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大学？
从清华、成都，到哈工大、浙农大，大学正值多事之“秋”。
何为大学？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索大学之道、思想之本以及进步之源。
本文目录
一、大学：人类思想市场的高地
二、思想：人类文明延续的产品
三、勇气：人类社会突破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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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人类思想市场的高地大学，这一组织，历史悠久，且富有效率。
尽管最早的大学，如牛津、剑桥、巴黎，其使命与今日大学有所不同，但大学作为人类思想市场的高地，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说到大学的使命，我们不自然地闻到一股由各名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熬制的鸡汤味。回到现实，人们对这碗鸡汤颇为纠结：一边不停地骂大学，一边拼命地将孩子送往大学。
梅贻琦校长说：“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柯南特也说：“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
大师培养人才，大学的使命就这么简单。
但钱学森又问：“我们的学校为何出不了大师？”
这就麻烦了。有人说是大学教授的问题：教授不说真话，只人云亦云，谄媚之风鼎盛；亦或沉默、沉默、沉默。教授不求真知，只堆积流水线式论文。
学者，是一个社会道德的天花板。
因为学者的任务就是说真话，传真知，寻真理。如果学者失“真”，整个社会的道德天花板则垮塌。
为什么要对学者、教授进行道德绑架？
其实这不是道德绑架。如果把大学当作是思想市场，问题就变得清晰了——求真是学者在市场分工中的基本职责。一个教授不讲真话、传真知、寻真理，就像一个面包师制作劣质的面包一样。
大学是人类思想市场的高地。大学出不了大师，教授不探索真理，就很难供应高质量的思想产品，自然就出不了高质量的人才。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其实就是“求真”——思考的逻辑、科学的规律、法律的正义等。劣质的大学，等同于劣质的思想市场。劣质的思想市场，充斥着歪理学说与谄媚谎言。
所以，大学的问题是思想市场的问题。
有人问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
科斯的回答是：“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科斯是“思想市场”概念的提出者，他将思想作为一种市场来处理。他认为，思想市场涵盖演说、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早在1973年，美国经济学会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第一修正案的经济学”。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涉及言论自由。言论，在经济学中怎么界定，是不是一种市场？
对此，科斯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1】。他指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个悖论：知识界、新闻界、学术界认为思想应该是高度自由的，而商品市场却应该加以管制。科斯以广告为例，广告，作为商品市场，受到各国的管制，但广告同时也是言论自由，应该保持高度自由。当今最出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支持言论自由，但其一生的学术成果都主张干预主义。
科斯的结论是，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没什么不一样，应该一视同仁。
他曾经指出：“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科斯希望中国的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一样有效率，而思想市场的滞后阻碍技术进步。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自由的思想市场一定能出大师，能促进技术进步？教授们会不会更加依附利益，把研究事业当成逐利生意？
其实，大学是思想市场，本身是逐利的；教授的事业，也是一项逐利的事业。只是这个利，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社会声誉、探索真知的价值感等等。
所以，知识分子需要追求道德性，但道德性与自利并不矛盾。比如，一个大学教授为发现真知的价值感而创立了科学理论。这种自私是对社会有益的。哥伦比亚大学传奇教授爱德华·泰勒给学生上课时强调：“每个人接受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自私的。你的使命就是要建立自我。”
自由的思想市场不一定能够创造真知。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自由的社会。非自由的社会不需要真知，也不需要自由的思想市场。在自由的社会中，有人可能会依附权力，有人可能会依附利益，但只要教授们都为自利而教书、做研究，那么自由的社会定然会导向思想市场创造真知。
为什么？
因为自由的社会需要真知。企业需要掌握科学知识的学生，法院需要掌握法学知识的学生，设计院需要掌握设计技能与美学知识的学生，社会与家庭需要具备人文素养的学生。反过来，无法传授真知、培养人才的大学会被社会淘汰。
这会不会导向大学从事功利性的应用性的研究？
哲学家尼采将功利性大学蔑称为“生计机构”——“一个可供使唤的丫鬟”，“一个有智识的女仆，生计、收益、需求方面的女管家”。他认为，“唯有在一个超越于这个窘迫、必需、生存斗争世界的大气层里，教育才开始”【2】。
尼采及任何对教育功利主义的批评，在非自由的社会里都是对的。在那种环境下，功利性的大学与学者会沦为权力的奴仆。但是，在自由的社会中，大学的功利与真正的教育并不矛盾。大学，未必是功利主义的，但必须追求效率（效用）。美国大学教授如果长期不出任何成绩也会被解雇。在自由的社会中（注意前提），大学的功利主义不一定导向应用性技术研究。
这与思想市场的分工水平有关。基础性研究是思想市场的上游领域。市场分工越精细，基础性研究越深入。根据斯密定理，市场分工由市场规模决定。自由市场越庞大，思想市场规模就越大，思想分工就越精细，基础性研究就越发达。
硅谷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科技市场，科技市场促使思想市场分工精细化，造就了杰出的基础性研究。反过来，基础性研究又促进了科技市场。今天的斯坦福大学，应用性研究与基础性研究相互促进，功利性研究与学术性研究相得益彰。
真正的科学家会说，科学家从事研究，与经济利益无关，只是为了探索自然、追求真知。丘成桐教授曾经就说过：“发展像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目的并非直接为经济和技术服务。”他举例说：“科学家研究电磁学，是因为不了解电和磁的关系”，“发现量子力学，是因为对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产生了疑问”。
丘成桐教授说的是对的，这说明思想市场分工到了一定的程度，市场的价值反馈健全，科学家只需要基于价值感投入基础性研究，即可获得最大的预期效用。科学家纯粹地探索真知，但完全不影响其应用性。
所以，在自由的社会中，“求真”是大学与教授唯一的生存法则。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让大学研究的应用性与基础性、大学教授的道德性与经济性调整到同一个频道一——说真话、传真知、探真理。
大学，欲出大师，欲出真知，必须发展自由社会，做大思想市场。
02
思想
人类文明延续的产品不过，我并不相信，没有制度的思想市场能够产生真正的真理与人才。
正如科斯所分析的：思想市场是知识分子从事经营的市场，他们会夸大自己职业的重要性和道德的高尚性。知识分子投身于真理事业，而生意人仅仅是谋生或追逐利润而已。思想市场是自认为高尚人士从事的活动，应该保留足够的自由；而商品活动被认为是等而下之，充斥着各种假冒伪劣、敲诈和卑鄙的利益诉求，因此需要管制。
我并不支持管制或干预，但必须建立市场制度。至于制度是否等于干预或管制，这个问题与制度产生的公共决策方式有关。如果制度是某个机构确定的，则属于干预；如果制度是由“全体一致原则”确定的，则不属于干预。
美国宪法的历史，一半是关于言论自由的判例史。言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属于诽谤，广告是否该受管制，讽刺总统是否被允许，美国社会对这些问题有着持久而深刻的争论。在美国学界，左派学者、干预主义者主张对经济自由加以干预，对言论自由则表现得比保守主义更加自由与宽容。这就是他们自称自由派的原因。
其实，只要遵循言论制度的公共决策的“全体一致原则”，不论言论边界多窄或多宽，都是最优效率的。如果全体一致同意禁止言论自由，思想市场还有效率吗？定然没有效率，但当所有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便会调整过来。换言之，“全体一致原则”本质是在自由、平等的公共决策中，公众的政治博弈与政治交换会形成最优的市场制度。
所以，经济学家相信，在有效制度的思想市场中，虽谎言、谣言、谬误与似是而非的“真理”横行，但真话终将战胜谎言与谣言，真理终将战胜谬误与似是而非的“真理”——就像自由搏击三拳击倒马氏太极。
这是一种米尔顿式乐观【3】。但是，现实中，即便在美国，民主党的错误言论也获得知识界的多数支持，占据着主流思想市场。这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对思想市场保持足够的谨慎，因为思想市场并不够健全。自由市场有三大要素：产权、价格与竞争。与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相比，思想市场的这三大要素都存有一定的缺陷。如果制度不完善，思想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被谎言、谣言、谬误与似是而非的“真理”淹没。
先看产权。
思想是无形产品，商品是有形产品，思想在产权的界定上要比商品困难得多。比如，我说“深秋天凉”，或“制度是私人契约的公共化”，这两句话是否可以形成产权？它是否归我所有？是否具有排他性？
在农耕时代，天启性宗教认为上帝掌握着真理，垄断了知识产权；世俗政府也认为，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创作、传播及解释享有垄断权。古代垄断性的知识产权制度，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千年内卷化。
知识产权不应该被特权阶级或精英垄断。因为知识具有延续性，即便是精英（科学家）创造的知识也是站在他人的肩膀上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知识的创造者，并客观上促进了知识创新。
知识产权的延续性，进而导致知识产权的不完全排他性。
比如，我修建一栋房子，土地是自己购买的，房子是自己出钱建的，土地和房子的产权是具有排他性的。这栋房子的设计，不论是我自己设计的还是设计公司设计的，它的设计专利，不具有完全排他性。因为设计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累积形成的创新性知识，尽管我不知道这个“前人”具体指谁。这就是知识产权与有形产权的在权利界定上的差异。
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制度，知识产权的不完全排他性将导致思想市场毫无效率。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阻碍了经济效率；认为知识是“无主的”、共有的、免费的。
这种主张将鼓励抄袭、扼杀创新。在如今的大学，论文抄袭事件屡上报端。法与经济学家威廉·M.兰德斯与理查德·A.波斯纳在其合著的《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中做了成本-收益的解释【4】。知识产权的反对者忽略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世纪欧洲大陆上大量荒芜的土地也是“无主的”，要获得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付出相当的成本——建立防御工事与灌溉设施。知识原本是无主的，但是牛顿、斯坦福大学、吉利德科学等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才得以获取。所以，知识是有主的、有产权的，只是其产权具有不完全排他性。
科学的解决办法是知识产权法。英国最早制定《垄断法》，即第一个专利法。此后，人类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这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发明，现代知识产权法主张了知识的非完全排他性，比如有些知识不授予产权，区分专利与著作权的权益，设置专利年限，等等。它既保护了大众的知识创造，也鼓励了精英的知识创新。制定有效的知识产权法解决知识产权的不完全排他性，思想市场才有效率。
所以，思想，是人类文明延续的产品。知识的延续性支持了思想市场的自由，打破了知识垄断的各种谎言。想要有伟大的发明与杰出的创新，就必须保持足够的思想市场的开放与自由，更多人参与知识创造，才能累积、延续、激发更多的创新。
再看价格。
知识的延续性，往前追溯是外部性。如果我们继承前人的知识都是通过交易完成的，也就是付出了应有的成本的，那么知识产权是具有完全排他性的。但是，知识有外部性，知识创新不避免地免费吸收了前人、他人的知识。
知识的外部性，表现为边际成本趋于零，导致价格机制的不完全性。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如专利、著作，是可以获得价格机制的奖励的。但是，教授、学者创造的大量学术文章难以被价格发现。到底是这些文章缺乏价值，还是知识的外部性所致？
有些学术论文被高引，说明其有学术价值，但该文章并未形成价格。这说明知识的外部性破坏了思想市场的价格。有人提出，因论文成名的学者可以通过演讲获利。这其实是另外一回事，演讲是论文的副产品，也需要投入成本。对学者来说，演讲的机会成本不低。这会导致学术文章“媒体化”、学者“商业化”。这样的学术功利主义便会产生危害性。
解决办法还是要回到学术研究的价格机制上。一般通过公共用品的方式支持基础研究。但是，如果监督与考核不足，教授容易沦为“老板”，套取国家学术基金，学术腐败横行。还有一种办法是，通过建立社会基金与社会荣誉来弥补价格机制缺陷。比如，校友、企业给大学提供大量捐助建立各项研究基金支持科学家安心做研究。更重要的是，社会尊重知识，学界崇拜大师，学者可以获得超越经济利益的学术价值感。
完善了产权制度、修复了价格机制，思想市场才能自由竞争。
03
勇气
人类社会突破的品质竞争，是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通常认为，劣质的思想会像劣质的面包一样被竞争所淘汰。但其实，错误的知识和落后的制度具有相当的顽固性。即便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中，思想革新也并不像产品创新一样立竿见影，它具有社会演化性。
为什么？
与商品市场不同的是，思想市场的竞争，是竞争人的心智空间，本质上是试图控制人的行为选择。虽然哈耶克的主观主义不支持这一观点，但是思想市场对人的控制远甚于商品市场。
比如，汽车市场的竞争包括价格、质量、安全性等，这些竞争因素并不会控制人的行为选择。当然，厂商也试图控制人的心智，渴望强化某种令人深信不疑的品牌主张，如电动车清洁、特斯拉的科技感。但是，思想市场是直接在心智层面控制人的行为选择。
商品市场的惩罚机制会让人趋于理性，而思想市场控制了人的思想，其惩罚机制未必有效。一个人一旦信仰了某种错误的思想，如伊斯兰革命，其行为选择将受到思想控制，未必会迷途知返，最终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通常，自由竞争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但思想市场的竞争可能导致边际递减曲线左移。
所以，思想市场的调节机制未必灵敏，它呈现长期内卷性与社会演化性。归根结底，思想市场能否展现效率，关键看大多数人相信什么。
如何确保人类相信真理？
大学的问题，说到底是这个社会的人到底是相信真理，还是相信谬误，亦或相信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
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5】”
当结果平等深入人心，以结果平等为目标的福利主义便会制造经济萧条与债务危机。当干预主义占领思想市场，所有人都试图搭乘公共用品之便车走上繁荣之路，结果却通往奴役之路。
那么，人的观念是怎么形成的？
观念或许源自个人的意志。什么样的意志造就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品质造就什么样的观念。坚强的个人意志造就独立、个性、自信与勇敢的品质，进而形成独立自强、自由竞争、私有权利的观念。相反，脆弱的个人意志造就畏惧、自卑、卸责与机会主义的品质，进而形成抱团取暖、依赖群体、崇拜强者的观念。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解释了个人意志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6】。在远古时期，个人不具备独立的生存能力，每个人必须依附于集体行动才能生存。但是，集体行动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集体规模越庞大，搭便车越严重，集体行动的效率就越低，集体行动越来越困难（三个和尚没水喝）。
集体行动难以为继，该怎么办？
奥尔森认为创造两个条件集体行动可以持续：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这两个条件让组织者获得超额收益（超过集体的平均收益），推动集体行动前进。
组织者的超额收益到底是多少？
如果通过协商来确定，则存在协商成本；集体规模越大，协商成本越高。况且，如果没有超额收益，没有人会扮演协商发起者的角色。这时，延续集体行动最可能的方案是强人的涌现。
强人的涌现可能是推举出来的，也可能是自告奋勇的，但更可能是“博弈”出来的。就像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中猪的崛起【7】。猪（领袖拿破仑），聪明果断，有勇有谋，处心积虑，具有政治强人的潜质。它成功策动动物们造反，赶走了主人。革命成功后，猪开始摘取“超额收益”，一步步突破“七戒”，甚至废除了起义歌《英格兰兽》，成为动物庄园更可怕的统治者。
动物庄园的革命果实为何被猪篡夺？一方面是猪不讲武德，另外一方面是动物们缺乏坚强意志，寄托于猪之政治强人推翻暴政，试图搭革命之便车。当猪一步步侵蚀革命果实时，动物们既害怕又默许，既不满又无奈。动物们愿意出让部分个人权利与自由以换取安全与食物，让猪获得超额收益。但是，猪一旦掌握了不受控的公权力，这份超额收益，是“点到为止”，还是“得寸进尺”，就不由动物们控制了。
当动物们被剥削到极限，新的集体行动暗流涌动，新的政治强人便会涌现。如此反复循环，脆弱的个人意志克隆出一代代政治强人。
为什么难以树立坚强的个人意志？
个人意志其实源于经济基础，经济实力越强，个人意志越强。但是，进入近代社会，具备独立经济能力的个人，依然倾向于集体生存。
或许是动物庄园具有某种惯性，个体长期在群体中会产生两种危险的倾向：
一是搭便车动机纵容人性之恶——懒惰、贪婪、封闭、虚伪、贪小便宜、畏惧权威、崇拜权力、排斥风险、平均主义、假以公利之自私以及“枪打出头鸟”心态。
从经济学的角度，搭便车驱使所有人在群体中产生一致的预期：“付出在平均之下，获得在平均之上”。
根据心理学研究，人在群体中迫于压力，倾向于服从集体、随大流，容易丧失独立性和个性。一个人如果陷入正在唱歌喊口号的队伍中也容易被迫加入其中律动起来。这就是一种群氓心态。
二是人在群体中产生一种风险幻觉：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
这种风险幻觉犹如“酒壮怂人胆”，身处其中的人会产生莫名其妙的安全感，对自身风险麻木，盲目相信群体力量，诱发不理性行为。所以，在个人意志脆弱的国家，其集体意志、民族战力却极为惊人与疯狂，比如北极熊被称为战斗民族。
更可怕的是，拿破仑不断地利用强权、制度及意识形态，纵容人性之恶，摧残动物意志，强化腐朽观念，将动物囿于动物庄园之中。
这时，人们就渴望大学教授、学者能够鼓起勇气说真话，求真知，探真理。但，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强人寄托，另一种搭便车？
脆弱的个人意志也会催生思想“强人”。他们可能是欺世盗名的精神骗子，也可能是戈培尔式的政治喉舌，还可能是霍梅尼式的野心家。思想强人或许比政治强人更可怕，他们能够控制人的心智，降低思想演化的速度。
玛赞·莎塔碧，一位出生于伊朗的作家，她在《我在伊朗长大》中记录了伊朗人在伊斯兰革命时的选择。里面有一句话：“自由是有风险的，人需要教育自己。【8】”一个缺乏勇气与责任品质的民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拥抱了强人庇古所，拒绝了思想市场与自由市场。
不得不说，个人的意志品质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这种资源不足，不仅思想市场萎靡，就连自由市场都萎缩。在不充分的思想市场中，反自由主义、干预主义、国家主义、保护主义总能占领高地。
如果用协商机制取代政治强人，集体的权力逻辑发生改变，作为决策者的个人需要承担决策带来的一切后果。当多数人丧失这种意志品质时，民主之门将被政治强人永久关闭。
即便民主之美国，每到经济危机爆发时，很多人深感恐惧，美国民主党及凯恩斯主义者乘机顺势消磨人的意志以及独立承担责任的勇气。他们利用信用货币的财政赤字化制度漏洞，以拯救者的身份鼓吹干预主义，获取更多的政治选票，以及占领思想市场。这种主张及行为其实纵容了人性中的贪婪、懦弱与卸责——可谓杀人诛心之恶。
自由市场的前提是思想市场，思想市场的前提是意志品质。只有整个社会的个人意志趋于坚强，造就更加独立、自信、勇敢、个性、开放、外向的品质，才能形成独立自强、敢于冒险、勇于担责、自由竞争、保护私权、开放协作的观念。只有个体具备勇敢的品质，才能捍卫正义，才能坚守底线，才能催生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支撑大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希望你知道所愿与所要
明白勇敢的重要
希望你清楚欲望的煎熬
希望你自由自在的笑”
——《逆流而上的你》，尹姝贻
参考文献：
【1】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罗纳德·哈里·科斯，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2】教育何为？弗里德里希·尼采，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3】论出版自由，约翰·弥尔顿，商务印书馆；
【4】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北京大学出版社；
【5】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7】动物庄园，乔治·奥威尔，上海三联书店；
【8】我在伊朗长大，玛赞·莎塔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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