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看理想”《何伟离开中国》：用选择性叙事纪念选择性叙事，绝了
三月份的时候给观察者网写了一篇稿子，后来这里也发过一遍，就是《何伟式“外国友人”，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那篇稿子梳理了何伟先生一年中给《纽约客》写的四篇关于中国的文章，简单总结了一下里面的选择性叙事和谎言，补足了选择性叙事里被隐去的部分，细分了一下各个谎言利用的都是哪些信息差，哪些是特供给中国读者的，哪些是特供给美国读者的。
然后六月的时候，一个朋友跟我说，我被推特上挺有名的中国观察家itrulyknownchina（我真的知道中国）给挂了，说是我的文章“攻击”了何伟先生，使他不得不离开中国。
实在是冤枉！
我是有推特的，中国观察家先生连我朋友提到我名字的旧信息都翻了出来，但却错过了我本人的推特，这让我略略惊讶，所以我只好自己跳出来，说：我并没有“攻击”何伟先生，我只是写了一篇评论，总结了何伟先生文章中的：1）选择性叙事；2）为中国读者量身定做的谎言；以及3）为美国读者量身定做的谎言。
原推下面有一些懂中文的读者，也对中国观察家先生利用语言隔阂乱给人扣帽子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但更多的是一些美国学者和教授的转发，我选了其中几个留了言，替自己辩解，并且提出愿意帮这些教授翻译我原文中的段落。虽然教授学者们的转发下面都只有零星两三条留言，但除了一位自称在中国待过的经济学家回复我之外，无人回应。
那位经济学家老先生，也在我指出何伟先生不是由于签证原因而是由于川大不与他续约这个原因——并且我提醒他，考虑到何伟先生几篇文章中对川大那些带有情绪化的、谈不上友好的描写，川大不与他续约也不是一件让人十分奇怪的事——之后，不再回复我。
大概是中国观察家先生的推特起到了一点影响，时隔两个多月，有一些何伟先生的支持者跑到我文章下面骂我，由于他们不是对文章提出批评，而是直接骂人，所以我也就放飞了一下自我，“礼貌”地请他们闭了嘴。
我劝告这些先生的是，我这个人嘴也比较碎，也比较损，与其互相骂来骂去，您也不高兴，不如我们就事论事，事外一团和气。
以上是今天这篇文章的一点背景。关于何伟先生的离开，我本来以为已是过去式，但似乎最近又有一批文化人讨论起这个事情来，先是前两天有一位记者朋友采访我，问我的看法（我回答如我在《何伟式“外国友人”》中结尾时说的一样，希望何伟先生能留下来），接着我又读到了梁文道先生策划的“看理想”新发的一篇文章《何伟离开中国：时间就在这里，请你们记录一切》。于是我觉得还可以再谈一谈。
我想谈谈对“看理想”这篇文章的看法。先说标题，这个题目就让人觉得怪怪的。我在《何伟式“外国友人”》中举过很多事实性的例子，都属于典型的选择性叙事，“看理想”标题说何伟先生请人家记录“一切”，这个“一切”，就给人很魔幻的感觉。我的第一感觉是，这里是不是少加了一只狗头？
再来看正文。非常有意思，“看理想”这篇文章，写得很“何伟”。
比如“看理想”这篇文章的基本论调是：何伟先生是一个对中国观察细致入微、富有同理心、书写了很多真实细节的作者，作者似乎尽力想把何伟先生塑造成能为中国说话的诤友。为此，“看理想”举了何伟先生去年在《纽约客》上发的两篇文章为例：
在后文中，“看理想”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称为“在去年发表的两篇描写疫情的文章”。
这就很有意思了，读者如果不是对何伟先生特别了解，看了“看理想”的描述，会以为何伟先生只写过“两篇描写疫情的文章”，事实可不是这样的。
除了“看理想”愿意告诉读者的这两篇，何伟先生去年10月12日还发过一篇写武汉的《被封的城（The Sealed City）》，副标题是“在武汉的九天，新冠疫情的爆心”。
如果我们把时间放宽一点，今年3月15日，何伟先生还发过一篇不少篇幅涉及疫情的《制造业外交（Manufacturing Diplomacy）》。《制造业外交》里诞生了那个特供给美国读者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买汽车”段子，还诞生了那个著名的“我给我的车取名新冠病毒车，我总把它停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停车场上”的口嗨（具体请见《何伟式“外国友人”》）。
《制造业外交》里那些实际意义趋近于零的没品口嗨，其实有挺多可说之处的，跟“诤友”这个可能的定位，也差距最远，但“看理想”把范围限定在了“去年”，我们这里就不深谈它了，我们只问，为什么“看理想”不提10月的《被封的城》呢？
相信读过那篇文章的人都很容易理解，因为那篇文章是赞美方方女士的，“看理想”如果把它也交代出来，他们给何伟先生立的人设就崩了，即使不崩，至少也得是很大争议。
而且，那篇文章里有一个更难以洗白的段落，在提到那些冒着巨大风险建造火神山医院的工人师傅时，何伟先生只介绍了一种解释，他直译了一句中国的老话来描述他这种解释——“有钱能使鬼推磨”，何伟先生把它翻译成“Money can make the Devil push the grindstone for you”，翻得真用心。
我在《何伟式“外国友人”》中是很严厉地批评了这一点的。记者的报道哪怕不平衡，至少得全面，何伟先生只采访了一个人，只介绍了“有钱能使鬼推磨”一种解释，顺便明确否定了工人师傅们的爱国情操，这让我不得不质疑：工人师傅冒着巨大风险建医院，他们工资拿得高一点，跟他们爱不爱国，必须非此即彼吗？
我当时质疑时，类比了美国兵役制度，在美国当兵工资是很高的，退伍后还有教育补贴，不少因为美国学贷高而上不起大学的年轻人，会选择先当兵。然而如果你跑到美国讲美军将士入伍不是爱国而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呵呵，你试试？这点常识，何伟先生不可能没有，怎么就不能推己及人呢？将不必然矛盾的东西置于对立地位，会这么做的不是傻瓜，就是坏蛋。
当然，何伟先生可以辩解说，他只不过是转述了一位“匿名受访者”，而那位受访者，恰巧给出的是这种解释。那我想问的是，作为以“非虚构写作”行走江湖的“记者”，难道不应该把各种解释都介绍一下，最大限度地挖掘事实吗？毕竟对工人师傅们爱国主义的赞美更常见不是吗？或者干脆采访几位师傅，听听他们自己怎么说？记者完全倒向一边的叙事，符合新闻伦理吗？
所以我对何伟先生的选择性叙事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的，如今，“看理想”把何伟先生塑造成一个温和、有爱心、关注细节、在国际上正面宣传中国防疫的作者，但却选择性地遗忘10月的那篇文章，当它不存在，这种用选择性叙事替选择性叙事辩护的手法，因吹斯听。
我们接着看，在评价特意挑选出来的两篇文章时，“看理想”这样描述：
乍一看，是不是何伟先生很讲科学？很欣赏“中国人的坚韧、生存智慧”？
好，我也从何伟先生原文中摘一段给大家看一看。从3月的“隔离日记”里我们可以得知，何伟先生生活的平行宇宙是不存在教大家怎么正确戴口罩的电视节目、条幅标语和公共海报的，所以当他光着脸、很负责任地带着两个女儿去河边散步，碰到路过的人叫他们戴上口罩，何伟先生是有点不服气的，他写道：
接着他又引经据典，继续写道：
什么叫“文艺中年用醇厚的文艺腔打败科学”？应该没有比何伟先生这段话更好的注脚了：不仅有匿名的卫生专家，还有文学名著，也不缺“护身符”这种鲜明而意蕴悠远的意象，多么文雅的调侃啊。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三月，缺乏疫苗、对病毒还没有研究透彻的三月，假设你是那几个在河边散步、遇到不戴口罩的何伟先生父女的路人，你担心有风险，让他们戴上口罩，你会想到对方会自信地掏出一本小说，拿里面的情节反驳你，并且调侃你的劝说带有迷信色彩吗？
科学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迷信者，而是自以为掌握了“正确科学”的那批人，正如最偏颇的写作者往往是那些爱自夸公正的傲慢作家一样。
何伟先生很讲科学吗？看起来完整的故事是另一种说法，而且更有意思。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对何伟先生后来改邪归正，我们还是应该表示赞赏和鼓励的，但像“看理想”这样只截取后半段来大书特书，似乎确实滤镜过重、不太体面了。
对了，关于“看理想”提到的何伟先生观察邻居家快递这个点，我在《何伟式“外国友人”》中曾详细介绍过当时的舆论背景。多翻翻当时的《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纽时》、《华邮》，当时西方媒体笔下，铺天盖地的是对中国防疫“侵犯隐私”的指控。
防疫会干涉到隐私吗？应该是有的。但什么地方干涉到呢？反正不会是何伟先生花了几千字篇幅，文章中三四次出现的这种快递的方式——这里插一句闲话，关于疫情期间隐私的思考，我推荐大家去看清华法学院劳东燕教授关于门禁卡的系列文章，比何伟先生的思考要深刻、准确地多。
我自己是在西方国家住过的，中外收发快递的流程，对隐私的保护，并无明显的不同。倒是不管在中国在外国，像何伟先生这样，连邻居家买了无线鼠标（一般而言电子产品包装都会很严实）都能看出来，连打印纸上是南北朝诗选作业都能瞄见，而且还不辞辛劳地记录了十几户邻居各买了啥，精确到门牌号，写文章发表出来，这是很罕见的——写到这里必须表示感谢，曾经有一些就快递问题为何伟先生辩护的朋友，他们中有好几个一不小心就把何伟先生描述成了一个窥探、公布他人隐私的窥私狂，我原本只是对何伟先生探知邻居家快递的方式好奇，在他们的点拨下，我才发觉公布这件事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感谢这些朋友，他们的话确实很有启发性。
了解了当时西方喉舌在关注什么，抹去关于中外快递收发状况的信息差，再来看“看理想”对何伟先生有关隐私的段落的描述，我们能获得更丰富的、层级感更强的思考：
“看理想”文章接下来写道：
对这一段我没啥批评意见，就是想讲两个有趣的脑洞 。第一“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个翻译在我看来不好，我差不多理解“看理想”的作者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把creative翻译成“创造性”真的好吗？虽然某个方面讲这个词对何伟先生的写作描述挺准确的，但站在“看理想”作者的角度，直白地说“创造”真的恰当吗？翻译成“创意性”是不是歧义更少一点？隐蔽性更强一点？
第二是一个关于普利策奖的八卦。上周我在读今年1月出版的一本新书《灰夫人眨眼（The Gray Lady Winked）》，作者是住在以色列的美国记者Ashley Rindsberg。
AR研究了别名“灰夫人”的《纽约时报》过去一百年来著名的造假事件，发现不止一个造假的记者凭造假报道获得过普利策奖，比如书里第一章揭发的，1930年代美国国策还是扶持纳粹制衡英法时，靠照抄纳粹报纸而在《纽时》上为纳粹张目且凭此于1940年得奖的Otto Tolischus。我以前对普利策奖是很尊敬的，看了这个书之后，对它就不像原来那么尊敬了。
言归正传，“看理想”再接下来的笔墨，把何伟先生描绘成一个打破偏见、因为家传渊源拥有扎实社会学方法论的记者。
有一段夸何伟先生能“沉静地理解与他完全不同的人们的行为和感受”：
这句话说得优美极了，以至于我忍不住想起引用《鼠疫》怀疑口罩的那个例子，何伟先生好像也尝试去理解以河边路人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了，他理解出了“护身符”，真棒。
还有一段说何伟先生对“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过于政治化”而失望：
我是有点讶异的，何伟先生居然会说这个话。在今年3月15日那篇《制药业外交》中，何伟先生扯了一个谎，说在中国，CNN被封禁了，但替川普宣传的FOX没有，他以此来暗指中国的某种倾向。然而事实是你用百度搜CNN和FOX，一样登录得上去，二者并无区别。
我看过一位何女士的纪念文章中讲过，何伟先生在课堂上提到过《纽约客》的事实核查员。当时我还挺震惊的，《纽约客》还有事实核查员呢？后来一想，释然了，在美国的事实核查员，当然没法核查CNN是不是在中国政府管控的网络上遭遇了不公正对待，被FOX占了便宜。
何伟先生指责别人“过于政治化”，我不知道他自己文章里的这个桥段，属不属于他反对的内容？或许为《纽约客》的目标读者群编一个小小的谎言，不用上纲上线到“政治化”上？
另外这里还提到了何伟先生曾经的继任者、《纽约客》第二代驻华记者欧逸文先生。提到欧逸文，我记得我之前写过，他也是撒谎/选择性叙事的一把好手。在去年年初的《打打谈谈（Fight fight, Talk talk）》一文中，欧逸文先生提出过一个观点：中国的“一带一路”不那么成功。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欧逸文先生举了2018年的马来西亚风波为例。但有趣的是，《打打谈谈》写于2019年底，发表于2020年初，文章起笔就是2019年10月的国庆庆典，然而文章绝口不提2019年7、8月间马来西亚“一带一路”项目的重启，好像它根本没发生一样。
更有趣的是，后来转战美国国内政治报道、还在选举前替拜登写最新传记的欧逸文先生，在去年5月11日发表了一篇描写布什家族势力范围内川普支持情况的文章《格林威治的反叛（The Greenwich Rebellion）》，在这篇文章中，欧逸文先生明确喊出了要和中国“搞道德竞争”的口号。
道德竞争？怎么搞？靠《打打谈谈》那样精准切除2019年夏天吗？
“看理想”把何伟先生和欧逸文先生标榜成破除偏见的写作者，大谈特谈如何参考他们的写作，真有点又当又立的意思，绝了。
“看理想”这篇文章说：“什么能打破偏见的同温层，最好的答案是阅读和写作。”这个口号喊得很响亮，我也同意，我只是有点想不通怎么会由“看理想”喊出来。
我阅读面应该还算广，所以我大概可以说，正是阅读让我意识到，何伟先生对中国疫情的报道，在英语世界里，也难称一流。
我去年推荐过路透社的华裔记者伊森·卢写的《疫情现场笔记（Field Notes From A Pandemic）》，这里再推荐一下。
伊桑·卢出生在中国，在德国、新加坡生活过，后来到加拿大工作，拥有多语言背景。疫情爆发时，伊桑·卢在中国探亲，之后他去了新加坡、德国、日本等地，他的书写了在各地的见闻。
伊桑·卢对各国防疫措施的对比，均来自亲身感受。他对各国为什么采取相应措施的理解，看得出来是下过功夫的。其中对中国防疫举措的肯定，以及缺点的批评（比如对那些夸张的宣传标语），非常生动。还有许多对疫情中各个个体不同态度的描摹——害怕、无视、内疚、无奈等，细微而动人。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谁的隐形眼镜摘不下来，谁的调查研究更深入，谁的批评更中肯，比一比，一目了然。
除了多阅读和写作，“看理想”文章里还有一句我很同意的话：
但我这里还是有一个想不通，这话放在写何伟先生的文章里，合适吗？
我在《何伟式“外国友人”》中曾建议，对我们来说，像何伟先生这样的记者应该越多越好。然而，那毕竟只是出于战忽的需要，带点玩笑的性质。严肃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引用前两天我回复媒体采访时回答的话来概括：
“不管这次何伟先生是留是走，长远来看，他的离开其实都是必然的，因为他太老了。二十一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他不再是一个合适的能向中美两方传达信息的中介。如果我们分析何伟先生文章中那些失准失实之处，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些是源于他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有些是源于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隔膜，他有好奇心，但他的好奇心已经支撑不起他去发现新的真的问题、支撑不起了解和学习相关情况的能力，换句话说，他跟不上中国快速变化的现实，也跟不上变幻莫测的中美关系，所以他那些良好的写作技术、他的好奇心、他的“热爱”，最后没有带来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分析（尤其是像我这种在国内国外都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我问了周围几个跟我情况差不多的朋友，感受相似，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看法，不具有代表性），反而很多文章，写着写着就又陷进他的固有模式里去了。所以，我们读到了一段又一段明显作者想批评但又批评不到点子上的尴尬段落，有了被尬黑的感觉。
观念如果不能不断解放，是会不进则退的，而很可惜，客观现实就是人一旦上了年纪，就很难逃出自己的思维惯性了。过去何伟先生可能是沟通桥梁，但现在他已经被现实甩开。我看到一种说法，用一种赞赏的口吻将他的“两面不讨好”描述为一种独立的姿态，我觉得这种看法太文艺了，太浅了，两面不讨好可能是源于超前，也可能只是因为落后。旧人永远是要被新人取代掉的。
现在这个时代，中美都需要美国能走出一个或者一批更年轻的、更平和的、更没有意识形态包袱的、更愿意先花大量时间学习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更愿意花更多精力做事实核查而不是一味迎合自己潜在读者的美国记者。”
是的，我最想说的，其实就是最后那一句，中美之间需要更多没有意识形态包袱的、愿意花更多精力做事实核查的年轻记者。
写到这里差不多要结尾了，总的来说，何伟先生文章最大的问题是选择性叙事，而“看理想”这篇文章又以选择性叙事的方法为何伟书写了一封深情款款的情书，细想非常有趣，可不可以说是惺惺相惜？
如果我是何伟先生，我是会高兴的，“看理想”这篇文章简直是对我教学成果最大的表彰。
但我不是何伟先生，我是一个对事实要求有点高、希望对一件事了解尽可能全面一点的读者，所以读到“看理想”这篇文章，我是高兴不起来的，这作者搜集到的信息好像比我知道的还少，要么就是这作者在裁剪事实写报道：什么时候文章可以这么写了？这样的写作者有多少？看理想看理想，可以闭着眼睛看吗？或者睁着眼睛，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非虚构写作还能守住非虚构这条底裤吗？
我想起之前有朋友为何伟先生辩护时，曾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很有文采的一句话，他说：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教的，但是这句话很可怕，敢于理所当然地把这句话说出来，当做辩护理由，更可怕，尤其是讨论记者写作的时候。按照这句话的逻辑，记者已经不用为追求百分百事实而努力了，也不用为人力难以追求百分百事实而伤感，一个记者可以直接裁剪事实、选择事实、创作故事。
这句话似乎是何伟先生的文章、“看理想”写何伟先生的这篇文章、许多其他记者先生女士文章中，问题根源所在（比如我之前分析文章《她不是另一个“拉姆”》、《这记者什么毛病？从彭州灭门案谈起》里探讨过的）。
我想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只要你叫非虚构这个名字，那种立场先行、结论先定、按需求裁剪事实的套路就是不对的。尊重事实，完整的事实，是唯一的出路。何伟先生自己和受他影响的一些写作者，似乎忘记了观点应该是在全面考察完事实之后，再得来的，这个先后顺序不能颠倒，我们其他人应该替他们记得。这么做绝对不是要跟他们抢“文化人”的头衔，而是这本来就是普通人看待世界时最常用最可靠的方法，有的人忘了，有的人没忘，没忘的有责任帮忘记的回忆起来。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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