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2021 |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及世界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2020，大疫之年，艰难之年。
新冠疫情给各国经济数据砸了一个大坑，给很多企业、家庭及个人的收入也砸了一个大坑。新冠疫情及救市行动加剧了世界的分化与撕裂：穷人在通缩，富人在通胀。
2021年，世界进入后疫情时代。各国头号政治任务是加紧注射新冠疫苗，打破一年来的“与世隔绝”。如此，人们将逐渐回到那熟悉的生活状态。然而，在回归熟悉与稳定的路上，大疫之年显现的冲突依然延续。
本文为年度国运系列，从系统、空间与时间三大冲突，回顾2020，展望2021。
本文逻辑
一、病毒、繁荣与崩溃
二、东食、西宿与失衡
三、过去、未来与分歧
（特别提醒：请点击本公众号星标，以及时收阅每一篇硬核文章；正文9000字，阅读时间40'，年度文章，感谢分享）
病毒、繁荣与崩溃
新冠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人类应该对微观世界保持足够的敬畏。
这个病毒，几乎一夜之间让全球人类回到了“原始状态”。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事会发生在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的全球化时代。
堆积如山的股票资产，披星戴月的印钞机，技术先进的辉瑞制药，反应迅捷的公共卫生系统，高效输送的全球化供应链，大腹便便的国际治理机构，竟然被一个不知哪儿蹦出来的小病毒暴揍。被暴揍时，各国还忙于国际扔锅比赛。外星人看到，不知会怎么笑话我们。
如今的我们仿佛身处在一个“薛定谔的猫”的世界，牛顿的世界很完美，但尼尔斯·玻尔的世界早已崩溃。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分辨这个世界到底是繁荣还是落后，文明还是罪恶。站在深圳湾，你看到的是买房如买白菜的世界；站在甘孜，你看到的是丁真的世界。这就是宏观与微观背离产生的违和感。
现代文明是由一个个小人物、微选择组成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微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扭曲、失衡、停滞，最终崩溃。
例如交通拥堵。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道路供给不足。道路供给为何不足？跟城市土地产权直接相关。在土地个人产权制度的城市中，道路由市场主导，形成一个个网络密布的微循环，像纽约的街区。如果是相反的土地制度，容易形成一个个占据超级面积的大社区、大宅门，减少了道路供给，阻断了车辆通行。像我所在的社区，将东西向车辆赶到深南和北环，导致这两条主干道堵塞。土地产权影响到了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而堵塞的交通系统降低了城市经济效率。
病毒，是人类大规模协作的主要风险之一。对抗这种风险的古老办法是空间隔离，上古与农耕时代，村落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进入工业时代，不同国家、种族、肤色的人参与到自由市场的大规模协作中，从而大大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不过，自由市场又是对抗病毒的良药——医疗技术、商品制造及自由交易。
所以，近代社会以来，人类的医疗技术与死神（病毒），在自由市场上展开一场没有终点的边际赛跑。如果医疗技术“打盹”，人类将被病毒征服。
什么情况下医疗技术可能“打盹”？
医疗市场的任何一个微观被干预都可能导致医疗技术“打盹”。比如，医疗商品进口被限制，医疗企业无法进口有效的技术、药品及疫苗，降低了技术革新，错失了防御时机。又如，医疗企业及医疗保险被低效的公共部门把持，技术长期停滞不前。再如，信息无法自由流通，价格机制失灵，无法告知医疗企业增加防疫产品的供应，也无法告知民众提前防疫。
病毒是一种外部性风险，病毒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外部性风险。光靠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是远远不够的，对抗外部性还需要公共用品，即公共卫生系统及国际公共卫生机构。如果公共卫生系统迟钝、公共医疗资源不足、医疗保障不健全以及国际公共卫生机构无能，都会引发灾难性后果。
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宏观体系中，医疗技术进口限制、医疗企业产权改革、信息阻隔以及公共卫生系统落后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但是，这些不起眼的“细节”，足以击溃宏观大厦上一切人类文明及生命。因为病毒不会“打盹”。
新冠疫情提醒我们，当今的人类正在遭遇各种微观扭曲的惩罚。
当今人类面临的另一大威胁是人口危机。2020年中国经济学家呼吁放开生育政策，以应对低生育及老龄化问题。但多数思维还停留在宏观上的“上帝视角”和“父爱主义”——人口多则限制生育，人口少则鼓励生育，极少关注到人口危机背后的微观本质——个人生育行为的边际扭曲。
个人生育行为为何扭曲？
在避孕套未普及之前，人类无法控制生育行为，个人生育行为难以纳入经济函数中去考察。不可控的生育产生了外部性，如杀婴、瘟疫、饥荒与战争。约翰·穆勒不得不用折中方式处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技术增长大于人口增长时，不限制生育，技术增长低于人口增长时，限制生育。
避孕套普及之后，生育行为完全演变为个人的经济行为，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生育几个小孩，如何养育与教育，取决于个人或家庭的生育边际效用。通常，生育数量越多，边际效用越低。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收入的增加，家庭更倾向于少生优育，从教育中获取更高的效用。这样经济增长就从数量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升级。所谓一国的经济转型、技术迭代，落实到微观上就是个人生育行为的选择——生育边际效用的提升。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个人生育行为被限制，或被扭曲了。而个人生育行为的扭曲往往是由其它微观系统引起的。比如，土地产权。土地产权被垄断，导致房地产价格持续高涨，削弱了城市家庭的真实收入，增加了生育成本，降低了生育效用。这导致人口数量和质量双双下降，造成“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危机。土地产权，这个微观“细节”，影响到个人生育行为，进而威胁到技术革新、经济效率、人类繁衍及整个文明系统。
当今世界，货币供给是影响文明进程的另一个微观扭曲。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基本上都支持大央行干预主义，但这与经济学原理是相悖的。货币干预是一切金融危机的源头，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已经威胁到人类宏观生存。
医疗技术、进口政策、信息阻隔、个人生育、土地产权、货币发行、数据垄断……每一个微观不畅，都会造成整个系统的低效、停滞乃至崩溃。这些梗阻阻碍资源流通，扭曲市场价格，制造了一个个金融资产的“堰塞湖”，一个个技术创新的“减震带”，形成两个割裂的“平行世界”：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实体通缩，资产通胀；微观通缩，宏观通胀。
2020年大疫之下的刺激政策加剧了世界的分化。美股先暴跌后反弹，涨幅前20%的股票贡献了纳斯达克指数97%的涨幅；深圳楼市逆势大涨。与资产价格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人失去了工作与收入。前有梗阻，后有刺激，河里的泡沫越来越刚性，岸上却越来越干涸。
这是一个令薛定谔费解的世界。宏观世界的繁荣充满迷惑性，从而忽略了微观世界的脆弱。“不惜一切代价”的危险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摧毁微观生存的根基。病毒危机、人口危机、资产泡沫危机正在告诉我们，微观梗阻正在癌变，并向整个系统扩散。
2021年，进入后疫情时代。有效疫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在跟死神的边际赛跑上领先了半个身位。需要避免的是，看台上的啦啦队将其异化为大央行主义和大政府主义的胜利。它只能说明在微观癌症尚未扩散并击垮文明系统之前，自由市场及经济全球化还有那么一些效率。
过去，我们将一些领域市场化，一些领域非市场化，使用权可以交易，所有权不能交易。如今，这种张五常式改革的边际递减了，各种结构性后遗症爆发。
所谓“微观胜宏观，制度胜纬度”，疏通土地产权、国有非竞争行业、进出口关税、货币发行、银行信贷、资本流通等微观梗阻，南北自然流通，宏观自然畅通。
2021年，下面需要休养生息，上面需要大刀阔斧。
东食、西宿与失衡
微观与宏观的背离是经济秩序的失调，国内与国外的背离是政治秩序的失调。
这次疫情重创了经济全球化，暴露了全球化治理的失败。为什么当今的全球化秩序导致内外利益背离？
我们先来看一个寓言故事。
东汉学者应邵的《风俗通》记录：齐国有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东西两家的邻居同时上门求婚，东家公子有钱但相貌丑陋，西家公子相貌英俊但是一个穷书生。姑娘父母很是为难，便询问女儿的意见。这位姑娘的回答是：“欲东家食，西家宿。”意思是，我两个都想嫁，白天在有钱的东家吃饭，晚上去西家跟帅哥睡觉。
这就是“东食西宿”的故事。应邵用这个故事嘲讽那些妄想两边通吃的贪婪之人。
如今苟延残喘的全球化旧秩序，就是一个“东食西宿”的贪婪制度。一群人，如跨国公司、金融资本、科技巨头、新移民者以及建制派，他们如齐国女子般“年轻貌美”，国内国外两边通吃。
拜登的支持者，如巴菲特、索罗斯、比尔·盖茨、托马斯·斯泰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巴里·迪勒、杰夫·斯科尔、乔恩·格雷都是跨国公司或金融界的大佬，他们享受了建制派超发美元的红利，然后利用这些美元在海外市场上扩张。在海外市场中，他们享尽海外市场的人口、资源、法律、环境、信贷及行政垄断红利，同时还在全球有效避税。比如，跨国汽车集团在新兴市场投资设厂，受到当地高关税和行政垄断的保护，在新兴市场攫取行政垄断利润。
反过来，齐国那些条件差的女子，如本土企业、工人、中产阶级，受到国家制度的约束，没有能力走出去，被那些走上国际的美貌女子“欺负”。跨国公司在国外享受的特权，打击了本土的企业及工人，导致工厂破产、工人失业。富豪可以在全球避税，公共开支最终转嫁到本土企业及中产阶级身上。
全球早已被“东食西宿”的秩序主宰，只是不同国家的“东食”与“西宿”有所差异。
比如泰国。泰王与军方默契“东食”——国王权威，操纵政治，《亵渎王室法》护体以及430亿美元的王室资产，同时他们又“西宿”——与国际资本合作，享受技术转移和旅游服务红利。新泰王哇集拉隆功长居德国，组建20人豪华后宫团，荒淫无度，真正做到了“东食西宿”。
又如沙特。沙特的“东食西宿”更加简单粗暴。沙特政府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手上购买了阿美石油，沙特王室通过控制政府而“东食”石油垄断租金。在西边，沙特王室与美国建制派睡到了一张床上。美国给沙特王室提供统治工具，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老布什派了几十万美军进驻沙特。沙特王室以美元结汇支撑美元，并将石油出口积累的巨额外汇购入美债及金融资产。
苏联解体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第一时间指出“历史的终结”。在他看来，自由民主成为了国家与全球化的标准模板。但是，此后30年，全球化的演进与福山的预期背道而驰。当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时，他的老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更受认可。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比亨廷顿、福山更加睿智，他用“集体行动的逻辑”解释这种问题。在一个国家的时间长河里，亦或是全球化的历史长河中，各种利益团体会逐渐兴起，他们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干预政治，借公权力谋求团体利益，并从中分得一杯羹。如今，他们成功了，在“东食西宿”的猎食者中，有国王、建制派、华尔街、跨国公司、科技巨头，还有福利主义者。
其实，这三十年既不是历史的终结，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终结——全球化既得势力与失意者之间的冲突。冷战结束后，国家之间的对峙与冲突大幅缓解。当“齐国”的敌人消失了，“丑陋的女人”沦为新的“敌人”。全球建制派开始构建一个“东食西宿”的全球化秩序。
过去30年的全球化是令人失望的世界。除了韩国，没有一个新兴国家完成了“历史性跨越”，没有一个国家迎来了千年大变局。韩国的“格林威治”在1988年。那一年，苏联还没倒台，美国顺势而为，韩国军政府倒台了。
九十年代兴起的互联网曾经带来无限期待。这位屠龙少年，不可一世，敢于斩杀一切权力的恶龙。然而，今天我们却发现，屠龙少年已经变成那条恶龙。微软、谷歌、Facebook、Twitter等创始人及背后的金融财团是建制派的拥趸，他们是“东食西宿”的顶级猎食者。
九十年代，还有很多西方学者和官员相信福山的“历史的终极”。新兴国家的既得势力也颇为担忧，或亦步亦趋，或胆战心惊地参与全球化。如今，已经很少西方学者和官员关心这个问题了，试图掩盖这个问题。为了避免吃相太难看，建制派之间会展现一副苦大仇深、怒目相视的政治姿态。
结合上一部分的系统理论，如果把全球化看成是一个大系统，那么系统内部已被既得势力设置了无数微观梗阻。一方面，过去三十年，几乎所有国家都更加开放，经济更加繁荣，新兴国家成为了制造中心。但是，这部分被夸大了，因为全球化带来的财富与自由只被一部分人占有。另一方面，一个个微观梗阻扼住了一些国家走向文明的咽喉。
“东食西宿”的背后是一个个微观梗阻制造的全球特权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将很多新兴国家演变为半全球化国家，甚至是半封建国家。建制派的政治势力、华尔街的金融资本的介入，更加强化了新兴国家的这种畸形的稳定性。
2008年，这个梗阻癌变，这个失衡的秩序崩溃了。2015年，特朗普上台后粗暴地扯下了奥巴马竭力掩饰的政治面纱。2021年，美国拜登的主要任务是继承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即维护这个“东食西宿”的全球化旧秩序。
接下来如果继续维持这种秩序，新兴国家很难晋升到发达国家层面。在《国运2020》中，我指出中国正在临近“历史性的跨越”。但是，2021年拜登上台，继续维持旧秩序，当然会阻碍中国的这一历史进程。新兴国家，包括中国，需要对这一旧秩序发起挑战。
2021年，中美关系大概率是“政冷经暖”。
拜登明年的工作重心在国内的抗疫、经济刺激和司法改革。他在政治、外交上，会主动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麻烦是什么？主要是决战国会山。虽然民主党赢得了白宫，但是国会的争夺依然非常激烈。2020年民主党在众议院换选中丢了几个名额，接下来争夺的焦点是参议院。共和党暂时控制了50个名额，民主党控制了48个，剩下两个来自佐治亚的名额非常关键。
特朗普跑到前线给两位共和党议员拉票。特朗普为什么还在战斗，主要是为自己和共和党留下更多政治遗产。他丢了白宫，共和党就不能再丢了参议院。对民主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拜登相当于被捆住了一只手。如此，他的“复辟”大业可能变成“夹生饭”。
在国际上，拜登会重新“入群”，美国与欧洲、日本的关系会逐渐恢复到奥巴马时代。这是维持旧秩序的关键。拜登会选择在全球气候等国际政治边缘领域与中国展开更多的对话与合作。这是民主党的政治遗产。
在经济上，中美会重启贸易谈判，谈判可能回归到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进行，中美贸易大概率回暖。这是民主党克林顿的政治资产，拜登必须继承。但是，世贸组织已是一个落后的全球化经贸秩序。过去20年，虽然中美贸易额持续扩大，但两国的经常项目失衡也持续扩大。两国贸易平衡是最优状态，持续巨额贸易赤字或盈余都会出现效率损失。
这是一个“东食西宿”的失衡秩序。它对两国发展极为不利：一是容易引发内部经济失衡，具体体现在输入型通胀、房地产泡沫及金融泡沫上；二是破坏竞争公平，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增加社会矛盾；三是阻碍中美两国往更深层次、更多元化的领域合作，包括技术、金融、信息及情感生活。四是引发贸易冲突，破坏两国关系。
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行，如今日本、欧盟都已经提交了改革方案。中国及新兴国家如果要实现“历史性跨越”，就必须参与这场改革，努力打破这个“东食西宿”的贸易秩序。
过去、未来与分歧
除了以上系统、空间的背离外，时间上的背离，是当今世界的第三大失调。
最近，美国波士顿艺术委员会决定移除一座位于市中心公园的林肯雕塑。这个雕塑上有两位人物，一位是废除奴隶制度的林肯，为站立姿势，另一位是跪在他身侧的手上镣铐被打断的非裔男子。雕塑的寓意是解放黑奴，林肯打断了黑奴身上的镣铐。
不过，请愿者认为，这个雕塑代表着屈辱和种族主义。这事是“黑命贵”的延续。弗吉尼亚州政府不得不收回100年前捐赠给国会大厦的一座雕像。这座雕像是当年南方联邦的一位将军叫罗伯特·李。取代这座雕像的是一位黑人维权人士，叫芭芭拉·罗斯·约翰斯。
这是不是说明如今的美国人对历史的否定？
其实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移民国家。随着人口构成的变化，话语权越来越强的少数裔、新移民会重新审视这个国家的历史。历史上，他们经历过西进运动、南北战争、废奴运动、种族隔离、平权运动等等，这个国家为什么没有分裂？
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是，美国一开始就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叙事。
一说到美国的历史开端，人们就会想到五月花号。但其实，北美第一个据点是弗吉尼亚东南部的詹姆斯敦。它建立的时间要比五月花号早13年。詹姆斯敦和弗吉尼亚，还是北美文明的发祥地。美国开国元勋，如华盛顿、麦迪逊、杰斐逊，以及第五任总统门罗都是弗吉尼亚人。
但是，美国人在情感上更倾向于五月花号作为美国的开端。为什么？因为五月花号的故事，包括基督教思想、契约精神、民主与自由，与美国后来的历史叙事是一致的。
从五月花号，到《独立宣言》，再到美国宪法，美国在立国后的1789年确定了好的历史开端。一个国家的头开好了，后生以及新移民者都会共同地加入到这个叙事中来。
托克维尔羡慕地说：“17世纪在美洲定居下来的移民，从他们在欧洲旧世界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析出民主原则，独自把它移植到新大陆的海岸上。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同民情一并前进中和平地发展成为法律……美国人所占的最大便宜，在于他们是没有经历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制度的，以及他们是生下来就平等而不是后来才变成平等的。”
所以，想要建立百年基业，确保一个国家在历史长河中保持共同的历史叙事，就必须建立一套宪法。宪法遵循的原则不是强人的意志，也不是多数人的意志，甚至不是人的意志，而是“抽象逻辑”。简单来说，宪法确立的是自然规律、人的行为规律之上的法则。比如，国民掌控国家主权，公平正义的竞争规则，人对生命权、自由权的掌控。这些法则不能被少数人破坏，甚至不能被多数人（除集体一致同意外）改变。
捍卫这些原则，是一个国家源远流长的前提。反过来，破坏一个国家的前途只需要颠覆这些原则。美国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南北战争时，南方种植园主便挑战了宪法。如今，民主党试图利用多数人票来改变这些原则。民主党通过增加州和吸纳1000万非法移民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国会选票，进而通过全国普选州际协议废除选举人团制度。选举人团制度被废除，相当于动摇了美国宪政民主及联邦制的根基。
一个国家，需要从自己的历史中抽离出不可动摇的“抽象逻辑”，以避免时间上的背离，避免新人与老人之间的思想冲突。
2020年《大秦赋》的播出，引发了激励的争论。这是一场关于历史观的争论。如何评价历史？如今的时代，盖棺定论显然是罩不住了，新一代的人试图打开棺材板重新审视历史，重新评价秦王和秦统一六国。
历史观的问题，会一直争论下去，但共识是什么？一个国家的民众，一代一代繁衍，新的移民者加入，他们对国家的历史共识是什么？那就是这个国家在历史长河中抽离出来的“抽象逻辑”。
比如，秦王统一六国。你可以问：这是谁的国家？秦王与民众什么关系？秦王统一的国家与今天的你什么关系？我们需要通过抽象逻辑，即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的行为规律，来审视一切历史，评价王侯将相的一切行为。这就是历史观。
如今中文互联网上几乎每一个话题都争论不休，除了瑜伽版块。为什么瑜伽版块很和谐？因为符合抽象逻辑——荷尔蒙的分泌规律是一致的。
文艺复兴开启了人类的思想市场。复兴什么？古罗马的人文精神，就是将人从宗教控制中解放出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作品，如雕塑、绘画、音乐、文学，很多都是歌颂身体美、性解放和爱情自由。为什么？这符合生理规律和心理规律，容易引发共鸣，自我觉醒。
如今，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0多年，未来怎么走？怎么看待过去，就是怎么看待未来。那么，过去我们做对了什么——做了哪些符合规律、符合抽象逻辑的事情？
跳出计划，发展自由市场。亚当·斯密的市场学说论证了这一抽象逻辑。这事我们做对了。但是，如今有人提出可以让私人经济退出。接下来，我们需要更大力度地支持自由市场，创造交易费用更低的、政策更加稳定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家创新。
对外开放，融入国际市场。李嘉图、俄林的国际贸易学说论证了这一抽象逻辑。这事我们做对了。但是，如今全球化秩序沦为“东食西宿”，经常项目严重失衡。这时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继续扩大开放，反对这种失衡秩序，开展更加公平的更加深入的惠及大多数人的国际贸易。
产权改革，激活土地市场。穆勒、科斯、阿尔钦的产权理论论证了这一抽象逻辑。这事我们做对了。但是，只做了一半。张五常式改革只将土地使用权拿出来交易，在当时它是有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如今，效率下降，风险大增。土地改革到中途，产权无法交易，制约了土地供给，扭曲了土地价格，城市房地产泡沫膨胀，市民负债率攀升，农村土地资产“沉睡”，农民增收遇瓶颈。正如第一部分所说，土地产权这个微观梗阻已经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效率。所以，土地还需沿着抽象逻辑的方向继续改革。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只是过程，改革的目标是帕累托最优。这才能根本上解决房地产的问题。
货币改革，发展资本市场。在货币理论领域，经济学家还没给出一个可靠的抽象逻辑。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存在逻辑错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遵循的也是大央行主义，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逻辑上是对的，但不完整。如今，全球主要央行都在奉行错误的货币理论，导致了一系列经济问题。有一点很清楚的是，必须坚持货币自由支配的市场化逻辑。
2021年按照民主党的宽松惯例，拜登会想办法推迟紧缩闸门开启的时间。每当美联储进入紧缩周期，都会引发国际汇率动荡。明年下半年，这个预期会逐步增加。大疫之年的刺激强化了债务的脆弱性，中国及新兴市场必须提前去杠杆。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比货币政策调整更加迫切，必须加快利率、汇率及资本的市场化改革。在这点上，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建立了抽象逻辑。
打破垄断，鼓励自由竞争。斯密的自由市场学说论证了这一抽象逻辑。过去，中国打破了诸多行业及领域的行政垄断，降低了准入壁垒，经济持续增长。接下来，国企及非竞争领域怎么改革？这是方向，也是可靠的逻辑，还是打破全球化旧秩序的方式。
如今还有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私人企业的垄断，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垄断。新古典主义的完全市场理论和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是错误的逻辑，误导了美国的反垄断工作。反垄断变成了反竞争，反创新，反自由市场，反企业家，沦为“斗地主”的政治工具。后来，美国法官波斯纳及法与经济学家建立了相对可靠的理论。反垄断真正要反的是不正当竞争，比如侵占私人数据，享受资本特权，行政保护主义等等。所以，要用可靠的逻辑去反垄断，切勿误伤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自由市场和企业家才能。
财政改革，扩大税收基础。维克塞尔的财政理论和诺斯的新经济史论证了这一抽象逻辑。这事我们做对了。但是，也只做了一半。80年代的包干制激活了官僚系统，各地通过扩大招商引资来增加税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的作用更多在公共用品上，主要是中央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1998年房改后，地方税源逐渐转向土地财政。如今，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收入的主体，同时也是地方债的信用锚。如此，地方债建立在土地财政上，土地财政建立在房地产上。这就与之前的财政逻辑不相符：债券的信用锚是税收，税收的信用锚是经济增长，而不是房地产、货币及金融资产。
过去几年，中国地方债规模迅速增加，地方债务余额在2017年超过了国债余额。最近三年，地方债中的一般债券发行规模持续下降，而专项债规模快速增加。2020年地方一般债券限额只有9800亿元，专项债限额达到37500亿元。前财长楼继伟说，目前地方政府一般债券（额度）给的太少，而专项债券额度给的太多。
这有什么问题？一般债券是由地方政府税收来偿还，专项债是由地方政府基金收入来偿还，主要是卖地收入。这就是说，最近几年发行了这么多专项债，地方政府需要卖地来偿还。专项债的平均周期目前是五年，未来几年，地方政府还得依赖卖地来还专项债。那么，房地产怎么办？
所以，还是得将更多的地方债划拨给一般债务券，用税收来偿还。但是，除了深圳，其它36个地方发债主体都不具备这个能力。深圳税收收入高，2020年前11月公共预算收入还有3500多亿，负债率只有6.63%，而全国平均数是82.9%。目前，政府债券基本由银行及金融机构持有，四大行持有规模接近50%。国有银行购买政府债券，倾向于土地锚，而不是税收锚。这就是债务货币化，货币土地化，结果房地产出现泡沫风险。如果债务回归到税收的信用锚，风险又可能外溢到银行系统。
这就陷入了两难。2020年一些信用债暴雷，地方政府不兜底。2021年，信用债可能还会暴雷，地方政府收入压力增大，但财政系统必须回归到抽象逻辑上来：一是债由税偿，二是靠实体经济增长扩大税源，三是减少发债。
让更多的人理解经济学的“抽象逻辑”，抑制蒙昧主义泛滥，避免乌托邦主义借尸还魂。这样才能打破“东食西宿”的全球化旧秩序，才能洞察宏观伟业溃于微观梗阻的逻辑，才能创建这个国家共同的历史叙事。
这算是我对2021年的期许吧！
2021，祝各位社友，告别外部性，迎来帕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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