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世界史？（沃斯特，刘家和，马克垚，钱乘旦）
什么是世界史？（沃斯特，刘家和，马克垚，钱乘旦）
《光明日报》2015年01月10日 11版
本文标题的问题极易回答——世界史就是这个世界的历史。但是要准确回答这个世界是什么，或者说，这个世界在哪里，它的历史起自何时，就比较难了。
世界史应当是关于整个地球的历史。新牛津美国词典将“世界”解释为“地球，民族以及自然特征”，韦伯辞典也将“世界”定义为“地球及所有在其上存在的人和事物”。我则更倾向于说，除了所有的国家和人，世界史还必须包括地球上一切有机和无机的自然之物。无疑，我们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书写这个整体的某一部分，但是，我们同样应当从地球行星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自己。
欲使世界史昌盛于历史学者当中，需要拆除三座堂皇的壁垒。第一座壁垒透过单独的民族国家孤立地思考过去。这种陈旧的思考方式通常带有民族主义或例外论的色彩，而这种情绪有时甚至也存在于历史学家当中，以致令他们难以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批评。
世界史研究的第二座壁垒则是将自己在地球所处的这个区域看作一切事物的中心。历史学者往往竭力追问哪个地区更好，为何此地区成功而彼地区失败，为何西方衰落而东亚崛起等问题。很多学者在反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同时走向区域中心主义，但后者也可能成为必须被克服的另一个盲点。
在推动历史学者挑战区域中心主义的努力上，无人堪比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他将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1种，没有任何一种较之其他更为优越。他让全世界的读者看到所有地方的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如果将之摒弃，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世界历史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永久的遗产，是一部后区域史，它在精神上是宽容的，在分析上是复杂的，并具有成熟的理解能力。
威廉·麦克尼尔与其子约翰一道，出版了《人类之网》一书（2003）。该书超越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强调通过贸易、旅行、思想和技术的传播，连接世界人民、文化以及文明的各种关系的组织或网络。斯、汤二人倾向于将过去的文化和文明看作是独立的、自力更生的，麦克尼尔则强调，人类之间，总是在一个独特而又相互影响的世界性网络中彼此依存、联系。这个人类之网的形象大概是今天世界史学者中的主导范式。
与其父相比，小麦克尼尔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另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发展方向。他指出，历史讲述着一个人类物种创造更为人化的星球的线性故事。相对另一些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带来技术对人的掌控权力，以及控制技术的少数精英对他人的控制权力，小麦克尼尔并非反技术或亲自然者，而是一个人类成就的谨慎赞美者。因此，他和另一些人一道开始用“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观点撰写世界史。
“人类世”是在人类统治下的地球的名称。关于它，仍然存在若干根本性的争论。这里，我试图看到它可能具有的积极方面，促使历史学者超越我们偏狭的人类视角，将人和自然的关系视为世界史的中心来关注。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最新的范式。
至此，我们遭遇了第三座壁垒，阻碍我们完成一部包罗万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人类中心主义。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定义着我们这一学科的特征，而今，如同古老的民族中心和西方中心主义一样，遭受到挑战。在新一代史家看来，世界史应当不仅聚焦于“人类之网”，也应关注“生命之网”（the “web of life”），亦即这个星球的生态。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试图打破这一疆界，书写一部更为完整的世界，或地球的历史。其大作《文明：文化、野心与自然的变迁》看似是对汤因比时代的回归，然其标题的后半部分却将我们的注意力自上帝的思维转向地球上的物质生命。他将“文明”定义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我不尽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但是我认为他指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自然。尽管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其他学者（还有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并未完全无视自然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只是在最近才有历史学家开始发展出一种更具生态学的觉悟，并且更科学地进一步理解他们的任务。
这种意识的扩大引导历史学家们去接受自然科学，其趋势是老一代人所不可想象的。我们可能正生活在一个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已达到空前规模的时代，但是这种控制仍然是有限的、零星的，而且大约不可能延续到遥远的将来。如果历史想挣脱所有狭隘的地域主义，冲破古老学术上的陈旧假设和意识，这将是我们必然的去向。
而今，我们站在比之从前所实践过的更为充实、优秀的历史的边缘，一个世界，或曰地球的历史，它包含中国，也包含世界的其余地方，它包含所有人类，也包含岩石、树木、季节和气候，一应在我们之前便已存在，也与我们共同塑造今天这个星球的事物。这便是我希望未来我们所撰写的世界史的范围与尺度。
在讲“世界史”之前，我们首先会问，什么是“世界”？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来讲，英文的world和德文的die Welt是同一个字根，都来自于条顿语，这个词的词源义为“世代”或“人生”，其首列义项为“人类存在：人类存在之时期”。由此词源义引申出不同方面与层次的引申、次引申义，或表人类之全体，或表其中之部分等等。这个词在法语、俄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情况与英文相似，同样具有多方面、多层次之引申义。中文的“世界”最初叫作“天下”，“世界”这个词是从佛经翻译过来的，“世”是讲时间的，“界”是讲空间的，仍然具有上述的特点。所以，“世界”这个词是个极广泛的概念，可以广到“人类的存在”，甚至到“存在”，几乎是包罗一切的。最高一层的“世界”就是现在讲的“全球”。另一方面，“世界”又可以指整体之部分，小可以小到一个圈子，比如工商界、学术界。讲“世界史”，实际上就是讲“小世界”如何形成“大世界”的这样一种过程。因为，我们认识的世界都是从离我们最近的世界开始的，逐渐认识到远的世界，人类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形成共同的世界，就是“小世界”和“大世界”相交融的结果。所以，“世界”这个词从内涵上讲是多层次的，从“整体的世界”到“分层的世界”，一直到我们所看到的“小的世界”。
第二个问题讲中国的“世界史”，是一个名与实的问题。现在，我们中国的“世界史”是名不副实的，“世界史”中不包含中国史，我们已经习惯了“外国史”就是“世界史”的看法。从这个概念的外延来讲，“世界史”缺少中国是不完全的，不符合“世界史”的这个定义。接下来的问题是，“世界史”的外延假如说就是指全世界，那真正的“世界史”能够做到全世界吗，包括每个国家，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包括麦克尼尔的著作在内的“世界史”都没有包括每个国家。因为，要包罗一切国家，既无可能，又非必要。无可能，不难理解；非必要，还是需要从“世界史”概念内涵的角度予以考察。“世界史”的下面是“国别史”或者“文明史”，而“世界史”跟“国别史”的区别，除掉概念的外延之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内涵。“世界史”必须是一个统一体，一个整体的存在，必然是有其内在结构之“大一”。“世界”如果是一个个国家的话，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文明都是一个“小一”，它有自身的内部结构，如果把每个国家自身的小的结构加在一起，是加不出一个“大一”来的，还是“小一”，一堆杂乱无章的“小一”。诸“小一”自身结构的简单相加，得出的必然是“多”，用康德的话来说，只能是茫然无序的“杂多”。所以，不能把“国别史”简单地相加就成为“世界史”，必须是国别的历史在相互的交往中，由“小一”到“大一”，世界才会成为一个最高一级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超乎诸“小一”之上的“大一”。所以，真正的“世界史”应该从交往中看，从联系中看，从融合中看。一位合格的世界史家，在写“世界史”的时候，不是把每个国家都写出来，他要从这个国家对全世界的贡献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从世界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永远会在一定时间和地方把那些对于世界最起作用的国家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把其次的国家写在不同历史“景深”的不同层次上，以至把某些未起重要作用的国家放到昏暗的地平线以下。这里用的“景深”是照相的术语，就是通过透视的方法把各个国家放在不同的层次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史也是不能不写入“世界史”的。
再谈第三个问题。刚才说到，“世界史”是可以以“国家”为单位的，除了“国家”，这个单位也可以是“文化”或“文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是可以不要？我个人的答案是应该有或必须有。其理由如下：第一，如果“世界史”是以国别为基础来架构的，那么其研究取向就必然是跨国的和国际的。中国历史在形成的过程中，内部不断有着跨区和区际的沟通与一体化的进程；对外也一直有着跨国的和国际的沟通与关联的进程。中国在由“小世界”到“中世界”再到“大世界”的进程中一直在发挥着作用。第二，如果“世界史”以文明为基础来架构，那么，借用雅斯贝斯的话来讲，中国既有“古历史文明”，又有“轴心期”文明，而且已经在以往的人类文明的交流与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忽略中国文明史，则无法研究世界文明史。第三，每一个国家都必然有其观察“世界史”的视角或出发点。各国有自己看世界的出发点，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其独特价值的。因为，“世界史”在经验的层面上存在于交往和连贯的过程中，而在理性的层面上则存在于逻辑的比较研究中。没有比较研究，就不可能在“异”中见“同”，也不可能在“同”中见“异”，从而也无从在“多”中见“一”，“一”中见“多”。而比较必有其自身的出发点，各国皆有其自身的特色。多重的以至竞争的各具特色的比较视角，有可能成为人们丰富自己对于“世界史”认识的可贵资源。
如何编写世界史，提出的方案和进行的实践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我这里说的只是个人参加编写多部世界通史而得出的一些感受。
我国编写世界通史，应该说是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开始的。那时理解的世界史，就是全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它应该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应该有一个体系。1962年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导言中就说明“论述各时期中国历史的概况和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但如何构建世界史的体系，讨论起来可谓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应该批判欧洲中心论，因为接触到的外国学者编写的世界史这个问题相当突出，如欧洲部分很多，东方各国很少；欧洲部分是中心，东方各国只是边缘；欧洲部分系统明显，东方各国凌乱无序等。但进行了批判后，建立起来的新体系仍然脱离不开原来的模式。萨义德的《东方学》给人以启发，他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对东方的认识充满种族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可是由于西方的话语霸权，当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时，也是通过西方的“东方主义”棱镜进行的，没有建立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我们力图创新的世界史体系也仍然摆脱不了西方中心的窠臼。
中国人不但受东方主义的影响，最近顾明栋指出，还受“汉学主义”的影响。汉学主义是西方人以欧洲优越、欧洲中心论的眼光认识中国形成的中国观，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落后状态，所以部分中国人也接受了这种主义，拿来观察自己，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无意识。其中心表现可以概括为：⒈西方比我们强，我们事事不如人，有时虽然感情上不愿意承认这点，但是理性上却不得不承认；⒉西方人说的都是对的，他们是我们对、错的仲裁者；⒊西方的历史、文化都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而我们仍然处于低级阶段，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由于文化无意识的作用，汉学主义的形成也有许多中国人添加的材料，是“他者殖民”和“自我殖民”的双重结果。和东方主义不同的是，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是不可能西方化的，永远是一个“他者”，而汉学主义却认为中国可以西化。
由于这些“主义”的影响，我们编写世界史，建立自己的体系就困难重重。我们遵从的谱系，承认的发展正道是古典文明、封建时代、民主革命等，全是西方的路径。不论是五种生产方式说，还是现代化论，还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都离不开这一谱系，也就是都是以西方为正统。西方古代是民主的，东方古代是专制的；西方的封建，孕育了资本主义城市，还孕育了代议制民主，而东方的封建就是落后、专制；近代西方的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更是今天世界的基础，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向其学习。世界历史当中具体的概念、结构，全是西方的标准，像民主、自由、平等等等。官僚制的标准是韦伯的，中国的官僚制则不能成为标准；封建制是以西方的封君封臣制为标准来看东方各国是否有这样的制度，而不是用中国的封建制来看西方；讨论的是中国的奴婢、部曲是否合于西方的奴隶或农奴，而不是反之；讨论的是印度的首陀罗是不是奴隶，而不是奴隶是不是首陀罗。至于什么理性、现代性等，那更是西方的“专利”，东方的历史不容置喙。我们没有自己的世界史体系，使用的是西方人以西方为标准建立的世界史体系，这一体系应该说也有符合普遍规律的内容，但是更多的是西方的独特性，如何能拿来建立普遍性的世界史体系呢。
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的编写世界史的方法，试图淡化民族、国家的内容而强调各文化、文明之间的交往，编出不少有新意的世界史。不过，我觉得这些世界史也仍然是从西方出发看世界的。而且，文化交流、跨文化互动、人与自然的交流、互动等确实构成世界史的某些内容，可是这些交流和互动之所以发生的出发点仍然是民族、国家；造成这些交流、互动的因果关系，还是要到民族、国家之间去追寻。叙述人类历史离不开时间、地点和事件，这三者都是在民族、国家之内发生的。研究人类历史，为的是了解过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有助于走向未来，这更不能离开具体的民族、国家。
所以，我以为，要编写一部综合了世界主要民族、国家发展规律，体现世界历史的科学进程的世界史，首先要设法清除我们头脑中的东方主义、汉学主义影响，然后选择世界上的一些重要的民族、国家（比如包括中国、印度、阿拉伯、奥斯曼、俄国、欧洲和美国等），在比较中研究它们历史发展的特点，探讨它们的特性和共性，在这样的艰苦研究中，逐渐建立起科学的世界史理论和方法，进而总结出世界共同的发展规律，最后也许可以达到写出具有新体系、新观点、新方法的世界史。
西方史学流脉中的“世界史”是一种“新史学”，它指20世纪60年代兴起、90年代风靡的一个历史学新分支，在很大程度上同义于“全球史”。但在世界范围内，对“世界史”是有不同理解的，本文对此作简单梳理。
什么是“世界史”
“世界史”有不同的含义，人们一向有不同的理解。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世界史”是指“外国史”。中国古代历史学中没有“外国史”这个概念，因为在古代中国不存在“世界观”，而只有“天下观”。西方史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有“世界”的地位，因为在“西方”，从来就强国罗列，写历史都不可能避开“外国”。古代的东亚从来都是一国独大，对中国来说，“外国”并不重要。这样我们就看到，从希罗多德开始，西方的历史差不多都是“世界史”，而中国传统史学确实只写“中国史”。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世界”的存在，由此就渐渐有了“世界史”。自那以后，中国人对外国历史的了解经历了介绍、翻译、留学与早期研究几个阶段，史学门类中也出现了“西洋史”和“东洋史”。人们对外国的历史不再陌生了，大中学校也开始讲授外国史；但作为学术领域，“世界史”是不被承认的，留学生从国外回来，教的是外国史，研究需做中国史，人们把“世界史”看作是知识而不是学术，一直到1949年情况都基本如此。
“世界史”作为学科，是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出现的，那是因为在俄国的史学传统中，很早就有“世界史”了，在苏联历史学体系中，“世界史”非常重要，与苏联本国史平分秋色。但苏联的“世界史”是包括本国史的，俄国历史在“世界史”教科书中占很大比例。这个特点在中国全盘引进苏联体系的时候却消失了，中国的“世界史”，成了刨除中国历史的“外国史”。所以在中国学术语境中，“世界史”就是“外国史”。
由此我们看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对“世界史”的理解是不同的，而20世纪60年代西方史学界又兴起一种更加不同的“世界史”，这种“世界史”的最大特点就是摆脱自兰克以来西方史学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史的纵向观察角度，提倡用横向视野来观察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它注重地区、文明、国家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揭示遥远空间范围内各种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和“全球史”基本上同义，威廉·麦克尼尔的一本不大的小书《世界史》是标识。
有论者将这种“世界史”视为历史学的一大进步，认为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历史。我不以为然。“世界史”或“全球史”只是20世纪西方“新史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历史学大家庭中一个新的分支，它确实填补了有“史”以来历史学几乎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空间，即横向的空间，因此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但它也和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有它自身的弱点，而这些弱点也是很明显的。
如何做“世界史”
由于对“世界史”的理解不同，人们做“世界史”的路径也不同。西方史学传统中一直有“世界史”，而写史的方法基本上采取叠加的手段，具体可以归纳为几种：
1.地域的叠加，即把一个个地区或国家的历史分开写作，然后拼在一起，形成“世界”历史。古代希罗多德、奥罗修斯等人的作品可说是这种叠加的样板。
2.事件的叠加，把世界上发生的事一件件写出来，放在一起，就组合成一个“世界”史。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的著作《二十世纪世界史》是一个例证。
3.时间的叠加，按时间顺序编排内容，也就是编年史手段，中世纪欧洲僧侣常用该方法写历史，近代历史学家也有这样写作的。
4.主题的叠加，这种叠加方式可说是一种创新。20世纪以来，人们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关注的对象，而有些作品就把涉及不同国家的相同主题写成一个个专题，然后合成“世界史”。这方面的典型，可以“新编剑桥某某史”为证。
5.现象的叠加，把世界上各种历史现象加在一起而写成“世界”历史，美国作者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就是其典型。其实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用“文明史观”写成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种叠加，但叠加的对象是“文明”。
以上所有叠加其实都是用纵向的视野观察历史，这是一种层叠的结构，表达的是纵向的因果关系。但新的“世界史”即“全球史”却对历史进行横向的观察，表达横向的因果关系，强调横向的关系与互动，所以它在对历史进行诠释时往往以横向素材为依据，这是新“世界史”最大的特点。
怎样看待“世界史”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哪一种“历史”更好？其实各有千秋。新“世界史”或“全球史”有其明显的优点：它跳出民族国家的历史写整体的历史，试图纠正纵向历史常有的缺点，即把完整的历史分隔成一块一块，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它填补了以往历史中未曾注意的内容即互动与关系，揭示人类历史中横向的因素，尤其是跨地区的横向因素，这是对历史编纂的重大贡献。它试图揭示地区与地区、事件与事件、时间与时间、现象与现象之间的横向逻辑，开辟了与层叠的历史完全不同的平铺视野，丰富了历史的内涵。它还力图否定西方中心论和一切其他“中心论”，在全球化时代尝试编写“全球史”。这些都是它的优点，可它也有明显的缺陷、甚至固有的缺陷，即在书写横向历史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抛弃了纵向历史，结果从纵向的偏颇转移到横向的偏颇，比如在“全球史”一些代表性人物的作品中，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内容如民族国家、工业革命等很少或不被提起，甚至连这些字眼都不出现。进而，扬弃民族国家历史的立场有可能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利用，为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理性提供历史学依据。
由此可见，纵向和横向的历史各有千秋，甚至可以说优势互补。作为一部完整的人类史，横向和纵向都是客观存在，并无“先进”“落后”之分。我不会把不同的视野、不同的方法比作登高爬山，一个台阶比另一个台阶高；我宁愿把它们比作流水成河、汇入大海，因此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