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君 从税吏到流浪的法律人

——《站在纳税人这一边》后记

前言

这是我一本书的后记，完成了很久了，一直没有出版，确是极珍爱的。对一个从事税收工作多年又转行到法律的人来说，是一种总结，提炼，也是一次智力上的检验。

还好，我完成了它，具体如何只等读者评判了。

后记第一次记录了角色转变间的心路历程，记录了我的税收观与法治观，也算是人生历程的一个记录，录于此，愿有识者察之。 由税吏转行到法律，确是出乎理想，非有其他，由学法者到今天流浪的法律人，我的理想依然在路上。

北京到上海的列车朝发夕至。

漂亮的车厢现代、气派，旅客坐上去很舒适，想起当年同样去上海的时光，恍若隔世。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目共睹，同样，政府办事的能力也在逐步加强，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变化最大，公民受益最多，北京到上海的列车就是例子。

应该承认，这样的变化多少与一次税制变革有关。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财力，使中央集合了更多资金用于发展。这次改革尽管现在看来亟需新的突变，但放在历史的进程看，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居功至伟。

那时候我还在税务机关工作，刚参加工作不久，这样的变化对作为一个“征税机器”的我而言并没有多少认识。在我所工作的乡间，只是感觉到地方政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发不出工资是常事，还有许多乡村的经济组织不断破产，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偷税的大案，算是反弹，或着不适应新税制的变化？随后，政府摊派、乱收费闹得越来越厉害，以至有了《中国农民调查》里记录的种种逼税成灾的情况，基层矛盾十分激烈。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税务机关的。税务机关越来越注重抓征管，练内功，征收能力不断增强，为纳税人服务的话题也谈得多了起来。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承认，税务机关在不断转变着作风，改进着征收管理模式，就是贾康在访谈中指出的，通过征管在加大征收，把分税制的“水分”一点点拧干，历来的税务机关都是这个主题吧。

必须承认，有几年，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出现了不少问题。我那时也在基层，做着征收上最紧要的工作——税收会计。每次年底都是很紧张的时刻，地方政府首脑与税务领导、财政领导天天碰头，为任务开会，怎么完成任务，完成多少，这些口径既涉及到政绩，也涉及来年的生存空间。

有时候，是为完不成任务急，政府领导就把有钱的单位如粮食部门、银行、大企业都叫到一起，指着人头要他们出钱。

有时候，是为超了收入着急，因为今年超收，明年加码，日子可能会更不好过，为税收增长百分之几大动脑筋。不过，那是领导们的事，需要他们宏观把握。可怜的是一些具体办事的小马仔，所有的造假都得需要他们去落实，苦不堪言。颇有一些人为此犯了错误，或犯罪，很让人惋惜。

慢慢的就有了思索，征税忙，为什么忙？为谁忙？为什么政府部门的待遇要比企业还好？为什么政府开会吃得讲究、住得舒服，还有礼品？对于我这样一个乡野出身的孩子，先是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之后便是满心的不适应。读书、写文章，日记也不知记了多少本，都是反思自己的，但反思过后还得在到那个环境里讨生活，去不问是非，比赛堕落，真是扭曲得不自在！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努力寻找着突破，也努力思索着自己的工作和未来。

其实我一直不太愿意提及自己的税务经历，原因很多，正的反的，好的坏的都有。有时候，我爱装做客观地表示，那一段岁月为我读书自学提供了大量的时间，许多知识积累都是在税务机关养成的。大家都知道，税务机关是个好单位，收入高也有一些地位，不必太为生活操心，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环境，哪里有时间读书学习呢。

这么说，显得自己很清白，事实上也不尽然。人是环境动物，在里面工作了十一年，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受影响。影响有好有坏，现在看来一些坏习惯还是那时候养成的，要改都难。十一年的工作都是做业务工作，直接与纳税人接触，与税收业务接触，潜移默化也有许多痕迹。

也许是农村出身，也许是看书使然，工作的时候考虑问题由下往上的时候多，几乎很少从上面，所谓管理者的角度来做工作，忽略了自己是个“征税机器”，国家税务干部，这样的“阶级立场”很有问题。

站在纳税人角度观察，收获非常之大，会发现好多问题，虽然站错了队，但能够深入到问题的深处，也算抓住了要害。尽管在科层的机关里面并没有任何位置，理当属于人微言轻那类的小角色，但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只要发现问题，义不容情，自以为是，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写文章就写文章，是那种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主儿，不服管，现在看来对解决问题不曾有益，可对思想的历练与人格的形成作用很大。

京城读书，专心学法，也曾考虑过法治税收的结合，做些深入研究，奈何一下子投入到了律师制度的研究中，专心司法变革之道，竟然忽略了很久。幸得军宁先生的点拨与提醒，鼓励与支持，乃重操旧业，做起了宪政税收这篇题目，重新燃起了一些希望，至今想来，颇有重操旧业之感。

税收的问题很大，涉及的问题很多，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我们不能容忍对私人财产的粗暴剥夺，不能对税款的秘密使用无动于衷；我们希望执法不要太恣意，司法要有完善的救济。

这么说暗示着税收领域存在的问题很多，由此都应该一一指陈出来，然后才会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现在的重点还是揭露与发现，这么做不是逞一时之快，不是别有用心，理性负责的公民理应发现问题、正视问题，从而寻求变革之道。

多年来，无论是经济体制的局限，还是意识形态的作梗使我们对税的认识存在着太多的偏差，民众几乎是没有任何感觉或任何概念的，反正得交，不交不行（当然，能不交最好不交），很有点儿逆来顺受的意思。纳税人的身份被严重遮蔽了，基本的权利意识丧失了，剩下的：一是对权力的膜拜与投机，一是对自身权利的漠然与麻木，如此，双方比赛着堕落，社会道德水准一路下滑！

没有清醒的认识，怎么会有基本的共识——

到底什么是税？

为什么要交税？

纳税人和政府是什么关系？

怎样征税才是合理的？

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何行使自己的社会责任？等等等等。

没有一个问题是小，没有一个问题不该深思。我不相信社会把人培养成经济动物后就万事大吉，“衣食足而知荣辱”、“有恒产者有恒心”，工商社会的建立也必然是由臣民到公民的站立过程，具言之，也必然是纳税人权利觉醒的过程。

由此而来，我们只有顺应这种趋势而不是排斥它，只有说出真相而不是谎话连篇，要一点点地做些扎实工作，厘清些概念，梳理些历史，站在人权、人性、人道的角度来思考，鉴古知今，正本清源，把税的问题解读开来，这就是我编辑这本书的初衷和目的。

我的书是概念先行的，立场是宪政的、人权论的，必然就是法治的、民主的指向。为此，我翻阅整理了大量关于税收的文献和资料。可惜的是，一方面是学院的、税务管理机关方面的文章非常多，一方面是学者或民众方面的文章比较少，无论多少，满足于制度设计得多，跨越一步站在更高维度思考得少，看来看去，好像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在宪政的立场上持续研究着这个问题，比较冷清，另外，大家在一起争吵交锋的情况很少，基本上是各说各话，不热闹。

更值得警惕的是，还有一些人对私有财产心存疑虑，对为纳税人服务的说法大感不快。在这些人看来，只有神圣的国家、神圣的国有财产才是荣耀的、令人兴奋的，税收体现的国家的意志，政府“劫掠”，天经地义。这种心理一半缘于思维惯性，一半，可怜见的，是知识上的贫乏，使他们根本不能理解税的真相，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但，反过来讲，也正是我们工作与存在的意义所在。

当然了，也不必苛责，毕竟税的问题才起步。与以往比起来，这个领域进步还是挺大的。比如，北大、人大、法大等各大院校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体制，在学术探讨上佳作迭出，建树颇多；作为国家税务系统唯一报纸的《中国税务报》也开辟《纳税人周刊》好多年了，无论专业水准还是社会影响都不小，非常可喜。 当然是要感谢一些人的：

感谢刘军宁先生，是他一直在背后鼓励着我、支持着我，才有今天的收获；

感谢贺卫方老师，他不但是我可尊敬的师长，也是最可亲近的朋友，与他的交往已经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既有把酒言欢之乐，也有凝眉辩思之“苦”，古之“亦师亦友”的境界今天我算是体会到了。当然，还要感谢他的那篇序言。

还有刘凤江先生，他领导着一个群体，在税务机关内部努力寻求着为纳税人服务的路子，做得仔细而辛苦，使人充满敬意。没有他的帮助，本书的出版是很困难的，感谢他！

最后，感谢所有在思想上启发我、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们，包括本书采访的十三个对象，我想，他们的思想，他们为税而呐喊的正义感不但激励着我，也会激励着每一个人。

初步的表达应该是：没有理由不纳税，没有理由稀里糊涂地纳税。 我们尽心尽力，但求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公民社会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