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孤哨 | 致敬吹哨人李文亮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庚子年，正月十四，长夜
国人无眠，吹哨人已逝，只留下孤寂的哨声……
01
2019年12月30日下午5点43分，李文亮在同学群里发出疫情第一声哨声：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
一个小时后，他在群里补充称：
“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
消息引发了群里同学们的担心。
2020年1月1日，武汉方面高效地处理了八名“不实信息”传播者。
两天后，李文亮收到了警方的训诫书，警方认定“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言论，不属实。
李文亮在训诫书签字，并按下手印。
所幸的是，后来疫情朝着有利于李文亮的方向发展。李文亮“冤案”才得以伸张。
但，这却是最不幸的事。
最高院发文：
“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采取了必要防护措施，可能是一件幸事。”
“哨声”真实准确重要，还是吹哨人的预警权利更为重要？
最高院解释：
“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
错误的“哨声”，也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
因为“哨声”，是个体的权利，是市场的信号，是生命的预警。（详见《瘟疫的代价与启蒙》）
被训诫后，李文亮依然奋战在一线。
1月8日，他在眼科收治了一位后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病人。
两天后，李文亮开始咳嗽。后来，被确诊。
作为早期被感染的医生之一，他冒着生命危险获得了宝贵讯息，并吹响了第一声哨。
可惜，我们没有听到；可惜，武汉方面听到了。
1月30日，李文亮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他认为自己不属于传谣，而是在提醒大家注意防护。
李文亮说：“如果当时大家都重视这个事情，或许不会有今天的疫情暴发。”
记者问他：“康复后，想做些什么？”
李文亮回答：“康复后我想赶快回到一线工作，继续为患者看病。”
与大多数吹哨人一样，生活中的李文亮是一个平凡的人，从事着平凡的工作。
他是一位爱吃炸鸡、火锅的八零后。他下班去逛超市，看到159块一斤的车厘子，他拍了个照发微博说：“吃不起。”
他本是一名眼科医生（非传染科或内科）。他发布到同学群里的病毒检测报告，是同事发给他的，7人被感染的数字，也是同事告诉他的。
但他坚守了一名吹哨人的职责：说出真相，提醒他人。
李文亮的离去，对他自己而言，是生命旅行的终结，年仅34岁；
对家人而言，父母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失去了父亲。
对国人而言，我们失去了一位吹哨人。
“搭便车”是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它意味着福利损失、国家危机。当所有人都“装睡时”，整个民族则“沉睡不醒”、“昏睡百年”。
“吹哨人”，确是一个民族弥足珍贵的品质，他代表着正义、勇气、担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们是一小群孤独的夜行者。
1883年的一个黑夜，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上发生暴乱，一名警察立即吹响了手中的警哨，以防止暴乱蔓延，提醒居民加强防护。
一家报纸用“吹哨人”一词来描述这位及时警醒居民的警察。“吹哨人”由此而生，引申为“唤醒公众”之意。
但现实中，绝大多数吹哨人，是像李文亮一样的“手无警棍”的普通民众。他们并非都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英雄，他们也恐惧威胁，担心报复。
李文亮，也是普通人，他在警察面前也认错，在训诫书上乖乖地写下“明白”。他没有大声疾呼，警示国人，只是在同学群里发布信息，偷偷地提醒朋友注意安全，还没忘记提醒：不要外传。
他很普通，但很真实。
02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一些商人趁机欺诈政府谋取暴利，大发战争横财。
一些商人将瞎眼的战马、瘸腿的骡子、甚至哑火的弹药和不能射击的步枪以次充好，卖给交战的南北双方。
一位商人在把长满蛀虫的棉被卖给军队后甚至公开宣称：“不管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把它以任何一个你满意的价格卖给政府！”
当时的国会清楚，问题不在商人，而是联邦政府内部的徇私舞弊。
1863年3月，国会通过《虚假宣称法》（又称《林肯法》），正式立法保护举报私人和政府部门的不正当行为的“吹哨人”，从而对不法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
《虚假宣称法》规定任何个人都可以代表政府起诉非法商人，并可以从政府得到的赔偿中分一杯羹（账款的三分之一）。
百年以来，《虚假宣称法》给吹哨人撑腰，吹哨人监督政府、举报枉法，战果累累：
在1987到2013年间，美国政府依据《虚假宣称法》追回了389亿美元的损失，其中70%也就是超过272亿美金都要归功于吹哨人提供的举报信息。
这其中大部分案例牵涉到政府的医疗保险支付、军事采购合同，以及其他的政府合同或定标项目。（《“獐子岛事件”呼唤中国的吹哨人制度》，刘源）
金融危机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依据“道格-弗兰克法案”成立了吹哨人项目自。委员会在2013年共收到3238件举报，平均每天10件，支付给吹哨人总计一千四百万美金的奖励。
“吹哨人制度”，是“信息分散”、“有限政府”的产物。任何个人及机构都无法掌握完整的信息。
让信息掌握在一个人、一个机构手上，相当于将所有国人的命悬于一人之手。
因为你不知道，他掌握信息之后，是先救助公众，还是先发论文。
让每一个“知情人”充分暴露信息，信息才能高速流动，每个人才能自我救助，市场才能发挥作用，才能督促政府快速救援。
“一灯可照万古墨，一哨可惊世人醒”，历史上的吹哨人在人类万古长夜中投射进一缕缕阳光。
1973年，一位代号为“深喉”（Deep Throat）的线人，给《华盛顿邮报》提供了关于尼克松政府“窃听事件”的内部信息。该报头版头条刊登，彻底引爆“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在国会弹劾前夕被迫下台。
30多年后，“深喉”主动公开身份：马克·费尔特（Mark Felt），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此等位高权重，亦怕报复。
新闻媒体往往是吹哨人最为倚重的渠道，“水门事件”是线人（吹哨人）与媒体人合作的经典案例。《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留下了一部调查新闻的经典之作《总统班底》。
事实上，大部分吹哨人都有一个共性：他们先从组织内部，向上级反馈或监督部门投诉，却遭到冷遇或打压，然后不得已才求助于媒体。
所以，保护媒体，才能更好地保护吹哨人。
1773年，美国开国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创办了《新英格兰新闻报》，他将时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哈钦森给英国首相乔治·格伦维尔的助理所写的信件公开，点燃了北美殖民地民众的怒火。
独立战争结束后，另一位开国者托马斯·杰斐逊说：“如果由我来决定选择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详见《自由代价与人类前途》）
1965年，美国律师杰拉夫·纳德，化身为“间谍”，偷偷进入底特律工厂，与汽车工程师、一线工人交谈，了解底特律几家大型汽车厂商在安全设计方面的投入及规则。
同年11月，纳德《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埋下的危险》公开出版，开始掀起一场改变人类消费历史的权益运动。
纳德遭遇来自通用汽车及大资本的连环打击报复：人肉、警告、恐吓、“仙人跳”。但是，最终，纳德胜利了。
他被誉为“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消费者保护神”与“美国第一公民”。但是，反对者称他为“恶棍”、“小丑”和“演员”。
纳德高举着“吹哨人”的旗帜，唤起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吹哨”运动。
纳德召集了一群“纳德战士”，挑战大资本，向社会公众吹哨了消费安全的警哨。他们推动了《天然气管线安全法》、《控制辐射保障健康安全法》、《家禽产品卫生法》等法案出台。详见（《吹哨人纳德 | 为什么别人什么也不做？》）
1989年，“纳德战士”及吹哨人，还推动了美国国会出台《吹哨人保护法案》——保护吹哨人免遭“秋后算账”。
那是一个哨声划破夜空的时代：
吹哨人琼斯，揭发强生公司贿赂丑闻，通过行贿宾夕法尼亚州卫生系统的官员，该公司将原廉价处方药改为高价新药，这种药对部分病人具有很大副作用。
吹哨人杰拉德，揭露美国空军对C-5型飞机的研发成本严重超支高达23亿美元。
吹哨人盖尔，揭露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僚主义，延滞了驻伊美军配备新型的“防雷反伏击装甲车”，导致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吹哨人宾尼，向国防部督察长举报国家安全局，花费数百万美元建造可以在通讯网络中搜集公众数据的监控机器。
在金融领域，吹哨人阿吉雷、布莱克、鲍恩和温斯顿创建了“银行吹哨者联合”，旨在揭露银行系统的欺诈行为。
（参考Crisis of Conscience：Whistleblowing in an Age of Fraud，Tom Mueller）
吹哨人，不再是“告密者”，而是一种进步思潮。
03
2010年，吹哨人曼宁（Chelsea Manning）在驻伊拉克美军中担任情报分析员，他将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大量机密资料泄露给“维基解密”，公布了驻伊美军的许多不光彩内幕。
三年后，他被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35年徒刑。
这是吹哨人制度的至暗时刻。
2017年1月，奥巴马在卸任前夕对曼宁特赦减刑，她在当年刑满获释。
对曼宁的审判在美国激发了关于如何界定知情权和国家安全的广泛争论：
是否可以以“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泄露国家机密”之名，逮捕吹哨人？
2013年，吹哨人斯诺登（Edward Snowden），曾任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他前往中国香港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棱镜”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随即遭美国政府通缉。
斯诺登随后离开飞往俄罗斯寻求政治避难。
“棱镜”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07年启动的绝密监控计划。国家安全局在法院未授权时秘密监控美国跨国公司的境外客户，以及与重要境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
作为吹哨人，斯诺登认为，自己泄密是出于正义，因为美国政府的“棱镜”摧毁隐私及互联网自由。
斯诺登“棱镜门”再次引发了国家机密与公众知情权之间如何权衡的争论。
这声哨是否该吹？
2015年，美国国会因此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矫正”了联邦政府的监听行为：禁止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收集美国民众的电话通讯记录、电子邮件和网络地址。
这意味着，美国之前的《爱国者法案》——支持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监听，宣告失效。
同年，挪威授予了斯诺登“比昂松言论自由奖” ，空椅子代其领奖。（《吹哨人：从华盛顿到特朗普的美国诚信》，Allison Stanger）
其实，刻意模糊“吹哨”与“泄密”之间的界限，故意将“吹哨”等同于“危害国家安全”，目的是在打压“吹哨人”。
这个问题早在著名的《纽约时报》诉合众国案中就已经很清楚了：
1971年，吹哨人艾尔斯伯格（曾任兰德公司的军事分析员），将7000页的关于越战真相的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曝光给媒体，披露美国政府如何在越战事务上欺瞒、误导公众。
此举引发全美反战浪潮，美国政府被迫终止越战。
后来，尼克松政府分别起诉了《纽约时报》和吹哨人艾尔斯伯格（以12项重罪罪名起诉）。
美国国防部认为，《纽约时报》泄露了国家最高机密；《纽约时报》则认为美国国防部在干涉新闻自由。
一个是国家机密，一个是新闻自由，这时国家利益与民权发生了冲突，法院该怎么裁决呢？
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做出终审决断：《纽约时报》和吹哨人艾尔斯伯格皆无罪。
大法官支持纽约时报继续刊登这份最高机密文件。判决理由是，报界有权公布历史记录，不管这些记录是否印有绝密的标识。即使政府认为这将损害国家安全，但是保护国家机密及国家安全的责任应在政府身上。
这个观点就好比，一个人裸奔，裸奔者不能状告路人偷窥其隐私，相反，裸奔者有义务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这是媒体的权利边界，那么吹哨人（线人）的权利边界又是什么？
法官认为，艾尔斯伯格之所以不构成泄密，是因为美国政府在越战事务上构成欺瞒、误导公众。
作为内部人士，吹哨人当然有保密的责任与义务，但这一前提是机构不存在违法、危害社会的行为。
一旦机构违法，“吹哨”则成为了吹哨人的合法权利。
其实，《纽约时报》诉合众国案和“沙利文案”（参见《疫情的代价与启蒙》中对比武汉八位造谣者案与沙利文案），揭示了经济学家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精髓：
在一个公正的制度环境中，不需要过度强调所谓的公共利益，每个人（包括政府）按照各自利益行事，便是最大的公共利益。因为这种制度中，个人私利即公利。
相反，在适合搭便车的制度中，无数个体的私人利益构成了一堵围困吹哨人的高墙，社会亦陷入“囚徒困境”。
当事不关己时，吹哨人，往往被视为“情商低”、“多管闲事”、“幼稚不老练”；
当事害己利时，吹哨人，往往被骂为“鼹鼠”、“告密者”、“小人”。
只有当事利于己时，吹哨人，才会被捧为“英雄”，但追捧者多数是搭便车者。
2007年1月，中国乳业第一“吹哨人”蒋卫锁，在《南方周末》上吹响了乳业“毒奶”的警哨。
报道出来后，乳业大面积掺假黑幕令国人震惊、震怒。但是，蒋卫锁却遭遇了乳业围剿。
蒋卫锁，原是陕西奶农。2004年时，他的企业年产值将近2000万，一年赚几百万，他头上顶着“陕西省农村优秀人才”、“中国杰出青年农民奖”。
但是，2005年开始，终端品牌强势压价，奶源市场陷入无序竞争，很多奶站将脂肪粉、抗生素等倒进洗衣机搅拌，掺入鲜奶作假。
“好奶卖不出去，假奶大行其道”，“劣币驱逐良币”导致正规经营的奶农亏损严重。当时，蒋卫锁0.8元购进原奶，不得不以0.7元卖出。
怒不可遏的蒋卫锁，决定与黑幕作斗争，他卖掉了自己经营多年的酒店，自费发起“中国西部乳业万里行”，邀请媒体、专家参与调查。他们行走十万里，最终撰写出令人触目惊心的调查报告——《中国西部乳业濒临崩溃边缘》。
当时，周围很多开奶站的同行都恨透了他。很多人批评他的做法，不是挽救西部乳业，而是毁掉整个市场。蒋卫锁也遭到了很多威胁、恐吓和打击。蒋卫锁形容自己的西部乳业万里行是“抱着棺材走路”。
后来，人们称他为“中国乳业打假第一人”。但是，这位吹哨人的代价是：
“为打假，他卖了企业，丢了老婆，两个孩子因此辍学，社会上一度传言有人要花50万元买他人头。”
他形容那段日子，如孤身登山，夜幕笼罩。
2008年，江苏徐州的儿科医生冯东川发现婴儿患者的肾结石异常增多。他经过研究后，最终确定病因是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
冯东川在博客上声讨奶企，第一个向国家质检总局举报……
04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吹哨人的命运往往相反。
吹哨人，常与潜规则做斗争，与人性构成的围墙博弈。
即使是成功的吹哨人，也难免付出人生挫败的代价。他们常常被同事视为“不忠、不可信”，他们难以获得升迁机会，他们还可能被机构“合法报复”。
吹哨人往往是“悲剧英雄”。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删贴者，那些搭便车的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那些装睡的人，都是悲情色彩的描绘者。
吹哨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执着或许并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只是：
“我也想装睡，问题是你已经醒了，醒了你就很难忍受”（酒店潜规则吹哨人花总）。
电影《吹哨人》结尾时，儿子安慰雷佳音，背诵了电影《蝙蝠侠》名句：
“他能忍受这一切。他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他是悄无声息的卫士，时刻警惕的守护者，暗夜中的骑士。”
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一个可幸的时代，亦是一个可悲的时代。
黑夜中，我们需要英雄；我们需要英雄，是为了哪天可以不需要英雄。
百年之前，一位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在中国居住多年后，写下了著名的《中国人的德行》。
亚瑟指出：“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
此书开启中国学界的民族性反思，周树人、林语堂、辜鸿铭、胡适、柏杨等纷纷加入，有鞭挞，有争议，有毁誉。当时，国家羸弱，反躬自省，清夜扪心。
这反而是一种文化自信。毕竟，异议是自信与爱国的最高形式。
有人说，中国不缺乏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缺乏保护勇气与正直的制度。
保护勇气与正直的制度，正是吹哨人制度，也是保护每个人权益的制度。
何时，我们的吹哨人不再流血又流泪？如何才能建立这种制度？
两千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反思：立法之法是什么？
正义！
如今，吹哨人离去，夜空中只留下渐渐远去的哨声……
那群“装睡的人”，依然在装睡。
李文亮离世后，很多人悼念，悼念这吹哨人，悼念那些自己失去或不曾拥有的东西。
没有吹哨人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这一切正在发生……
“文以警世，亮鉴人心”
缅怀普通人李文亮！致敬吹哨人！
（此文有删改，原文见智本社；感谢摩登中产《长夜孤哨》及网友渊博给我启发；感谢阿冗的歌曲《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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