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维权史 | “每个车主都该感谢他”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很显然，底特律（的制造商）在设计汽车时追求的是时尚、成本、性能和计算好的报废期，而不是安全——尽管每年有500万起车祸，有4万人因车祸身亡，11万人终身残疾，150万人受伤。”
1959年4月，一篇题为《买不到的安全车》的文章，破天荒地将汽车安全问题呈现在美国民众眼前。
当时，底特律汽车厂商们并不在意这篇“哗众取宠”的文章，他们没有想到汽车巨头的好日子很快到头了。
美国民众对此也感到惊讶。早在192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就逐渐普及汽车。二战之后，美国消费大潮兴起，汽车消费上升，各类车型也层出不穷。随着高速公路的出现，汽车设计速度也大大提高。
汽车厂商为迎合消费市场，在汽车设计及制造上追求时尚、速度，而忽略安全。虽然当时汽车事故率大幅度上升，但美国民众与政府普遍认为，“十次事故九次快”，事故原因主要是驾驶速度过快及个人操作不当，而不会想到汽车厂商在设计及制造上的缺陷。
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拉尔夫·纳德，当时只有25岁。
纳德是第一个将安全事故指向汽车缺陷的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汽车召回制度的推动者。
或许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纳德并不知道，他将开启一个开挂而艰辛的维权人生，在“大企业主义”、“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统治的时代，撕开一道的口子，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树起消费权益的大旗，半个世纪以来推动美国建立一套完整的消费保护法案。
他被誉为“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消费者保护神”与“美国第一公民”。他还是反对者口中的“恶棍”、“小丑”和“演员”。
1
常青藤“异类”
纳德1934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移民家庭。纳德父亲早年在黎巴嫩生活，当时黎巴嫩分别被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统治。纳德父亲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及社会环境非常不满，他曾经对别人说：“当你的敌人是你的法官时，你该向谁抱怨？”
19岁时，纳德父亲手揣20美元孤身闯荡美国。在东海岸作工赚到一笔钱后，他回黎巴嫩与纳德母亲结婚，二人此后移居美国，在康涅狄格州开了一家名为“高原徽章”餐厅营生。
不过，没过多久大萧条爆发，纳德父亲的餐厅为挨饿的失业者提供食物和饮水。
大萧条刚结束，纳德便出生了。纳德继承了老纳德身上的愤世嫉俗、善良正义以及独立思考。
老纳德关注政治斗争，关心社会不公，但他不写文章，而是喜欢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当纳德只有四五岁时，老纳德就带着他去旁听庭审。法庭上，律师唇枪舌战，陪审团为民直言，法官慎重断案，让小纳德激动而入迷。
从此，小纳德立志成为一名律师，一名为民请命的律师。
老纳德不断地鼓励小纳德独立思考社会及法律问题。“拉尔夫，你今天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你学会了如何相信，还是学会了怎么思考？”每当小纳德放学回来，老纳德都会这样问他。
小纳德14岁时便开始阅读《国会议事录》，对林肯·斯蒂芬斯《城市的耻辱》等揭露社会问题及政治丑闻的作品颇感兴趣。小纳德还与父亲经常讨论党派斗争、种族歧视、难民问题等。
1951年，纳德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进入伍德罗· 威尔逊公共和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法律，开始追寻自己律师梦想。
但一入学，这位带着老纳德叛逆基因的孩子，就与普林斯顿学生格格不入。作为老牌常青藤名校，“白鞋主义”风靡校园——学生们喜欢穿着白衬衫、卡其裤、白麂皮鞋以示时尚及学霸标签。为了嘲讽他们，小纳德有一次穿着浴袍和拖鞋去上课。
在普林斯顿，他远离同学、娱乐及消遣，一头扎进图书馆，经常看书至深夜，以至于管理员干脆给了他一把钥匙。
一天，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纳德发现路边死了几只鸟。于是，他提着死鸟走进普林斯顿日报办公室，对着编辑们说，鸟儿可能死于校园树木喷洒的杀虫剂 DDT，希望你们能研究一下DDT是否安全。编辑们嘲笑他说，普林斯顿化学教授是全美最出色的化学家，他们比你更清楚DDT是否安全。
不过，纳德坚持认为死鸟与DDT大有关联，回去写了一篇文章发给日报，但文章被日报弃稿。10年后，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轰动全美，书中阐述了 DDT 对动物和环境的危害。在卡森推动下，美国政府于1972 年宣布禁用纳德曾经怀疑的 DDT。
纳德的怀疑精神与独立思考，预示着他将在这条道上“越走越黑”。
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纳德顺利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在普林斯顿读书期间，纳德有了搭便车旅行的爱好。他在路上同各式各样的人交谈，询问他们的工作，听他们的抱怨。纳德在路上见到很多车祸现场，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关注汽车安全问题。
1955 年，纳德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但是，他并不喜欢这个人人都羡慕的常青藤名校。
“哈佛法学院”，他后来回忆说：“从来不提自我牺牲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提！……偶像是霍尔姆斯、卡多佐和勒尼德·汉德。他们才是英雄，那种冷漠的、露骨的、受到权力机构赏识的人。鬼知道律师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
纳德对哈佛法学院及师生狭隘的知识主义和道德上的利益主义感到失望。他说，在那里所有人都想着怎么用法律赚钱，而不关心社会不公、公民权利、政治问题以及环境变化。他嘲讽哈佛是“高价工具的工厂”，服务于权贵势力。显然，纳德与常青藤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与“白鞋主义者”不是一路人。
在哈佛法学院，纳德经常逃课外出。他去了墨西哥山区做人类学考察；去了印第安原著居民区，当地人的贫困让他感到震惊。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搭乘便车独自旅行。在一次旅途中，纳德目睹了一个异常惨烈的车祸现场——一个小孩的头被手套箱的门砍下来。
这个画面一直刻印在纳德脑海中。从此，他开始关注汽车安全问题。
当时媒体及大多数学者都将车祸视为极为普通的意外或不当驾驶的后果。但是，纳德在旅途中的所见以及固有的怀疑直觉告诉他，汽车里面必有玄机。
于是，他返校后跑到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汽车技术，了解汽车运行的设计原理以及安全规则。不久，他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哈佛法学记录》（纳德为该报记者）上，标题为《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这或许是第一篇从汽车设计上寻找事故原因的文章，但在当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1959年，已毕业的纳德再次在《民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汽车安全的文章，题为《你买不到安全的汽车》。
这篇文章指出，美国汽车制造对安全问题熟视无睹，而将大部分经费花在外观时尚设计上。每年五百万起车祸、四万人死亡、十一万人终身残疾、一百五十万人受伤，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反过来，厂商在安全设计上的忽视及节省，才是酿成众多惨剧的关键。
纳德大声疾呼，促使一部分人开始清醒，但他过于势单力薄。
大学毕业后几年，纳德一直处于半工半游的状态。他先在哈特福德当私人律师，后跟随记者团去古巴采访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然后去北欧考察监察员制度，再到苏联、南美各国游历。他依靠写稿为生，为《The American Magazine》、《基督科学箴言报》和《新共和》提供游历见闻及采访稿件。
1962年3月15日，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国会发表了《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咨文》，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消费者的“四项权利”，即：有权获得安全保障；有权获得正确资料；有权自由决定选择；有权提出消费意见。——1983年，国际消费者协会把每年的3月15日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肯尼迪总统的消费者“四项权利”对当时的纳德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1964 年初，纳德结束旅程，提着一只手提箱来到华盛顿，开始他的“消费维权”人生……
2
“每个车主都该感谢他”
此前，《你买不到安全的汽车》以及相关系列文章，引起了联邦政府劳工部部长助理莫伊尼汉的关注。莫伊尼汉请纳德来白宫担任汽车安全政策相关的顾问。
刚到白宫，他就与出版社签署了一份3000美元的出版合同，决心写一本关于汽车安全的书以唤醒美国汽车消费者。
为此，他化身为“间谍”，偷偷进入底特律工厂，与汽车工程师、一线工人交谈，了解底特律几家大型汽车厂商在安全设计方面的投入及规则。
在取得丰富的一手资料后，纳德开始动手写作，但书稿几近完稿时却被他落在出租车上遗失了，纳德只能重写。
1965年11月，这份来自不易的研究成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埋下的危险》公开出版，开始掀起一场改变人类消费历史的权益运动。
纳德在书第一页写着献给“Frederick Hughes Condon”——他是一位纳德的哈佛同学，在一次车祸后瘫痪。这本书，使用了主标题“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直截了当地指出当时美国汽车消费者的误区——速度导致车祸；副标题“美国汽车设计埋下的危险”则揭露了美国汽车厂商在产品设计上的安全隐患及缺陷，同时过于追求汽车外观设计。
纳德在书中第一章便拿通用汽车开刀，批判当时最为风靡的一款车型——通用汽车的科威尔（Corvair）——科威尔推出后便成为大众甲壳虫的强劲对手，并荣登《时代》杂志封面，还获得《Motor Trend》杂志 1960 年的“年度车”称号。
但是，这款车在设计上存在缺陷——悬挂系统的缺陷会使车子剧烈打滑并导致翻车。事实上，通用汽车的工程师早已发现这些问题。但是，公司领导拒绝解决这些安全隐患，原因是每辆车的改进需要花费15 美元。
纳德批评通用汽车这种枉顾性命而追求利润的做法，是“20世纪工业最严重的不负责行为”他告诉车主，汽车厂商将车祸归咎于“坐在方向盘后面的疯子”，而根本原因则是通用汽车领导们完全知晓的车身设计缺陷。
纳德还在书中使用了专业的“二次碰撞”的概念——车辆第一次撞击后乘客与车辆内部的撞击。他认为，“二次碰撞”造成的伤害往往比第一次撞击更严重，主要责任在汽车安全设计方面的缺陷。
当时，通用汽车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厂商，控制着美国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纵然纳德顶着白宫劳工部顾问的头衔，也难以挑战如日中天的通用，他这本书开始也没引起多少人关注。
但是，这本书出版前后，有一百多位科威尔车主将通用告上法庭，这让通用高层头疼不已。这本书犹如火上浇油，不少车主担心汽车隐患，纷纷找上门来。被纳德指名道姓地骂不说，还惹出一大堆麻烦，财大气粗的通用大佬气不过，准备教训一下这个小伙子。
通用汽车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恶毒伎俩：雇佣侦探跟踪、监视、调查纳德，试图抓住他的“小尾巴”，让其闭嘴。纳德的家庭住址、活动时间、家人、朋友、兴趣爱好、行动习惯、信用记录等等，都被他们掌握。
他们调查了三个月，发现纳德没有污点或明显的弱点，他们还在波士顿一家保险公司里翻出他的信用记录，但一无所获。
在调查无果后，纳德开始接到各种恐吓电话：“老弟，你为什么不滚回康涅狄格？”，“你为什么这么做？这样你会输得很惨。”这些骚扰行为一度让纳德深感不安，甚至担心人身及家人安全。好在，纳德从小跟着老纳德练就了“胆似铁打骨如金刚”般的坚强品质。
在恐吓无果后，他们开始使用“仙人跳”——这一男人最容易上钩的把戏。一次，纳德在购物，一个性感的女士走来向他求助，请求纳德去她公寓帮忙搬东西。纳德拒绝后反监视该女子，发现自己差点进了“桃色陷阱”。另一次，在一家药店，一位女士邀请纳德去她公寓讨论外交关系，纳德拒绝后，对方提出讨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亦可（应该讨论《万历十五年》）。
显然，通用汽车没有花大价钱请“狄仁杰和元芳”这类的高人，他们找了一群猪一样的队友。这群蹩脚的侦探，误将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当成了纳德，并对其多次骚扰。这位记者得知事因之后，遂即联系纳德，并将通用汽车“雇佣私家侦探调查纳德”的丑闻公之于众。
舆论一片哗然，事情愈演愈烈。最终，参议员里比科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要求通用汽车总裁詹姆斯·洛希到国会，当面解释这起卑劣的调查及骚扰事件。洛希总裁在众多议员及全美记者面前承认了这一系列调查事件。
国会“训话”之后，汽车安全问题快速地成为全美舆论、公众、车主以及议员共同关注的焦点，纳德及其《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一夜成名。
律师出身的纳德深刻地明白，要想让斗争成功不流于一时的舆论热闹（嘴爽），就必须通过法律的途径将汽车安全问题立法，形成固定的约束性机制。
于是，纳德采用先易后难的办法，他联合华盛顿参议员沃伦·马格努森推动了一项立法——要求汽车厂商加大汽车安全方面的投入。他发现，在1964年，通用汽车只拿出100万美元用于对车祸原因的研究，而当年公司利润高达17亿美元。该法律迫使底特律汽车厂商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汽车安全问题的研究——这是美国历史上，政府首次干预汽车厂商的投资选择。
初战告捷后，纳德快马加鞭地推动他的伟大计划——为汽车安全立法。
纳德说服了艾奥瓦州的首席检察官劳伦斯·斯卡利斯于1966年1月举行了关于汽车安全问题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压制了汽车制造商对汽车安全管制的反抗。
两个月后，即1966年3月，里比科夫召开听证会，会上通用汽车洛希总裁向纳德道歉，而关于汽车安全的认知则越辩越明。会后，全美高速公路和交通安全管理局成立。
1966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第一部缺陷汽车召回法案。
该法最核心的内容是“缺陷汽车召回”，即汽车厂商若发现投放到市场上的汽车存在设计或制造方面的缺陷，可能导致安全及环保问题，必须上报政府，并提出召回申请。
至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产品召回制度诞生，纳德也被称为“汽车召回制度之父”。
纳德还积极普及汽车安全知识及法律，美国公众很快接受了纳德关于“汽车设计缺陷存在安全隐患”的主张。在他推动下，一系列关于汽车及交通安全的法规及制度相继出台。
各项法律出台后，美国多个交通安全部门成立。1970年，这些部门合并为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其职责主要是预防车祸、减少死伤。纳德协助NHTSA制定了ABS、安全带、安全气囊、汽车消防等我们今天熟知的安全标准。
1969年5月，美国媒体抨击欧洲和日本汽车制造商私自召回缺陷汽车产品进行维修，在日本引发极大的关注，引发了对缺陷汽车召回修理是否应公布于众的辩论。8月，日本运输省修改了《机动车型式制定规则》，效仿美国制定了汽车召回制度。
1970年，欧洲经济复兴，汽车产量增加到1000万辆，各国陆续执行汽车召回制度。英国在1979年后颁布了汽车召回法规《机动车安全缺陷法》，开始实行汽车召回制度。1984年，法国通过《消费法》规定了法国消费品的召回和产品责任事项，汽车召回也属于其中之一。德国是实施汽车召回较早的国家，由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KBA）管理德国各大汽车厂商，其中包括奔驰汽车。
2000年，美国通过了新的交通安全法规，对隐瞒缺陷以及相关事项的厂家负责人的惩罚由5年徒刑加重到15年。2004年，中国开始执行汽车召回制度。
当年，亨利·福特二世抱怨说新的汽车安全标准：“不合理、武断、技术上不可行……如果我们不能达标只好关门了。”但到 1977 年，福特承认：“要是没有一条联邦法律，我们的汽车是不会有现在已有的安全性能的。”
如今，纳德这个名字，已与汽车召回制度及汽车安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纳德凭借一己之力，单枪匹马地战胜了全美力量最强大的工业组织，成为美国消费者心中的斗士。
1969年12月12日，拉尔夫·纳德登上时代周刊，一时风光无限。时代周刊调侃他为“最难缠的消费者”，向全世界宣告：“每个车主都该感谢他”。
“难缠的消费者”，是发达市场经济体的标志，也是经济进步的动力。
纳德发表《任何速度都不安全》时31岁，比我们的“奔驰维权女孩”大一岁。二人同样是硕士，同样备受压力遭遇威胁，但一人登上时代周刊，另一人只能坐在奔驰盖上登上头条，实在令人唏嘘。为何出现两种不同的结局，值得深思。
维权斗争不易，这位美丽顽强的西安女孩，你是了不起的“纳德战士”！
3
“纳德战士”
在汽车安全领域取得成功后，名声大噪的纳德继续向消费侵权及安全领域发起“堂吉诃德式”的进攻，并且硕果累累。
1967年，纳德在《新共和》上发表了两篇批评肉类包装的文章，几个月之后规范屠宰业的《肉类卫生法》得以通过。
显然，纳德已经成为“消费者保护神”。1968 年 1 月纳德被包装成骑士形象登上《新闻周刊》封面。“骑士”的目光投到哪里，哪里就涌现消费安全的曙光。
接下来几年，他推动了《天然气管线安全法》、《控制辐射保障健康安全法》、《家禽产品卫生法》、《联邦煤矿健康与安全法》等法案出台。
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纳德已然成为了一种“现象”，一个时代进步的代名词，一股消费主权思潮的引领者。当时，一群人加入了纳德团队，与他并肩作战，人们称这一团队为“纳德战士”。
最初，“纳德战士”只有七人——他们都是高校的自愿者。在狭小的办公室里面，“纳德战士”疯狂工作，何止“996”简直是“12*12”，披星赶月般地发布了第一份重量级的报告。
这份报告剑指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报告认为，这个原本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构“已被大企业的代理人操纵，不受政府和公民监督的影响”。
这是一份釜底抽薪般的问责报告，将美国消费者权益受损归咎于FTC的不作为。这个报告引发社会及国会的广泛关注，国会因此调查FTC，后者遭到重大整改。
第一个报告成功后，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加入“纳德战士”团队。1969年夏天，在基金会的支持下，纳德成立了一个名叫“应对法律研究中心”的机构。媒体称之为“政治运动指挥部和大学生兄弟会的混合体”。
纳德招募了几十个名调查员，组成多个“纳德战士”小组，分别对空气和水污染、食品安全、大企业侵权以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州际商业委员会（ICC）。
1970年，“纳德战士”发布了一份长达292页的食品及药品报告——《化学大餐》。这是一份非常专业的报告，由17名法律、医学、化工背景的“纳德骑士”共同完成。光名字就让人毛骨悚然，报告揭露了食品药品领域的化学违禁品滥用现象，大力批判FDA失职渎职、腐败无能，沦为食品药品巨头的牟利工具。
今天的FDA是最为严格的监管部门，美国的食品和药品安全系数相当高，民众可以买到放心药，吃上放心食品，免于三聚氰胺、地沟油的侵害。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份报告。
同年，“纳德战士”发布《消失的空气》，次年再续火力发布《水的荒原》。这两份报告，如当年柴静的《穹顶之下》，引起了美国社会对环境污染的广泛担忧。报告还直接指出了美国环保部门的不作为、不负责。
另外，《老年：最后的隔离》揭露关于老人院里有损尊严和欺诈行为；《播种风》揭露关于农作物使用杀虫剂之危害；《土地的政治》揭露开发商和投机商恣意掠夺加利福尼亚州土地；《疯狂机构》揭露社区精神病保健中心法堕落成了一个管理不善、无视法令官僚机构。
“纳德骑士”每次出击皆大获全胜，他们强调“闪电战法”，一击致命，快速地推动美国一些领域的消费及安全立法。
1970年，3万多学生申请加入“纳德战士”，他们期望“以笔为剑”，通过撰写报告、走访调查改变社会现状及公众生存状况。他们梦想成为“改变国家”的人。“我想哈佛法学院三分之一的学生都申请了。”当时中心主任哈里森·韦尔福德回忆。最终，纳德从三万多名申请者中招募了200名“纳德战士”。
1972 年，在纳德的领导下，“纳德骑士”已发布了 17 本报告，单是前四五本就卖出了 45 万份。纳德将所得版税全部用于消费者运动。
纳德发动的反联邦保密运动，促进了1974年《信息自由法》的修订——此后，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可以免费查阅美国政府100多家机构的公开信息。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纳德骑士”以及广大追随者，多数都是社会上层人士，而非“无政府主义者”或低收入者。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正在挑战他们父辈固守的利益阵地。
之后的几十年，纳德直接或间接地创立了超过 50 个组织，推动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环保部、消费者安全委员会等成立，促使至少几十种与消费和人身安全相关的法律通过，出版了数十本书籍。
“纳德骑士”的报告，证据充分、内容详尽、逻辑清晰、解决方案明确，每一篇无懈可击，就像严谨的“法律文书”，成为人类消费权益进步史上不朽的“篇章”。后来，纳德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列入“塑造美国的图书”。
在纳德之前，消费权益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政府也没找到太多理由干预企业经营，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二战之后，美国经济进入繁荣周期，迎来了消费大时代，高品质的需求推动消费主权觉醒。纳德成为了站在时代风口上，捍卫消费主权的领军人，“纳德战士”推动了消费文明。
在“纳德战士”的推动下，快速而密集的立法促使经济学家发现，在市场与政府之外，还有第三只手，那就是“公共选择”。布坎南、哈耶克、阿罗等一批经济学家都将目光转移到公共力量之上，诉诸于公共决策及宪章，来约束“无形之手”私权和“有形之手”公权的过度扩张。
1971年 6 月《时尚先生》杂志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呼吁声望正盛的纳德参加总统选举，但纳德予以回绝。但是25年后，即1995年，纳德与克林顿共同竞选总统，结果纳德完败。
2000年，纳德再次参选，这次他赢得了2.7%的选票，同样无缘总统宝座。但他这为数不多的选票却改变了大选的结果。当年共和党的小布什与民主党的戈尔势均力敌，身为民主党的纳德分走了戈尔的选票，最终导致戈尔以微弱的劣势惜败小布什。
民主党人以及昔日战友对其大加指责，这位昔日的“维权斗士”被人厌弃，成为总统大选的“搅局者”、“最糟糕的配角”。四年后，纳德又来参选“搅局”。年事已高的前总统卡特公开表示：“拉尔夫，回去重新检查那些汽车尾部的质量吧，别再像4年前那样给民主党人入主白宫搅局了。”
纳德一共参加了五次总统选举皆大败而归。其实，纳德非常清楚自己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不接受大企业捐赠，相反他对接受大企业捐助的候选人嗤之以鼻。纳德屡败依然屡战的原因是“他们（美国政治家）有没有勇气站起来反对大公司的权力，为普通美国人谋福利。”
近半个世纪，纳德毁誉参半，有人抨击他为“恶棍”、“政治投机家”、“维权独裁者”、“哗众取宠的演员”；但喜欢他的人却将其与“开国者”相提并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兼具亚伯拉罕·林肯和《圣经》中杀死巨人歌利亚的英雄大卫的优秀品质”，《大西洋月刊》将纳德列入“最有影响力的 100 位美国人”之列。
在公开场合，纳德总是一副严肃、刻板、深沉的表情。私底下的纳德，一副五六十年代的老式着装，过着极度俭朴、单调、孤僻的生活。他没有房子，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没有汽车，没有像样的家电，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长期租住在华盛顿的一间公寓里，从不接受追随者送礼（一度隐瞒生日与住处）。他依靠著作、演讲以及理财获取的大部分收益，都投入到了消费者权益运动之中。
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这样描述他的内心：
“听众似乎把他看成是个演员。他们给他鼓掌好象是赞扬演出一样。很少人感到自己必须参与其事，必须仿效他的榜样，或听从他的建议。使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不管他们对他喝采声多么强烈，不管他们多么经常说他们赞成他，但在这物质至上的黄金盛世，他们并非真正同他是一伙的。”
只有与世界为敌的理想主义者才能真正改变世界。但是，没有多少人肯定这种理想的抗争，“纳德骑士”的信念、理想、正义，被“搭便车”的现实主义者扔到冷风中肆意嘲笑。
在1966年的听证会上，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问纳德：“为什么这么做？”
纳德无奈地回答：“如果我从事防止虐待动物的活动，就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多年以后，当有人问纳德母亲这个问题时，她答道：“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别人什么也不做。”
后记
1990年7月，正值盛夏，刚刚过完 60 岁生日的商业部部长胡平来到了湖北一家商场，高兴地买了双新皮鞋，然后穿着在当地走访。次日，胡部长回京到家一脱鞋，竟然发现一只鞋的后跟已掉了一块。
这些年，我们经历了三聚氰胺奶粉、福尔马林凤爪、渗水牛肉、地沟油快餐、化肥蛋糕、氨水豆芽……
我们以为，自己的身体都已百毒不侵。直到“奔驰维权女孩”坐在车盖上无力地呐喊、抗争，才恍然明白，我们的身体刀枪不入，但精神已然麻木。
“纳德战士”在哪里？
参考文献
【1】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威廉·曼彻斯，海南出版社；
【2】中国 315 进化史：90 年代消费维权有多难， ZAKER热点工作室；
【3】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汽车召回制度比较研究，陈岚等，西部论坛；
【4】拉尔夫·纳德，Shrugged，Academy of Achievement；
【5】每个美国车主都该感谢他，网易汽车观察；
【6】消费者权益活动人士拉尔夫·纳德，美国之音；
【7】商业伦理: 西方经典管理案例集，哈特利，商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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