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敢上网吗？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最近诸位还上网吗？我是不太敢上了，网络空间已经近乎成为一个大型的‘猎巫场’。”（看理想，李厚辰）
上个月，在“看理想”中看到这句话时，我苦笑而过。这几天关于北京天气有点热的话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攻击与猜忌（调侃），让我重新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于是，我问了一些朋友同一个问题：
你还敢上网吗？
这些年，有群人明显在“逃离”互联网。他们不再写网文，不再发微博，不再发朋友圈，不再微信群聊，仅少量地一对一转发文章。
当然，还有一群人在网络上异常活跃、乐此不疲：点赞、转发、评论、群聊。
本文分析社会舆论生态，关注“三重扭曲”：线上与线下、左边与右边、公域与私域。
本文逻辑：
一、网络与现实的扭曲
二、左边与右边的扭曲
三、公域与私域的扭曲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30'，可先阅读再分享）01
网络与现实的扭曲
“群众里有坏人啊！”
昨天，一位朋友跟我说：“老郭，叛变了！”
他说的老郭，是我们认识多年的朋友。老郭是个技术宅男，平日话语不多，几乎不关心社会新闻。
不过，在疫情期间，他特意开通了一个公众号，针对李文亮医生、“方方日记”等敏感话题写了不少文章。但是，我们这些朋友都不知道这事，也没看过他的文章。
前几天，他们几个人一起吃饭，席间，老郭不小心泄露了“天机”，对“方方日记”发表了“长篇大论”。他的言行与日常表现迥异，这令在场的人颇感意外。
不过，老郭很快发现自己“失态”了，便立即切回了正常模式，然后用一句话“圆场”：“疫情期间，太无聊，瞎写点东西解闷。”
大家笑他：“你藏得也太深了吧。”
在写这段前，我特意打电话给他，征得了他的同意，他只要求用化名（老郭）。我想这或许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人在网络上说“狠话”，现实中却很温和。
在网上，我们经常看到与自己争锋相对的言论，而现实中，这些网络观点相左的人一直生活在自己身边，他们中有自己的朋友、同学、同事、亲人。与网络上的尖锐相比，现实中我们相处融洽，只是偶有争论。
若只看网络信息，我们会感觉到世界充斥着戾气，社会撕裂已经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但在现实社会中，似乎又一切如常。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段时间，沈阳一家餐饮店挂上了标语，写着“热烈庆祝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
这一标语在网络上“走红”后，媒体及广大网民对这家餐厅大肆批判。后来，横幅被撤，餐厅停业整顿，店长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
大疫当前，如此标语确实“反人类”。不过，这种“反人类”言论在网络上还少吗？美国疫情扩散，多少人幸灾乐祸。前段时间，“英国首相约翰逊进入ICU”的微博，有41.5万“点赞”。
与沈阳餐厅的横幅相比，网络上的言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横幅，不过是网络过激言论投射到现实社会中。
媒体与社会公众的态度为何截然不同？为何到了现实中，人又变得“善良”了？
网络与现实，到底哪里的言论是人们内心的真实意志？到底哪里的言论体现中国社会的主流民意？
这种扭曲，根本上是成本差异造成的。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现实中，碍于关系与面子，受制于压力与自我保护，人与人之间未必会完全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真实表达，可能要付出诸多额外的成本，如被群体排斥、单位开除、爆发冲突等。中国人的隐忍又超乎想象，抑制着各种冲突。
与现实相比，网络是一个低成本的公共区域。网络言论的成本、障碍、压力要小得多，很多人尽情地“发挥”。于是，网络上便充满各种辱骂、嘲讽及戾气。
有人说，线下言论成本高，人们会伪装自己；相反，网络言论成本低，更能够反映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其实，网络言论未必比现实言论更加接近人内心的真实。更何况，人内心真实的想法，与真实需求一样，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在经济学中，真实需求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概念。在市场交易中，有效需求才是真正的需求。所谓有效需求，就是“想要并且能够支付得起”的需求。
如果现在口罩免费送，要多少有多少，你可能会领1000个。但这1000个是你的真实需求吗？
如果口罩价格是1000元一个，你可能购买2个。2个是你的有效需求，但不一定是你的真实需求。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加入成本因素，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我们才能确定有效需求（尽管还不能确定真实需求）。
免费送的口罩，既不能反映真实需求，也不能反映有效需求。在舆论中，如果辱骂、欺骗、诽谤、构陷不用支付成本，那么没有人会好好说话了。“不好好说的话”未必是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与线下相比，网络语言及行为的成本过低（点个赞的成本几乎为零），类比为“免费送的口罩”，一些人不用顾忌压力与面子努力扩张表达欲，疯狂地猎取表达的快感（爽文），如一次性领取1000个口罩。
但是，这些言论未必是他真实的想法。与表达的“快感”效用相比，网络言论的成本实在太低，如此低的成本容易让人失去理性。
只有加入价格因素，讨论需求与供给才有意义。因为只有成本才会让人回归理性。
但是现实中，发表言论因成本太高，真实的表达需求可能被抑制。这样，人们的隐忍与克制，掩盖了对立与争执。网络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平台，线下大量被抑制的表达需求在网上可能“爆发”。这是一种报复性消费。
所以，线上线下的言论，都未能够真实反映人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成本差异巨大，价格机制失灵，造成线上与线下的舆论扭曲。
如何平衡？
一条沈阳餐厅的横幅付出的代价是餐厅停业、店长被拘。但是，同样反人类的网络言论却能大张旗鼓、大肆传播，无人为此承担任何后果。
网络言论成本是不是要大幅度增加？比如搞实名制，将网络言论与现实成本看齐。
这种做法显然不妥。
我的建议是：
一、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需要降低舆论成本。
一定的表达成本，可以让言论更加理性，但是过高的成本，又会掩盖真相。
人的表达需求，与商品需求一样，因成本变化而变化。但是，二者也有不同之处。有效需求是相对的，表达需求既有相对的也有绝对的。人有对表达真理、真相、真实的绝对需求，这个需求不应该受到高成本的约束。
比如，当疫情初发时，一线医生最早发现，他们对外发布疫情信息，不能受到太大约束，否则容易导致信息失真，错过最佳防控时间。
表达需求，如吃饭、睡觉一样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应该尽量降低人的表达成本，尤其是表达真实信息的成本。
二、必须明确法律界限，在界限内让人充分表达。
在美国，种族歧视、女性歧视及宗教问题不能充分讨论，法律将这些划拨到新闻自由界限之外。在中国，如果有类似的不能讨论的，也可以通过法律将其划拨到界限之外。并且界限之内的谣言、诽谤、寻衅滋事等，在法律上要非常明确。
比如，这次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对于谣言的管理问题。如果仅凭“发表、传播不实信息”来判断制造或传播谣言，显然不符合现实与规律。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确保自己第一次发现、创造及传播的信息一定是真实准确的。疫情初期，几名医生所发布的疫情信息也不是完全准确的。所以，不确定的不准确的信息，也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
最高院在疫情期间发文解释：“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
如此，网络上是否会出现大量的谣言？
02
左边与右边的扭曲
网络与现实的扭曲，是第一重舆论扭曲。但是，同在网络上，有些人选择“逃离”网络，有些人则乐此不疲。
这是第二重舆论扭曲：左边与右边的扭曲。
在中文网络上，有很多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文章。但是，骂特朗普最狠、最透彻的人不在中国，而在美国。
在美国，特朗普身上的任何一个主题，几乎都能够找到完全对立的观点。特朗普救市，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特朗普对中国反动贸易战，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特朗普抗击疫情，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美国反对者对特朗普的批判，比中文网络更加深入“骨髓”。对特朗普身上任何一点的批判，只要从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口中翻译过来即是。
从表面上看，感觉“洋人又快不行了”，美帝四分五裂、崩盘在即。但这其实是美国“平衡政治”的一种机制。
假如民主党的言论成本高于共和党，黑人的言行成本高于白人，情况会怎样？
美国导演彼得·法拉利执导了一部电影叫《绿皮书》，该片改编自真人真事。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美国的种族隔离还很严重，一位黑人爵士钢琴家唐聘请白人保镖托尼，帮其开车参加全美巡演。
唐的公司给托尼一本“绿皮书”指南，上面列着黑人可以吃饭睡觉的餐厅和酒店。尽管如此，他们一路上还是遇到不少麻烦。比如，唐在酒店演奏，但经理不允许他在酒店内就餐，让他在树林里上厕所。又如，警察随意拘留、辱骂唐，只因为他是黑人。
在当时，白人的言论成本要明显低于黑人。相比白人，黑人在法庭上的辩词、证词更不容易获得法官的信任。
如果我们将信息分为左右两个方面，左右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左右，而是指观点对立的AB面。如果反对观点的成本要低于支持，那么反对的声音定然覆盖支持的声音。
如果支持者还要承担额外的成本，比如被举报、被删帖、被封号、吊销执照、被单位开除，那么这些人可能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当然，有一部分人敢于承担高成本，或“因为醒了无法装睡”，通过婉转的方式来表达，如撰写小说、历史。
表达上，看起来有些“阴阳怪气”，这其实是真实的表达需求被高成本扭曲的结果。被扭曲后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结果，那就是猜忌文化、“阴谋论”横行，失去“就事论事”的讨论，“直捣黄龙”，质疑写作者的“动机不纯”，进而“扣帽子”，上升到人身攻击。
为什么不主张猜忌人的动机？因为一切行为的动机都源自个人利益，尽管有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一致的。若以道德标准去批判个人动机，没有人能够站得住脚。因此，攻击个人动机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动机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反过来，由于成本倾向，有些人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最大好处，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真实想法，加入到对方阵营。
假如发表某类言论，删帖风险小，流量大、点赞多，那么这类信息便会泛滥成灾，尽管信息未必真实反映表达者的意志。表达者希望借此赚广告费，满足大号虚荣心，推广公司产品，或者博得领导好感。
如此，网络信息的失真程度会大幅度提升，可能存在大量所谓的“伪左”、“高级黑”。政府、民众及国际社会都很难真正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民意。
一边倒的声音好，还是有争论的多元的声音好？任何一个事物，是不是有两面性或多面性？任何一个事情，是不是可以站在多个立场上表达？
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利益以及所掌握的信息而发声。比如，大疫之下，发现金好还是发消费券好？手头紧张的人当然渴望得到现金，超市老板则希望发消费券。又如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倾向于支持2.5天休息制，私人企业老板估计反对者居多。
只要不违法，市场支持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考虑问题、发表意见、采取行动。
有人说，大是大非面前，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个人言行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这话没错，但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国家利益？
国家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存在，国家是全体国民签署的公共契约，是每个公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样，每个公民都会在这个最大公约数范围内，充分地为个人利益而博弈、争论，但一般不会出界（违背国家利益）。
比如，公司的利益就是股东的利益，股东之间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尔虞我诈”，但一般不会故意把公司搞垮。如果其中一个股东只是名义股东，既不是实际控制人，又无法获得应有的分红，那么他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未必一致。如果公司出了问题，他未必会全力以赴。
所以，当个体即国家时，个体之间的争论、争利，并不会影响国家利益；也无需过多地强调国家利益，正如夫妻之间不需要反复劝勉以家庭利益为重。
那些动辄以国家利益之名的言论，常常隐藏着个人私利。如支持2.5天休息制，是为了刺激消费，经济复苏，给予国民更多的休息时间，但真实意图可能是他可以享受2.5天带薪假。
左右两边的表达成本一致，两边都无须遮遮掩掩，正常表达个人立场即可，一边不再“阴阳怪气”，另一边则不再以国家利益之名绑架。
如此，真实民意才能充分展现，社会矛盾才能充分暴露，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各种利益互相冲突，各方才能在博弈中找到共识与契合点。
这样纷乱复杂的过程中，是否担心谣言作乱，坏人作恶？
前面说过，必须有两个界限：一个是“个体即国家”的国家利益界限，一个是法律界限。在国家利益界限与法律界限内，“让子弹尽情飞翔”。
谣言，不是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信息公开、流动与竞争。如果是谣言，辩论会将谣言击得粉碎；如果不是谣言，我们何惧之有？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谣言”、偏见、虚假以及不实的信息。真实、真相、真理是在无数的虚假信息、争论、碰撞中形成的。
“方方日记”不急于“定论”、“定罪”。假如方方日记违法，应该交给执法机关处理。如果方方日记没有违法，可以“让子弹多飞一会儿”。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对方方日记或批判，或抨击，或支持，或赞扬，或默许，或不屑，或中立……
只要充分表达即可，但有两个前提：
一是切莫以国家利益绑架，如果方方日记损害了国家利益，当由司法裁决；
二是表达不同观点的“公共成本”是一样的，不因表达观点丢工作、受胁迫等。
03
公域与私域的扭曲
有人担心，中国民智未开，下沉市场巨大，如果舆论成本一碗水端平，这群人定然占据上风，再加上水军作乱，定然掀起民粹、民族主义“旋风”，更无理性可言。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还有比公开平等辩论更好的办法吗？
有人说，还是需要引导，不同言论的成本不同，让民智更开化、言论更和谐。
问题是，两千年来，历代圣君及士大夫没能调教出一个牛顿或亚当·斯密。到了晚清，好不容易出了个“开眼看世界”的人——徐继畬，也被“圣人”给“扼杀”了。
国人皆知魏源的《海国图志》，但没听过与魏源同期的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我也是在腾讯新闻的《短历史》一文中才了解此人（《1848年，一个「正眼看世界」的人被时代抛弃了》，言九林）。
《瀛环志略》或许比《海国图志》更加客观，徐继畬在第九卷评价华盛顿时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
但是，该书出版后，帝师史策先抨击这本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即拟上章劾之”。徐继畬因《瀛环志略》声名狼藉，遭众多官员联名弹劾，蒙受袒护“夷人”之罪，先被道光降职，后被咸丰革职。
百卷本《海国图志》摘抄转帖了《瀛寰志略》对美国的介绍，却删去了徐继畬称赞华盛顿一节。
曾国藩、翁同龢等人掌握顶级古典智慧，但依然未能挽救中国。古典智慧需要与现代科学、近代思想碰撞，只有经历了观点的冲击、思考的煎熬，认知才能进步。帝师教导反而成了真正的障碍。
如果公共舆论的成本不一，那么信息就会割裂，碰撞、交流与争论便越来越少，群体都生活在自己的围墙中，主动绝于世界。
如此，容易形成了第三重扭曲：公域与私域的扭曲。
舆论逐渐形成三种格局：
一、公共舆论单一化繁荣。
在公共舆论领域，成本最低的言论将大行其道，成本高的言论则逐渐“私域化”。微博、今日头条、百度、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都属于公共舆论平台，这种平台采用流量分发模式。这是一种舆论控制力极强的模式：平台将大流量分发给成本低的文章与视频，不推荐风险指数较高的内容。
大量的自媒体为了趋利避害，获取粉丝与流量，纷纷加入创造、转发低成本内容。如此低成本内容异常繁荣，动辄百万、千万阅读，几万、十几万转发。
这是一种成本（风险）导向性创作。结果是，公共舆论的内容呈现单一化繁荣。
一般而言，公共舆论反映一国的民意。但是内容单一化的公共舆论，能否反映社会民意的全貌，值得商榷。
比如，“英国首相约翰逊进入ICU”的微博，有41.5万“点赞”。与8亿多网民相比，41.5万点赞确实太少，但若不是微博临时关闭这一功能，这个数据可能要多得多。另外，评论区的点赞靠前评论，多带有嘲讽、打击之意。
如今，欧美国家更加关注中国的公共舆论。现在也有不少自媒体将中国的信息，翻译到推特、FACEBOOK上。试问英国人看到这条微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想，这41.5万“点赞”定然无法“代表”所有中国人的想法。但是，我们无法阻止英国人认为这就是中国的社会民意。
问题是，不同的声音哪里去了？
一部分不同的声音被淹没在嘲讽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更多的不同声音已经离开了公共舆论领域。很多人已不再上微博、头条，更没有下载抖音、快手、B站。
他们去哪儿了？
二、半私域舆论“各自为阵”。
他们很大一部分人去了“半私人半公共的舆论空间”，如微信公众号、微信群。
与头条号不同，公众号是订阅模式。每一个大号自媒体，以独特的观点、风格，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读者。
有调查显示，快手、抖音、B站与微信公众号的主要用户群体重叠度很低。公众号主流用户中，不少与公共舆论空间隔离，极少关注、参与公共舆论中的话题。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交流，接受自己喜闻乐见的信息。
虽然一些公众号大号也会将文章发到头条等平台，但是获得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有些文章在公众号中备受追捧，但到公共舆论平台却或被无视，或被打击。这也可看出，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群体。
一些公众号会冒着删帖封号的风险，发表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往往不会在公共空间中展现。这两个群体人偶有碰撞，甚至爆发激烈冲突，但久而久之，互不理会。
当然，在半私域中，各个群体也是“各自为阵”，就像一个个深井，井水互不“侵犯”，群体互不交流。有些人会关注很多号，但常读号也就那么几个。
三、私人舆论空间被挤压。
还有部分人回避了公共舆论，回到了私人舆论空间。私人舆论空间的成本是最低的，不需要承担任何公共责任。
但是，如果公共舆论成本增加，舆论私域化，容易模糊私人舆论与公共舆论的边界。这会挤压私人舆论空间，抬高私人舆论的成本，人们担心私人舆论“公共化”。
私人空间是言论的最后一块阵地。
为什么对私人空间的言论要更加宽容？
古代圣人教育人们要“慎独”——“君子慎其独也”，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守本分，别干坏事。这样圣人可以更低的成本维持稳定。
其实，表达需求，是人生存的基本需求。考虑到公共舆论的成本，很多人会选择在私人空间中“畅所欲言”。私人空间可以满足人们的充分表达欲，把人性的“恶”如愤恨、痛苦，宣泄出来。
有个段子，老婆在一生中有无数次想杀死自己的老公，无数次想跟他离婚，甚至买菜的路上都想把他剁了，但还是买完菜做饭给老公吃。
近些年，有些公众人物的私下言论被曝光，公众大跌眼镜，对其大加批判。其实，任何人的私人舆论都会“见光死”。最糟糕的是夫妻反目大爆料，因为我们往往会把最“丑陋”、“邪恶”的一面告诉自己最亲密的人。
所以，需要保护好私人空间的舆论，切莫将私人舆论公共化。
公域与私域的扭曲，导致公域与半私域之间割裂，半私域之间相互割裂，私人空间被挤压，缺乏对话、交流、碰撞，认知进步更加缓慢，误解则更加艰深。
1876年美国联邦工程兵亨利·马丁·罗伯特将开会规则集结成书，即《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并不深奥，如第10条文明表达原则：“不得进行人身攻击，不得质疑他人动机……”
1917年，孙中山将《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并改编为《民权初步》。他认为：“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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