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战中改革开放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2019年，中国正在临近新旧时代演进、内外激流碰撞的巨大历史漩涡。
在逐步迈入全球开放经济体过程中，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将是在全球经济周期性、全球化经济结构非均衡性、国际贸易新秩序、金融资本主义以及由政策引发的内外“米德冲突”中复杂纠缠，必将掀起一股百年历史大脉冲。
这一宏大的国运主题，映射到每一个国人身上那将是人民币计价的房产、股票财富的重估，以及内外激荡中涌现的无数次机会的捕捉与错失。
本文试图在这股交汇、混沌的洪流中，梳理出一些清晰的脉络，以飨理性而预见者。
笔者预设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下，结合当前中国经济传统道路，探索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政策同时遭遇国际市场规则、国际市场竞争以及国际市场规律“三峡河段”。
本文逻辑：
向水而生：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三峡河段：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中流击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向水而生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中美贸易战下的房价、物价及利率走势》一文中强调：“贸易战的实质是‘以打谋合’，双方通过极端博弈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本质上，贸易战是规则重构战，即深入改革，扩大开放，在博弈中重构贸易规则。
当前，以改革开放应对贸易战，已成为业界的共识：
中国社科院张德勇认为，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并将相关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产生实效，是我们目前应对贸易战的长远之策。
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
亦有学者认为，贸易战也是机遇，借机改革开放，对长久发展有利。
中央党校邓聿文认为，过往的改革开放历史表明，只有在外部压力足够大的时候，中国才会开放市场，由开放进而倒逼国内改革。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我想若干年以后，我们可能会感谢这个贸易摩擦。当然，对贸易摩擦的现实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应对，它可能会促成我们在新时代，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但其实，这轮改革开放比较凶险。
1978年，中国可选择的路不多，经济落后，国企巨亏，只能改革弊端，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制造业。
在过去40年，中国充分利用了政府之手及WTO规则，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中找到了舒服的玩法：
利用货币、财政、汇率、人口、金融、产业、资本管制、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国有银行等政策，制造了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知识产权红利，创造了低成本制造优势以及规模经济增长，积累了“三大压舱石”——高外汇、高储蓄以及高国储。
这是中国过去的道路模式，特点是未完全开放市场和政策性主导。
若再开放，再改革，尤其是开放金融市场，改革垄断领域，原有道路模式包括限定条件、政策主权及效果、核心优势以及积累的一大笔“家底”都将发生变化。
如今，一个宏大艰巨、前所未有的命题摆在中国面前：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该如何规避全球化开放市场的风险？该如何构建生存方式及竞争优势？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开始步入信用货币及浮动汇率时代。浮动汇率刺激投资银行兴起，里根总统推动金融混业及自由化发展。全球化借着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及新兴技术快速发展。
1974年及1979年两次世界石油危机重创美国，美国在内外交困之下陷入了长达近10年左右的滞胀危机。在全球货币体系动荡不安、美元元气大伤之际，美国率先遭遇全球化外溢性风险的冲击。最终，沃尔克施政与里根改革将美国经济从泥潭中拉了出来。
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对全球开放经济体的认识与准备不足，以“大无畏之精神”拥抱全球化浪潮，全面而盲目地开启金融、外汇、资本及外贸自由化。
最终，拉美国家反复踏入“拉美债务危机”的历史暗流，亚洲国家则在1997年金融风暴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拉美与亚洲国家到底是开放过度，还是改革跟不上，时至今日依然存有争议。
1980年代开始，在国内民族情绪的助长下，日本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国际化战略，试图让日元升值，帮助日本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促进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国际化经济格局。
1985年，日本主动（并非被迫）与美国签署广场协议，作为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一步。然而，日本政府及货币当局，对全球化市场下的经济政策考虑欠妥，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高汇率带来的国际冲击，导致国内外市场的“米德冲突”，最终引发严重经济泡沫危机。
1990年泡沫破灭后，日本一度彷徨与犹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痛下决心改革，几乎修改了经济领域的所有法律，破除了金融领域中顽固的“护送船团方式”（大而不倒），同时大力发展科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0年后，如今的日本低调沉稳、扮猪吃老虎，转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强国（详见《平成三十年 | 樱花落尽，默语重生》）。
1997年，韩国经济惨遭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由于财阀经济中的金融系统缺乏独立性，外溢性风险感染到财阀实体，进而波及金融系统，接连多家财阀倒台，形势危在旦夕。
韩国政府情急之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后者向韩国支付100亿美元贷款救急，条件是韩国开放金融市场，提高外资持股比例。
金大中政府立足改革，破除国企垄断，推动多行业私营化改革，同时简政放权，降低公务员雇佣人数。这波改革开放之后，这只“金丝雀”在21世纪头十年再次飞翔。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到世界石油危机，从“龙舌兰危机”到“潘帕斯雄鹰”断翼折戟，从汉江奇迹到“金丝雀”再度飞翔，从泰铢崩盘到亚洲增长奇迹熄火，从日本泡沫危机到“默语重生”，美国、日本、韩国、泰国、墨西哥、阿根廷无不在开放市场中摔过跟头，但别无选择。
中国继续开放市场，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及积累的家底同样面临不确定性的冲击：
一、若开放金融市场，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而是一个资本自由流通、汇率自由波动的全球化市场。如此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中国即将面临的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冲突与竞争。
二、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原有的发展道路、增长模式都将面临挑战——货币、财政、汇率、资本管制、人口、金融等经济政策都将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政策的灵活性和效果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如此“政策性经济”将面临市场性经济的挑战。
三、过去依靠政策性创造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知识产权红利以及低成本制造优势，也将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被削弱，需要重构全球化、市场化的竞争优势。
四、现已积累的高外汇、高储蓄与高国储“三大压舱石”，将面临汇率市场化波动、资本“堰塞湖”泄洪、国内经济周期性烫平的冲击。
前事之失，后车之戒。从万里长江到浩海太平洋，从“堰塞湖”到国际资本浪潮，规则、政策、竞争烈度、风险尺度以及历史机遇完全不同，但丑妇终须见姑嫜，纵然前路凶险也只能前行。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唯有深度改革，方才行径致远。越改革越强大，法律制度体系越完善，对全球化的市场逻辑及竞争规则越熟悉，越能够抵御全球化风险，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取胜。
美国、日本、韩国之所以在危机中重新崛起，都经历过脱胎换骨的残酷改革。泰国、墨西哥、阿根廷等新兴国家则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滑入了“制度陷阱”——在开放市场过程中利益集团阻碍了制度改革的跟进，削弱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反过来将责任推给市场开放。
理想的道路是改革迎开放，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改革停滞，遭遇外溢性风险，反噬开放政策，进而关闭国门。谨防改革与开放失调，这正是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所言的“后发劣势”。
向水而生，中流击水，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今日，学界呼吁以深化改革开放应对贸易战，亦是微言大义。
这是中国政治精英、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广大企业主、投资人，必须快速补上的“国际宏观经济学”重要一课。
三峡河段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从万里长江到浩瀚海洋，中国经济驶入全球化大海，将面临三道险阻，即中国进一步全球化的“三峡河段”：
三峡河段一：“政策性经济”面临国际规则的挑战
在经济学术界，所谓“中国奇迹”的总结浩如烟海且各说各话，但“政策性经济”的结论想必不会引起太多争议。笔者对“政策性经济”的成败与否、一般理论还是特殊经验不下定论，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而探讨。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就，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中，依靠各种宏观政策组合“激励”市场之手来实现的：
汇率管理制度、资本管制制度以及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构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守闸门。这一市场条件与中国即将面临的全球开放经济市场完全不同。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这一相对封闭环境下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配合土地和银行国有化制度，推动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大规模投资，形成中国尤其是近十年最强劲的增长动力——加杠杆、强刺激、调节奏。
人口政策、有管制的汇率政策、产业政策、行政性低薪制度、环保政策、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形成人口红利、低汇率红利、知识产权红利以及环境红利，共同创造了制造业低成本和出口创汇优势，促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构建了覆盖全产业的初级工业体系，同时积累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美元外汇——高增长、高外储、高储蓄（资本管制）。
天量的美元外汇，又经过强制结售汇制度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而促进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支持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体制以及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形成一个封闭性、限制性竞争的国有市场，包括银行、金融、石油、航空、铁路、电信、电网等等，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重型工业体系，积累了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高国储、稳财政、稳市场、稳就业。
但是，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与国内经济下行开始产生叠加效应，政策性经济面临挑战，资本管制、汇率管理、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被掣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日益迫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共识日益强烈。
全球化是一个国家主权不断被让渡的过程。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欧盟成员国逐步让渡了钢铁资源管理主权、关税主权、货币发行主权、部分财政政策主权以及其它经济决策权。
而“政策性经济”体现的是主权的属性，强调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在下一步的开放市场中，中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将面临全球化市场规则的冲击。
有管制的汇率政策、资本管制、补贴型产业政策以及特殊所有制，与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零补贴或低补贴以及公平竞争原则不相符。
汇率政策和资本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能否融入全球开放经济体的关键一步，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环。中国在外汇及资本的市场化改革、国际市场风险以及中美利益博弈之间权衡取舍并不容易。
若放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这些经济政策将受到限制，守闸门、加杠杆、强刺激、调节奏等作用大大削弱，高增长、稳财政、稳市场、稳就业的效果组合也可能被瓦解。
如果持续开放与改革反而容易降低风险。若停止改革之后又突然大幅度开放，风险将很难预测。
三峡河段二：“三大压舱石”或遇“堰塞湖”泄洪风险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增长，依靠各项政策的配合积累了一定的资本，那就是高外储、高储蓄、高国储。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金融开放、资本开放、汇率市场化承压显著，各类资产面临价值重估的风险，国际竞争及资产价格波动将大大增加。这三大压舱石有助于缓冲经济衰退和不确定性：
高外储可以缓冲外汇波动、国际市场冲击及外贸环境恶化，高储蓄可以缓冲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不足以及家庭债务风险，高国储可以缓冲政府债务风险、周期性波动及社会保障等公共用品不足。
但是，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财政、货币、产业、金融、外汇、资本等政策都受到了限制，这三大压舱石面临“堰塞湖”泄洪风险。
在封闭金融市场中，高外储、高储蓄直接导致高资本，也为货币宽松的自由量裁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累积了国内资本的“堰塞湖”。
在外汇稳定和贸易谈判的双重压力下，加上随着金融市场开放，国际资本自由流通加强，汇率自由化波动，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的风险增大。若汇率波动或“堰塞湖”崩溃，资本外流的风险加剧，高储蓄、高国储都面临重新定价的风险。
因此，在外汇自由化改革中稳住外汇风险尤为关键。
其次，是高储蓄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储蓄规模大，但存在结构性问题，大量居民没有存款。中国居民储蓄还需要承担养老基金、医疗基金、教育基金以及住房刚需等作用，并不敢随意消费、投资。
在开放经济体中，在资本自由流通的促进下，部分储蓄可能在全球市场中作资产配置。这样高储蓄面临流失的风险。若汇率市场波动，高储蓄寻求全球避险的冲动更强。
最后，是高国储的挑战。
高国储是中国最稳定、最扎实的资产，是压舱石中的压舱石。但是，如果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依赖度下降，政府债务扩张能力受限，公共用品和基础建设的资金压力大增，必须依赖国储来填补这一缺口。如2019年政府计划加大国储划拨填补社保基金亏空。
如今宏观经济中的高杠杆、高债务以及“堰塞湖”，容易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引发资产泡沫崩溃或债务风险，主权债务和地方债务（投融资平台）都得依靠国储来兜底。
三峡河段三：宏观经济政策或遭内外部“米德冲突”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依然享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将受到国际市场规律的考验。
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是以国内市场或相对封闭的市场为条件的，但是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宏观经济政策面对的是全球化自由市场，政策实施的效果将在全球化市场竞争波及。
例如，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假如中国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国内利率随市场下调，国内资本则会转移到国外高利率市场中，直至国内外利率水平相近。如此，中国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中国过去的增长道路，极为依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这两项政策的灵活性和效果都大受影响，甚至还容易遭遇国际市场规律的干扰而缺乏足够自主性，政府的财政扩张能力大受限制。如此，中国“政策性经济”的动力则遭到严重的削弱。
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一说克鲁格曼）提出了著名的“三元悖论”，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资本的自由流通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必须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来实现调控的目的。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主要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都采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自由流通，放弃固定汇率，即采用浮动的汇率政策；中国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即采用固定汇率和资本市场自由流通，而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当前，中国维持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固定汇率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两个方面采取“中庸策略”，即有管制的汇率政策和资本市场管制。
若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这实际上容易陷入“三元悖论”，容易遭遇市场规律的惩罚。在逐渐开放的经济体中，中国遭遇国际市场冲击将愈加明显，且逐渐显现“米德冲突”。
所谓米德冲突，即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维持国内外市场均衡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很重要目标。
在固定汇率和开放经济体中，如果出现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或经常项目逆差与国内失业并存的情况，货币政策往往陷入两难，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均衡。
“米德冲突”实际上说明，宏观经济政策的精妙与配合极为重要，依靠某一种政策难以同时实现国内外市场的均衡。2018年中国央行与财政部掐架，实际上也是“米德冲突”在决策层面的一种表现。
随着中国市场越来越开放，尤其是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米德冲突”容易发生。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基于全球化竞争市场为前提，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全球化市场的运行逻辑，避免遭受国际市场的规律性惩罚。
所以，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高储蓄、高外储、高国储三大压舱石可能松动，资本管制、汇率管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都受到掣肘。原有的增长方式以及政策性经济，可能遭遇国际通行理念、国际秩序以及国际市场规律的冲击。
中流击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如何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构建全新的国际生存及竞争逻辑，是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挑战。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自由搏击，这是一条我们从未走过的艰难之路、阵痛之路，需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智慧与勇气。
第一、中国需要更主动、积极的参与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建设。
贸易战的本质就是规则重构战。这次贸易战，其实对中国有一个好处，让我们更加了解国际规则，更加了解国际的诉求，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融入全球化。
贸易战的开打，说明国与国之间的交易费用太高，贸易规则不再适用。贸易战的过程，打打谈谈，以打促谈，目的亦是重构交易费用更低的贸易规则。
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与欧盟、印度、加拿大、墨西哥搞贸易摩擦，不惜破坏现有贸易规则，试图构建零壁垒、零补贴、零关税之三零贸易新规则。同时，欧盟、日本、美国都在施压WTO修改现有规则。
我们需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可有进有退，关键在与美方博弈的过程中重新拟定贸易规则，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而不计较眼前一城一池之得失。
如此有接触、有了解、有参与、有风险隔离，可化被动为主动，进退有度，为国内改革有序推进赢得时间，争得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避免被新规则排挤在外触发“二次”入世的风险。
第二、中美贸易战、国际新秩序重构以及国内经济下行之际，全面深化国内改革开放。
抵御国际风险最好的办法是自身强大。这一次的开放说明，中国的产业保护窗口正在关闭。唯有改革与竞争，中国的企业才能具备更强大的竞争力。
其中，汇率制度、资本制度、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改革尤为关键。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根据“三元悖论”，中国如果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然要放开资本管制和汇率管制。如此，中国汇率制度、金融制度、市场准入机制都将面临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及资本市场自由流通。
这注定是一步险棋，定当循序渐进、慎之又慎。
另外，约束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限制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谨防货币政策及金融体系服务于财政政策及债务扩张，必须降低债务率与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第三，制定“经济宪法”约束宏观经济政策的随意性，防止宏观调控扩大化，防止政府和市场双失灵。
长期以来，凯恩斯式政策的随意性传统，让人忽视经济政策制定及管理的法律性要求，将经济增长寄托于“强人”调控。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成果来自弗莱堡学派及瓦尔特·欧根、艾哈德的经济政策。弗莱堡学派强调使用“经济宪法”来约束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的滥用。
“经济宪法”遵循自由秩序、价格机制及货币政策优先的原则，即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经济自由竞争，尤其是价格机制的发挥；货币政策服务于货币价格稳定，而不是宏观经济总体目标或其他目标。
197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都看到货币发行权的破坏性，纷纷主张通过央行及银行系统的独立，并诉诸于国会及司法来实现，如此西方国家才更好地控制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的冲动。
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道格拉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阿罗为代表的社会选择、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奥地利学派，都主张通过法律秩序、公共决策、社会选择来约束经济政策，以维持市场的竞争公平和价格稳定。
第四，深入研究国际市场规律，根据国际市场规律逐步调整经济政策。
19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利用丁伯根法则，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证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可以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解决“米德冲突”。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告诉我们，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可解决“米德冲突”。一般来说，财政政策通常对国内经济的作用较大，而货币政策则对国际收支的作用较大。
但是，蒙代尔自己认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不希望他的学生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实施财政扩张时，通常都伴随着银根放松和外部投机资本对本国货币的冲击。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应用最好的三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美国、日本和德国，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货币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它们实施财政扩张的同时，还能够保持货币紧缩。
换言之，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并不具备发达的融资市场与国际货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法有效配合，也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常同时扩张、同时紧缩。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无法通过货币政策来融资，但是又没有发达的融资市场，如何解决财政融资问题呢？
这恰恰反过来说明，全球化市场本身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倒逼政府更努力致力于内在的经济增长动力，而非短期的货币化融资、债务型经济。
从国家机制转向市场机制，从政策性经济转型市场性经济，从政策依赖型、投资刺激型、债务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竞争型、创新型及内需拉动型，是中国改革之路，也是适应全球开放经济体的开放之路：
关注发展道路与国际规则的冲突，关注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米德冲突”，关注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周期性冲突；
采用要素全球化思维方式，了解、熟悉、参与、融入全球化新秩序；
按照全球化新秩序及国际市场规律，调整现行的货币、财政、汇率、资本管制、产业等政策及法律；
构建新的竞争优势、生存方式及增长模式，促进国内经济在全球化市场中转型升级，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制度陷阱）。
改革转型的艰难在于，灵魂一直在鸣锣喝道，但肉体一直浸淫酒池肉林之中难以自拔。芸芸众生亦随波逐流，只有“与世人为敌”的改革勇气才能遏制人性中的灰暗。
这注定是一条艰难曲折又反复斗争的不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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