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总结7（近年来关于袁世凯的研究）
九、近年来关于袁世凯的研究
随着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升温，一些学者把目光投向了民国初年的政坛巨擘袁世凯。对袁世凯研究的深入使得以前学术界对他的一些盖棺定论式的看法受到了冲击，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断。尤其是对袁世凯与戊戌维新失败原因的关系、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就任大总统期间所颁布的一些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均有新的突破。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及北洋政府这些传统热点题目的研究者也逐渐开始以较为理性的态度重新分析和评价袁世凯在这些时期中的所作所为。研究者在不断互相请问与辩驳的过程中，撞击出了许多新的思想火花，引领研究持续深入。
（一）袁世凯与戊戌变法
有学者将袁世凯 1897年12月30日和1898年1月16日两次向翁同龢呈递的变法说帖与康有为同一时期的条陈相比较，指出二者有两点不同：其一，袁氏主张中国改革应从地方变起，由地方取得经验再行推广。而康有为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中央政府，与袁氏的方案大相径庭。百日维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派缺乏一套切实可行的变法方案。其二，袁世凯在变法进行之前，即已考虑到如何对待老臣、勋旧的策略，即以“厚禄”养之，以“崇秩”荣之。而康有为则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变法伊始即痛斥守旧大臣阻挠，建议光绪皇帝震动勋旧，改换天地，完全忽略了守旧派当时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有些学者认为袁世凯的变法方案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康有为的变法方案更为可行，同时袁世凯对于反对势力的反应也考虑得更周全一些。
有学者辨析了所谓袁世凯告密问题，认为戊戌政变由杨崇伊密折所致，而袁世凯若要向荣禄告密，最早为八月初五日晚22时，距初六日早朝不过七八个小时，根据当时的通信条件和交通条件，根本来不及。他认为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基本属实。不过，袁世凯告密虽属事后的消息，但对政治局势的发展仍有作用。有学者反对说，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并不可靠，正是袁世凯的告密才导致政变，这在时间上和手段上都有客观可能性。还有学者将袁氏的《戊戌纪略》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进行比较，认为袁氏的记录主要情节可靠，而梁氏则有意隐瞒。戴逸认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期一度倾向维新派，并通过徐世昌保持与维新派的联系，与闻并支持他们的密谋。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政变的消息后，为保全自己，才将密谋和盘托出，致使事件扩大化。他认为，袁世凯不是主动告密，而是迫于形势。
有学者具体分析了袁世凯的告密地点在北京，时间是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西苑发动政变是由告密引起的。他认为袁世凯在与谭嗣同会见后，去了海淀的寓所，其告密对象很可能是庆亲王奕劻。此论证的特点是提出疑问，长于分析，但在材料上未有进展。
那么，袁世凯日后为什么能够迅速“窜升”呢？有学者提出其晋升很可能是光绪帝向慈禧太后面禀后的结果。而这次晋升的实质性变化就是，他获得了上奏权，有了与光绪帝直接文字交流的机会。而在此之前，他的意见需要通过直隶总督荣禄。该论证对于历史细节的推敲相当细致，结论也较为可信。
袁世凯和康梁的关系也是学者关注的热点。
有学者对清帝退位前袁世凯与康梁的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双方曾借着“共和”的名号短暂合作过。1910年国会请愿无果后，康梁便欲借助武力召开国会以掌握政权，制订出“联北军倒政府”计划。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启用袁世凯，康梁又加入“和袁”的方针，决定对袁能用则用，否则取而代之。但袁入京组阁、掌握大权后，康梁“联北军倒政府”的计划即宣告破产。康梁又制定了名为“共和”、实则“抱定君主立宪宗旨”的“虚君共和”方针，并劝说袁世凯接受。而袁世凯在审时度势后也接受了这个方针，原因有二：一则可以利用与南方革命派长期敌对的康梁一派的加入来增加他在南北对峙中的筹码，二则可以通过曲解“虚君共和”的原意来为他所用。后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共和大局已定，袁世凯只能表示赞成共和，康梁的“虚君共和”计划亦告破产。
（二）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权力之争和袁氏当权是辛亥革命阶段的重要研究课题。
有学者撰文指出，庚子事变后，北洋集团的急剧膨胀引起清廷的严重不满，双方争夺军政大权的斗争难以避免。袁世凯在与中央日益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借助革命党人的力量，最终迫使清帝下台。对此，另一些学者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北洋大臣是中央政府委派，袁世凯所练新军也是中央军，北洋集团不能作为地方势力的代表。
有人根据近年出版和公布的史料，勾勒出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离世到辛亥复出这段时间里袁氏的有关活动。认为过去所说袁氏择居彰德是精心谋划、以图出山的说法缺乏史实例证。文章指出，枢机重臣和立宪派首领强烈要求重新起用袁氏并对清廷施加压力，是袁氏复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调袁氏赞同君主立宪和责任内阁，并认为挟革命党以自重并不是袁氏出山时的本意。有人对以往研究中确认的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的评价提出怀疑，认为正是辛亥革命本身把袁世凯推上了政治舞台。
关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时代的选择”和“阶级的选择”，理由有四：第一，资产阶级本体的变化。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互融合，两派之间的壁垒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野已渐次转化为“地方性利益集团的畛域”，而江浙集团这一地方势力的崛起，成为袁世凯“收拾局面”的支持力量。第二，袁世凯的“强人”形象与分量。袁氏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他是从政治上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代表，在直隶、北洋任上，积极推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塑造了“锐意革新”的“一代强人”的社会形象，因此为中外所推重，形成“非袁不可”的心理。第三，孙中山与资产阶级的“隔膜和疏远”、民生主义思想的“超前发展”，使资产阶级普遍“难以忍受”，而导致被“遗弃”。第四，多方面的力量所合成的社会“总力”也向袁世凯倾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尽快统一全国，稳定社会秩序和免遭亡国，必须寻求与社会各阶级、各群体以至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平衡，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遂成了维持“平衡”的“保护神”。正是在上述因素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出现孙袁嬗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是无可奈何的“错误的选择”。
还有人考察了袁世凯剪发辫的确切日期，认为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在外务部大楼，由蔡廷幹为其剪去了辫子。此时，袁世凯已经得知自己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位临时大总统，是在大局已定后的“释然剪去”。
（三）袁世凯与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研究者注意到，北京政府利用一战的机会，废除了中国与德、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全面提出取消若干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并在会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1926年与比利时和西班牙政府的修约交涉中，北京政府曾先后断然宣布废除旧的中比条约和中西条约。这种不顾列强反对而单方面宣布废约的做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破天荒的。
有学者评价了袁世凯和民国初年的外交，认为袁世凯外交的基本特征是“维持外交”，基本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策略是“以夷制夷”。袁世凯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的改革对日后整个民国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学者则围绕“二十一条”的交涉来具体讨论袁世凯的外交策略，认为袁世凯在对日交涉中运用“讲求公法约章，慎选守令，运用外力以为己助”的策略，并以舆论与群众力量向对手施压，利用对手内部矛盾为釜底抽薪之计，因此袁世凯的交涉策略可视为有限的成功。
袁世凯对女子参政权运动采取压制与打击的态度。关于国会议员资格问题，仍然只是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基本延续了南京参议院对女子参政的态度与倾向。但有研究者认为，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阻碍与破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思想认识上也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
（四）袁世凯及其亲友
有学者考察了《袁世凯家书》及其他第一手资料后推断出：第一，袁世凯嗣父保庆并无金氏姨太太；第二，袁世凯长子克定的乳名是“继光”而非“记光”；第三，袁世凯接妻子于氏出来始于1889年，到了汉城；第四，袁世凯的三姨太朝鲜国女子金月仙的出身并非望族，而是来自于社会下层，她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第五，1881年袁世凯在北京并没有遇到“翰林”徐世昌等。
（五）台湾学者对袁世凯的研究
台湾学者对袁世凯人际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袁世凯之所以能步步高升，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甚至过了一把皇帝瘾，除了清末民初的社会背景外，他接触的四个方面的人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为袁世凯提供了让他实现目标的条件。如他与慈禧太后、奕劻、荣禄等一批当时掌握清朝实权的人交往，目的是取得他们的信任并获得更大的权力。他与已经取得清政府信任的官员岑春煊、张謇、张之洞等人接触，是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与孙中山、汪精卫等革命党人来往，是为了通过他们赢得更多票数，并最终取而代之。他与当时的文人墨客康有为、王云五等人接触，则是利用他们为自己的政绩及主张制造舆论。归结到一点，袁氏与这些人的交往和接触都是为了谋取国家最高权力。为此，他可以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以换取满清贵族的信任。他表面上从不向孙中山提任何要求，百依百顺，使孙中山错误地认为袁世凯并不像传闻中那么恶劣，甚至拟吸收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并愿意把党魁的地位让给袁世凯。他虽与张謇有一份“师弟关系”，开始对张较为畏惮，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他就立刻改变了态度。
台湾学术界对袁世凯三个儿子的评价是：老大虽已残疾，又先天有口吃，但对内“很能守袁家私法”，“颇能保持长兄的尊严，所以三十一个兄弟和妹妹，对他都非常敬礼”，对外却以储君自居，对北洋旧人竟不假以颜色，甚至对段祺瑞、冯国璋都不理睬。因此有人著文说：他有“曹丕之志，却无曹丕之能，也无曹丕之命”。对老二袁克文的评价是：“虽以名士自居”，“才华横溢”，却不赞同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子孙的异行》一文指出，当初曾任袁世凯总统府大总管的袁世凯的侄儿袁乃宽，由于思想开明，反对帝制更激烈，曾趁机在新华宫投下一枚炸弹，虽未炸死其叔，但给图谋帝制者以强烈警告。事后他逃亡上海，改名为袁不同，以示他与袁氏子孙的不同。对老三袁克良的评价是：他是一个“不识时务”者。
纵观近年来学术界对袁世凯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对袁世凯的研究已经从二三十年前的全部否定其作为，变为以较为理性的态度来分析其具体作为在其时代中的作用，对史料的解读亦更为客观。这种良性变化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学术界不断解放思想，鼓励学术创新；另一方面也证明学术研究的终极追求始终是尽量还原历史真相。
十、近代文明的历史演进
鸦片战争后，中国文明与来自西方的近代文明全面接触，古老的中国开始慢慢吸收融合近代文明。美国学者塞缨尔·亨廷顿在他享誉世界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总结了八个西方文明的特征，其中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法治”、“代议机构”和“个人主义”。这里就观念的现代化、宪法和政体三部分来梳理学术界对近代文明在中国的历史演进的研究。
（一）观念的现代化
德国学者方维规在《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一文中对近代中国的“文明”、“文化”观念进行了追踪式的考察，揭示了西方观念输入中国而为中国人接受的复杂历程，是近代观念史研究中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
有人讨论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问题，对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作了考察，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严重的内忧外患使中国人逐渐觉醒，是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条件；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三个阶段。它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使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得到普及和被接受，对统治者的专制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有人研究了晚清洋务思想家的近代外交观，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外交”观念的演变，认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西交往的日益频繁，洋务思想家的外交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家通过对主权观念的认识、对使节制度的建言、对交涉之道的探讨以及对国际外交准则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外交”理念，形成了他们的近代式的“外交”观念；这种新式“外交”观念的形成，推动了晚清外交观念的近代化。
有人通过考察民国初期沿海地区城市社会变革的种种事象，概括了知识群体和市民阶层在社会价值、社会伦理、社会风俗、大众文化等问题上的认识的变化，通过分析城市市民阶层思想观念的变化，说明了社会变迁与民众观念变动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价值：它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精神开始渗透到社会伦理观念中，并逐渐萌生了大众文化。
有学者指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积极推动外使觐见礼节的改革，在为德皇制作宝星（勋章）、购置世界地图、亲撰致日本国书、召见伊藤博文、派使韩国等细小事件的处理中，均反映出其对外观念的调适。尽管光绪帝力图摆脱传统外交（天朝体系下的华夷秩序）的束缚，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外交）靠拢，但他内心世界中的对外观念与外部世界仍有隔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这个传统深重的国家在这一靠拢过程中的艰难与无奈。
有学者认为，“开放的文化观念”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外患紧逼和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为寻求国家、民族生存发展之道而逐步发生和形成的重要观念。此前，在君主专制时代，统治阶级有意地实行文化封闭政策，加上中国文化在长期发展中，整体上从未曾遇到严重的挑战，因而养成了一种自满和封闭的文化心态。鸦片战争后，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长，觉悟到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封闭的文化心态开始逐渐朝着开放的方向演变。但因政治变革占据着特别突出的地位，文化的全方位开放尚未成为知识界充分的自觉。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文化开放观念才逐步成熟起来，其领袖人物开始把加强中国与世界文化的相互沟通、努力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更加密切的关系作为自觉努力的方向。这种努力表现在诸多方面，有人以“世界丛书”的酝酿、出版以及知识界围绕世界语问题的讨论为例，探讨了新知识界所具备的世界化意识和文化开放观念以及他们为此所作的努力。
（二）宪法问题
有学者系统地论述了近代中国宪法的演进过程。
清末新政中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的诞生，这是中国社会步入民主法治时代的形式上的标志。《钦定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都对君主权力作了限制性的规定。《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了臣（公）民的权利。但是，由于清末立宪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它对臣民权利的规定也只是“涂饰耳目，敷衍门面”，而且宪法对皇帝权力的限制是极其有限的，因而，清末立宪只是表明民主法治已从思想家们的意识转化为实在的法律制度，表明专制人治的政治架构已被打破，但距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还需要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根据资产阶级“主权在民”原则，确立中华民国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约法仿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构造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现代政治体制。但是，由于临时约法确立的三权分立、议会制等不符合中国国情，加上其运行缺少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使其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在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多年间，先后制定了12部宪法性文件，足见宪法的地位并非可有可无。但这些宪法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权威地位，而且在实质上充斥着体现封建专制、军阀独裁统治本质的内容，其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也是虚假的。
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五五宪章》、《中华民国宪法》三部宪法，以民主、自由、法治为名，而行专制、独裁、人治之实，使中国法律发展在形式上大有进步，而实质上则徘徊不前。首先，宪法规定国民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但其中对国民大会之权力作了最大限度的限制。其次，宪法实际确认了总统独裁的政治体制。再次，宪法虽罗列了人民诸多的权利义务，但又加以种种限制。
从清末新政开始，每届政府都不得不制定宪法以顺民意，而宪法仅仅停留在形式上使民众不能容忍。这使得任何以民主的名义建立的独裁统治都不得长久。在一次次的“破”“立”之间，中国社会宪政观念在不断增强，宪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三）政体的演变
有学者认为，晚清政体模式转换的总体思路是把君主立宪政体作为目标模式，以中央集权方式重建单一制国家。君主立宪制作为目标政体，必须既能满足现代化要求的政治民主化，又能提供为恢复一个结构完整、有效的权力体系所需的行政集权。百日维新及清末新政均是企图以传统政治权威的合理性为基础，在保持现存秩序延续性、稳定性的前提下，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实现传统政体模式的转换。辛亥革命后，政体模式的转换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二是袁世凯北京政府时期。前后两阶段尽管在性质上、方法上均有不同，但都是沿着中央集权的思路努力实现国家统一和政体模式的转换。孙中山和袁世凯试图从不同的途径来实现政体模式的转换，但都没有成功。此后，中国便进入了军阀统治时期，政体模式的转换仍在进行。尽管在政体形式上，统治的范围及政府的有效性、合法性各有不同，但在本质上均属分权专制政体。由于完全背逆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分权专制政体最终成为革命的对象退出历史舞台。
也有人说，在辛亥革命后可供选择的政体有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孙中山等人倾向于前者。但随后各省代表在选举总统时，孙中山并未当选。因此，为了限制袁世凯，孙中山等人又转而支持内阁制，犯了“因人立法”的错误。《临时约法》在总统之外复设总理，且未确定总统府与国务院孰为最高行政中枢，于是导致了一国之内同时具有两个行政中枢的二元化政体格局。“府院之争”即是这种政体结构缺陷的例证。《临时约法》的另一缺陷在于未能在规划政体结构时妥善处理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一方面产生了较之英、法等国限制行政权力的措施更为“变本加厉”的同意权，而另一方面，对于行政如何反过来制约立法却没有一条具体的规定。这些说明了革命党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理解的肤浅和幼稚。
西方文明是近代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主角，其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近代中国被“绑架”而搭上了这班车。在一次次破旧立新的蜕变中，中国也成了近代文明历史演进的一部分。学术界历来对中国的近代演变怀有极大的研究兴趣。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术界对于中国是如何开始参与这一进程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角度也更为多样，许多成果对于当下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