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鲁迅活在今天，会像“公知”一样被打倒吗？
“当年一些学艺不精的‘雅人’把鲁迅拿来当挡箭牌，纯属偷梁换柱的自作多情；今天不乏有人继续偷梁换柱自作多情，我们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
—
今天想试着回答一个难题：鲁迅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会不会被扣上“公知”的帽子，然后被骂？
这其实是个老问题，网上的讨论非常多，说什么的都有。我以前看各种回答的时候，不管是答是的，还是答非的，总觉得哪里不对，然而具体是哪里不对，我也说不确切。
后来我想，大概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系统读过鲁迅，所以没法把握别人的答案，既不知道别人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别人没说什么，我就像一个不辨东南西北的人跟在人家后头晕头晃脑地瞎转，对走没走错路一点概念也没有。
所以八月底的时候，我就买来了一套北京日报出版社的《鲁迅全集》，准备把文献工作做一做，至少先搭个概念框架起来。
鉴于鲁迅先生的小说我以前看得七七八八，《中国小说史略》等文艺方面的论文也读过一些，翻译作品等想来指示性不够直接暂时略去，所以这次我主要系统阅读的是第一到第七本里的杂文。如果这套《鲁迅全集》真的如序言所说，收录了鲁迅先生的全部作品，那么我应该是把鲁迅先生全部的杂文都翻了一遍。
当然我要声明的是，我只是翻了一遍而已，前四本翻得还比较细，后面三本翻得就很粗了，这么个翻法肯定没法让我成为鲁迅专家，甚至没法对文本做到特别熟悉，所以如果下面我有说错的地方，恳请方家指正。
不过据我的观察，好像真正的方家也没几个愿意趟这趟浑水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言归正传。要弄清楚鲁迅会不会“像公知”，首先要弄明白“公知”是个什么东西。很多人说“公知”被污名化，也有的朋友说“某某、某某某他们也是公知”，这些概念定义和源流的争论，我们暂且先不去管它，不管怎么样，“公知”这个词已经变成了现在这样，就按现状来理解它。
我回看了一下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发现我以前批评过的人和事，不少其实可以被归类在当下“公知”的门类里：
这六类先生女士可以被归类在“公知”门类下，或者说，他们反过来定义了当下有特殊含义的“公知”概念。什么概念呢？我这样概括：由于知识匮乏或故意装作不知，迷信某种信念或意识形态，无视或选择性采用事实，大概率地陷于双重标准，自诩为知识分子，喜欢“启蒙”别人，却宣传经不起推敲的结论的人。
这个概念的重点不是批不批评体制，骂不骂人，而是讲不讲道理，是不是实事求是。这很好理解，我们经常提到的温铁军先生、贺雪峰先生等学者，也常常对政策和体制提出批评意见，但是人家背靠田野调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没有人会把他们归类到当下“公知”的门类里。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鲁迅有过哪些不符合实际的批评吗？
还真有过。1918年，鲁迅写过一篇名为“不满”的短文，里边有一段，按照现在的标准，“公知味”很足：
鲁迅是想说传统中国不文明，但这一次他挑错了切入点，他想以一战中列强战场上的“文明”对比中国传统中的“不文明”。
想反驳鲁迅，相当容易，欧洲以前的残酷往事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就说说一战中的德国。1915年，鲁迅写《不满》的三年前，德军率先成功实施了毒气（当时主要是氯气）攻击，随后奥匈帝国、法国先后加入到生产和使用毒气的行列中来。1917年，也就是《不满》写成的前一年，德国更是带来了他们的“伟大发明”芥子气。所以，“只是囚徒不给饮食，村长挨了打骂，平民送上战线之类”？
下一个问题，鲁迅先生翻过车，就等于他是“公知”了？事情好像并非如此，这主要是因为像《不满》这样明显翻车的例子，我翻完七卷，也只找到这一处。换句话说，鲁迅文字的分寸感和严密性，非常惊人。
这里似乎可以破除一个幻象：有些人觉得鲁迅是批评国民性的好手，就想当然地以为鲁迅会常常说“中国人怎么怎么样”。在我的阅读体验里，鲁迅确实用《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小说猛刺过中国旧时的国民性，也在《热风·随感录二十五》中写过“（中国）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人’的萌芽”，在《无声的中国》这样的演讲稿中以“开窗”讽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用过这样绝对性的用语，但是，纵览他所有的杂文，这样的文字比例其实很少，尤其在考虑到鲁迅几乎每篇文章都是标枪，都是匕首，都要扎人的情况下。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我自己总结了两点原因。
首先，鲁迅大多数的文章，攻击目标和批判对象都很明确，不像今天某些热衷当“批判家”的先生，动不动就无限引申，扩散到民族国家的“高度”，甚至到了逆向民族主义的地步，妄下毫无逻辑、没有尊严的论断。
我随手翻两篇。比如《热风·随感录三十三》：“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
《现在的屠杀者》：“高雅的人说……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
《估“学衡”》：“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不懂的音译》：“自命为‘国学家’的……”
《现今的新闻学的概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其次，虽然鲁迅也大骂吃人者残暴、被吃者愚昧，但不管从数量，还是从篇幅，又或是从言辞的辛辣苛烈，鲁迅骂的最多的，恐怕还是作家、教授等一批“雅人”。
上面列举的几篇文章，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另外以骂胡适的《出卖灵魂的秘诀》为代表的一系列指名道姓的文章，也是很好的例子。
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骂他们？
我们或许可以从《答有恒先生》中找到答案，这篇写于1927年的杂文里有这么一段：
“吃人”，是鲁迅笔下可能最振聋发聩的两个字，可是和大多数人粗略印象里的不同，鲁迅眼中，不止有吃人者和被吃者，还有一类“排筵宴的人”，他骂的那批雅人，那类在他眼中高高在上、拒绝进步甚至诋毁青年的文化人，不少都属于这类“排筵宴的人”。鲁迅对这类人的反感，激烈到了要对自己不断反思，自我批判“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的地步。
想想看，那些百年前不知自己在排着筵宴、端坐在雅座上的人，和鲁迅是多么的不同。那些今天动不动就“愚民愚民”的人，和冷峻目光紧盯着文化阶层的鲁迅，又是多么的不同。
更进一步的想，今天好些个自诩为鲁迅接班人的人，倘若鲁迅仍在世，真的会把他们引为同路人吗？还是会毫不留情地把匕首投向他们？这些人的真实身份，难道不更像是鲁迅的敌人吗？只是他们抹了脸伪了装，转头把鲁迅绑架成了自己的挡箭牌。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能把鲁迅简单地理解成只有批判，搞得是个人，会骂，就成了当代鲁迅了。“如果鲁迅活在今天会不会像‘公知’一样被打倒”，这个问题本身，某种程度上也是顺着这个片面的想法产生的。
我在从头到尾翻完了鲁迅的杂文后，有一个感觉，那就是鲁迅和“公知”最大的区别，是鲁迅对自己审视的人或者对象，多一层理解，多一层实事求是的尊重，多一层深入的观察。
我举一个例子。日本人安冈秀夫曾经写过一本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的书，这本书在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一书的《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一文的基础上引申，说中国国民性好色，所以做菜时总想着促进性欲，吃笋就是因为它的形状让人引发联想。
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七月四日》里对安冈秀夫的书专门做了反驳，虽然鲁迅“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是如果那指摘属于脱离事实的乱弹，鲁迅也不会坐视不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上支日记·七月四日》这一篇后来的主旨其实还是从饮食入手、以醉虾做隐喻，批判“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的“民族性”。但鲁迅开始自己的批判前，先反驳安冈秀夫的奇谈怪论，说明了他实事求是、力求准确的态度。从这个方面讲，鲁迅的批判是为了辨识病灶、推动进步、解决问题，而安冈秀夫的“批判”则近似于猎奇、污蔑和谩骂。
不妨可以想想，我们今天许多喜欢拿鲁迅当防弹衣的先生女士，他们的所谓批判，是更像鲁迅一点呢？还是更像安冈秀夫一点？
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的结尾说过：“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这句话虽然讲的是文艺的批评，可是它传递的含义，体现的鲁迅的批评观，应该不止于文艺批评领域。
总结一下，如果鲁迅活在今天，会像“公知”一样被打倒吗？照我看，不会。鲁迅和当下流行含义下的“公知”，有非常清晰的不同。当年一些学艺不精的“雅人”把鲁迅拿来当挡箭牌，纯属偷梁换柱的自作多情，给自己脸上贴金。今天不乏有人继续偷梁换柱自作多情，哭丧鲁迅活在今天也会像他们一样被打倒，我们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或许可以这么说，他们但凡有鲁迅百分之一的严谨、骨气和自省精神，也不至于让“公知”这个词沦落到今天这般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