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毅《小镇喧嚣》：谈徐州丰县事件的人很多，可真懂乡镇的又有几个丨读中国计划（八）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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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蜻蜓FM和B站的“软硬兼识”（原名“停不下来”）节目跟余亮老师和雷望红老师聊了徐州丰县的事情。雷老师是“华中乡土派”的学者，常年在各地农村做田野调查，我们主要向她请教乡村的情况。另外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法学界车浩、柏浪涛教授等人与罗翔教授等人关于要不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的争论。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开车或者刷碗的时候去听。

关于徐州丰县这件事本身，我自己有能力讲的东西很少，最多做信息和知识的二道贩子，所以就不单独写文章了，这里除了我们的节目，另外推荐两篇文章，供想深入了解的朋友参考。

一篇是知乎上名叫“陆士根”的网友的短文：

这篇文章的参考资料包括中科院地理所网站上《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制——基于“成功案例”的管窥》等论文，是很有料的，能帮助读者摆脱许多“局外人想当然的想象”。

另一篇是北大法学院彭錞老师发在澎湃新闻的文章：

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车浩、柏浪涛与罗翔等人的辩论。彭錞老师是法律圈子的圈内人，有些话说得比较隐晦，两不得罪，但其实他字里行间还是留下了“马脚”的。在我看来，彭老师委婉地批评了城市教授“坐而论道”的习惯，所谓“如果天塌下来，正义才能得到实现，那就塌吧”，实际上很可能沦为一厢情愿，结果并不一定能保证正义得到实现。

听一听雷望红老师的介绍，读一读陆士根网友的文章，多了解一点复杂的现实，对于天塌不塌、正义实现不实现得了，可能会有更符合实际的理性认识。

今天我就来写一点复杂中国里复杂乡镇的复杂现实。

这应该是我计划里的第八篇书评了，这次要写的是“华中乡土派”另一位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吴毅教授200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这是吴教授2003-2004年间在武汉城区附近一个镇子里调研的成果，非常有特色，因为全书其实是由一个又一个夹杂着理论解释的故事组成的，全书一个引子加十五章，就是二三十个小故事，这些故事曲折波谲的程度，绝对超过大多数文学创作者的想象。

原书有758页，2018年三联出版了《小镇喧嚣》的修订版，仍然有640页，怎么看都是一本大部头。我读的是初版，今天只介绍前三章里的几个故事。

我们在上一篇《周飞舟《以利为利》：新中国的财政制度是如何演变到今天这样的丨读中国计划（七）》里介绍过21世纪初中国基层的财政状况，也在《冯军旗《中县干部》：不止“政治家族”丨读中国计划（五）》里介绍过那个年代的干群冲突。简单说，2003-2004年间的中国广大农村，分税制改革使农业税费成为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基层财政缺口大，干部工资的发放全指望着农业税费，于是农民和乡镇干部之间冲突加剧。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2002年先是安徽试点，继而推广全国，将部分费用并入农业税和农业附加税，其余杂税、三提五统等杂费、义务工等出工要求、乱罚款乱摊派等全部取消。

改革的初衷是惠农，可是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另一方面，农业税费大幅减少后（到2006年农业税完全废除），基层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基层政府必须想出“创收”的办法来。

《小镇喧嚣》前三章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故事。

吴毅

故事一：一定要顶那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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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费改革是当年中央亲自抓的大事，各级政府部门都不敢怠慢，为此组织的检查也显得格外郑重。以往的检查如果不过关，顶多“进笼子（失去一切评优、晋升待遇，直到下次通过考核‘出笼子’）”，但如果这次不过关，可能是要“摘帽子”的。然而镇上却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秦家畈村去年的教育费附加的后遗症还没有处理好。

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原来以往每年春秋季开学的时候，学校按惯例会替政府代收教育附加，秦家畈村500多个学生，总共收了五万多块钱，这笔钱已经交到镇政府了。但前一年下半年税改政策下来，三提五统取消，这笔钱本来该退的，可是镇上也缺钱，已经装进口袋的钱就不想退。这就给应对检查造成了麻烦，因为有学生的家庭都有一张缴纳教育附加的凭证，这份凭证要是被检查的人看到，可就捅大篓子了。

于是，镇上的范委员登门拜访，希望村里的陈书记和罗主任帮忙把村民手上的凭证收上来，先把检查应付过去。

陈书记和罗主任磨蹭半天，才说要政府先承诺退钱，否则没法向村民开口。他们的顾虑是有历史根源的，2000年以前镇上每年要向村里收江堤维修款，有一年秦家畈村摊了五万七，因为村里跟镇上林书记关系好，所以应该年底交的维修款年初就交了，结果缴完没到一个月，上面下文件，取消江堤维修款，陈罗二人找林书记，要求退钱，没想到林书记专门请二人吃饭，边吃边请二人“体谅镇上的难处”，最后五万七没要回来，村上又多交了一万。罗主任说：“大家关系好，不好说，只有认了。我们现在就怕政府跟我们讲人情。”

范委员请示完林书记，下午在村委会开会。她说林书记答应钱由政府出，然后自顾自就开始了动员工作，讲了镇领导怎样辛苦参加区里紧急会议，又交代了迎接检查的注意事项。

范委员讲完，罗主任说：“我说一点看法。”罗主任的看法就是倒苦水，通过倒苦水，罗主任把话题拉了回来。他先搬出了江堤维修款还没退的旧事，然后说：“林书记专门请我们吃饭，是摆的一个鸿门宴……因为有前车之鉴，我们与林书记关系好，反正是大共产党（指上级）用了小共产党（指下级）的钱……但长期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情。所以……请武镇长打个条子，我们就去收教育附加凭据……我们各项工作都不差政府的，所以，这里把话讲清楚，范委明天把条子拿来，连同利息五万五千块钱划过来……我们配合你们的工作，严肃认真对待政府的工作，4月10日前保证完成任务！”

罗主任的话说得软中带硬，其他村干部纷纷附和。面对村干部公开的不合作，范委员很尴尬，一时没忍住，说出了要把自己的存折拿出来抵押的气话，这时财政所的王主任也帮着她说话。然而面对上级的怒火，村干部们以沉默表明他们的态度。

王主任没办法，打电话给林书记，林书记提了几种替代方案，村干部们都不同意。范委员没办法，只好打道回府，说要向林书记当面汇报。

第二天事情有了结果，镇上同意不要村干部们去收条子，镇上自己去收条子和退钱。罗主任事后是这么说的：“我知道昨天顶一下，林书记会同意的，我们村一向很支持他的工作，他也很关照我们。这件事涉及检查能否通过，林书记非得处理……所以我要顶一下。”一切尽在老罗掌握中。

吴教授把罗主任对情势和上级底线的把握称为“乡村政治关系术”。把小学毕业、谈笑间总结“不怕上级硬压、就怕上级打感情牌”的罗主任，称为“虽然生活在底层、但却具有很高悟性和丰富人生阅历的与我投缘的智者”。

故事二：就不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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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讲，农业税费改革给农民减了负担，农民们应该很欢迎，应该积极纳税，可是实践中的情况却是收税变得更难了。按照乡村哲学家罗主任的说法，农民嘛，再少的税也是税，他宁愿一分钱都不缴。以前农民缴40块钱税和40块钱费，费里面有20块钱用来垫付税，现在取消了40块钱费，但是税变成41了，农民要“一码归一码”，谈税的时候不谈费，所以他们说你怎么还涨税了呢？

因为严禁强征，检查又严，所以收税难度其实有增无减。基层税务员只能一趟一趟地往村里跑，靠铁嘴以及各种人情技巧打动村民们，让他们自愿缴税。按照某位省领导的总结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

早上不能去收，因为早上农民们都在地里干活，村里碰不到几个人，到底头找的话，农民会说身上没带钱。要去一般是中午过后去，这个时候农民们都在休息。

最好的情况是被农民阴阳怪气地说两句，撒了气，税务员赔了笑脸，该缴的钱也就缴了。

次一点的是恶作剧，故意让你多跑几趟。吴教授跟着税务员小钱往村里跑的时候，碰到一位农妇，笑呵呵地说：“那么好收钱？不让你多跑几趟路可还行？”

再次一点的是表现出不合作态度的。比如某一农户全年负担为6元，即使他嘴里正叼着两块钱一包的卷烟，他依然说没有。吴教授很诧异，小钱倒不在乎，笑笑说，第一次不抱指望，就当去通知一下，开始收税了，有些人就是喜欢拖，下次再去他们就缴了。

最次的是死活不缴的。比如小钱在菜场找到了几户凑在一起打牌的菜农，桌上正放着钱，每户也就几十百把块钱的税，但“东拉西扯”就是不肯缴，他们搬出前面说的教育附加说事，“三年五年也不叫，一直到抵清教育附加为止”。教育附加的钱其实正在退，这几户人家可能也在退费之列。小钱的心理活动是跟他们“讲不清”，那就抵扣吧。

不管是小钱，还是农民，虽然处在隐性的对抗关系中，但所有人说话“耍蛮斗狠”的时候脸上都挂着笑容。一边笑嘻嘻说：“收钱你就来了？”另一边就笑呵呵回答：“不收钱来做么事？”一边笑嘻嘻又说：“怎么一年到头都在收？”另一边笑呵呵继续回答：“不一年到头收还不自在了你？”一边还在笑嘻嘻：“搞完第三产业（打牌），又搞第一产业（收钱）来啦？”另一边依旧笑呵呵：“是啊，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两不误嘛，不跟你一样？”

吴毅教授用“痞气”来形容这种场合中的双方：“想想今天小钱带着我们在四组的田间地头及农户的房前屋后来回转悠，以各种方式和技巧向农民讨钱，为此挨通挨骂，被善意或恶意地嘲弄或讥讽，却又要视若寻常，气定神闲，久而久之，自然就练就一身以‘痞’对‘痞’的职业特性。”

那么，税钱最后还是收不够怎么办呢？基层有基层的办法，动用镇领导与别的镇上人的私人关系，从税收富余的镇借税。为什么别的镇愿意出借呢？虽然超额有奖励，但条件好的地方没有愿意超多的，因为超多了下一年指标就要高了，任务就要难完成了。

吴教授跟着武镇长的车去体验借税，武镇长在车上嘱咐道：“你可不要写到书里去，你要写进书，我们就搞不成了。”

如果不是农业税2006年最终被完全取消，估计我们就看不到这个故事了。

故事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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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飞舟《以利为利》：新中国的财政制度是如何演变到今天这样的丨读中国计划（七）》里我们介绍过，基层的财政危机最后是通过土地财政解决的。但是土地财政在具体运转过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小镇喧嚣》从两方面向我们描摹了问题所在。

第一个方面是向农民征地的问题。李侃如的《治理中国》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例，在周黎安的《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中也被引用过，说八十年代中国政府请美国用卫星测算中国耕地面积，测出来发现跟中国自己层层统计出来的数据相差甚远，原来各级地方政府都存在瞒报现象，隐瞒开荒土地的原因，当然就是为了少缴税费。按照吴毅教授的观点，对这层瞒报，中国政府其实是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的，原本中央动过重新丈量土地的念头，可是遭到农民的坚决抵制，于是就不了了之了，瞒报的土地就那么处在灰色地带中，多少也算一种对农民的体恤。

然而情况到了土地财政的时代产生了变化，因为征地要付费，变成了农民强烈要求要重新丈量土地，而政府不情不愿了。政府的理由是，当初不同意重新丈量，现在又赶着要，不能什么便宜都被你占了，再说又没有法律强制要求重新丈量，不量不违法。农民的理由是，以前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于默认潜规则，潜规则也是规则，现在不能反悔，这叫为人民服务。

镇政府想了几种变通方案，洲头四组的农户都不同意，他们认死理。更难办的是，四组农民对地价还有自己的要求。按照镇上的规划，四组的地不在好位置，一亩补偿4500元比较合适，但四组农民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所有地都应该一个价收，按照最好的地价一亩8000元。

镇政府的解释是，好地段的地路都修好了，水电也都是通的，可以直接让工厂入驻，地价自然高，洲头的地路不好，要修，水电要新通，土地也要平整，地价自然低，而且政府还要先期投入，每亩补偿4500元已经是很好的了。可是农民不认同政府的解释，哪怕政府承诺日后如果洲头地价涨起来，会给他们追补差价，农民也秉持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只认眼前看得到的，不肯让步。

洲头四组有15户人家，50多口人，他们得到了洲头全村17个组200多户4000多口人的支持，因为其他人认为帮助今天洲头四组拿到高价，就等于帮助了日后的自己。他们形成了情报网络，以“人盯人”战术，密切监视下来做工作的干部，以及有“投敌”倾向的村民。

农民只是一个方向上的难题，另一个方向上，还有开发商的挑战。皮副镇长接待某职业技术学院的黄院长一行人，希望黄院长等到当地圈地投资。

路上，皮副镇长力邀黄院长参观镇上新建的豆制品加工厂。皮副镇长说：“小镇豆制品远近闻名，大英博物馆里都有陈列品。”对皮副镇长的吹牛，黄院长不置可否。

主客双方就中午谁请饭的问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论，算是交锋的预演。皮副镇长说我们今年财政已经过千万了！黄院长说，千万算什么？我们学校一年的收入是一个亿！皮副镇长落败。

饭桌上双方又针对土地租金展开了明争暗斗。见面前镇上的预期是200元一亩，学校给出的报价是90元一亩，结果当天学校方开口就是50元一亩。皮副镇长试图把价格拉回80，但不成功。黄院长和带来的一位古经理自顾自唱起了双簧，古经理说48不能再高了，黄院长假惺惺地说镇上也困难，他很佩服基层干部们为农民呕心沥血，说什么也要给54。两人一唱一搭，完全没有给皮副镇长插话的余地。

虽然心里知道这是“清朝条约”，但镇上确实财政紧张，而且穷乡僻壤没有出路，缺少谈判筹码，再说如果不拿下客商，转头客商可能就被邻县更低的价格吸引走了，所以最后皮副镇长还是答应了黄院长的低价。

吴毅教授不理解，主客散后问跟着皮副镇长的范书记能不能接受。范书记说：“看怎么说吧。”范书记解释道，不行到时候把六七百亩说成一千亩，反正黄院长他们也没法丈量。现在54元看上去还能接受，过两年肯定就低了，到时候老百姓要骂人的。而且范书记决定“只租不卖”，谈判过程中他意识到黄院长等人圈地的目的并不是口头所说的搞蔬菜基地，而是想先拿下地，等政策允许转变土地用途了，就搞旅游开发，大赚一笔，范书记要将“只租不卖”写进合同，这样如果日后政策允许开发了，第三方来买地，就可以逼黄院长加价，否则就退租。

对谈判中处于弱势的镇政府，吴毅教授的总结是“弱者有弱者的狡诈”。对谈判这件事，吴毅教授的评价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明着让我吃亏，我就暗着给你回报”。显然，吴毅教授的案例是对周黎安教授所说的“地方官员的政治企业家精神”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说明。

一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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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我上面的复述，《小镇喧嚣》前三章的原文包含更多的细节与更多的思考。书里还有更多我这里限于篇幅没有介绍的故事，比如小镇一把手林书记教你如何优雅地顶撞上级，比如基层干部对形式主义的牢骚等等。我们之前介绍的书谈了很多宏观大略上的理论和模型，总结了许多抽象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小镇喧嚣》好就好在它非常微观，甚至比《中县干部》还要微观，如果说其他书是经络，那么《小镇喧嚣》就是血肉，它连接起了那一个个经验和规律，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一个个的理论和模型。

不夸张地说，许多人对农民都带有一种肤浅的刻板印象，要么把他们视为无力反抗的绝对弱势群体，要么把他们视为永远落后的愚昧之徒，两种刻板印象根据不同的新闻场景彼此切换。能在哀其不幸的同时怒其不争的人已经少之又少，知道要去正视农民的狡黠或者说“民间智慧”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吴毅教授的《小镇喧嚣》传达着一个重要的澄清：如果我们以利益和理性的眼光看待政府、企业和城里人，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农村和农民。长期以来，知识界习惯于曲解基层，想当然的、甚至是高高在上的态度说到底并不利于理解基层的复杂互动。

徐州丰县此次的悲剧从某个方面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乡村和基层的契机，重新认识中国纷繁事实的契机。我想，对城里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换个角度讲，如果城里人——包括城里的教授和转发他们文章的白领——只是满足于概念与格言的铺排，止步于同情心的抒发，而没有能更进一步意识到现实远比理论与想象复杂，个人生活经验的局限其实也对我们认识并不遥远的城市边界以外的世界形成了某种阻碍，那会是非常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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