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途
这是一届非同寻常的大选。
拜登赢得了历史第一的选票数量。第二是谁？特朗普。
这说明美国众多选民都行动起来了。这两拨激烈对抗的势力，以投票的方式努力地捍卫各自的利益。美国社会在政治主张、经济利益、对外政策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达到了历史级别。可以预测，执政党下个四年执政的难度。
大选落下帷幕，或许只是个开始。
本文“美国的迷途”并非说美国大选导致社会撕裂，也非指特朗普或拜登登台将美国引入歧途，而是透过大选揭示美国可能面临的宪政危机：信用货币及金融全球化下的制度漏洞—政治自利—既得势力—公地悲剧—挑战美国民主与自由。
本文目录
二、政治周期
三、政治危机
（正文9000字，阅读时间40'，静心阅读，感谢分享）
政治自利
如果从里根时代开始算起，民主党与共和党几乎打成平手。共和党赢得了6次大选，民主党5次，但共和党的老布什、特朗普（假设败局已定，下同）都没能连任，民主党的克林顿、奥巴马都成功连任。这次拜登赢得大选，说明民主党逐渐扭转了里根以来的被动选情。
通过上一篇《大选的真相》，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主党的选民基础要比共和党更庞大。投票率越高，对民主党更有利。新冠疫情、黑人运动、底层社会矛盾以及特朗普主义激发了人们的投票参与率，这成了特朗普败选的重要原因。共和党很可能因此陷入“特朗普悖论”：对抗越激烈，投票率越高，越不利于胜选；对抗越不激烈，越默认现状，越无胜算可能。
有人说，特朗普的败选，并不是拜登的胜利，是反特朗普集团的胜利。没错，这是美国平衡政治决定的。
所谓平衡政治，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在持续斗争中趋于平衡的政治。换言之，美国的政治体制本身就鼓励竞争，从竞争中获取各自的利益。大洋彼岸的吃瓜群众，对美国的政治斗争嗤之以鼻，认为那是一场闹剧、丑闻以及虚伪的民主表演。但是，美国选民可不这么想，他们有时会说“选谁都一样”，但是常常还是亲自投下那“神圣的一票”。其实，选票谈不上“神圣”，而是“事关自己的利益”。
这种斗争性的平衡政治，不同于英国传统的精英政治，也不同于法兰西民主。它遵循的是亚当·斯密的自利原则。
我们知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自利即公利的市场原则。这一经典表述送给了我们每天早餐时都可能遇到的面包师【1】，其思想源自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2】。曼德维尔的表述比斯密更加生动有趣，但遭到了包括斯密老师哈奇森在内的众多学者的批判。换言之，就连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最开始也不完全接受这一主张。
自利原则，与东西方道德家千百年来主张的善良与仁爱背道而驰。人们很难相信，人人为己的社会是繁荣与和平的社会。但是，反对者的批判往往是无力的。因为基于自利原则的自由市场确实给每一个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每一个人也无法驱除内心深处的自利，反对者的行为本身也是遵循于自利原则。
经济学家将自利作为一种“假设”来处理，以使社会公众更容易接受。后来，美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给出了达尔文式的解释。美国经济学家阿曼·阿尔钦的解释或许更加睿智。他说，自利是优胜劣汰的结果。人天生是自利还是利他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自利，无生存”。
政治上，是否也是如此？
所有政治家都会说，我当选是为了全民利益，拯救“美国的灵魂”。甚至，千百年来民众抱有对政治“贤人”的期盼。但是，政治家也是人，他们若不自利，亦无法存在于世界。
有意思的是，英国人是不能接受这一点的。英国政治精英在经济上完全接受了斯密的自利原则，但是政治上却主张斯密好友、英国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遵循精英主义传统，而不是基于自利原则的“斗争政治”。斯密晚年，英国首相、托利党人小皮特带领内阁高管拜会斯密说：“我们都是您的学生”。（推荐《思想家，亚当·斯密》）
其实，美国人才是斯密最忠实的学生。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反对英国对美国的殖民政策。富兰克林等美国开国者们对斯密颇有好感。
在美国开国者中，除了汉密尔顿亲英，杰斐逊、麦迪逊等都是亲法反英的。他们厌恶英国的精英政治传统，唯法国马首是瞻，推崇法兰西民主。但是，法国革命党砍掉了国王路易十六的头，虐杀了几万法国贵族，美国开国者们吓了一跳，开始独自摸索自己的政治体制。
开国者们经过来回的拉锯博弈，最终形成不同于英法的宪政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基于自利原则的斗争性政体。这一政体的形成本身也是“自私自利”斗争出来的。主要是杰斐逊派与汉密尔顿派之间的斗争。这两者的斗争，其立国思想、政治主张及意识形态的分歧延续至今，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斗争之源。
所以，美国的政治，立国以来就是斗争性政治。每个选民、政治家、党派、白宫、州政府、参众两院、最高法院及美联储，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策的。只是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承认这一点。上个世纪7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将自利原则引入政治中，揭开了政治家的面纱。2016年共和党特朗普上台彻底扯掉了政治家的遮羞布，让我们看到美国政治斗争像一场场尔虞我诈、丑态百出的宫斗剧。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自利，不生存”，200多年来，美国的经验证明这种基于自利原则的斗争政治是可行的（不完全认同，有前提条件，第三部分分析）。
有意思的是，民主党更适应政治自利，更倾向于实用主义，更擅于政治斗争。共和党则相反。为什么？
共和党在经济上采用自由主义和自利原则，在政治上则倾向于汉密尔顿继承的英国保守主义及精英原则。
先解释一下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是一个学术术语，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保守派、保守主义是不同的。需要明确的是，世界上只有一种保守主义，那就是英国的以及继承英国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在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在文化和社会变革上主张自发演进，即精英原则——被左派认为是保守的。
所以，共和党的优势是，他们在经济上很成功。共和党在镀金时代带领美国走向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共和党在政治上很失败。他们总是一副精英主义的傲慢姿态，跟经济学家一样，懒得跟选民解释“人尽皆知的道理”。
在一次大选集会上，一位选民反复对老布什说些什么，老布什没能听清。民主党人借此讽刺老布什，共和党的精英听不到民众的诉求。
上一篇文章，我们讲到了列奥·施特劳斯这位“新保守主义之父”【3】。施特劳斯从民主、自由的内涵上指出了根本性问题，反对相对主义。小布什政府不少官员及幕僚是他的学生，奉行施特劳斯的绝对主义。什么意思？
施特劳斯门徒们懒得向民众解释，直接告诉你们普遍真理，你们照着做就行了。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傲慢。在小布什时代，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逐渐远离了国内民众。同时他们在国外推行普世价值，不接受民族特殊论、国别相对主义。他们因此被认为是华盛顿的鹰派。
共和党的精英传统导致其政治上的失败，至少在群众工作上被民主党完爆。一旦没有经济支撑，经济衰退或危机爆发，大萧条时的大选、滞胀危机时的福特连任大选、经济衰退时的老布什连任大选、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大选、疫情时的特朗普连任大选，共和党无一例外的败选。
反观民主党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秒杀共和党。民主党奉行干预主义，导致其经济成就远不如共和党。于是，他们必须在政治上采用实用主义原则，在意识形态上赢得广大选民的拥护。
比如，最初民主党主张蓄奴，痛恨银行，保护农民和地主。但是，后来的民主党人威尔逊、小罗斯福、约翰逊三位总统采取实用主义政策，成立美联储，支持工会，实施新政，推动平权，成功地将银行家、工会、工人、底层民众、女性、黑人、少数裔、环保主义者、知识分子揽入票仓。知识分子更多地支持民主党，足以看出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败。
所以，美式平衡政治，是基于自利原则的斗争性政治。纵观历史，共和党“经营”有余，“武功”一般，“文治”残缺；民主党“经营”糟糕，“武功”有余，“文治”杰出。
政治周期
拜登当选，在内政外交上都会奉行自利原则，实施有利于自己、民主党、左派及选民的政策。民主党与共和党不同政策，造就了美国的政治性经济周期。政治性经济周期，最早（1943年）由芬兰经济学家卡莱斯基提出。
政治性经济周期，典型的是总统大选周期。1960年代，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和经济行为的分析应该是一样的。政治家也是为其政治目的而行事，总统目标是再次当选最大化。
谋求连任的总统占据主动权，可以通过扩张财政制造有利于胜选的经济景气及股票繁荣。在野党候选人往往会夸大承诺，尤其是福利承诺，以赢得选民的支持。这种（承诺）收买选票的行为，是一种政治投机行为。
美国连任大选有一条铁律，那就是股票定律。美国历史上十二次大选中，有十一次股市在任期内涨幅超过20%。在这种情况下，寻求连任的总统皆获得成功。
今年新冠疫情重创美股，特朗普与美联储立即大规模救市，股票最终V型反弹。股票虽然收复失地，但是特朗普依然败选。股票铁律在特朗普身上并不“铁”。
美国大选还有两条铁律：赢得战争成功连任；经济糟糕丢掉大选。这两条铁律同时发生在谋求连任的老布什身上，最终老布什失败了。这说明内政，即经济，对大选更为重要。因为对外战争，美国输的概率太低。
最近40年，谋求连任失败的总统只有老布什和特朗普两位。主张干预主义的民主党比共和党更擅于利用政策谋求连任。
1947年，经济学家阿克曼指出，总统选举周期影响经济政策和经济周期，即党派政治性经济周期。从1857年开始，美国政治周期（联邦政府和国会）是：1857-1932年共和党主导、1933-1952年民主党主导、1953-1968年转折期、1969-1992年共和党主导、1993-2020年两党交替。
两党不同的施政理念及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产业发展、赤字规模、公共用品、社会福利及大型企业影响巨大。
民主党在经济上强调政府干预，向富人征税，主张提供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等公共福利，偏好文化及科技产业。例如小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以及奥巴马都是民主党人，他们都推行了政府干预措施，大幅度提高了社会福利，颁布了社会保障相关法令。
共和党在经济上提倡小政府、自由主义，主张放松管制及减税，偏好制造业。里根、小布什和特朗普共和党总统，都推行了大规模减税，放松了对市场的管制。
里根政府推动了信息技术发展，但加州的技术精英居然倒向了民主党。这是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
一是由于制造业被共和党把持，民主党在最近40年努力扶持文化及信息技术产业，以争取该领域的支持。
二是信息技术公司与华尔街密不可分。信息技术公司的天使、风投资金多数来源于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而后者是民主党的票仓。
三是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败。民主党支持移民和同性恋，主张文化宽容，硅谷的半数精英都是移民者、少数裔，少数精英领袖是同性恋。而共和党倾向于精英的移民政策及普世性的文化主张，不符合少数裔和多样性群体的胃口。
四是技术极客推崇绝对平等主义，民主党的激进主义是他们的菜。
对外政策方面，共和党与民主党也存在各自的倾向性，形成政治性贸易周期。通常，民主党上台后会推行相对宽松的自由贸易，而共和党则偏向于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这一结论似乎并不与历史完全相符。比如，民主党人小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制定了《互惠贸易协定法》，并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又如，共和党人尼克松总统通过了包含301条款的《1974年贸易法》。可见，两党均搞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这里需要区别两种政治因素：竞选话术和国家利益。
比如，最近20年，美国每一届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都大打中国贸易牌，都向选民承诺限制中国。对华牌是美国总统竞选的必选项。这就是竞选话术。
比如，小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搞保护主义。这就是国家利益，尽管这样对国家未必真正有利。共和党人尼克松在70年代打破对华“坚冰”，这也是国家利益。因为当时美在冷战中趋于被动，中苏又僵持，促成中美“握手”。
过去40年，中美两大蜜月期，80年代和入世后到金融危机前，都发生在共和党执政时期。但是，共和党人特朗普又推翻了过去的中美关系，包括尼克松和小布什的外交成果。这是为什么？
这也是国家利益。小布什时期反恐是国家利益，为了赢得中国的支持，小布什联合克林顿说服了华盛顿鹰派，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特朗普认为，中国入世及与中美贸易，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如今，拜登对华政策会有哪些改变，能否扭转中美关系？这是彼岸民众颇为关心的。
中文网络上的分析几乎出奇一致，拜登上台中美关系会缓和，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抑制或打压战略不会发生改变。
这种分析并不准确。如今，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拜登的支持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发生了根本性分歧。特朗普为了获取更多支持，将中美矛盾上升到国家利益的“政治正确”层面。拜登则批判特朗普刻意制造对立，认为“中国只是竞争对手，俄罗斯才是敌人”。
拜登执政对俄罗斯是不利的，但对中国的政策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但有两点需注意：一是嘴上依然会叫得凶，叫给选民听；二是中美会在过去的框架下，如世贸组织下进行协商，改变一些规则。
有人问，难道拜登敢冒违背国家利益、政治正确以及选民意志的风险吗？
当然不会。但问题是，如今的美国，在“国家利益”上无法达成共识。美国的斗争性政治正在趋于恶化，政治自利没能创造公共利益，反而在破坏国家利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得不回到开头的美国开国者们确立的平衡政治去理解中美关系。
斯密的自利原则并不完美，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制度。政治学上说是公平正义的制度，经济学上说是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的制度。
经济学家一直将制度界定为外生变量，无制度环境依然可达成帕累托最优。其实，在没有制度保护的自由市场中，自利之花不可能开出公共利益之果。相反，自利定然纵容机会主义，引发外部性——污染、冲突、战争及公地悲剧。
所以，制度是内生的，好的制度增进效率，坏的制度破坏效率。什么是好的制度？那就是公平正义的制度。
后来，科斯提出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只要交易费用为零，产权制度确立，自由交易自然可达成帕累托最优。后来，科斯的继承者们（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条件下继续拓展，更加强化了各类经济组织及制度在促进经济效率方面的重要性。
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完全接受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原因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很多理论无法实证，诺斯等采取的历史主义方法论。这是主流经济学家最为反对的。换言之，他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缺乏科学性。
所以，时至今日，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以及共和党秉持的自由主义在无制度框架下“裸奔”。至少，他们没有建立包含制度内生性在内的完整的自由理论。同时，又表现出一副精英主义的傲慢。
为什么美国基于自利原则的平衡政治及自由市场又是成功的？
因为开国者们比经济学家更务实地建立了一套出色的宪政体系。美国的历史叙事，从五月花号开始。但是，建立了宪政后，美国才有完整的一以贯之的历史叙事。
什么是宪政？
有人认为，宪政捍卫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实不是。宪政是维护“真理”——公平正义，避免个人独裁，也避免民主引发的多数人的暴政。宪政保护的公平正义是不允许通过“多数人投票”推翻的，只能是罗尔斯式正义——不论出生，一视同仁。不得不说，这种表述也容易被贬斥为精英主义。
比如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文是：“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意思是，国会不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立法的方式，剥夺个人以上三大自由。
正是有了宪政，美国两党不管怎么斗争，“三权”不管怎么斗，政治家、金融家、企业家、知识分子、工人、选民怎么按照自利原则竞争，最终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趋于一致，结出令人称赞的善果。在公平正义的制度下（注意前提条件），政治斗争，舆论斗争，意识形态斗争，都是进步的。
其实，斯密早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指出：“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背正义的法律，就有完全的自由按自己的方式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同任何其他的人或其他阶层的人相竞争”【3】。
但是，最近半个世纪，正义的法律正在遭受挑战。
政治危机
近半个世纪，尤其是最近20年，美国的宪政遭遇挑战。从制度层面看，可以界定为宪政危机。若有耸人听闻之嫌，可解释为政治制度危机。一旦公平正义的制度被破坏，依据自利原则的政治道路定将误入歧途。
这是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美国宪法忽略了近半个世纪的两大新变化：一是金本位货币转向信用货币；二是贸易全球化转向金融全球化。
先看信用货币。
在宪政体系下，美国各派势力相互斗争，最终设计形成了权利分散的美联储。美国宪法将货币发行权赋予国会，具体的货币决策则采取精英原则，由主席及委员独立决策，不受白宫及任何个人的干预。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8款明确规定：“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美国宪法并未对美联储提出约束，也没有对政府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提出约束。在金本位时代，货币发行受硬约束，美联储体系问题不大。
但是，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名存实亡，美国进入信用本位时代。
信用货币没有黄金硬约束，发行纪律只能依赖于美联储的“精英”。于是，各种势力开始游说、干扰美联储。这相当于美国的宪政出现了第一个制度性漏洞：货币政策的公平性挑战。
典型案例就是尼克松总统谋求连任时对美联储的干预。连任大选前，尼克松给其政治盟友、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施压，希望后者降息增加就业。1971年10月10日的总统办公室的录音证实了这一点。要知道，此时尼克松刚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伯恩斯完全可不受黄金约束扩张美元。此后几个月，有两次录音显示，伯恩斯答应了尼克松提高货币供应增速的要求。数据显示，在尼克松连任竞选期间，M2大幅度上涨，增速普遍维持在12%以上，远远高于1970年前后的水平（6%以下）。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以上录音被曝光。尼克松被媒体批判为“政治投机分子”。伯恩斯这位在学术上享誉盛名的经济学家，被人批判为“当代最政治化”的联储会主席。二人合谋的扩张性政策加剧了滞胀危机的到来。这印证了诺德豪斯提出的机会主义政治性经济周期。
1979年，保罗·沃尔克执掌美联储，他极大地增强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但是，这一制度漏洞定然引发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谋求连任的里根也曾暗示过沃尔克。据沃尔克回忆录记载，当时他被里根召唤到白宫总统图书馆，与总统和幕僚长会面。会面地址没有安排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原因是，里根为了防止录音，避免重蹈尼克松的覆辙。
在信用货币时代，宪政这一漏洞被无限放大，政府、企业家、金融家、工人及选民组成利益群体，试图搭货币扩张之便车，将美联储沦为“公地悲剧”。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写了两本书《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的兴衰》（姊妹篇）。他在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时间长河里，小的分散的联合会会慢慢组建。像棉农组织、钢铁工人组织、工会等会有相当动机去组建自己的政治游说团去影响政策，使它偏向自己的利益。通常这些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科技进步的，同时支持政府扩张权力以提供更多公共用品。这些搭便车的既得势力越庞大，整个国家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国家也最终陷入衰落的境地【5】。
过去40年，美国既得利益者，包括建制派、华尔街、科技公司、部分黑人、福利主义者，大规模搭便车。2008年金融危机后，福利民粹主义崛起，民主党、共和党以及福利民粹主义选民彻底将美联储沦为“提款机”。美国进入了非理性的“吃大锅饭”时代。
信用货币的宪政缺陷，正好迎合了民主党的福利主义政策。这是民主党在最近20年能够逆转被动选情的关键。这也导致共和党的建制派站在了反特朗普的一边。
弗里德曼认为，美联储滥发货币其实是违宪的，但是美国的宪法并不明确。或许，美国还需要一个关于央行及货币的宪法修正案。与美国宪法相比，欧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欧洲央行的约束更强。根本上，经济学家还没有建立一套好的信用货币理论以及制度。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缺乏实操性最终误入了大央行干预主义歧途。这是一个需要大师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勇敢者的时代。
第二个宪政漏洞是金融全球化。
美国宪政管的是美国范围的事情，管不了全球化的事情。当世界进入深度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后，如何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全球化制度，是美国宪政面临的挑战。
比如，美国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将工厂转移到海外市场，而美国工人受制于国别不能在国外谋求工作，可能面临失业。这是金融全球化时代贫富差距扩大重要原因。又如，美国资本在海外建立特殊的垄断市场，形成了庞大的全球化既得利益网络。这既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也损害了海外市场消费者的利益。
全球化是国家制度弱化的过程，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全球化制度替代国家制度，经济全球化定然会陷入无效率。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美国宪政的漏洞不断放大，持续加剧了美国社会矛盾。或许，美国还需要适应于全球化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与他国共同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到这里，我不得不修正我在今年黑人运动时一篇文章的观点。在存有两大漏洞的宪政中，政治自利将美国引向迷途。
信用货币和金融全球化的制度性漏洞，正在挑战民主，打击自由，甚至可能引发宪政危机。宪政一旦出问题，美国的政治斗争则反过来加速破坏国家利益和个人自由。美国华尔街、跨国公司、科技公司、黑人、福利主义者、建制派组成的既得势力成为了赢家。每一次货币盛宴，华尔街躺赢，福利主义者躺吃，民主党建制派得心应手。然而，国家却在盛宴中沉沦。尽管国会试图阻止联邦政府扩张赤字，但每次以妥协告终。这说明美国现有的宪政体系根本无法阻挡既得势力对货币盛宴的穷奢极欲。
法兰克福学派左翼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撰写了一本书《单向度的人》。他在书中的言论极端，指责工业时代的人已经被“圈养”地失去了精神追求，只有物欲而没有灵魂，盲目地接受现实，将自身完全融入现实。
这群既得势力是信用货币及金融全球化的制度性漏洞的大赢家，他们不可能改变现有的全球化秩序。拜登和民主党建制派一定会固守原有的秩序。
但是，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就是受害者，他们是美国中产、工人、本土企业家、白人。这股势力，目前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大，他们试图破坏既得势力的货币“便车”以及全球化利益链。特朗普主义以及本土白人堂吉诃德式的攻击，只是改变的第一步，但仅此是不够的。
很多人在思考特朗普是否有翻盘的可能。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最高法院介入。但是，最高法院介入的可能性极低。最高法院是宪政的守卫者和最终仲裁者，但是一般不介入大选。因为一方面怕破坏三权分立，另一方面忌惮于掀开既得势力的面纱，触发不可收拾的社会运动。
当今美国的冲突，并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冲突，而是特朗普集团与反特朗普集团之间的斗争，旧秩序破坏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旧秩序破坏者，可能有建设者，也可能有纯破坏者，更多的可能是自我利益的角逐者。如果不堵住这两大制度漏洞，自我利益角逐者也可能加入搭便车行列。
美国如何才能重回宪政的正轨？
大选期间，不少学者在取笑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福山在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于最后的人》中指出，随着苏联倒台，意识形态斗争的帷幕降下。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将是最后的历史【6】。
有人说，美国需要重新唤起开国者们的智慧。但是，开国者的智慧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道德家赋予的，而是智慧与危机感的叠加催生的。
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着四大挑战：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均的怨恨，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无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这句话在右派意识形态中广为传颂，但这恰恰体现了精英的傲慢。其实，这四大挑战的思想源泉，既有左派的激进主义，也有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自负。这种理性的自负在共和党中既表现在学者的唯科学主义——缺乏对制度内生性的接纳，又体现在政治家缺乏灵活的领导艺术。
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是失败的，但作为政治学家或政治家是成功的。经历了一战，凯恩斯在其《和平的经济后果》中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危机预言一一成真。正是这种危机感才驱使凯恩斯抛弃了英国的精英传统。他的理论及政治行动，促使大萧条下的强人、穷人、无知者和无信仰者没有集体倒向纳粹主义。
当然，没有人是“天选之子”，被赋予家国天下的使命。唯有共存危机促使个人自利形成最大公约数，才符合演变路径。美国开国者的智慧在于，在危机感（英国殖民统治）的驱使下，他们既知道什么是正确道路，更懂得如何在斗争与妥协中走向正确的道路。
最近30年，美国太安逸了，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对手。这个国家在安逸中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危机意识，以至于他们不主动修复宪政漏洞，而是在美元的信用宽松及全球化红利之上“躺赢”。或许只有遭遇真正的国家危机，才会有彻底的改变。
参考文献：
【1】国富论，亚当·斯密，中央编译出版社；
【2】蜜蜂的寓言，伯纳德·曼德维尔，商务印书馆；
【3】民主的细节，刘瑜，上海三联书店；
【4】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中央编译出版社；
【5】国家的兴衰，曼瑟·奥尔森 ，上海人民出版社；
【6】历史的终结于最后的人，弗朗西斯·福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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