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中美国”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中美真的要脱钩了吗？
2007年，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Chimerica），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可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如今全球最大的市场与世界最大的工厂打起了贸易战，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立日趋严重。
两国巨额的双边贸易，还能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吗？
本文《世界秩序：逆全球化，去中国化与“软脱钩”》从两国贸易结构的角度，以全球化秩序崩塌与重构为线索探索中美关系。
本文逻辑：
一、中美贸易与关系脆弱性
二、中美冲突与旧秩序崩坍
三、中美融合与个人全球化
2018年初，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美国真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更不相信如今正在争论的中美硬脱钩。
理由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国，还是全球第二大的商品进口国。
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商品贸易国、第二大商品出口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国。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8年全球贸易总额为39.342万亿美元。中国第一大贸易国，进出口总额为4.62万亿美元，占比11.75%；美国为第二大贸易国，进出口总额为4.278万亿美元，占比10.87%。
老大、老二打贸易战，世界不翻天了吗？
理由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工厂，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
据海关统计，2018年我国对美国进出口4.18万亿元人民币，占进出口总值的13.7%。其中，对美出口3.16万亿元，自美进口1.02万亿元，贸易顺差2.14万亿元，扩大14.7%。
最大的工厂与最大的市场硬脱钩，全球产业链不就崩盘了吗？
理由三：中国长期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长期是中国的第一大债务国。
2018年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为1.177万亿美元，中国官方储备的外汇资产为3.134万亿美元，其中多数为美元资产。
最大的债务国与债权国剑拔弩张，世界还能安宁吗？
在全球化时代，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不过，两国华丽的贸易数据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误解。拨开云雾，透过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美关系的脆弱性，以及两国经贸的结构性冲突。
第一、中美贸易规模大，但两国经贸级别低、合作层次浅。
经济全球化演变从最初的贸易全球化，逐步深入发展到信息、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全球化，再进一步发展到财政、货币、国家主权、价值观、婚姻、生活的高级全球化。
美日欧已进入要素全球化阶段。欧元区达高级阶段，统一货币，协调财政，共商外交，共建国防，自由通婚。欧洲曾经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但二战后美苏争霸加速促成了欧洲命运共同体。如今欧元区国家已不可能打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很难再爆发战争。
中美经贸关系还停留在商品贸易的初级阶段，金融、技术、信息等要素交流及贸易太低，基本没有财政、婚姻等高级融合。
2018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4.18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多数是商品贸易，服务类、技术类、金融类贸易少。
虽然美国长期向中国转移普通制造技术，但是受高科技禁运限制，两国缺乏深度的科技合作，中国长期未融入国际技术标准与规则。
1949年美国出台了《出口管制法》，同时主导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高科技禁运。尼克松访华后，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华逐步放松防空雷达、通信、计算机等出口管制。
但是，1999年，美国国会发布了“考克斯报告”，对华高科技出口重新收紧。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对华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清单包括核材料、材料处理技术、电子技术、海洋探测技术等10大类。
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导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在中国同类产品进口中的占比连续下降，2001年时为18.3%，到了2013年竟已降至8.6%。
中国金融尚未开放，美国金融机构在华经营受限。两国处于两个不同的金融体系，中国未融入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指出，“中国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中，外资金融机构只占1.8%。与之相比的是，在同样近200万亿的工业、商贸资产中，外资企业资产占到了30%。”【1】
经贸关系是中美两国的压舱石，但是中美巨额双边贸易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牢靠。做出口生意的企业主便很清楚，虽然长期与美国人做生意，但是二者几乎没什么交情，订单说没就没了。
2018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为4.18万亿人民币；2019年这一数据便滑落到3.73万亿，下降10.7%。美国只是继欧盟、东盟之后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美国短时间难以找到这样的“世界工厂”。但是，2019年美国对中国减少了10%左右的进口额，美国国内并未出现物资紧缺或物价上涨。这说明这10%转移到其它国家或自主供应。
其实，中美这种基础不牢靠的婚姻容易被“第三者”乘虚而入。越南趁中美贸易战之机全面快速开放，2019年第一季度越南对美出口同比增加近40%。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健全的产业网络，但是产业网络构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龙头企业迁移，相关上游供应商也随之过去，加上基础设施，一个产业网络很快形成。这些与美国做生意的人不少还是中国人，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第二、中美贸易结构严重畸形，两国经济结构失衡。
中国对美国长期顺差，顺差额持续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则长期赤字。
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3.16万亿元，自美进口1.02万亿元，贸易顺差2.14万亿元，扩大14.7%。若以美元计价，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3233.2亿美元，同比扩大17.2%。
很多人支持贸易顺差，认为贸易顺差可赚取更多的美元。这其实是一种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在其著名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第二章中提出，增加我国财富的基本手段是赚取贸易差额：“我们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的价值要大于我们所消费的外国商品的价值。”【2】
其实，国际收支平衡对两国经济是最有利的。长期的、巨额的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都会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长期失衡、扭曲，国际收支失衡触发了阈值，爆发贸易战。
有人说，中国对美国长期顺差是两国比较优势的结果，两国贸易保持互补关系。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及廉价商品，与美国相对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形成互补。
从贸易结构数据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集中在机电和轻工消费品，如机电、音响设备及其零件占到了46%，纺织原料及纺织品占10%。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品，集中在机械、汽车、航空、光学、医疗设备等。
但其实，如果两国长期保持互补型贸易，说明这两国间的要素长期无法流通，价格长期被扭曲。既违背经济规律，又容易引发经济失衡、贸易冲突。
怎么理解？
从贸易的起源理论来看，互补型贸易符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是，很多人忽略的是，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严格前提，那就是“在一国内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在国际间不流动”。
假如中美两国的要素市场是开放的、自由化的，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维持不了太久。为什么？美国劳动力价格高，中国劳动力会向美输出，从而压低当地工资；反过来，美国厂商也会选择在中国设厂，以降低成本。后者情况已发生，只是程度上还不够。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人口红利”。其实，人口红利并不值得骄傲。相反，长期的人口红利说明要素无法自由流通导致劳动者收入低下。久而久之，内需不振，经济增长日趋乏力。正如当下，疫情全球化叠加贸易战，贸易一旦受阻，只能依托内需，但全国有6亿人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内需不足，消费低迷，经济动力缺失。
很多人说，美国不会放弃中国14亿人的市场。但其实，中国14亿人只给美国带来1500多亿美元的出口，而美国3.3亿人给中国带来了4700多亿美元的出口（2018年）。主要原因是美国GDP虽只有中国的1.49倍，但人均GDP是中国的6倍，消费能力强劲。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度大于美国对中国。
所以，中美两国庞大的互补型贸易及国际收支失衡的背后，是要素市场失灵下的畸形贸易、经济结构、财富结构失衡的代价，以及经济失速、贸易冲突的潜在危险。
如果两国开放要素市场，人才、资本、科技、信息等要素价格趋同，互补型贸易量则逐渐减少，要素型贸易会增加，属地化生产则得到强化，会同时出现要素全球化扩张。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发展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时，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萨缪尔森通过研究发现，两个国家发生贸易，如果要素市场自由化，那么这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会逐渐削弱甚至消失。
两国长期维持比较优势，互补型商品贸易与日俱增，要素贸易受限受阻，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中美今天之所以走到火山口之中，是因为两国四十年的贸易之路实际上越来越偏离经济规律，最终触发两国矛盾的阈值。
为什么中美两国要素无法自由流通？为什么两国坐视国际收支平衡恶化？
客观原因是国际秩序（这里主要指全球化经贸与金融秩序）的问题，主观原因是两国经济体制及政策差异。
当今的国际秩序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由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1980年里根改革开始，美国重新主导了全球化经贸及金融秩序。
当今全球化经贸及金融秩序以美元为基石，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这个体系依然延续了布雷顿森林时代的特里芬难题。
所谓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定然需要不断地向海外输出美元，如此会导致美国长期逆差；长期逆差又难以维持美元的币值稳定。简单来说，美国无法同时做到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
为了满足国际市场对美元需求，美国必须向海外输出美元，同时输入商品。如此，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早期对日本赤字，后期对中国赤字。由于出口持续下降，产业空心化，美国进一步借助美元强化金融地位。这就导致了美国国内经济失衡。
中国、日本赚取的大量美元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国债），将美元回流到美国本土。这就导致中美两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
特里芬难题的本质是，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又是“世界货币”。这体现了贸易全球化与货币主权化之间的矛盾。特里芬难题如鲠在喉，是中美贸易走向极端的客观因素，也是全球化秩序崩溃的内在动因。
中美冲突是全球化秩序崩溃的表现之一。全球化秩序崩溃于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引发了欧美世界的民粹运动，美国精英们如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深刻地意识到，全球化秩序是一个“强美元、强金融、高赤字、高泡沫”的失衡秩序。
金融危机前，全球贸易总额达历史峰值，但贸易差额也达峰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显示，1980年全球贸易顺差额仅为139.2亿美元，世界GDP占比仅为0.11%；然而，2007年全球贸易顺差额为4130亿美元，世界GDP占比高达0.7%，与1980年相比，贸易顺差额增加了近31倍。
失衡的全球化经贸秩序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美国金融泡沫化，制造业空心化，华尔街纸醉金迷，铁锈地带芳草萋萋，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负债率持续上升，最终引爆了金融危机。
在美国，1989-2007年，占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的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增加了160%，占人口75%的中等收入阶层增加了93%，占人口5%的高收入阶层只增加了18%。
在上一篇文章《穷人通缩，富人通胀》中，我整理一下世界经济根问题之“底层逻辑”：
经济全球化与财政主权化、货币国家化之矛盾—美元使用费用之矛盾—美元与国债悖论—国库通银库—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扩张—资本市场通胀—贫富差距扩大—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市场通缩—经济衰退、萧条……形成了“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高泡沫、高债务”之经济格局。
这一底层逻辑便是全球化秩序的问题所在。美国建制派不但没有缓解“特里芬难题”，还利用美元的强势地位，持续扩张美元，向全球大规模地输出资本。如此，加剧了贫富差距，富人借助廉价货币追涨金融资产，引发金融泡沫危机，穷人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市场通缩，陷入低增长。
所以，中美关系的分水岭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始于旧秩序的崩塌。但是，中国社会精英并未察觉到这一点。
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贸易额持续下滑，但国际收支却持续恶化。2012年，全球贸易顺差额是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近2倍，达到历史最高峰7180亿美元，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也进一步提升，高达1%，贸易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
奥巴马执政八年，无为而治，掩盖了矛盾，无力修复全球化秩序。很多人感到奇怪，奥巴马对中国相对温和，为何特朗普如此“癫狂”？
实际上，过去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主要是建制派（掌权派、既得利益者）、华尔街、跨国公司构建的，里根、克林顿、奥巴马、希拉里是这一秩序的受益者。过去的全球化秩序并不是一个惠及所有人的秩序。旧秩序的崩盘，是全球化经济失衡、社会撕裂的结果，也是底层社会对既得利益者的挑战。
但是，2016年特朗普逆袭希拉里赢得大选，美国建制派失去了白宫掌控权。为了兑现对铁锈地带、农业州选民的承诺，特朗普一上台便掀桌子，到处退群、喊话、威胁，把旧秩序砸得稀巴烂，中美贸易战爆发。
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压低汇率价格，扩大出口，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对美国顺差的原因不是比较优势，而是人为干预汇率。
很多人对贸易顺差赚取外汇有着天然的迷信，认为巨额外汇储备是金融的护城河，不用担心金融开放的风险。
其实，金融开放的国家，外汇储备反而不需要这么多。通常，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其外汇持有规模占GDP的10%左右即可。而中国的外汇占款规模为21.2万亿人民币（2020年3月），占2019年GDP的21.4%。巅峰时期，外汇占款占央行资产的83.29%，是人民币最主要的信用资产。
有人说，央行持有更多的美元，人民币的信用不是更高吗？同时，我们还持有一万多亿的美国国债，是美国第二大的债权国。
在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房产、股票、货币等经过国际市场的反复博弈，接受了国际定价，反而不需要天量外汇来“守国门”，甚至可使用本国国债及证券来发行货币。在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藏汇于民，外汇使用效率高。中国的情况相反，金融未开放，官方通过结汇制度积累天量外汇来稳定汇率和人民币信用。
另外，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国有企业及市场准入壁垒，阻碍了要素市场流通，导致了国际收支失衡。
过去，在建制派时代，美国华尔街、跨国公司默许中国的现状。1995年，克林顿政府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克林顿政府及建制派的一贯策略是一步步试探中国，美国商会相信通过大规模的经贸合作，中国也会走向全球化市场经济。
很多人问，中国有14亿消费市场，沃尔玛等美国跨国公司愿意放弃吗？在华跨国公司与建制派是一伙的，特朗普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对华“接触政策”已被否定，打压中国成为了政治正确，建制派、美国商会在华问题上陷入了被动。
总之，在旧的全球化秩序中，中美两国要素市场长期扭曲，资源配置不充分，长期维持互补型贸易，两国贸易结构及经常账户长期失衡，贫富差距扩大，金融危机爆发，触发了美国社会矛盾，建制派垮台，特朗普政府掀翻了桌子，打到了原本在旧秩序中与建制派一起吃饭的中国。
全球化旧秩序的崩塌，是全球化的失意者对既得利益者发起的挑战。
美国难道不是在针对中国吗？
中美关系是特朗普政府摧毁旧秩序、重构全球化秩序的一部分。我一直不认同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一说，但两国若没能就新的贸易规则达成共识、深入合作，美国定然会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如今，中美关系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上。
旧秩序坍塌，中美畸形的贸易结构难以为继，中美巨额双边贸易额不足以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更何况两国尚未建立真正的全面的友谊。
新秩序正在构建，中美之间充满着各种情绪、噪音与利益，双方需重新回归到压舱石上，扭转畸形的贸易结构，建立与新秩序相适应的双边贸易规则。
突破点是要素自由化、全球化，即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制度障碍，促进两国信息、人才、科技、金融等要素流通。
要素自由化、全球化，促进中美互补型贸易向重叠型贸易转型。它是缓解旧秩序中国际收支及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也是构建新秩序方向。
以美日贸易战为例。
二战后，美国与日本是互补型贸易，美国在日本投资设厂，日本出口廉价商品到美国。
1955年日本对美棉纺织品出口达同类进口总额的54.7%，引起了两国棉纺织品贸易摩擦。此后，日本合成纤维、钢铁、彩电、汽车等逐步占领美国市场，也同样引发两国贸易摩擦。
从1960年到1979年，日本对美国出口额从216.4万美元增长到824572.7万美元，增长了3809.4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手表、电视机、录音机、台式计算机、摩托车、科学仪器、金属制品、合成纤维、钢铁等。
但是，经过几十年贸易摩擦后，美日双方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规则，发展了更为稳定的重叠型贸易。
什么叫重叠型贸易？
比如日本向美国进口汽车，美国又向日本进口汽车。日本出口发动机给美国，美国出口汽车电池给日本。
如今日本对美国出口量最大的是发动机及小轿车、飞机及直升机零部件、机动车辆用变速箱，以及知识产权、金融等服务贸易。
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粮食饮料、工业原材料及配件、汽车及飞机交通运输成品及配件，以及知识产权、资本性服务贸易。从贸易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如今美日两国以重叠型贸易为主。
重叠型贸易如何形成？如何从互补型贸易到重叠型转型？
两个存在代际差的国家，容易发生互补型贸易。但如果两国要素自由流通，原始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互补型贸易逐渐走向重叠型贸易。
从互补型贸易走向重叠型贸易，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否打破互补型贸易的要素壁垒？
1979年开始，日美两国开始就汽车贸易展开拉锯战。1980年5月，日本决定采取开放市场措施（取消零部件的关税、简化进口检查手续)。从1982年开始，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相继在美国进行投资生产。
日本车企进入美国市场后，从1983年6万辆产量，很快上升到1989年的125万辆。后来，丰田汽车甚至力压美国通用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厂商。另外，本田、马自达、日产、三菱都成为名列前茅的车企，而美国如今只剩下通用和福特，克莱斯勒在金融危机中破产。
如今，日本与美国的汽车及零配件（发动机）相互进口，完全实现了重叠型贸易。
在要素市场的国际化、自由化过程中，日本企业在日美贸易争端中主动求变，对外投资。如今，日本一半的产值来自国际市场。所以，重叠型贸易一大特点是广泛的要素贸易，包括对外投资、技术贸易、共同研发等等。
二、是否完成产业技术升级？
2000年之后，日本企业纷纷剥离了终端业务，他们向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领域成功转型。例如，松下从家电，扩展至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商务解决方案等领域；夏普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汽车、食品、水、空气安全领域和教育产业。
如今，日本在商用领域的大型核电、新能源、氢燃料电池、电力电网、医疗技术、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机器人研发及高精软等建立全球竞争优势。
所以，日本与美国的互补型贸易是建立在技术迭代升级之上的——市场开放，竞争加剧，要素流通，资源共享，促进技术创新。
只有建立了技术优势，才能真正摆脱以廉价优势为主导的互补型贸易，才能跻身到国际市场中建立重叠型贸易。
为什么说重叠型贸易符合全球化新秩序的趋势？
互补型贸易是两国初期的贸易模式，建立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之上。互补型贸易的比较优势指向单一的价格，容易受汇率政策、经济政策及人为干预，从而引发贸易摩擦。
反过来，这种模式下，打贸易战的成本相对低，而且打击目标比较精准。在互补型贸易中，“卡脖子”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容易遏制弱势一方的贸易“咽喉”。
重叠型贸易是两国可持续发展的贸易模式，建立在要素自由化及技术比较优势之上。这种贸易关注的是需求端，双方的产品是否受到对方消费者的青睐，基于各自产品的技术、设计以及多方位优势，而不是单一的价格。
当下，很多人对卡脖子的认识陷入了一种民族主义式误区。通用芯片、核电电网、发动机、人工智能算法、机器人、操作系统、光刻机、生物医药等等，“卡脖子”技术非常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掌握所有核心技术。强如美国、日本，也有“卡脖子”的技术在别人手上。
在重叠型贸易中，双方相互“卡脖子”，美国掌握了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算法，日本掌握了飞机发动机、光学精密仪器。美国有机器人、变速箱，日本也有。如此相互卡脖子，自然不会卡对方的脖子。
全球化是个人的全球化，国际市场是一个全球化的自发秩序。
重叠型贸易不仅有商品贸易，还包括大量的技术、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贸易，尤其是国际资本投资，跨国公司设厂，共同研发设计，以及大量产业内的复杂贸易关系。如此，重叠型贸易可以降低互补型贸易商品的单一性和价格竞争的单一性，可以促进全方位合作，多元化互利，深度渗透，高度捆绑。
重叠型贸易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它犹如人体神经网络一样将不同性格、肤色的人联系在一起。各个产业、各个公司、各个消费者因完全不同的偏好相互贸易，不由价格单一指标的决定。国家意志和力量很难渗透到由不同企业、产品及消费偏好编制而成的复杂的贸易网络之中，政治强人的意志被淹没在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旧的全球化秩序中，中美要素市场没有完全打通，两国经贸未惠及到所有人。从“三零”贸易规则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来看，信息、人才、资本、科技在“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中自由流通是大趋势。
所以，中美要素自由流通，推动两国互补型贸易向重叠型贸易转型，缓解旧秩序下中美国际收支及经济结构失衡，符合新秩序之大势。重叠型贸易，才是可持续的贸易结构，才是中美两国的压舱石。
要素自由化，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互补型贸易到重叠型贸易，是中美贸易史上的一道坎，是中国贸易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的一道坎。
旧秩序崩塌，巨额贸易背后隐藏着两国关系的脆弱性及全球化失衡。新秩序正在构建，双方需要谨防借民族主义旗号煽动中美关系，以阻碍改革开放，捍卫既得利益之目的。正如罗曼·罗兰在大战爆发前就不断向人们呼吁：
“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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