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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敢上网吗?

清和社长 智本社 2021-05-19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最近诸位还上网吗?我是不太敢上了,网络空间已经近乎成为一个大型的‘猎巫场’。”(看理想,李厚辰)

上个月,在“看理想”中看到这句话时,我苦笑而过。这几天关于北京天气有点热的话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攻击与猜忌(调侃),让我重新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于是,我问了一些朋友同一个问题:

你还敢上网吗?

这些年,有群人明显在“逃离”互联网。他们不再写网文,不再发微博,不再发朋友圈,不再微信群聊,仅少量地一对一转发文章。

当然,还有一群人在网络上异常活跃、乐此不疲:点赞、转发、评论、群聊。

本文分析社会舆论生态,关注“三重扭曲”:线上与线下、左边与右边、公域与私域。

本文逻辑:

一、网络与现实的扭曲

二、左边与右边的扭曲

三、公域与私域的扭曲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30',可先阅读再分享)



01

网络与现实的扭曲


“群众里有坏人啊!”

昨天,一位朋友跟我说:“老郭,叛变了!”

他说的老郭,是我们认识多年的朋友。老郭是个技术宅男,平日话语不多,几乎不关心社会新闻。

不过,在疫情期间,他特意开通了一个公众号,针对李文亮医生、“方方日记”等敏感话题写了不少文章。但是,我们这些朋友都不知道这事,也没看过他的文章。

前几天,他们几个人一起吃饭,席间,老郭不小心泄露了“天机”,对“方方日记”发表了“长篇大论”。他的言行与日常表现迥异,这令在场的人颇感意外。

不过,老郭很快发现自己“失态”了,便立即切回了正常模式,然后用一句话“圆场”:“疫情期间,太无聊,瞎写点东西解闷。”

大家笑他:“你藏得也太深了吧。”

在写这段前,我特意打电话给他,征得了他的同意,他只要求用化名(老郭)。我想这或许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人在网络上说“狠话”,现实中却很温和。

在网上,我们经常看到与自己争锋相对的言论,而现实中,这些网络观点相左的人一直生活在自己身边,他们中有自己的朋友、同学、同事、亲人。与网络上的尖锐相比,现实中我们相处融洽,只是偶有争论。

若只看网络信息,我们会感觉到世界充斥着戾气,社会撕裂已经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但在现实社会中,似乎又一切如常。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段时间,沈阳一家餐饮店挂上了标语,写着“热烈庆祝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

这一标语在网络上“走红”后,媒体及广大网民对这家餐厅大肆批判。后来,横幅被撤,餐厅停业整顿,店长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

大疫当前,如此标语确实“反人类”。不过,这种“反人类”言论在网络上还少吗?美国疫情扩散,多少人幸灾乐祸。前段时间,“英国首相约翰逊进入ICU”的微博,有41.5万“点赞”。

与沈阳餐厅的横幅相比,网络上的言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横幅,不过是网络过激言论投射到现实社会中。

媒体与社会公众的态度为何截然不同?为何到了现实中,人又变得“善良”了?

网络与现实,到底哪里的言论是人们内心的真实意志?到底哪里的言论体现中国社会的主流民意?

这种扭曲,根本上是成本差异造成的。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现实中,碍于关系与面子,受制于压力与自我保护,人与人之间未必会完全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真实表达,可能要付出诸多额外的成本,如被群体排斥、单位开除、爆发冲突等。中国人的隐忍又超乎想象,抑制着各种冲突。

与现实相比,网络是一个低成本的公共区域。网络言论的成本、障碍、压力要小得多,很多人尽情地“发挥”。于是,网络上便充满各种辱骂、嘲讽及戾气。

有人说,线下言论成本高,人们会伪装自己;相反,网络言论成本低,更能够反映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其实,网络言论未必比现实言论更加接近人内心的真实。更何况,人内心真实的想法,与真实需求一样,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在经济学中,真实需求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概念。在市场交易中,有效需求才是真正的需求。所谓有效需求,就是“想要并且能够支付得起”的需求。

如果现在口罩免费送,要多少有多少,你可能会领1000个。但这1000个是你的真实需求吗?

如果口罩价格是1000元一个,你可能购买2个。2个是你的有效需求,但不一定是你的真实需求。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加入成本因素,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我们才能确定有效需求(尽管还不能确定真实需求)。

免费送的口罩,既不能反映真实需求,也不能反映有效需求。在舆论中,如果辱骂、欺骗、诽谤、构陷不用支付成本,那么没有人会好好说话了。“不好好说的话”未必是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与线下相比,网络语言及行为的成本过低(点个赞的成本几乎为零),类比为“免费送的口罩”,一些人不用顾忌压力与面子努力扩张表达欲,疯狂地猎取表达的快感(爽文),如一次性领取1000个口罩。

但是,这些言论未必是他真实的想法。与表达的“快感”效用相比,网络言论的成本实在太低,如此低的成本容易让人失去理性。

只有加入价格因素,讨论需求与供给才有意义。因为只有成本才会让人回归理性。

但是现实中,发表言论因成本太高,真实的表达需求可能被抑制。这样,人们的隐忍与克制,掩盖了对立与争执。网络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平台,线下大量被抑制的表达需求在网上可能“爆发”。这是一种报复性消费。

所以,线上线下的言论,都未能够真实反映人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成本差异巨大,价格机制失灵,造成线上与线下的舆论扭曲。

如何平衡?

一条沈阳餐厅的横幅付出的代价是餐厅停业、店长被拘。但是,同样反人类的网络言论却能大张旗鼓、大肆传播,无人为此承担任何后果。

网络言论成本是不是要大幅度增加?比如搞实名制,将网络言论与现实成本看齐。

这种做法显然不妥。

我的建议是:

一、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需要降低舆论成本。

一定的表达成本,可以让言论更加理性,但是过高的成本,又会掩盖真相。

人的表达需求,与商品需求一样,因成本变化而变化。但是,二者也有不同之处。有效需求是相对的,表达需求既有相对的也有绝对的。人有对表达真理、真相、真实的绝对需求,这个需求不应该受到高成本的约束。

比如,当疫情初发时,一线医生最早发现,他们对外发布疫情信息,不能受到太大约束,否则容易导致信息失真,错过最佳防控时间。

表达需求,如吃饭、睡觉一样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应该尽量降低人的表达成本,尤其是表达真实信息的成本。

二、必须明确法律界限,在界限内让人充分表达。

在美国,种族歧视、女性歧视及宗教问题不能充分讨论,法律将这些划拨到新闻自由界限之外。在中国,如果有类似的不能讨论的,也可以通过法律将其划拨到界限之外。并且界限之内的谣言、诽谤、寻衅滋事等,在法律上要非常明确。

比如,这次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对于谣言的管理问题。如果仅凭“发表、传播不实信息”来判断制造或传播谣言,显然不符合现实与规律。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确保自己第一次发现、创造及传播的信息一定是真实准确的。疫情初期,几名医生所发布的疫情信息也不是完全准确的。所以,不确定的不准确的信息,也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

最高院在疫情期间发文解释:“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

如此,网络上是否会出现大量的谣言?



02

左边与右边的扭曲


网络与现实的扭曲,是第一重舆论扭曲。但是,同在网络上,有些人选择“逃离”网络,有些人则乐此不疲。

这是第二重舆论扭曲:左边与右边的扭曲。

在中文网络上,有很多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文章。但是,骂特朗普最狠、最透彻的人不在中国,而在美国。

在美国,特朗普身上的任何一个主题,几乎都能够找到完全对立的观点。特朗普救市,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特朗普对中国反动贸易战,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特朗普抗击疫情,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美国反对者对特朗普的批判,比中文网络更加深入“骨髓”。对特朗普身上任何一点的批判,只要从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口中翻译过来即是。

从表面上看,感觉“洋人又快不行了”,美帝四分五裂、崩盘在即。但这其实是美国“平衡政治”的一种机制。

假如民主党的言论成本高于共和党,黑人的言行成本高于白人,情况会怎样?

美国导演彼得·法拉利执导了一部电影叫《绿皮书》,该片改编自真人真事。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美国的种族隔离还很严重,一位黑人爵士钢琴家唐聘请白人保镖托尼,帮其开车参加全美巡演。

唐的公司给托尼一本“绿皮书”指南,上面列着黑人可以吃饭睡觉的餐厅和酒店。尽管如此,他们一路上还是遇到不少麻烦。比如,唐在酒店演奏,但经理不允许他在酒店内就餐,让他在树林里上厕所。又如,警察随意拘留、辱骂唐,只因为他是黑人。

在当时,白人的言论成本要明显低于黑人。相比白人,黑人在法庭上的辩词、证词更不容易获得法官的信任。

如果我们将信息分为左右两个方面,左右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左右,而是指观点对立的AB面。如果反对观点的成本要低于支持,那么反对的声音定然覆盖支持的声音。

如果支持者还要承担额外的成本,比如被举报、被删帖、被封号、吊销执照、被单位开除,那么这些人可能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当然,有一部分人敢于承担高成本,或“因为醒了无法装睡”,通过婉转的方式来表达,如撰写小说、历史。

表达上,看起来有些“阴阳怪气”,这其实是真实的表达需求被高成本扭曲的结果。被扭曲后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结果,那就是猜忌文化、“阴谋论”横行,失去“就事论事”的讨论,“直捣黄龙”,质疑写作者的“动机不纯”,进而“扣帽子”,上升到人身攻击。

为什么不主张猜忌人的动机?因为一切行为的动机都源自个人利益,尽管有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一致的。若以道德标准去批判个人动机,没有人能够站得住脚。因此,攻击个人动机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动机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反过来,由于成本倾向,有些人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最大好处,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真实想法,加入到对方阵营。

假如发表某类言论,删帖风险小,流量大、点赞多,那么这类信息便会泛滥成灾,尽管信息未必真实反映表达者的意志。表达者希望借此赚广告费,满足大号虚荣心,推广公司产品,或者博得领导好感。

如此,网络信息的失真程度会大幅度提升,可能存在大量所谓的“伪左”、“高级黑”。政府、民众及国际社会都很难真正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民意。

一边倒的声音好,还是有争论的多元的声音好?任何一个事物,是不是有两面性或多面性?任何一个事情,是不是可以站在多个立场上表达?

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利益以及所掌握的信息而发声。比如,大疫之下,发现金好还是发消费券好?手头紧张的人当然渴望得到现金,超市老板则希望发消费券。又如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倾向于支持2.5天休息制,私人企业老板估计反对者居多。

只要不违法,市场支持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考虑问题、发表意见、采取行动。

有人说,大是大非面前,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个人言行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这话没错,但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国家利益?

国家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存在,国家是全体国民签署的公共契约,是每个公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样,每个公民都会在这个最大公约数范围内,充分地为个人利益而博弈、争论,但一般不会出界(违背国家利益)。

比如,公司的利益就是股东的利益,股东之间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尔虞我诈”,但一般不会故意把公司搞垮。如果其中一个股东只是名义股东,既不是实际控制人,又无法获得应有的分红,那么他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未必一致。如果公司出了问题,他未必会全力以赴。

所以,当个体即国家时,个体之间的争论、争利,并不会影响国家利益;也无需过多地强调国家利益,正如夫妻之间不需要反复劝勉以家庭利益为重。

那些动辄以国家利益之名的言论,常常隐藏着个人私利。如支持2.5天休息制,是为了刺激消费,经济复苏,给予国民更多的休息时间,但真实意图可能是他可以享受2.5天带薪假。

左右两边的表达成本一致,两边都无须遮遮掩掩,正常表达个人立场即可,一边不再“阴阳怪气”,另一边则不再以国家利益之名绑架。

如此,真实民意才能充分展现,社会矛盾才能充分暴露,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各种利益互相冲突,各方才能在博弈中找到共识与契合点。

这样纷乱复杂的过程中,是否担心谣言作乱,坏人作恶?

前面说过,必须有两个界限:一个是“个体即国家”的国家利益界限,一个是法律界限。在国家利益界限与法律界限内,“让子弹尽情飞翔”。

谣言,不是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信息公开、流动与竞争。如果是谣言,辩论会将谣言击得粉碎;如果不是谣言,我们何惧之有?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谣言”、偏见、虚假以及不实的信息。真实、真相、真理是在无数的虚假信息、争论、碰撞中形成的。

“方方日记”不急于“定论”、“定罪”。假如方方日记违法,应该交给执法机关处理。如果方方日记没有违法,可以“让子弹多飞一会儿”。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对方方日记或批判,或抨击,或支持,或赞扬,或默许,或不屑,或中立……

只要充分表达即可,但有两个前提:

一是切莫以国家利益绑架,如果方方日记损害了国家利益,当由司法裁决;

二是表达不同观点的“公共成本”是一样的,不因表达观点丢工作、受胁迫等。



03

公域与私域的扭曲


有人担心,中国民智未开,下沉市场巨大,如果舆论成本一碗水端平,这群人定然占据上风,再加上水军作乱,定然掀起民粹、民族主义“旋风”,更无理性可言。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还有比公开平等辩论更好的办法吗?

有人说,还是需要引导,不同言论的成本不同,让民智更开化、言论更和谐。

问题是,两千年来,历代圣君及士大夫没能调教出一个牛顿或亚当·斯密。到了晚清,好不容易出了个“开眼看世界”的人——徐继畬,也被“圣人”给“扼杀”了。

国人皆知魏源的《海国图志》,但没听过与魏源同期的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我也是在腾讯新闻的《短历史》一文中才了解此人(《1848年,一个「正眼看世界」的人被时代抛弃了》,言九林)。

《瀛环志略》或许比《海国图志》更加客观,徐继畬在第九卷评价华盛顿时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

但是,该书出版后,帝师史策先抨击这本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即拟上章劾之”。徐继畬因《瀛环志略》声名狼藉,遭众多官员联名弹劾,蒙受袒护“夷人”之罪,先被道光降职,后被咸丰革职。

百卷本《海国图志》摘抄转帖了《瀛寰志略》对美国的介绍,却删去了徐继畬称赞华盛顿一节。

曾国藩、翁同龢等人掌握顶级古典智慧,但依然未能挽救中国。古典智慧需要与现代科学、近代思想碰撞,只有经历了观点的冲击、思考的煎熬,认知才能进步。帝师教导反而成了真正的障碍。

如果公共舆论的成本不一,那么信息就会割裂,碰撞、交流与争论便越来越少,群体都生活在自己的围墙中,主动绝于世界。

如此,容易形成了第三重扭曲:公域与私域的扭曲。

舆论逐渐形成三种格局:

一、公共舆论单一化繁荣。

在公共舆论领域,成本最低的言论将大行其道,成本高的言论则逐渐“私域化”。微博、今日头条、百度、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都属于公共舆论平台,这种平台采用流量分发模式。这是一种舆论控制力极强的模式:平台将大流量分发给成本低的文章与视频,不推荐风险指数较高的内容。

大量的自媒体为了趋利避害,获取粉丝与流量,纷纷加入创造、转发低成本内容。如此低成本内容异常繁荣,动辄百万、千万阅读,几万、十几万转发。

这是一种成本(风险)导向性创作。结果是,公共舆论的内容呈现单一化繁荣。

一般而言,公共舆论反映一国的民意。但是内容单一化的公共舆论,能否反映社会民意的全貌,值得商榷。

比如,“英国首相约翰逊进入ICU”的微博,有41.5万“点赞”。与8亿多网民相比,41.5万点赞确实太少,但若不是微博临时关闭这一功能,这个数据可能要多得多。另外,评论区的点赞靠前评论,多带有嘲讽、打击之意。

如今,欧美国家更加关注中国的公共舆论。现在也有不少自媒体将中国的信息,翻译到推特、FACEBOOK上。试问英国人看到这条微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想,这41.5万“点赞”定然无法“代表”所有中国人的想法。但是,我们无法阻止英国人认为这就是中国的社会民意。

问题是,不同的声音哪里去了?

一部分不同的声音被淹没在嘲讽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更多的不同声音已经离开了公共舆论领域。很多人已不再上微博、头条,更没有下载抖音、快手、B站。

他们去哪儿了?

二、半私域舆论“各自为阵”。

他们很大一部分人去了“半私人半公共的舆论空间”,如微信公众号、微信群。

与头条号不同,公众号是订阅模式。每一个大号自媒体,以独特的观点、风格,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读者。

有调查显示,快手、抖音、B站与微信公众号的主要用户群体重叠度很低。公众号主流用户中,不少与公共舆论空间隔离,极少关注、参与公共舆论中的话题。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交流,接受自己喜闻乐见的信息。

虽然一些公众号大号也会将文章发到头条等平台,但是获得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有些文章在公众号中备受追捧,但到公共舆论平台却或被无视,或被打击。这也可看出,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群体。

一些公众号会冒着删帖封号的风险,发表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往往不会在公共空间中展现。这两个群体人偶有碰撞,甚至爆发激烈冲突,但久而久之,互不理会。

当然,在半私域中,各个群体也是“各自为阵”,就像一个个深井,井水互不“侵犯”,群体互不交流。有些人会关注很多号,但常读号也就那么几个。

三、私人舆论空间被挤压。

还有部分人回避了公共舆论,回到了私人舆论空间。私人舆论空间的成本是最低的,不需要承担任何公共责任。

但是,如果公共舆论成本增加,舆论私域化,容易模糊私人舆论与公共舆论的边界。这会挤压私人舆论空间,抬高私人舆论的成本,人们担心私人舆论“公共化”。

私人空间是言论的最后一块阵地。

为什么对私人空间的言论要更加宽容?

古代圣人教育人们要“慎独”——“君子慎其独也”,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守本分,别干坏事。这样圣人可以更低的成本维持稳定。

其实,表达需求,是人生存的基本需求。考虑到公共舆论的成本,很多人会选择在私人空间中“畅所欲言”。私人空间可以满足人们的充分表达欲,把人性的“恶”如愤恨、痛苦,宣泄出来。

有个段子,老婆在一生中有无数次想杀死自己的老公,无数次想跟他离婚,甚至买菜的路上都想把他剁了,但还是买完菜做饭给老公吃。

近些年,有些公众人物的私下言论被曝光,公众大跌眼镜,对其大加批判。其实,任何人的私人舆论都会“见光死”。最糟糕的是夫妻反目大爆料,因为我们往往会把最“丑陋”、“邪恶”的一面告诉自己最亲密的人。

所以,需要保护好私人空间的舆论,切莫将私人舆论公共化。

公域与私域的扭曲,导致公域与半私域之间割裂,半私域之间相互割裂,私人空间被挤压,缺乏对话、交流、碰撞,认知进步更加缓慢,误解则更加艰深。

1876年美国联邦工程兵亨利·马丁·罗伯特将开会规则集结成书,即《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并不深奥,如第10条文明表达原则:“不得进行人身攻击,不得质疑他人动机……”

1917年,孙中山将《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并改编为《民权初步》。他认为:“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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