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冒名顶替,伤的是国本
2020
06.29
星期一
最近,我读到罗培新教授的文章《冒名顶替的罪与罚:教育公平是底线公平,什么价值都应该让路》,罗教授在文中呼吁对陈春秀事件、苟晶事件中的涉事人员重罚,他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盗人钱财尚且入刑,何况盗人身份,偷取人生?
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讨论冒名顶替,说明为什么我支持罗教授的主张,为什么应该彻查陈春秀、苟晶事件,重罚涉事人员。
作为政治机制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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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的时候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一直很不理解一个问题:《理想国》总共十卷,第一卷讨论“正义”,从第二卷开始,到第七卷,每一卷都包含大量篇幅讨论“教育”,其中三卷更是直接以教育为题。
我很奇怪:一本主要讨论政治学的传世经典,怎么好像全在讲上学问题?教育和政治有那么强的相关性吗?
这个问题我琢磨了许多年,慢慢才琢磨出一点门道出来。
研究生一年级,《北大法律评论》搞了一个学生书评比赛,我趁机把自己的思考总结成文章,投过去,发表在官网上。
我评论的是朱苏力先生的《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那几年网上流传着朱苏力先生的开学及毕业致辞,有思想,有温度,许多人赞叹。
我书评的主旨是,长期以来各种有关政治学、政体的讨论,都把视线集中在统治者的合法性、选拔程序的合理性上,这可能使我们忽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合格的公民。
任何一种社会都需要合格的公民,谁也不能低估普通人的力量,但也不能高估。
政治两个要素,领导人和公民,他们都要符合一定的标准。
在我看来,朱苏力先生的致辞,其实是一种“公民教育”,希望学生学会做合格的“社会人”、“政治人”。
不要轻视这种教育,这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应该已经让人看到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拿当下的美国(谁叫美国一直是我们学习和追赶的目标)举例,当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红脖子们挟着民粹主义的飓风将川普拱上高位,不合格的公民加上不合格的政治家,灾难一个接一个来临。
今天我写这篇文章,讨论的是高考冒名顶替事件,之所以从教育的政治机能开始说起,是因为我想强调一个观点:
古往今来,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教育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仅关系到个人命运,它也兼具重要的政治使命,是一个政治命题,关乎国运。
为什么我们不能轻忽对陈春秀和苟晶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因为这就是国家大事。
高考原本是社会的舒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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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教育里高考的作用,更应该获得足够重视。
在我们这个社会,教育是政治问题,不仅体现在它对公民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它是弥合社会矛盾、促进阶层流动的舒压阀。
高考就是那个主要的阀门。它是社会中下层人士改变命运最容易、最有效、最重要的途径。
从这个角度讲,高考关乎的不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个“家庭”。
我不需要再多讲,任何人只要去看看各地高中教室里亮到深夜的电灯、眼袋深重的学生、神情紧张的老师和放弃工作陪读的家长,就知道高考里寄托了多少中国家庭的深切希望。
我至今记得我自己高考前,校长在动员大会上反复强调的一句口号:“高考多考一分,人生大不相同。”
可能对一些家境优渥的孩子,这句话有夸张之嫌。但对绝大多数像我这样出身城镇普通家庭的人来说,这句话说的是我们的信仰。
如果有什么看得见、摸得着、又能信任的上升途径,那就是高考。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恢复高考的四十年。狂飙突进的岁月里,中国人的日子在变好。可是也不能忘了,在激荡的年代,观念的冲突更加剧烈——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国内和国外。大部分中国人的日子是在变好,但大部分中国人同时也觉得,还不够好。
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们处在一个格外敏感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正以难以想象的力度冲击我们的观念和情绪,一点点火星,就可能燃烧起不满的滔天大火。
原本我们至少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再不满,我们还有高考,还有舒压阀——至少人人都有相对公平的改命机会。四十年来,成功的例子也并不稀少。
可是如今,我们忽然听说,十年寒窗苦读,有可能前脚刚参加完考试,后脚就不明不白被人给替换了。想想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舒压阀不再舒压了,它堵住了气体流动,制造了紧张的高压。
我们关心冒名顶替事件,不仅仅是关心陈春秀、苟晶,也是关心我们自己,关心我们孩子的命运。
陈春秀、苟晶、王丽丽、罗彩霞,这不仅仅是她们的不幸,每个人都能从她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高考冒名顶替,戳痛的是所有普通人家对未来的憧憬。
高考制度的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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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制度本身已经存在许多问题、许多不公平了,所以才要一直给它打补丁。
比如,为了保证最基本的相对公平,高考的考核方式一直比较死板僵化,许多偏才无法发挥所长,于是,有了保送制度。
可保送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也增加了暗箱操作的几率,带来了新的不公平。
2020年,教育部取消了自主招生,改而推行更注重基础学科的“强基计划”。
可就在打补丁极力修复高考制度的时候,偏偏有一群人,干起了冒名顶替的勾当。
根据媒体的报道,还不是一桩两桩,而是持续十几年的老大难问题,呈现出地域性、规模化的倾向。
有地方干部坑害老实巴交的农家子弟。有“优秀老师”坑害自己的学生。还有人把冒名顶替干成了中介式的“产业”。
这些人,他们顶风作案,撕的不单是教育的补丁,更是社会的伤口。他们毁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高昂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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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生学的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看作“快乐”和“痛苦”,进而研究“快乐”和“痛苦”的计算问题。
这种学说有时显得过于理想化,但它有一个基本原理大致是正确的:
在计算一单位的快乐与同样一单位的痛苦时,痛苦带给人的感受永远更深刻、更持久。
这符合普通人的日常感受。
一个陈春秀,牵引多少人的心?这背后是多少人的同情、失望与怀疑?
一个苟晶,又是多少人的错愕、担忧与愤怒?
得做多少工作去弥合这两道伤口?得用多少好人好事去抵消这两件事的恶劣影响(可能永远无法抵消)?
得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挽回人们的信任?
伤的是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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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选拔人才,最后上去的是冒名顶替的骗子。
原来是想弥合社会矛盾,最后激起的是全民愤怒。
原本是为国家培育合格的公民,最后在一代人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疤,埋下怀疑的种子。
试想有一天,农村的孩子发现高考改变不了命运,只能心怀怨气地生活;
大学里的冒名顶替者完成不了学业,白白浪费教育资源;
优秀的学生对国内选拔制度失望,纷纷选择留学;
家长们则对教育制度失去信任,进而看不到家庭的未来。
到那时,我们的公民群体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国家会走向何方?
所以,一点也不夸张地说,高考冒名顶替,看上去是教育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看上去伤的是陈春秀、苟晶这样的个体,实际上最后伤的,是国本。
对相关的涉事人员,难道不应该从严惩处吗?
我昨天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公众号上读到一篇文章,《清朝如何惩治科考舞弊者》,里面提到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年间的几场舞弊大案,相关涉事人员被判斩首、绞刑乃至腰斩。
封建王朝尚且知道教育是国家根本,要用重典。我以为,新时代的新中国更应该严肃处理,不能糊弄过去。
回头看最近几起社会热点事件。
陈春秀事件中一开始拒绝受害者重新入学请求的山东理工。
苟晶的班主任和“动员”她删帖的一些人。
施压的筹码,居然是苟晶亲友孩子的中考——仍然在打教育的主意,只能说明有些人渣是没有底线的。
或者放宽一点范围,缪可馨事件中一边嘴上客气一边手上不客气的袁老师。
缪可馨妈妈晒出的老师收红包记录
这些老师,这些学校,这些地方上有一点权势就为非作歹的人,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作所为的严重性。
怎么能这样玷污普通人的希望?怎么能这样搞坏教育,摧毁公众对教育的信心?怎么能这样培育社会的公民?
我想再强调一遍本文的主旨——
搞烂教育,是会动摇国本的!
对陈春秀事件和苟晶事件中的涉事人员,难道不应该严查、严惩吗?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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