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中国古代思想，宗教史专题汇总

先秦时期的宗教与哲学

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夏商时代的人有浓厚的神意观念，哲学思想和宗教有密切的联系。根据文献记载， 祖神和灶神在夏代有很高的的权威。在商代，祖先神是殷人祈祷的主要对象，在殷人的祭典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自然崇拜方面，作为重点被祭祀的是社（土地）神、河神、岳神等具有人格化的神；在商代，“帝” 是最主要的天神，实质是具有自然意义和一定人格化倾向的“天”，天和帝是合二为一的。“天”的神格化：“天”的概念的提出及其神化，是周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收获。在周代，天和帝是密不可分的，周人既信奉天，也信奉帝；认为天命决定历史兴替，并非固定不变。

敬天保民：西周统治者提出的统治政策。西周统治者基本上继承了夏商以来的统治思想，把上帝视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而呼之为“天”。但是前有商代夏，后有周代商，这样的历史事实又使他们在不动摇“天命”的前提下，强调人事的重要性，提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观点，这样才能维持“天命”。因此，天子既要“敬天”，又要“保民”。该思想反映了西周时期统治思想在重视天的情况下，强调保民的重要性，比夏商时期有了重大进步。

筮法：商代卜筮并用，但筮法没有占卜这么盛行。筮法在西周时期逐渐系统和完备。筮法以符号数字的变化预测吉凶、判断神意，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下，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单就卜筮对政治的影响而言，周代远逊于商代。

《周易》：在长期的卜筮过程中，占筮者对卜筮的大量记录经过整理后，写在卦象之下，作为以后卜筮预告吉凶的标准和借鉴，后人又在这基础上增补涉世经验、哲理思辨、史事休咎等内容，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周易》。《周易》“经”的部分共64卦386爻；战国时期，人们总结前人对《周易》的阐释，编成《文言》《系辞》《说卦》等7种书，共10篇，是为《周易》的“传”的部分。《周易》是我国上古哲学思想的结晶，保存了夏、 商时代的大量史料，对于当时社会的农业、畜牧、渔猎情况和祭祀、征伐、诉讼等均有所反映，为研究商、周社会历史所不可或缺。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

概述：春秋战国时期，官学的没落和私学的兴起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局面，所谓的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学派有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和杂家等。

稷下学宫：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中心。设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故称稷下。由齐桓公时设立，经过威王，至宣王时期最盛。稷下学宫招揽天下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任其讲学议论，成为各学派荟萃中心。淳于髡、慎到、鲁仲连、荀况等曾期会于此。稷下学宫的设立，对当时的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道家：

①老子：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关于其生平的文献记载极少。一般认为，老子即是老聃。老子著有《道德经》（亦称《老子》）。根据湖北省荆门郭店村楚墓出土的战国竹简，《 老子》一书的成书时间至晚在战国中期。 老子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自然观上，以“道”为世界的本原，认为“道”生天地万物，并决定万物的存在、发展及其具体特征；在认识论上，首倡直觉主义的认识方法，反对一般的感官活动或思维作用，认为关门闭户、静观体验就可以直接认识世界的根本原理，这是对直觉认识作用的夸大，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辩证思想上，提出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转化，提出了如何利用矛盾转化的原理，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重要内容； 政治观点上，反对统治者的暴政，主张以“ 无为”治国，揭露了统治制度的道德虚伪性和欺骗性，主张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具有反抗强权统治的一面，但带有狭隘守旧的色彩。

②庄子（约前369-前286年）：是战国中期道家和老子齐名的一个思想家，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哲学基本立场，发展了老子的辩证法，把对立面的统一推到极端，从而提出了“齐物论”，认为任何事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无差别的；提出将“逍遥”作为人生追求的境界，认识到空间、时间的无限性；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自然观上，主张“天与人不相胜”。庄子在文学、美学上的浪漫主义风格对后世影响深刻。

③其他：道家学派战国时期主要活动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主要分为两派。以宋鈃、尹文为首，主张宇宙源于“道”，“道”是一种超越时空、无声无味的东西；以田骈、慎到为首，主张民要“役法”，即受到法的役使，官吏要“守法”，即是国君也不能徇私枉法。法家代表韩非受到后者的影响。

儒家：①孔子（前551-前479 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立者。孔子祖上为宋国贵族，为躲避政敌迫害逃亡鲁国，至孔子时期家族没落，使得孔子和社会下层接触较多。孔子在政治上很不得意，在周游列国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晚年回到鲁国专心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三十余岁时，孔子开始讲学，是中国最早创立私学的学者之一，是第一个大规模招收弟子的教育家，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德行的培养，性情的陶冶，和学生讨论社会政治问题，鼓励学生闻道济世。孔子和他的学生，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儒家学派，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序幕。孔子讲学的特点是“述而不作”，在解释“六艺”的过程中阐述自己的思想；他整理各国文献，编成《诗》《书》《礼》《易》《乐》《春秋》六本书，到汉代时统称为“六经”。孔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孔子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记录（大部分记录在《论语》，少量散见《春秋左传》等书）中。孔子注重“礼”，主张克己复礼，发展周礼；将“仁”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仁” 的标准是爱人，仁也是人际关系的崇高伦理准则；孔子认为，任何事物均有一个适当的标准，即“中庸”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在后世广为流传，在一定程度上缔造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心理，是传统文化中极为宝贵的一部分。

②孟子（约前385-前304 年）：名轲，邹国（今山东省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是儒家第二个最重要的理论家。孟子在政治上很不得意，晚年主要从事教育事业，著书立说。孟子对儒家思想最大的发展在于开始探讨人性问题，提出了“性善论”的主张；政治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经济上，主张“制民之产”；价值观念上，提倡“舍生取义”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③荀子（约前313-前238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荀子和孟子的思想分歧很大，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恶正是人希望为善的原因， 强调通过后天的努力，人为地将“恶” 转化为“善”；政治上，主张“法后王”；自然观上，主张发挥人的力量控制、利用自然。荀子的思想将“礼法”并举，提高了“法”的地位；其礼法思想，与儒家礼学观念有别，具备了法家思想的因素， 其弟子李斯、韩非进一步发展他的法制思想，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④《易传》对儒家思想的发展：《易传》是解释和发挥《易》的著作，成书于战国中期至晚期，从《易》到《易传》的发展反映了西周到战国末年人们的思想水平提高的过程。《易传》发展了儒家积极有为的生活态度，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刚健自强”的基本精神；总结发展了老子的辩证思想，提出了“一阴一阳谓之道”的精湛命题，确立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大部分范畴，从具体与抽象的角度讨论想象与规律的关系。

墨家：创始人墨翟（约前468-前376年，大致在孟子之前、孔子之后的战国初年），墨家学派在当时和儒家名气相近，在整个战国时期均十分活跃。墨子的思想体系以“兼爱”为核心，分为十大块内容[1]，许多观点围绕“兼爱”展开。所谓“兼爱”，就是爱一切人，使人如己，是一种不别亲疏、不分远近的普适的爱。墨家在逻辑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上很有建树，但墨家在秦以后便中绝了。

法家：①主要派别：以李悝、商鞅、吴起为代表，主张以法制代替礼制；以申不害为代表，由道家慎到一派发展而来，主张“循名责实”，以权术驾驭臣下，统治百姓。②韩非（前280-前 233 年），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对荀子的思想也有部分的继承和发展，其主要理论成为秦王朝的指导思想。韩非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理论，以“势”作为法和术的前提，“法”是臣下必须遵守的，“术”是君主不能离开的。历史观上，韩非提出“新圣”说，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厚古薄今的观点为新时代的圣人所不取。政治上，提倡“务力”，即靠实力战胜对手。此外，韩非以“道”和“理”区别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提倡阴阳五行学说的学派，以战国末年的齐国人邹衍（约前305-240年）为代表。邹衍创立了“大九州”论和“五德始终说”。前者认为，除了人们所居住的禹域九州外，世界上还有9个那么大的州，这一地理宏观思想具有进步意义；后者认为王朝的更替受到五行相生或者相克的影响，将原始自然物质的五行思想社会化、神秘化；五行更替，以“道”作为主宰一切的规律，周而复始的循环。阴阳学说对秦汉时期的社会思想影响极大。

名家：是战国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特征的学派。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许多学派都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即按照自己的观点来校正每一件事物的名和实，以调整其矛盾。至战国时期，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派。①惠施（前370-前310年）：提出“大同异”和“小同异”的命题，将两者区分开并引入哲学领域是惠施最大的贡献。其中，前者是超出常识认知的哲学概念，后者是人们在常识内的一般认知；数学上，惠施定义了无穷大和无穷小的概念。总之，惠施的学说以“合同异”为核心，强调对立物之间的同一和同一体内部的对立，充分发展了相对主义，但是并未认识到相对和绝对的统一。 ②公孙龙（前 325-前 250年）：主要讨论“名[2]”和“实”、“指[3]”和“物”的关系，主要观点是“离坚白”说和“白马非马”说，他的观点虽然是错误的，但是他提出了感觉和客观实际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实体与属性的关系问题，促进了先秦逻辑学的发展。

杂家：是战国时期产生最晚的一个学派，是兼采各家又自成一家的学派。杂家综合百家思想，提炼出“国体”“王治”等政治主张，而为一家之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一部以道家思想综合诸子百家的政论之书，主要政治纲领由书中的《十二纪》 反映。该书所提出的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反映了战国末年思想界的呼声，是比较符合时代潮流的政治纲领，但并未被坚持法家理论的秦始皇所采纳。

五德终始说：战国末期，阴阳学派创始人邹衍提出的历史循环说。邹衍把阴阳与五行相生相克结合起来，提出五德终始的循环论与命定论，认为土木金水火五行就是五德。历史上每个朝代代表其中一德，按五行相胜的次序，互相交替，周而复始。秦始皇是第一个实践这种学说的最高统治者，用以证明秦代周的历史必然性与实施统治的合法性，为专制主义皇权寻找理论依据。

秦汉治国方针的演变

秦用法家治国：①《秦律》。②焚书坑儒：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反对是古非今，打击异己势力，秦始皇在文化意识领域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焚书坑儒。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面对当时“师古”和“师今”的争论，秦始皇在李斯的建议下，焚烧《诗》《书》以及除秦国史书外的史籍，对夹带、私藏、议论《诗》《书》和百家语的平民或检举不力的官吏予以严惩；禁止私学；仅保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次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而重用的方士侯生、卢生畏罪逃亡，秦始皇得知后大怒，令人审讯在咸阳的方士和儒生，牵连被坑杀者460人。秦始皇焚书坑儒，旨在维护统一的集权统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相反的，还给民族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③行什伍连坐之法。

汉初黄老思想：

①背景：西汉建立之初，由于秦的暴政和连年的战争，人口大量散亡，土地荒芜，生产凋敝，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国家库藏空虚，为了安抚流亡，恢复和发展生产，刘邦改变秦朝的政策，实行“宽舒”“中和”“无为而治”的方针，与民休息，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发展生产，以巩固封建统治。

②具体措施：i刘邦时期：减少大规模的修筑和用兵，组织军队复员；招抚流亡，释放奴婢；释放除了死刑犯以外的囚犯；田租十五税一，根据国家各项开支的总额制订赋税收入的总额； 实行抑商政策；鼓励发展人口。这些举措使得大批农民回到土地，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恢复；商人的投机活动受到抑制，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农业生产。ii文景时期，继续实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田租三十税一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汉朝定制；天子恢复行“籍田礼”以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采取一系列措施劝课农桑；宽减刑罚。

③黄老之学[4]是汉初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黄老之学对包括早期道家在内的先秦各学派都有所批判和舍弃，但主要以早期道家为理论基础，兼采阴阳、儒、墨、名、法等各家学说“善”的特点，强调“无为而无不为”，反对盲目行动，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时制宜，待机而动，是一种“积极无为”主义。黄老之学在汉初十分流行。在黄老之学下，统治者适当减轻人民负担，不过度剥削和压榨人民，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发挥人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促进了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固，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统治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及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统治者必然要求强化和集中权力，不可能长期安于“清静无为”的自由放任状态。随着国家实力的发展，黄老之学也最终让位于武帝时期的新儒学体系。

武帝时期的转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特点：儒法结合，儒表法里。

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董仲舒，代表作《春秋繁露》。他以《天人三策》系统阐述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尊君的政治思想。①“天人感应”学说：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如果人君无道，则天降灾异以示警，若人君面对灾异仍旧不思悔改则会出现“伤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后世言灾异要以《春秋》为依据。②“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认为改朝换代可以举偏补弊，但改制不影响天道，不会影响封建统治的基础。③大一统思想：根据《公羊春秋》，主张统一，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④主张人君统治应效法天道，阴阳结合，德行并用，以德为主，以刑辅德。董仲舒的“德”，主要即仁义礼乐、人伦纲常，以君臣、夫妻、父子为王道之三纲，对应天地、阴阳、冬夏，不能改变；主张设学校，广教化，以巩固封建统治。⑤实质：董仲舒借用阴阳家的思想重新解释儒家经典，适应了文景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有积极作用，也有助于防止暴政，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但其思想核心是维护封建秩序， 神化专制皇权， 故董仲舒思想的实质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

东汉谶纬思想：①董仲舒为了宣扬他的学说，大讲符瑞灾异，以此为发端，到了西汉末年便出现了谶纬[5]之学，谶纬是一种庸俗的经学和迷信的混合物，带有图的谶纬则被称为“图谶”，又称“符命”或“符箓”。谶纬主要涉及解经、述史，或论天文、历数、地理等，更多的则侧重于宣扬鬼怪灵异，充斥着阴阳五行的思想，虽包含有一部分的自然科学知识或古史传说，但大部分荒诞不经，便于穿凿附会，任意解释。②应用：王莽、刘秀称帝均利用过谶纬，后者甚至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谶纬的实际地位得以超过经书。56年（光武帝中元元年），光武帝颁布图谶，使之成为法定的经典。汉章帝时期组织众人讨论经义，由班固写

成《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该书系统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使之与今文经学糅为一体。《白虎通义》的出现， 标志着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①桓谭（约前40-32年），著有《新论》29篇，该书到宋代已亡佚，现存后人的辑本。桓谭批判天人感应，认为万物有生，反对灵魂不灭的观念。②王充（27-79年）：以唯物主义思想有力批判了谶纬的虚妄，批判了经学的唯心主义体系。著有《论衡》85篇（今存84篇，20余万字）。王充以道家自然之说立论，对自然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反对虚妄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精神依存于形体，反对鬼魂，并以此出发，反对厚葬；对孔、孟和儒家经典提出批判；由于生产水平和知识水平的限制，王充难以彻底阐明唯物主义思想，难以正确地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陷入了宿命论。

经学和古今文经：经学是训释或阐述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后世一般把经学的起源追溯到子夏和荀子。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儒学兴盛，经学得以昌盛。汉初，儒家的经典仅靠存活下来的学者背诵记录，再以当时的通用文体“隶书”抄写，后来在孔子旧宅和河间献王等处，又陆续得到许多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使用秦统一前的古文字抄写的儒家经典，故称古文经，而那些以隶书抄写的便称为今文经。古文经和今文经在篇章、经学内容解释上均有很大的差异。古文经崇奉周公，视孔子为历史学家，注重章句的训诂，主张“六经皆史”，将儒学经典视为古代历史资料，包括许多应该效仿的古代社会政治制度；今文经崇奉孔子为政治家、哲学家，认为古文经系刘歆伪造，主张“通经致用”，认为六经均为孔子所著的托古改制之书，注重章句的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发挥“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由于今文经出现较早，且董仲舒以今文经《春秋公羊传》立说而获武帝赏识，故在董仲舒的建议下，今文经被陆续立为官学。成帝时，发现许多古文经书，两派遂起争论，持续近 200 年。古今文之争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学术的发展。王莽时期，因为托古改制的需要，立古文经于官学。东汉时期，则官学废古文经（一度复立，旋废）只立今文经。为了协和两派的分歧，东汉政府在79年（建初四年）在白虎观召开会议讨论五经异同，由班固整理后写出《白虎通义》。但是由于古文经学在内容上胜过今文经学，加之章帝对古文经学的大力提倡，使得古文经学的传播日益广泛，在马融、郑玄等人兼采古今文注经的情况下，古今文经渐趋混同。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后，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两晋-隋唐时期的哲学

魏晋玄学：随着东汉社会危机的加深，经学也渐趋没落。士大夫开始从道、名、法诸家学说中挖掘有用的思想资料，思想界十分活跃，动摇了儒家独尊地位。曹操时期， 虽然重视名、法思想，但是思想界并未重新定位于一尊。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曹氏祖孙三代均对“ 浮华”之风予以打击， 魏晋玄学的先驱正是这些“浮华” 案中的人物。正始（240-290年）年间，这些人成为朝中的实权派，自此玄学大盛。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是王弼、何晏，以“以无为本”为其理论核心，将“无”作为宇宙本体的称谓，是哲学的最高层次，故又称“贵无”说。贵无说的哲学本体论和思辨的方法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贵无说的实质是为政治服务，维护现行的统治秩序，构筑政治谋略体系。正始时期后，玄学的代表人物是魏晋时期的嵇康和阮籍。嵇康认为“元气”是万物的本源；形神相互依存；主张以老庄为师，效法无为而治。阮籍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人的形体和精神是自然的产物。玄学在西晋时，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谈资，许多士族中人虽不知玄学为何物，却附庸风雅，信口雌黄。为了补偏救弊，裴頠著《崇有论》，提出万有自生自长，而非由“无”中产生，以“崇有”维护礼教。郭象是西晋中后期集玄学之大成的代表人物，提出“自生独化论”，提出融合名教与自然以“明内圣外王之道”，维护礼教和现存统治秩序。东晋时期，玄学开始与佛教结合。玄学提倡人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但又存在肯定礼教、维护专制统治的矛盾的一面。玄学的虚无浮夸以及其提倡的放荡生活作风，造成不良的社会风气。两晋之际的鲍敬言著有《无君论》，认为天地是物质的自然存在，没有所谓的尊卑之分；君臣等级的产生是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国家是战争、剥削和压迫的源头；主张建立不要君主和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鲍敬言的观点，是对当时门阀士族的黑暗统治的抗议和对玄学的批判。

儒学的继续发展：儒学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仍旧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但受到佛、道的冲击。 南方儒学被称为“南学”，注重从综合、抽象的义理上探求儒学精神；北方儒学称“北学”，注重兼通博考。儒学虽然地位受到冲击，但其与国家制度、法律、公私生活等关系密切，在政治上的地位难以被佛、道取代。

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南朝时期，无神论的代表人物是范缜（约450-515年）。范缜著有《神灭论》，对当时崇佛的现象予以批判，提出了神、 形不可分离的理论；精神是人的特有属性，不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神灭论》是古代无神论思想的重要作品，批驳了宗教迷信思想，在回答物质与精神关系的问题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辉，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隋唐经学的发展：两晋南北朝以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且南北治学各有侧重，不符合隋唐时期“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儒学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传统儒家经学的统一迫在眉睫。贞观初年，唐太宗要求颜师古考订《周易》《毛诗》《尚书》《礼记》《春秋》的文字歧异，始成《五经定本》，作为官方统一的课本颁行。837年（开成二年），郑覃召集群儒校订儒家经典，并将成果刻在石碑上，此即《开成石经》，五经在文字上的统一至此完成。在考订五经文字的同时，唐太宗令孔颖达、颜师古等人撰写《五经义疏》（后改称《五经正义》），对五经的内容和思想做出标准统一的解释，完成了五经内容和思想上的统一，并要求科举考试根据《正义》答卷，不能自由发挥。中唐以后，官方儒学衰落，许多人开始摆脱《正义》的束缚而自由解经，形成了一种专凭臆断，自由发挥的风气。这种随意阐发、解释经学大义的方式，对于“空言说经、随意附会”的宋儒学风有很大影响。

唐代哲学的发展： ①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宣扬天命论和性情说，提倡儒家道统和伦理纲常。韩愈（768-824年）主张天命论，认为天有意志，决定着万物的贵贱、福祸；人应敬天、顺天，不以人力改变天命；提出“道统说”，认为自己的使命在于继承并发扬儒家的仁义之道，希望人们按照封建道德标准行事；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并以此出发，认为君在上、臣在中、民在下是符合人性的， 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李翱（772-842年）提出“性善情恶论”，认为人性本善而情欲本恶，只有摒弃一切情欲才能恢复善的本性。李翱的代表作是《复性书》。②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批判天命鬼神，宣扬无神论，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在支配自然中的作用。柳宗元（773-819年）认为，宇宙由“元气”构成，没有起点或极限；天地万物的运动均是“元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的；强调人事、人力的作用，认为人只要掌握客观规律就足以支配自然，不再相信鬼神；对唯心史观予以批判，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圣人”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必然。刘禹锡（772-842年）的思想带有辩证的因素，他认为“天”是有形体的客观物质，按一定规律不停运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能相互替代，但是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运用规律来改造自然。

宋代理学

宋学的产生：

①背景：传统儒学偏重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讲究师承家法，对经义不甚重视，严重阻碍了儒学发展。

②变革的条件：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尖锐，严重的社会危机推动儒学的发展；佛、道对儒学的渗透；科学技术进步产生了一批未受经学传统束缚的新的知识分子；科举考试改革，以经义为中心，并允许自为立说。

③特点：儒学开始哲学化，并超出单纯研究儒家经典的范畴而成为一门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在内的新的学问。

北宋宋学各派：①开山鼻祖：“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他们提出或涉及了一些理学的基本范畴。②庆历年间，宋学各个学派兴起：i新学：以王安石为代表，又称“荆公新学”或“荆公学派”，主张研究经术为现实服务，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对诸子百家的学说有选择的吸收，是熙宁新政的思想基础。ii温公学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宣扬天道观和“礼治”，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重视史学，强调以史为鉴；开后代学者探讨中庸的先河。iii蜀学：以“三苏”为代表，因缺乏固定的思想体系而遭诟病，成就主要体现在文学上，但在哲学命题上乏善可陈。蜀学体现了宋学不承师传、博取众长的特点；iv 濂学以周敦颐[6]（1017-1073 年）为代表，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太极即“理”，太极产阴阳，阴阳生天地；濂学的思想带有理学的雏形，宣扬道统论并开始使用理学的基本范畴“理”；要求人们安分守己，放弃反抗。v洛学：以程颐（1033-1107年）、程颢（1032-1085年）兄弟为代表，二程的思想以“理”或“天理”为核心，对濂学的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认为“理”先于物质而存在，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最高准则；封建道德伦理即是“天理”。二程的学说为维护皇权和礼教服务，在士大夫间广泛传播。vi关学：以张载（1020-1077年）为代表， 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认为每个人均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分属善和恶的来源；提出“理一殊分”的思想，即“理”决定了事物的区别；关学的认识论是理学“格物致知”的来源。关学后来部分地与洛学合流。vii象数学派：以邵雍为代表，认为人类的历史按照一定的阶段做循环运动。③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张载是北宋时期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濂学、关学、洛学的学术体系形成，标志理学走向成熟。

理学的形成：南宋时期，理学正式形成，并成为宋学的主要学派。①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以“道”为核心，故又称“道学”，他以“理”作为自己思想的基本范畴，以“理” 作为万物生长的本源，以“气”作为构成万物的质料，理和气同时存在，密不可分；政治上主张社会等级制度的不可变；继承关学“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别，认为“理”是善的，故应以天理克制人，“去人欲，存天理”，以调和阶级矛盾。②陆九渊结合儒家思想和禅宗思想，继承“天即理即心”的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故其学说亦称“心学”，主张“存心”、“去欲”，重视人的自信自尊，提倡怀疑精神。③朱熹和陆九渊在理论上的分歧主要在于：朱熹认为伦理纲常是客观存在的天理，道德修养依赖于格物致知；陆九渊认为伦理纲常是人人固有的“本心”，存心养性即可恢复“本心”。1176年（淳熙三年），两人在江西信州（今上饶）鹅湖寺进行了一场辩论，此即“鹅湖之会”。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为了争夺学术正统的地位。鹅湖之会没有解决两派之间的分歧，故以后还有更加激烈的关于世界观问题的争论。④理宗时期，理学正统地位确立，二程到朱熹被正式肯定为孔孟以来道统的真正继承人，程朱理学由此成为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在思想界取得垄断地位。但是理学家在政治上因循守旧，反对变革；文化上以朱熹的《 四书集注》 作为科举的标准答案，禁止自立新说，严重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自此，宋学其他各派趋于衰落，理学本身也因为缺乏竞争学说而日渐僵化陈腐。

浙东事功学派：是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的统称。浙东事功学派提倡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空谈义理性命的理学。①金华学派：由吕祖谦（1137-1181年）创立，主张“力行”“致知”，从务实的观点出发研究历史。②永康学派：由陈亮（1143-1194年）创立，以“物”为思想核心，认为道理法则不能离开具体事务，与朱熹的理在事先、道在物先的观点完全对立，主张天理与人欲并存，王道与霸道杂用，对理学思想进行了有力批判。③永嘉学派：由薛季宣（1134-1173年）、陈傅良（1137-1203年）、叶适（1150-1223年）创立，以“致用”立论，反对道学和心学，批判道统说，认为功利和仁义是统一的。该学派功利主义的思想适应了当时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工商业者的利益。

明代心学

明初的理学：明建立以后，明太祖和明成祖大力强化礼法之治，注重教化，重用儒士，形成理学一统天下的统治秩序。明代初年最著名的理学家是曹端（1376-1434年），是明代理学的奠基者和开山祖。明初社会经济处于恢复时期，理学对于中央政府推行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等务实举措有积极意义，但理学家一味强调秩序和遵从，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阳明心学：①产生背景：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矛盾激化，民族问题复杂，促生了思想界的变革，也要求思想界予以应对。②陈献章（1428-1500年）： 强调自我的存在和价值，认为“理”与“心”合而为一，是明代心学的先河。③王守仁（1472-1528年）：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提出“心外无物”的哲学命题，认为“人心”是主体，是万物的主宰，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主张人心本良知，格物而致知。阳明心学旨在让普通百姓明白伦理道德是人人所固有的命题，不可做违反伦理道德、大逆不道的事，以维护明王朝的长治久安。阳明心学突出了个体的历史责任和道德的自我意识，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对用外在规范束缚“心”“欲”的思想予以否定，从而极大动摇了理学的基础，扭转了明代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方向，成为明中、后期社会的主流思想。④王学的分化：一部分走向空疏，谈空说玄，引儒入禅；一部分发展为明末的经世务实之学。

明中期的反理学思潮：王学兴起前后，另有一批思想家发扬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批判理学，提倡务实为民，理论结合实际以解决现实问题。①王廷相（1474-1544年）：以唯物史观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认为政治制度也需随历史社会的进步演化而变化，反对墨守成规，裹足不前，并以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作为行政指南，提倡体恤民力。王廷相的思想对明清易代之时的进步思想有积极影响。②高拱（1512-1578 年）：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理学，从无神论出发批判理学的思想；提出“权变” 方法论作为其改革的理论基础。③吕坤（1536-1618年）：认为“元气”主宰万物，“气”是万物的本体，“理”寓于气；政治上，提出民本思想。

明末“异端”思想： 由王学衍生而来。①王艮（1483-1541 年）：泰州学派（以社会中下层群体占大多数）代表人物。王艮思想遵从“心学”范畴，并加以发展，认为解决百姓的基本生活即是圣人之道；强调人的安身立命和个体的生活安稳，即突出人的主体地位，这一点和理学家提倡的节欲奉献大相径庭。②李贽（1527-1602 年）：对传统理学及其控制下的伦理道德、等级秩序予以猛烈抨击，强调物质生活对人的重要性，主张以发展的眼光而非孔子的言行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主张“童心”，反对理学家的虚伪。李贽的思想予以明清易代时期思想家深刻的影响。

明清易代时期学术思潮的变化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明末清初，社会剧烈动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新的经济因素与阶层出现，自然科学有一定程度发展，在此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股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 其中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大思想家影响最大。①黄宗羲（1610-1695年）：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与其弟子形成“浙东学派”，在哲学上肯定“理在气中” 的唯物主义观点； 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批判“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主张提高相权以分割君权；批判封建法制；要求扩大学校职权，加强舆论力量；认为农商皆本。⑤顾炎武（1613-1682年）：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 等，其哲学思想带有唯物主义色彩；政治上主张限制君权，扩大地方权力，反对君主专制；民族思想方面，区别了“亡国”（改朝换代）与“亡天下”（民族、文化的沦亡）；学术上，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言，是嘉道年间经世思想的源头。③王夫之（1619-1692年）：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丰碑，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和具有革新色彩的进步历史观；主张“天理”在“人欲”之中，批判了唯心主义的道德观，要求满足人的物质需要。

清代对理学的反动： ①颜元（1635-1740 年）：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主张躬行实践的“实学”“实事”，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政治上主张“利”与“义”的结合，以达到经世致用的功利目的。②戴震（1723-1777年）：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批判了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的观点。

考据学的兴起：考据学在清代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倡汉儒的训诂考订，又称“汉学”或“朴学”。又因其主要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其主要内容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入手，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并由此推广到其他书籍。①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但其虽提倡汉学，但治学并不泥古，提倡通经致用。稍后的阎若璩、胡渭等诸家，则树立了考据的范例[7]， 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脱离社会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乾嘉时期，清朝统治趋于稳固，实行思想文化的高压政策，考据的学风愈发盛行。乾嘉考据学派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1697-1758年）为代表，治学上提倡“信家法”“尚古训”，墨守成规，成就有限；皖派以戴震为代表，治学上不拘泥于一家之言，较有创造性；主张考据态度严谨，实事求是，对中国古典文献整理做出较大贡献。 戴震之后，其门生又分为两派，一派专重音训考据，一派义理之学与音训考据并重。

佛教

传入：前6世纪时期，佛教产生于印度，约东汉初年传入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信仰佛教的是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佛教传入中国后，先在宫廷后在民间逐渐得到传播。首先传入中国的是佛像，其次才是佛经。汉桓帝时期的安息人安世高和月氏人支娄迦谶是来到中国内地翻译佛经的最早者，佛经的翻译和流传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正式传播。早期在中国流行的是小乘佛教，宣扬人死精神不灭以及“因果”报应等，要求“行善”“修道”为来世造福，提倡不杀生、专务清净。教义上提出“戒”“定”“慧”三点，以“戒”为根本。

传播：佛教在魏晋时期，由于儒学的衰落和玄学的兴起，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鼎盛时代。佛教的部分内容和玄学互为补充；佛教关于“来世”的描绘使之在战乱时期得以广泛的传播；东晋十六国以来历代君主的提倡加速了佛教的发展，佛教遂与儒学、玄学相融合，成为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宗教，著名的高僧有佛图澄、鸠摩罗什、法显、道安、道生等。这一时期，佛教分化为各个学派或早期的宗门，主要有本无宗[8]、成实学派、三论宗、 净土宗、天台宗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般若学[9]和禅宗学[10]。魏晋时期佛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因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成的南统[11]和北统[12]的区别，反映在国家生活中则是南方统治者与僧人讨论佛理，相互唱和，举行法会，讲经说法，北方统治者兴建劳民伤财的大型石窟工程。作为一种宗教，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迥异，对传统文化予以冲击并带来消极落后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西域和海外的文化，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后秦时期，法显从长安出发，历经磨难，先后到达天竺和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求访佛经，游历十五年方才归国，将自己的见闻写成《佛国记》一书。

全盛时期：隋唐时期是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虽经几次灭佛运动，但仍发展迅速。①隋唐佛教的主要流派：i天台宗：又称“法华宗”“空宗”，认为世界本体是空无的。ii法相宗：又称“唯识宗”，由玄奘创立， 教义烦琐而不易被一般人接受， 认为世界万物均由“识”（精神本体）幻化而成。iii华严宗：认为客观世界依赖于主观世界而存在。iv南禅宗：认为人性即佛，成佛须向内心探求，主张“顿悟”。南禅宗的“顿悟”说简单易行，具有很大的诱惑和欺骗性，适合普通百姓和官僚地主的口味，到唐代后期，南禅宗几乎垄断了佛坛。v北禅宗：主张苦修，提倡“渐悟”。vi 净土宗：宣称口念“阿弥陀佛”即可得到现实幸福。vii律宗。这些流派之间虽有差异，但是均认为灵魂不灭、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于现状。②佛教的广泛传播致使寺院经济膨胀，佛教势力扩张，从而兴起了反佛运动。反佛运动的代表人物有：i傅奕：从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和唐朝政权的角度出发， 要求废除佛教，强令僧尼婚配以增加财政收入和扩大兵源；指出佛教宣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均是虚妄之言。ii狄仁杰和姚崇：认为修建佛寺、佛像劳民伤财；批判佛教的轮回报应学说。iii韩愈：是唐代后期反佛的主将，指出佛教劳民伤财，要求禁止佛教，复兴儒学。

宋元时期的佛教：①两宋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对佛教采取支持的态度。宋代最流行的佛教是南禅宗， 其他各宗派也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②元代佛教最为盛行，在佛教各教派中，以喇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以禅宗在全国最为流行。i喇嘛教：又称“吐蕃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和西藏原有宗教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崇尚密宗。从忽必烈起，元代历代皇帝后妃均尊喇嘛教领袖为“帝师”，由帝师主管宣政院。帝师不但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领袖，也是全国佛教的首领。喇嘛教的经典俗称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 丹珠尔》 两部分，其内容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ii内地佛教：主要分为禅（即禅宗）、教（即天台、法相、华严等诸宗）、律（即律宗） 三大派；佛教中又分化出两个道门——白云宗和白莲教。元代刻印的佛教大藏经是明藏、清藏的蓝本。

道教

形成：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形成于东汉时期。在秦汉时期，随着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建立，传统的多神宗教被改造成以天帝为首，四方诸神拱护的有等级的神学体系；传统的神仙说经过方士的改造，逐渐形成了以皇帝和老子为教主的早期道教体系。东汉末年，民间道教的流派很多，最为典型的是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陵的五斗米道。东汉以后，道教成为我国流行的最要宗教之一，予以历史和文化重大影响。

道教的改革及其官方化：东汉时期产生的原始道教成为下层人民反抗统治的工具。魏晋以后，为了使道教被统治者所承认，一部分道教领袖着手改革原始道教，使之成熟化、定型化和官方化。①改革的代表人物：i葛洪：著有《抱朴子》70卷[13]， 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被历代统治者奉为道教的经典。 ii 陶弘景：陶弘景时期的道教经葛洪改造已经被统治者所接受， 陶弘景进一步改革道教，发展道教炼丹-养生-成仙的理论；建立了道教史上第一个成熟的神仙系统，使道教的神仙谱系向哲理化发展，且因为神谱中等级森严，和世俗社会一致，从而使得道教有了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作用； 吸收佛、儒学说，提出遵守礼教是修行的重要办法，主张“三教合一”。经过陶弘景的改造，道教囊括了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政治、文化、伦理等内容，满足了上层阶层的精神需要。iii寇谦之：是北方道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使道教既满足了维护统治的需要，也满足了统治阶级对长生不老的追求；确立了道官制度、道教戒律和斋仪制度。②改革的后果：道教开始迎合统治阶级需要，逐渐演变成一个具有哲理、神谱、 仪式、方法等完整体系，影响中国文化至深的宗教。但道教教理杂乱，哲学思想贫乏，既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也移植佛教教理，模仿佛教寺院建立道观。道教经书中保存了不少道教史料和天文、医药、化学等科技史料。

发展：①唐代：由于道教奉李耳（相传即老子）为教主，故唐代统治者自称李耳后裔，尊崇道教，以诏令的形式确定道教位列佛、儒之上。开元末年，道教发展到鼎盛。②宋代：道教的政治地位高于佛教。政和年间完成了《万寿道藏》（即《政和道藏》）共540函，5481卷，全部刊印，是我国最早的道藏雕版印本。宋代的道教分为内丹派和符箓派。同一时期，北方金国境内的道教出现了太一、大道、全真三个教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全真道。全真道在蒙古（包括后来的元朝）政权的支持下，迅速兴起，道教由此出现了南宗（符箓派）和北宗（全真道）分立的局面。总体而言，南宗和北宗同源而异流。

其他宗教

祆教：创始人是波斯人琐罗亚斯德，以“火”为善神而加以崇拜，故又称“拜火教”。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唐代时，在东西二京、沙洲、凉州等地均建有祆祠。中央政府设置“萨宝府”以管理祆教教众。

摩尼教：波斯人摩尼创立，宣扬善恶二元，光明是善的本源而黑暗是恶的本源。7世纪末，摩尼教传入中原，安史之乱时，传入回纥，成为回纥的国教。768年（大历三年），唐代宗允许回纥在长安建立摩尼教寺，此后摩尼教在华传播，多地建有其寺院。唐武宗灭佛后，摩尼教遭受打击转为秘密传播，成为宋代以后农民起义经常利用的工具。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是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流行于波斯。635年（贞观九年）由传教士带入中国；十二年，首建景教寺院。全国各地的景教寺院统称为“波斯寺”。781年（建中二年），教士景净等人在长安（一说在盩厔）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碑林）记述了景教传入中国、在长安建寺以及宣传教义的情况。元代将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或“也里乔”。元代基督教除了景教外，还有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由于两派均崇奉十字架，故统称为“十字教”，称教堂为“十字寺”。元代基督教在各地都有信徒和教堂。

伊斯兰教：651年（永徽二年），大食国遣使来唐，从此双方各有使者、商人往来。安史之乱时，唐借兵大食国以平叛，不少大食国士兵留在唐朝。这些使臣、商人、士兵等，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唐中叶以后，伊斯兰教传播更为广泛。 元代时期，称伊斯兰教徒为“回回”，是现在回族先民的主体。

犹太教：在元代被称为“一赐乐业教”，又俗称“挑筋教”“天教”，在开封建有寺院，大都也有其信徒。

印度教：元代时期称“湿婆教”，在泉州建有寺庙，称“番佛寺” 。

萨满教：流行于漠北和东北诸部族。萨满教巫师常为元宫廷举办各种祭祀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