心，不走向新的专制，而是热情地呼吁多元，呼吁老年人放下棒子，青年人甩开膀子，在奔涌的写作中洋溢着青春的激情与男人的力量。即便在知识界，他也是部落外的乌鸦、大海中的瞭望者，常说些“此处有险，赶紧避开”之类的警语。他文字滚烫，思想活泼又情感细腻，如此这般，就显得有些“病态”。尤其是，他一点都不回避革命的意义，愿意站在所谓底层，乃至社会最细密的肌体里发声，那声音就有点格格不入，是的，格格不入。

每次见面，他的话最少，一旦离开不久，拿出的文章又最猛，害得我们又被他观察了，评点了，仿佛挨了一针。

哲人说：世界病了，我也病了。

世存病了，还是世界病了？

横站生涯里他看得太多，时代泥沙横卷一切，所有的知识、观点、思想、立场打包成捆，在流水式的工厂里等待检验贴标，等待高价出售，世存就站在这流水线边旁观、评估、命名，败坏兴致，不合时宜，好像又兴高采烈，他的病如水蔓延。

木心说：我是那黑夜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世存就在这漫漫黑夜大雪纷飞，在这茫茫故土丧家狗般四处流亡，乡关何处？异乡永在。

一百多年前，“胸如烈火，大块饮冰”的梁启超先生作过一首词，很触动我，我愿以这首词献给世存，献给这位为求尊严而战的又一个“中国病人”：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

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

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

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

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

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

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水调歌头 甲午》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