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和琦善：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外交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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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9.09
星期三
外交，是处理国际关系时的第一张牌。外交手段高明不高明，关系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能否游刃有余地维护自身利益。
今天来讲一点不算久远的旧事。
道光皇帝从即位起，就深知鸦片的危害，从1831年7月4日他写给军机大臣的一道谕示里，可以发现他对英国人贩卖鸦片的方法是很清楚的。
在谕示中，道光皇帝详细描述了洋人的方法：
许多洋船聚集在外海，用来囤积鸦片，称为“鸦片趸”；
同时在内陆开设钱店，暗中售卖烟土，称为“大窑口”；
不法商贩到大窑口和洋人讨教还价，签订合同，称为“写书”；
另一些不法船夫负责拿着合同，开小船到鸦片趸提货，这些运烟的小船叫作“快蟹”。
外国鸦片贩子和中国的不法商贩勾结在一起，建立了一条完整的利益输送渠道。
在道光皇帝的主持下，清廷展开了关于禁烟的大讨论。跟我们一般印象中的不同，清朝官员的讨论其实非常详尽而具体。
比如针对当时“禁归禁，吸者照旧吸，贩卖者照旧贩卖”的现象，在广东任职过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主张开禁，获得了两广总督邓廷桢的赞同。
许乃济和邓廷桢的“开禁”，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不管，从1836年6月10日许乃济的奏折中，我们可以发现，许乃济详细阐述了鸦片的药性、英国人贩卖到中国的鸦片产地（孟买、金奈、孟加拉）、沿海地区鸦片屡禁不止的原因、鸦片贩子贩卖鸦片的动机，提出了用经济手段遏制鸦片的主张。
具体来说，第一，英国人贩卖鸦片，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从中国捞取白银，那么就禁止鸦片生意中的白银交易，只许以货易货。
第二，允许内地一些农民种植鸦片，增加供给，降低鸦片的市场价格，迫使英国人因为无利可图，放弃贩卖鸦片。
第三，将鸦片作为药材课税。
许乃济类似“经济战”的主张遭到了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等人的反对，开始支持许乃济的邓廷桢，也因为担心鸦片已经过度泛滥，难以单纯靠经济手段遏制，态度由支持变为反对。
1838年，经过一番争论，道光皇帝下定了加强禁烟措施的决心，并且听从林则徐“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能不立怵心之法”的主张，对吸食鸦片者，也处以重罚。
林则徐起初是不主张处罚吸食者的，因为一来担心吸食者太多，处罚不过来，二来怕引起民间诬告之风，然而他最终改弦易张，可见当时鸦片流毒之广。
正是在1838年的大辩论之后，清廷认识到事关生死存亡，鸦片不禁不行，林则徐才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
而在四年前的1834年，英国政府刚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专利，亲自下场，统筹贩毒，于是，两国政府的直接接触，就此展开。
1839年3月11日，林则徐初到广州，在辕门悬挂布告，命令英国人上缴烟土。鸦片贩子们并不买账，一方面因为利益太大，舍不得放弃，另一方面也觉得林则徐和其他一些贪官污吏一样，容易被收买，英国领事义律，抱着的就是这种想法。
没想到林则徐品格是很高洁的，义律的收买只让他增添了鄙夷，林则徐加大了执法力度，查封烟馆，逮捕烟贩，义律没有办法，只好安排缴烟土。
当年6月，就发生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两万多箱鸦片，在海边销毁。
事情发展到这里，来到一个高潮，但之后的情况就糟糕起来。
林则徐是个硬汉，禁烟过程中义律的作为让他非常不耻，本着彻底的精神，他再接再厉，替道光草拟了一封国书，寄给维多利亚女王。
这就是著名的《林则徐拟谕英王稿》，信里说：
“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
还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从林则徐的口吻，可以看出他对“天朝”的自信。他信里威胁要停止出口茶叶和大黄，因为外国一天也不能缺它们。当时不仅林则徐一个人这么想，满朝文武，基本上都是这个想法。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洋人容易便秘，没有茶叶，就憋死了，因此他们的命，实际上捏在我们手里。
历史的滑稽，流年经岁，都变成后人的喟叹。
据说道光皇帝看了林则徐草拟的信，御笔朱批，只有两个字：“甚好。”
信件经由英国商人转交到英国外交部，后来全文发表在《泰晤士报》上，我们现在的人可以想象，英国人是以什么心态将其发表的。
林则徐的信当然没有等来回信，他等来的是英国的炮舰。
事实上，当时林则徐已经着手开始改造英国商人的生意，他知道不让卖鸦片，总得让英国人有利可图，卖点别的。可惜，鸦片利润实在太过丰厚，英国人不肯放弃。此外又发生了“林维喜”案，中国农民被英国水手乱棍打死，义律不肯交出杀人者。双方矛盾激化，发生冲突。
英国的援兵到了，开始进攻，他们没有攻击林则徐，而是攻打浙江舟山，定海战役爆发。清廷在定海输给了英军，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信任也就丧失了。
道光皇帝派了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交涉。对英的外交活动，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琦善在我们的课本里，被称为妥协派或者投降派，这个称呼不冤。史料证明，琦善基本上没有认真考虑过禁烟的问题，他的出发点，从来不是鸦片的危害，从这个角度出发，琦善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林则徐的基本立场，无视了大辩论后清廷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但琦善这个人，有一点比林则徐明白。关于中英实力的对比，林则徐不能说不糊涂，他一面认为茶叶生意扣着英国人的脉门，一面觉得清军的实力远在远道而来的英军之上。
琦善对中英实力的认识，完全跟林则徐相反。他是调查过英军的，觉得英国人“船坚炮利”，实在可怕，1840年8月13日，琦善就曾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详细描述过英国战船的构造。
同时，琦善也调查了清军的装备，发现山海关的大炮，居然还是“前明之物”，这坚定了他“不能战”的观点。
就在琦善将中英军力对比情况汇报给道光的一周以后，英国外交部给中国宰相写了一封信，史称《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这封信大骂林则徐不尊重英国商人“合法财产”，指控清朝政府“迫害”英国鸦片商人，呼吁重建中英两国人民“友谊”。
信里面有一句话：“大英国家催讨在大清国沿海地方，将岛地割让与大英国家，永远主持，致为大英民人居处贸易之市，以免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获妥当。所割让之岛，广大形势之便，或止一岛，或数岛，皆照大英奉全权公使所拟也。”
不仅要割地，而且割哪里全由强盗说了算——中国百年国耻，自这一句话开始。
琦善再怎么软弱，也知道道光不会同意割地，于是一面和英国人讨价还价，一面暗中备战。然而实力的差距正如琦善自己所知，英国人不耐烦，再次开打，输了战阵，琦善只好同意赔款、开市、割让香港。
对琦善的意见，道光皇帝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战败不是清军不行，而是广东和浙江的军队不行，所以道光皇帝一面将琦善革职抄家，一面派湖南、四川和贵州各省的军队赴广东开战。
至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道光皇帝和英国人一样，都是一意主战，外交再也无从谈起。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南京条约》
我最近想起这段历史，是因为听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所所长汤绍成教授的一档节目。汤教授分析了前一段时间捷克参议院议长高调访台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外交事件。
捷克参议长在台湾说“我是台湾郎”，引得台湾“立法委员”们起立鼓掌，委员长的曾孙蒋万安因为坐在第一排，起立慢了半拍，还被民进党的陈亭妃大骂“我们手都拍肿了，他才慢吞吞站起来”。
然而捷克参议长带着台湾当局赠送的五条口罩生产线一回捷克，捷克总统和总理立刻就在电视上批评他所作所为是“幼稚的挑衅”，而参议长也立刻表态支持“一中原则”，表示从未说过台湾是国家——这又引来了之前“手拍肿”的那些朋友，大骂参议长是骗子。
汤绍成教授分析这里面的门道，是这么说的：
捷克参议员任期六年，参议院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今年十一月，又要改选了。
参议长此时访问台湾，是为了捞取一波政治资本，他利用的是欧洲内部的反华情绪。
这种情绪在“一带一路”进入欧洲后，引起了欧洲内部的分歧。一些穷国或者富国的穷省，很欢迎“一带一路”，尤其其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部分，而一些富裕地区，则产生了警惕心理。
捷克议长想利用这种情绪，帮助自己政党的选举，所以高调访问台湾。
这种过线之举，其实是给大陆出了难题，因为外交上不能不表态，但要表态的话，分寸又很难把握。
如果太软，会有人仿效。如果太硬，又会逼得欧盟内部不能不抱团。
硬了和软了都不行，这该怎么办呢？
汤绍成教授说，“中国大陆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具体来说：王毅说重话（不能不说重话），对应的，德国外长马斯放狠话（不能不放狠话），双方都在面子上把态度做足。
捷克钢琴商丢了的大陆订单（价值160多万人民币），是一个很小的警示。
而实际对捷克参议长，是由捷克内部把问题消化掉。
汤绍成教授指出，访台的参议长属于公民民主党，而捷克总统属于市民权利党，捷克总理则属于ANO2011运动党。捷克国内政党剧斗，参议长为国内政治考量访台，就由他承受国内政治斗争的后果。
王毅和马斯名义上针锋相对了，其实该干嘛还干嘛。
之前我在文章里提到过，德国《明镜周刊》报道马斯的狠话时，不忘在最后加上马斯的呼吁，希望尽早恢复欧盟-中国峰会。这说明，主客双方，肚子里其实心照不宣。
昨天，德国公布了名为“印太指导方针”的外交政策新准则，其中提到“中国”最多，达57次，明确表态未来在亚欧，更加印证了《明镜周刊》的报道。
近年来，网上关于中国外交的讨论不断。追踪脉络，先是国外批评中国外交变强硬了，然后国内也有朋友开始问，我们是不是太过强硬了些？答案众说纷纭，有人说现阶段的外交“太硬了”，有人说“还要再硬些”。
硬和软的问题，要看对着的参照物是什么，我想可以参考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与琦善的故事。
而中国外交的问题，要分里子和面子，我想可以参考台湾汤绍成教授的评论。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谁也无法百分之百掌握。不妨慢慢摸索，细细观察，多多讨论。
外交是精妙的艺术，蕴含着激动人心的力量，最重要最重要，和一百八十年前不同，现在中国的国家实力上来了，对外界的认识深入了，外交真正有了空间，才可以发挥起“第一张牌”的作用。
最后不要忘了，国家孱弱，外交无拳脚可伸，有时不是失误，也成了失误。而国家富强，回转余地大，有时可能是失误，最后也不成为失误。
大争之世，向来如此。历史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一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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